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的制度延伸至很遙遠的地方，它像章魚一樣能夠控制住每一個不受保護的小村落社群，使得整個國家成為一個巨大的戰場，而出了它的圍欄，任何人都不安全。
——斯旺《在中部非洲與劫掠奴隸的人做鬥爭》，1910年（a.j.swann,citefightingtheslavehuntersincentralafrica/cite）
用「探索」這個詞形容伯頓、斯皮克，以及緊隨他們之後湧入非洲的歐洲人的旅行，是再恰當不過了，因為他們改變了非洲之外的人對這片大陸的神秘地域的認識。但是，這也表明非洲內陸的民族生活在一個地理邊緣地帶，那裡幾乎沒有發生什麼變化，也不受時間的影響。他們與他們住處附近的山脈、河流、湖泊，均不在任何一幅地圖上。所以，人們理所當然地認為他們無自主能力，等待「被發現」，而一旦發生這種情況，他們只會對此心存感激。
很自然，後來很多帝國建造者選擇使人產生這樣一種幻覺：他們艱難地穿越無人踏足的叢林和荒野才抵達目標。但是，斯皮克以他拙劣的方式，在探索一開始就暴露了實際情況。他和伯頓正從坦噶尼喀湖返回海岸，而在事前寄往海岸的一封信中，他寫道：「這是一個令人震驚的運動型國家，這裡除了大象幾乎什麼都沒有，持續不斷的捕獵活動將它們從大路驅趕過來。」信中的「大路」一詞用得很荒謬，因為斯皮克設想，皇家地理學會需要知道在非洲的中心地帶持槍打獵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即便如此，就算他與伯頓不在大路上，至少也是走在商隊使用了至少40年且被踏得很平坦的小道上。這支遠征隊在隊首打著桑給巴爾統治者的深紅色旗幟，任何地方都認識這面旗幟，並且畏懼它。因而，儘管他們經常回避這個事實，大多數去往非洲的新的白人旅行者沿著常有人走的道路穿過灌木叢，但是這些道路通常使人十分懊惱，因為它們非常迂迴曲折。只要有機會，很多自封為探險家的人也會加入一支朝著正確方向行進的商隊。
在19世紀中葉的東非，商隊一般由阿拉伯人控制，他們是穆斯林，所以幫助白人基督徒很考驗他們的善意。但是，作為桑給巴爾蘇丹的臣民，他們小心翼翼，將自己的任何不滿都隱藏起來，尤其是當英國人沿著這條道路尋求支援時，因為他們知道英國的力量有多強大。有些白人會和阿拉伯人一同旅行幾個月，比如「達烏德先生」、傳教士大衛·利文斯通，從他們那裡接受食物，並且住在他們受保護的營地裡。
伯頓充分把握旅途中與商人相遇的機會，向他們詢問關於坦噶尼喀湖之外地域的事情。他能夠確定，一些阿拉伯人已一路抵達過大西洋，所以，伯頓知道在他和斯皮克折返的地點之外「道路是開放的」，這使得他有機會在他自己的信中表達不滿：「我們深深地後悔沒有以更大的規模安排這次探險。我覺得有5000英鎊，我們就能毫不費力地從非洲的東海岸直達非洲的西海岸。」他說得輕鬆，但是在這兩位探險家後來寫的書中，他們重點描述了經歷過的不可預料的恐懼，以及更加離奇的事件，如斯皮克用一把袖珍小刀從他的內耳裡挖出一隻甲蟲。實際上，伯頓可能對他們到達坦噶尼喀湖就折返，而沒有繼續向未知地域推進感到慶幸。
這場有清晰地理目標的旅行相當不同於典型的傳教士旅行，它也從未被視為一場為了征服而進行的偵察。但這完全沒有阻止斯皮克思索，他後來寫道：
