哈默頓接受領事職務時，恰好是賽義德永久地放棄他的阿拉伯出生地的時候。馬斯喀特一直處於動盪之中，其大部分民眾極度憎恨蘇丹，所以賽義德將管理國家的重擔交給了他的長子蘇維恩，並任命他為攝政王。（蘇維恩很快就證明他與他的父親一樣靠不住，波斯灣的一位英國官員對他的一個殘忍行徑嚴厲批評：「我相信在阿拉伯的歷史中，鮮少有能與之匹敵的失信行徑。」）
哈默頓和賽義德是一對奇怪的組合，他們的命運將在接下來的15年裡相互交織。哈默頓個人不喜歡阿拉伯人，「世界上沒有人比他們更能保守訊息」，但是提到賽義德的時候他總是謹慎小心，稱他為「殿下」或者「伊瑪目」。在聽說更多關於賽義德私人生活的情況之後，他將賽義德描述為酒色之徒，極度沉溺於閨房之樂，並將他的精力消耗在一眾姬妾上，他和她們生有100多個孩子。（哈默頓的譴責是維多利亞時代的行政長官對東方統治者放縱享樂的典型反對意見。）
在他看來，賽義德主要是依賴他的個人魅力和隱藏內在想法的能力。他對同胞殘忍無情，但對待歐洲人卻溫文爾雅、慷慨大方。蘇丹與領事的共同興趣是馬。賽義德最喜歡的一句俏皮話是：「傳教士、女人和馬匹只有到死才能被稱為好。」隨著友誼的增進，他們有時會在清晨一起沿海岸策馬飛馳，而這些遠足給了他們討論問題而不被竊聽的機會。
然而，蘇丹和哈默頓在1841年五六月首次接觸的情況不太樂觀。當賽義德質疑哈默頓對他的忠誠，並且暗示他只是東印度公司的一個僕人，而非維多利亞女王的真正使節時，哈默頓非常惱怒。
哈默頓向賽義德宣稱：「我將我之前對您說過的話再說一遍，女王的利益與公司的利益不是一分為二的，而是一致的，二者毫無二致而且不可分割。」他反駁居住在桑給巴爾和大陸沿海地帶的數百名印度商人和工匠不是英國子民的說法：他們過去處在，將來也會處在女王的保護之下，因為他們中的許多人通過為奴隸販子提供資金而賺錢，所以他們也不得不當心女王陛下的法律。用哈默頓所謂的「高調」與蘇丹討論這些話題，對於哈默頓而言取得了驚人的效果。
哈默頓意識到，不利於他的報道是美國領事理查德·沃特斯散播的，後者很自然地將他視為自己的威脅。但是，他想要建立凌駕於沃特斯之上的優先權還需要一些時日，部分原因是賽義德的「蘇丹」號近日穿越了大西洋，儘管有一些船員對遭受不守規矩的美國人的牽制感到憤怒，但是其他人堅決認為美國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
不久，皇家海軍的戰艦適時造訪桑給巴爾，這的確提升了哈默頓的地位。1841年底之前，賽義德宣稱「以先知的靈魂起誓」，他完全信任維多利亞女王的代表，並且很樂意將自己置於「英國的保護之下」。哈默頓還向他的上級吹噓，他已經安排移走了掛在賽義德的座椅後面、表現美國戰船征服英國戰船場景的那兩幅畫。他聲稱，這些畫已經被替換成他送給蘇丹的畫了，其中一幅畫的是1827年納瓦里諾海戰中皇家海軍擊敗土耳其艦隊的場景。（實際上，在哈默頓到達桑給巴爾的前一年，即1839年，美國傳教士埃比尼澤·伯吉斯看到兩幅表現納瓦里諾海戰的畫掛在蘇丹的會客大廳裡。）
賽義德身邊的阿拉伯謀士們尚未做好被英國人爭取過去的準備。他們知道哈默頓的部分任務是反對奴隸制，這將收緊他們脖子上的套索。但是，他們並沒有試圖將這項貿易的殘暴行為從他的眼皮下移除。在就任領事的幾個星期內，哈默頓開始滿懷激情地給他的上級寫信。奴隸處於「悲慘的境地，大多死於飢餓與疾病」，當他們抵達桑給巴爾時，有些甚至不值得被拍賣，而為了省下一個奴隸一銀幣的進口稅，他們被扔到海灘上等死，在那裡他們的屍體會被狗吃掉。世界上沒有其他地方存在這樣的「悲慘景象和人類的苦難」。但是，哈默頓總是試圖為「殿下」尋找藉口，他說如果賽義德是一位自由代理人，這個問題將很快被解決。
