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顯然已經失去了東印度公司的支援，1855年在英國休養期間，伯頓謹慎地培養他與皇家地理學會的關係。此時，利文斯通順利抵達羅安達，麥奇生及其同僚受到這個訊息的鼓舞，焦急地期盼有關他在蠻荒之地再度漫遊的時間和地點的訊息。在這段時間裡，伯頓沒有在非洲探險，而利文斯通已被授予他夢寐以求的贊助人獎章。
早些年，皇家地理學會的經濟實力比較脆弱，此時，由於在發現「非洲內陸」的競賽中處於最前沿，它興旺繁榮。1855年末，隨著一張地圖的出版，去非洲探險有了新的動力，這張地圖顯示非洲大陸中央存在一個巨大且怪異的湖泊。這張地圖是由克拉普夫在非洲的傳教士同伴之一雅各布·埃哈特根據他在蒙巴薩以南的一個沿海城鎮聽說的故事繪製的。儘管幾個足不出戶的地理學家仍然拒絕相信目擊者對「永恆的雪」的記錄，但是他們卻對這幅地圖（很快就被戲稱為「蛞蝓地圖」）信以為真，因為它與他們的理論非常吻合。
皇家地理學會的上層人物詹姆斯·麥奎因宣稱自己對這幅地圖印象深刻，他曾在幾年前詢問過桑給巴爾的一位阿拉伯人——萊斯·本·賽義德，當時他正訪問英國。根據利夫·本·賽義德的說法，非洲中部有一個大湖，他曾兩次到訪那裡，用以物易物的方式換取象牙。要想從桑給巴爾到達那裡，一個商隊要「完全朝著日落的方向」行進四個半月。所有住在湖邊的人都知道，它是「那條流經埃及全境的河流的源頭」。所以，埃哈特的「蛞蝓地圖」似乎最終證實了這樣的訊息：托勒密的猜想似乎能被證明屬實，為此古典學者很滿意。
1855年下半年，伯頓拜訪了君士坦丁堡，但是他沒能見證克里米亞戰爭最後幾個月的行動。當他返回倫敦時，地理學家討論的所有話題都是關於那個巨大的非洲湖泊的。他再次精明地判斷時機。他不再談論穿越非洲大陸，因為很顯然，如果大衛·利文斯通還活著，他必定更有可能得到那份獎賞。此刻，重要的是找到尼羅河的源頭。
因此，在1856年上半年，伯頓想要對一個大湖進行一次遠征，這個湖在埃哈特的地圖上被稱作坦噶尼喀海，他將主要精力用於統籌安排他們所能獲得的支援。一部分資金是由約翰·斯皮克提供的，他仍渴望返回非洲，儘管他在索馬利亞僥倖逃脫了死亡的命運。雖然斯皮克的性格特點不討人喜歡，但是他的身體非常健壯（就像伯頓評論的那樣，他能夠身受十一處創傷而活下來，這「充分說明要殺死一個身體如此健康的人有多困難」），而且他的財富也能確保他成為伯頓的搭檔。
儘管麥奇生並不信任這個「壞傢伙」，但是皇家地理學會的高層有不少是他的崇拜者，他們十分欣賞他那三本描述他前往麥加朝聖的著作，最後他們這一方獲得了勝利，皇家地理學會做出了支援伯頓的決定。關鍵性的支援來自外交部，他們投入了1000英鎊，表面上聲稱用於科學研究。東印度公司也對這次遠征表現出進一步的興趣，但是即便如此，因為伯頓盛氣凌人地反駁人們對他在索馬利亞探險的糟糕表現的批評，所以東印度公司取消了資金捐贈。董事會主席兼皇家地理學會探險委員會主席、陸軍上校威廉·賽克斯，提出了一個解決方案，他號召學會「誠邀女王陛下的政府和東印度公司合作」展開這項探險活動。他說這場探險值得支援，「不僅是出於地理發現，還有潛在的商業利益，也許還有政治優勢」。這場遠征的目的包括「決定那些國家可輸出的產品，以及那些部落的民族誌」。
這些促使伯頓和斯皮克加速踏上行程的豪言壯語，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一種願望，那就是讓每個人都知道誰才是印度洋的主人，特別是此時，雷賽布正計劃建造一座跨越蘇伊士地峽的運河。桑給巴爾的地緣政治地位正不斷提高，正如克拉普夫在他的回憶錄裡寫的那樣，「擁有東非，意味著邁出了統治印度的第一步」。當時的英國首相是帕默斯頓，他領導的英國政府並沒有說得這樣露骨。英國政府想要告訴法國和其他國家，英國將桑給巴爾視作專屬於它的通往非洲的大門。
出於同樣的原因，賽義德·賽義德定期向倫敦派遣使節，他們受到了隆重的接待，而倫敦也頻繁地向他寄送表達友好意願的信件。令人安心的是，體弱多病的蘇丹將他最喜歡的一艘護衛艦命名為「維多利亞女王」號，而且還將此時已是中校的哈默頓領事視為他的大維齊爾。每當賽義德離開桑給巴爾時，他都堅持讓哈默頓留在島上監督各項事宜，並且隨時準備扼殺任何暴亂的跡象。之所以設定這些預防措施，是因為蘇丹擔心他的兒子可能會密謀對抗他，畢竟，這是他們家族的一個特徵。他的長子希拉勒被放逐，並且已經去世，這意味著按照繼承順序，下一個繼承者是哈立德。起初，哈默頓不喜歡他，因為他有親法傾向，他甚至將他在桑給巴爾的地產命名為「馬賽」，但是後來他表現得十分順從。之後，哈默頓領事宣稱，哈立德「具有傑出的品行……決不沉溺於亞洲王子通常具有的惡習」，而且「對歐洲人彬彬有禮」。
