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克拉普夫博士的勇氣、膽量和傳教熱情，我們要向他致意，這樣一位紳士開啟了幾乎封閉的東非海岸……他必將保持開拓這條道路的榮譽。
——查爾斯·紐《東非的生活、漫遊與勞力》，1874年（charlesnew,citelife/cite,citewanderingsandlaboursineasternafrica/cite）
路德維希·克拉普夫博士，完全不同於聲名狼藉的印度青年軍官理查德·伯頓通常選擇的結交物件。但是，一聽說這位德意志傳教士兼探險家也在開羅，伯頓決定要找到他。儘管伯頓之前喬裝成一名穆斯林朝聖者進入阿拉伯半島，冒險前往麥加和麥地那，此時剛剛返回開羅，但是克拉普夫早就名聲在外了。他上一次拜訪倫敦還是1850年，3年後他遇到了伯頓，那時他已經見過阿爾伯特親王、坎特伯雷大主教和帕默斯頓勳爵。英國人對克拉普夫的探險極有興趣，因為儘管他出生在符騰堡，並且在巴塞爾受訓，但是他關於非洲的著述是在英國聖公會差會的贊助下完成的。在他自己的國家，他也備受尊重，他受邀與德意志最偉大的科學家馮·洪堡討論地理問題，並且與普魯士國王威廉·腓特烈一起進餐。
但是，克拉普夫從不追求世俗聲望。他人生的真正驅動力是他堅信基督即將復臨。作為一名基督徒，他的責任是在恰當的時機拯救靈魂和「澆灌異教國的不毛之地」。他之所以聲名日隆，只是由於他有機會在東非完成這項使命，而東非正日益成為政治競爭的角鬥場。與這種競爭緊密相聯的是歐洲學者為解開這片地域的謎團所付出的努力，他們想要「填補地圖上的這片空白區域」。由於克拉普夫大膽地冒險進入非洲內陸，去尋找未受伊斯蘭教影響的潛在皈依者，他肯定會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這些理論家們被稱為「紙上談兵的地理學家」，而真正使他們興奮，同時又引發他們中有些人嘲笑的是，克拉普夫宣稱他在距離海岸300英里的內陸赤道線上看到一座山的山頂有雪，非洲人將它稱為肯亞山。克拉普夫的下屬約翰·雷布曼彙報，他在更南邊看到了第二座雪山，它被稱為乞力馬扎羅山。即使是羅德里克·麥奇生爵士，也對這些關於赤道積雪的傳說表示懷疑，他在倫敦皇家地理學會的主席演講中，通常熱衷於贊同一切可能引起公眾想象的發現。但是，傳教士們堅持相信他們自己的眼睛。雷布曼被乞力馬扎羅山的景象所俘獲，以至他坐在灌木叢中閱讀聖經，他的視線立刻落在了第一百一十一首詩篇上：「他向百姓顯出大能的作為，把外邦的地賜給他們為業。」
這種虔誠態度對伯頓沒有吸引力，但是他很快看到了機會，甚至在與克拉普夫交談之前。由於缺少新成員，傳教士被迫離開東非，而伯頓正好可以在那裡開始發展他的事業。克拉普夫曾經談到要建立一系列定居點，穿越非洲大陸直達大西洋，就好像給非洲戴上了一條基督教項鍊，但是這時候他放棄了這個想法。當伯頓在開羅見到他時，他已經40多歲了，精疲力竭，正在去往歐洲進行治療的路上。
克拉普夫也不再對他年輕的同僚抱有幻想，他們似乎已經喪失了到8年前他在蒙巴薩附近建立的傳教總部之外的地方冒險的意願。所有人都時常因為熱疫臥床不起，熱疫已經奪走了他們中不少人的性命，並迫使他們撤回歐洲。倖存者普遍滿足於站在他們屋子的平頂上，向恰巧路過的任何一個非洲人傳播上帝的福音。因此，穿越非洲，從東海岸到達西海岸的旅行仍然是一顆誘人的果實，它已發展成熟，等待人來採摘。
伯頓從開羅將一系列信件寄給他家鄉的朋友——皇家地理學會的秘書諾頓·肖，告訴對方他將如何「追問」克拉普夫，看看他「已經做了什麼，以及還要做什麼」。他冒險說道：「如果（孟買軍隊）給我足夠的時間，我將穿越非洲，到達大西洋一側。」當克拉普夫談到「白尼羅河的源頭、乞力馬扎羅山和月亮山」，讓他想到月神傳說（積雪覆蓋的尼羅河源頭在托勒密的地圖上被稱作月亮山）的時候，他總是隨時準備嘲笑這些「混雜」的資訊。雖然如此，他在給肖的一封信中說，東非地區擁有「大量未開發的資源」，而對阿拉伯半島的進一步探索，除了「沙漠、山谷和部落」，不會有什麼實際的成果。
與伯頓的冷靜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克拉普夫總是不諳世故，但是他的發現可以被看作為帝國的干預開闢道路。他們燃起了一個希望：在桑給巴爾對岸，他們最終可以開闢出一條通往非洲大陸不為人知的中心地區的道路，通往使伯頓那樣的浪漫探險家著迷的傳說中的湖泊和山脈。的確，要不是他們的宗教情懷、階級背景以及個人行為的差別如此巨大，克拉普夫和伯頓很可能在下一階段的探險中成為搭檔。這兩個人都十分熱衷於旅行，並且都能流暢地記述他們的經歷。