英國和印度的英國殖民當局受到這些信件的刺激，開始不斷向蘇丹提出相關問題，要求他在他的整個帝國終結奴隸制。一方面，禮貌規矩的做法比較可疑，因為派到蘇丹宮廷的領事給予賽義德英國正式認可他統治其國家的權力；另一方面，結束奴隸制是基督徒的義務，英國人認為他們是唯一具有資格完成這項使命的人。他們傳遞給賽義德的資訊毫無疑問地表明瞭這一點。
他還意識到他仍然受制於印度的英國殖民當局，而印度的英國殖民當局1843年要在整個地區正式結束奴隸制的宣言極大地加強了它的道德權威。（儘管加爾各答的一些行政同僚抵制廢奴，但是托馬斯·麥考利仍舊起草了廢奴法案，而他後來因寫出了5卷本的《英國史》獲得了巨大的聲望。）在之後的幾十年裡，「違反這項法案的遠遠要比遵守它的多」。但是事實上，因為在次大陸奴隸缺少法律地位，印度的奴隸主們並沒有得到補償，所以如果賽義德同意禁止奴隸貿易，他也更加不可能指望英國彌補他的損失。
在19世紀40年代早期，賽義德與帕默斯頓的立場相對立，賽義德還發現自己與羅伯特·皮爾爵士手下的外交大臣阿伯丁勳爵的通訊，陷入了轉彎抹角的含混狀態。只有一次，賽義德得到過暗示，英國可能會給予他金錢安慰。但是，阿伯丁一再複述相似的論點，即「合法商業」的利潤將很快填補奴隸稅收方面的損失。這種說法在威斯敏斯特引發巨大反響，然而，桑給巴爾的現實情況完全不同，在那裡合法的商業意味著除了象牙貿易，只剩下種植丁香、玉米和高粱，以及收穫椰子（幹椰子肉被用來煉食用油）和用於製作清漆的柯巴樹膠。與賽義德一同來到東非的成功的阿拉伯移民，一直需要勞動力為他們的種植園工作，而他們只知道一種獲得勞動力的途徑。
與賽義德商談英國商業條約的哈默頓與科根上校交涉之後，得到了奴隸經濟的有力證據。「科吉姆汗」此時正在桑給巴爾經營一家貿易公司，並且開始和蘇丹聯合經營一個蔗糖種植園。作為一個英國人，他的問題在於根據英國法律使用奴隸收割甘蔗是犯罪，但是這座島實際上沒有「自由」勞動力。科根向哈默頓建議：他會購買奴隸，使他們作為奴隸被僱傭，但是他保證幾年後釋放他們。哈默頓公開譴責這種想法，說它只會「助長和教唆奴隸貿易」。
這兩個人之間的友愛所剩無幾。哈默頓向外交部抱怨到達桑給巴爾的「歐洲冒險家」，顯然科根被歸入此種類別：「看到一位被全能的上帝賦予天資的君主被如此輕易地誘勸和欺騙，真的使人非常痛苦。」對科根而言，他十分有說服力地指責哈默頓正在損害英國的利益，這些觀點傳到了倫敦。印度董事會甚至建議孟買當局換一個新的領事。（一個關於酗酒的有力事實也對哈默頓不利。某日清晨，他喝得爛醉如泥，跌跌撞撞地爬上了一艘船，他誤以為它是英國船，而事實上它是一艘停泊在桑給巴爾海港裡的法國船，儘管如此，那位法國船長還是款待了他一頓美好的早餐。）最後，這位領事還是保住了他的職位，而科根決定關閉他的公司並且離開這座島嶼。
1845年10月，英國強加給賽義德一份新的條約。條約允許他在他的非洲統治區域內繼續自由運載奴隸，其範圍是拉穆和基爾瓦之間500英里的斯瓦希里海岸，或者從斯瓦希里海岸到桑給巴爾和其他沿岸島嶼，但是不包括第一次賽義德承諾抵制奴隸出口的地區，即從他的統治區域直至阿拉伯半島和其他亞洲地區。值得注意的是，他同意皇家海軍和東印度公司的船隻有權抓捕任何他或者他臣屬的運奴船，只要它們不在其非洲海域航行。
賽義德為各種各樣的讓步抗爭，例如從衣索比亞進口宦官和姬妾的權利。儘管條約沒有專門授予這些權利，但是某些條款的表述仍然有意含糊不清。而且，沒有任何試圖限制賽義德和他的臣屬擁有奴隸的條款，因為哈默頓知道要把握逼迫賽義德的安全尺度，在桑給巴爾他的奴隸最多。