雖然如此，哈默頓仍然生活在不可避免的恐懼之中，那就是賽義德的死亡，而賽義德是他的主要權力來源。1856年10月，即在伯頓和斯皮克抵達桑給巴爾之前兩個月，賽義德去世了。蘇丹享年67歲，他死於痢疾，那個時候他正乘坐「維多利亞女王」號從馬斯喀特返回桑給巴爾。在此之前，他花了兩年多的時間試圖熄滅馬斯喀特的暴亂之火。
繼承人哈立德早些時候在桑給巴爾死於肺結核，這使得問題變得更加複雜，而在他死後，有預兆顯示丁香種植園的斯瓦希里人和奴隸可能會發生暴亂。哈默頓強制實行宵禁，並且告訴島上的俾路支商人，殺死天黑後活動的所有人。暴亂被壓制下去。聽說哈立德的死訊之後，老蘇丹從馬斯喀特發來訊息：他的新繼承人是他最小的兒子之一——病弱且死氣沉沉的馬吉德。哈默頓對這個訊息感到滿意，因為他認為馬吉德易於掌控。
然而，賽義德的去世在島上引發了更多混亂，所以在伯頓和斯皮克登岸之後，他們很快意識到遠征的組織安排工作會有所延遲。此外，這還意味著在穿越大陸和開始遠征之前，他們不需要請求許可。新任蘇丹馬吉德則有更緊要的事情要擔心，尤其是他的幾個哥哥，一個在桑給巴爾，其他幾個在馬斯喀特，他們正渴望殺死他取而代之。
所以，兩個探險家只需要應付哈默頓關於東非的可怕警告。從沿東非海岸的初步探險中返回時，他們得了熱疫，差點兒喪命，這似乎證實了哈默頓的那些警告。在他們休養期間，伯頓忙於收集桑給巴爾的歷史材料。他很快意識到，斯瓦希里語是印度洋東西兩端有聯絡的另一個證據，因為之前寫關於信德省的書時，他在印度西北部的黑人奴隸中接觸過這種語言。他們曾告訴他，他們還是孩子時就在非洲被賣了以換取糧食或者衣服。他對此非常著迷，以至於專門編譯了一份很長的有關他們語言的單詞表，而這些詞語對印度的其他人來說十分難解。這個時候，他終於瞭解到他們的語言就是斯瓦希里語，在桑給巴爾和東非海岸的每一個人都能說這種語言。
儘管伯頓忙於為將來的寫作做筆記，但是斯皮克則為被延誤的遠征發愁。關於大衛·利文斯通的訊息就像一根刺針，因為他成功地完成了從大西洋返回印度洋的旅行，這位蘇格蘭博士返回倫敦時成了一位風雲人物。他被授予名譽學位和榮譽市民獎，還與維多利亞女王一起喝茶，併為註定成為10年暢銷書的《傳教士在非洲南部的旅行和研究》（citemissionarytravelsandresearchesinsouthafrica/cite）做最後的潤色。不管他出現在何處，歡呼的人群都將他團團圍繞，而報紙和週刊更是刊登了他所說的每一個字。非洲的探險活動顯然進入了全盛時期，而在桑給巴爾無所事事決不會得到人們的關注。
最後，在1857年年中天氣狀況好轉後，伯頓和斯皮克乘坐一艘小船前往巴加莫約，與湖泊地區的人做交易的商隊在那裡開始和結束他們的旅程。在等待的6個月裡，伯頓和斯皮克模仿這些商隊，已聚集起一支隊伍。他們有嚮導、搬運工，以及一支全副武裝的護衛隊。如果他們不得不殺出一條道路，他們也做好了充分準備，儘管利文斯通和克拉普夫都沒有選擇這種旅行方式。而在桑給巴爾的歐洲人很少能夠給他們提建議：就像伯頓諷刺的那樣，他們「對於島外的所有事務幾乎一無所知」。
哈默頓過海到巴加莫約為他們送行。一時之間，號角齊鳴，火槍齊發，他們出發了。當時的場面十分混亂，而且他們最終由於缺少搬運工而不得不放棄一些裝置。即便如此，如果賽義德還活著，在那裡人們會看到200名士兵（大部分全副武裝）在白人的指揮下出發的情景，賽義德很可能對他界線不明的東非帝國的前景感到不安。就像伯頓意識到的那樣，阿拉伯人對白人旅行者「懷有敵意，並且感到害怕」。
過海到巴加莫約向遠征隊告別是哈默頓最後的公務職責之一。3周後他就去世了，享年53歲。威士忌、奎寧和頑強的韌性使他在桑給巴爾堅持了15年。他對於英國的價值是無法估量的。但是，他的死訊並未引起應有的關注，因為這時爆發了印度民族大起義。
長期以來，東印度公司作為英國統治力量在東方的象徵，幾乎在一夜之間就被印度民族大起義所推翻，而所有在印度盛氣凌人的武裝統治力量，都將無法逃脫被驅逐的結果。但是，就如同一種補償，此時在長期被忽視的印度洋西海岸，人們展望到了一個新帝國的遠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