和伯頓一樣，克拉普夫也是一名卓越的語言學家：1844年，他第一次拜訪桑給巴爾時，他就交給賽義德·賽義德一份用阿拉伯語寫成的關於他之前在衣索比亞6年生活的記錄。蘇丹很欽佩他，他告訴克拉普夫他可以在非洲大陸自由傳教，這是自將近150年前葡萄牙人被剝奪這項權利之後，第一次有外國人享有這個權利。賽義德之所以允許他這樣做，可能是因為克拉普夫說他打算開啟一扇「後門」，從東非通往衣索比亞的南部。但是，這個想法很快就被放棄了：儘管到達之後不久，他的妻子和女兒就過世了，但克拉普夫還是在蒙巴薩定居下來，開始創作首批書寫詞彙，以及斯瓦希里語和非洲大陸其他多種語言的教學手冊，並且開始翻譯聖經。
在對待陌生人的態度上，克拉普夫和伯頓之間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前者覺得在非洲內陸漫步穿梭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除了他的雨傘，他沒有帶任何用於自我防禦的武器，而後者則相信暴力，他已經通過出版一本名為《完整的刺刀練習法》（citeacompletesystemofbayonetexercise/cite）的小冊子，提高了他在軍隊中的地位。伯頓相信通過「恰當而審慎的冷酷無情」可以逐漸灌輸恐懼。
儘管克拉普夫的旅行表明，他可以同情非洲人由於奴隸貿易、饑荒和戰亂遭受的苦難，但是他認為他們沉浸在「道德的痛苦和墮落之中」。在伯頓看來，他對非洲人只有輕蔑。像大多數他在印度的同僚一樣，他不分青紅皂白，將阿拉伯人和印度人統統稱作「黑鬼」，但是他認為非洲人與動物無異。克拉普夫從來不以爭取到黑人皈依「基督教和文明世界」為巨大成功，而伯頓則將向黑人傳教視為一種荒謬行為，根本不會想要去嘗試。
十分偶然，正好在伯頓於開羅「追問」克拉普夫的那個星期，一個與克拉普夫的信念十分相近的旅行者開始了一場旅行，這場旅行將使他成為19世紀最著名的探險家。伯頓很可能完全沒聽說過大衛·利文斯通，但是克拉普夫顯然知道他。在過去一年裡，當巴黎地理學會授予克拉普夫和雷布曼銀製獎章時，大衛·利文斯通和他的同伴威廉·科頓·奧斯韋爾因為在贊比西河南岸地區的發現獲得了同樣的榮譽。
這一次利文斯通從贊比西河中游一個叫作利尼安蒂的村莊出發，大膽地計劃先向西行進到達大西洋，然後向東折返回印度洋。他完成了第一階段的旅行，即從贊比西河到達大西洋，得到了英國皇家地理學會同是蘇格蘭人的羅德里克·麥奇生爵士的稱頌，他稱之為「我們時代最為成功的一次地理探索」。之後，更多的讚美接踵而至。
因此，預先阻止伯頓獲得非洲探索殊榮的是另一種「混雜」情況，但是關於這一點，他無能為力。與克拉普夫分開後，他不得不從開羅返回孟買，以請求東印度公司支援他發起新的遠征，並且遊說他的步兵團批准他休更多的假期。在這兩個方面，他都取得了成功，因為那時候東印度公司比較偏愛他：大膽去往麥加的旅行證明他足智多謀，而到那時為止他寫得最成功的一本書——《信德省，以及居住在印度河流域的種族》（citesindh,andtheracesthatinhabitthevalleyoftheindus/cite），被他諂媚地獻給了東印度公司的董事，這本書「試圖勾畫他們統治的廣大帝國的一個行省輪廓」。
1854年年中，伯頓回到了亞丁，那裡離非洲很近，對他來說具有十足的誘惑力。但是，他需要在亞丁停留幾個月，等待倫敦董事的來信，以便對他的旅行計劃授予許可。起初，伯頓不停地建議從亞丁航行去往索馬利亞，接著向南行進到達桑給巴爾，然後向西繼續前進，直到他抵達非洲的西海岸。支援他這項冒險計劃的是另外三名來自印度的現役軍官。遲至次年2月，就在他離開亞丁之前，他向他的朋友肖保證：「只有你知道，不要告訴別人，我想要解決克拉普夫的問題，以及‘永恆的雪’。」毫無疑問，有一條穿過非洲通往大西洋的公開線路。
事實上，他遠征的距離很短，只到達非洲之角，而且即使這樣，他們也出了差錯。儘管伯頓喬裝打扮，裝作獨自旅行，進入城牆環繞的城市哈勒爾，但是在他們正要返回亞丁時，他和同伴遭到了索馬利亞人的伏擊。印度海軍上尉威廉·斯特羅揚被殺，陸軍中尉約翰·斯皮克身負十一處傷，伯頓則被長矛傷了臉。
長矛在伯頓的臉上留下了永久的疤痕，而對於這起災難的調查同樣也給他的名譽留下了永久的傷痕。他是這場遠征的負責人，而在這場遠征中他們不僅折損了一個人，還將政府財物丟給了索馬利亞襲擊者，這公開損害了英國的尊嚴。關於這個事件的報告被送到達爾豪西勳爵的辦公桌上，他嚴厲地批評了遠征隊的成員：「在這樣一個國家，面對這樣一個民族，他們喪失了所有常見的審慎和一般的預防措施，這是不容原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