新條約的侷限很快就顯露出來。孟買當局告訴哈默頓，從桑給巴爾來的運奴船仍然不斷抵達阿拉伯半島和波斯灣的港口，其中一艘已被確認是賽義德本人所有。但是，蘇丹很快表達了對其他積極從事相似事業的人的恐懼：當皇家海軍摧毀了基爾瓦南部大陸的幾座大型奴隸臨時禁閉處時，蘇丹將印度奴隸主稱作「殘忍的動物」。從事奴隸貿易的人不時被公開鞭打，他們因為其他理由而失寵。
有時候，哈默頓的信反映出他對未來抱有積極的看法：奴隸貿易不斷被削減，賽義德的誠摯不容置疑。而在其他時候，他又有些憂鬱，他承認取得的進展非常有限，賽義德自己的孩子公然反抗他，他的臣子也沒有人真心遵從他的命令。
英國希望能從源頭壓制東非的奴隸貿易，但是關於這一點一直存在一個奇妙的矛盾，即這個源頭究竟在哪裡？它顯然不在桑給巴爾，這個巨大的市場到目前為止在所有的歐洲廢奴主義協會之中聲名狼藉。桑給巴爾對岸的巴加莫約（「放下負擔之地」）港口也是如此。這些港口只是商隊的集合地，在幾個月之後那些商隊在內陸排成一列行進，與他們一起的還有戴著手銬、揹著象牙的俘虜。這些俘虜來自何方？當被問詢時，他們講到遙遠的山脈、河流和湖泊，但是沒能描述出他們通往海洋的路線。掌控商隊的阿拉伯人和斯瓦希里人則選擇對訊息保密。唯一清楚的是，在這些漫長的內陸旅途中奴隸的死亡率和在海上航行時的奴隸死亡率不相上下。
儘管歐洲人對東非的內陸地區越來越好奇，特別是威嚴的地理協會的考察委員會，但是哈默頓和少數其他居住在桑給巴爾的歐洲人不傾向於前往非洲內陸冒險。他們堅持認為他們在那裡不會受到歡迎，情願依賴他們容易得到的小道訊息來獲取對非洲內陸的瞭解。
然而，1839年9月，美國傳教士埃比尼澤·伯吉斯將船停靠在桑給巴爾，他的態度則積極得多。他當時正在去往印度傳播福音的路上，但他對「黑色大陸」也十分有興趣。他花了幾天時間，向尼亞姆韋奇族的商人打聽情況，他們的故鄉遠離海岸，在「一個內陸大湖」附近。他把這些人稱為「馬諾莫伊西斯」（manomoisies）。28年前，托馬斯·斯密船長也見過他們，他稱他們為「密安梅茲斯」（meeanhmaizees）。伯吉斯認為尼亞姆韋奇族是「非洲那片地區最富有、最有膽量的部落」，而且他還與他們中的一小群人交談過，這部分人來到海岸地帶，想與蘇丹商談有關貿易沿線的安全的條約。他們中的有些人有八十個妻子和四百個奴隸：「女人幹活；男人工作到他們擁有的錢財足夠買一個妻子的時候，然後他們就不再工作，只是做生意和打仗。」在他的船再次前往孟買之前不久，這位傳教士有一個與另一群尼亞姆韋奇人交流的機會。他寫下他們語言中的基礎詞彙，一直記到第二十個，之後他們就不耐煩了，「我通過給他們測量身高、檢查他們的裝飾物之類的行為來暫時取悅他們，但他們還是很快離開了我」。
伯吉斯還向兩個商隊的阿拉伯人打聽訊息，他們近來被賽義德·賽義德派往內陸。其中一個商隊行進45天后，離那個「內陸大湖」還有一半的路程，蘇丹暗示他們，那些想要了解非洲內陸的白人旅行者可以加入他們的遠征隊伍。伯吉斯聽到這個訊息非常激動，並且對一個商隊在他和他的傳教士同伴到達之前剛剛出發表示遺憾：「如果現在正是時候，我們就應該考慮，我們之中是否應該有人不為金錢、不怕損失時間而參與其中。」
桑給巴爾給伯吉斯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將該島視為「通向非洲東部的道路的起點」。桑給巴爾的惡劣氣候根本嚇不倒他：「儘管這裡的氣候對法國人是致命的，但是英國人和美國人的健康狀況良好。當然，還是有必要比在新英格蘭更加謹慎。」但是，這位無憂無慮的波士頓人必須繼續航行前往孟買，以至無法考驗他的樂觀主義。深入神秘東非的首次嘗試，將留待一位年輕的法國海軍軍官來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