當非洲周邊的所有國家都快速發展時，相比較而言，黑人生活了這麼多年卻毫無進展，這是多麼不可思議啊……可以為他們建立一個像我們在印度那樣的政府嗎？如果可以，他們會得到拯救；如果不行，我擔心他們發展的機會將微乎其微，因為當前非洲人既不能自救，也不能指望其他人救助他們。他們的國家正處在接連不斷的混亂狀態中，他們最緊要的問題是尋找食物，他們沒有閒暇考慮其他問題。
對於整個成年期都在印度度過的斯皮克而言，非洲就像印度一樣，能夠由一個政府統治，這種想法似乎相當可行。那個時候，人們還沒有理由認為非洲將被完全人為地分割成一塊塊殖民地。對非洲大陸的歷史缺乏瞭解的斯皮克，也無法理解過去的50年裡他見證的「持續混亂狀態」已發展成一個加速變化的程式。在19世紀上半葉，非洲內陸的生活發生的變化超過過去1500年裡發生的變化。
過去，非洲人實際上處於一個被隔離的狀態，他們與非洲大陸的自然地理環境和諧相處。他們的社群規模差異巨大：有些小村莊距離他們最近的鄰居也很遠，他們需要穿過一大片無人居住的叢林，才能到達鄰近村落，而其他社群，特別是靠近大湖地區的社群，則是高度結構化的民族國家，一些弱小的社群向他們進貢象牙、牲畜和奴隸。整個內陸地區有數百種不同的語言和多種社會結構。這些社群的共同之處在於他們與其祖先有一種持續的精神紐帶，在他們做決定時祖先會通過媒介給予他們引導。這意味著非洲人的生活比較保守，但並不是一成不變的。每個社群都逐步形成了他們各自的生存模式：如何灌溉莊稼或者如何保護牲畜免遭野獸的攻擊，每個人也都知道從生到死要履行的責任和遵守的禁令。
此時，世界處於不穩定狀態。原因之一是從美洲引進了像玉米和木薯之類的作物，相較粟等傳統作物而言，同樣面積的土地能夠收穫更多的產量，這導致人口激增（到1850年，赤道以南的非洲大約有3000萬人口），加劇了人們對河流和湖泊附近肥沃土地的爭奪。
另一個引起改變的刺激因素是從美洲和歐洲向非洲引入大量的人工製品：布料、盤子、杯子、餐具和工業革命時期生產的其他所有小商品，人們可以用頭頂著這些東西進入內陸。在西非，一些曾經幾乎完全依賴奴隸出口的強大王國，正在接受新的必要事物，儘管歐洲人與非洲大陸其他部分的接觸不那麼直接，但是他們接受新事物的決心依然堅定。
引發這些改變的一個顯著因素是廉價火槍的引入，結果是滿足了外部世界物件牙貪得無厭的需求，19世紀從桑給巴爾出口的象牙數量增長了10倍。
從瓦斯科·達·伽馬的時代開始，炮火聲、歐洲的權力至高無上的呼聲就在非洲海岸四處迴響。所以，可以想見，早在16世紀，內陸的非洲人就獲得了火器，他們用火器對付歐洲人，或者在對付只配備長矛的鄰居時取得優勢。但是，除了西非從事奴隸貿易的酋長，以及在安哥拉為葡萄牙人服務的僱傭兵掌握的火槍之外，幾乎很少有非洲人擁有這些功能性槍支，直到拿破崙戰爭之後。
歐洲人將一些火槍贈送給一些非洲統治者，他們想要使對方留下深刻印象，這一直以來都是他們的一個習俗，並且這個習俗保留了下來。在19世紀40年代，東印度公司的一個代表團訪問紹阿，送給衣索比亞國王薩赫勒·塞拉西一門3磅加農炮和一些火槍，以及一隻音樂鍾和幾個音樂盒。但是，這樣新穎的物品通常被當作宮廷玩物，而不會被實際應用。
改變了非洲的火器是歐洲使用了近200年的基礎武器——前膛燧發槍。非洲人花費了一段時間才接受這種武器，一則因為它的價格比較昂貴，二則當它壞了時，當地的大部分鐵匠缺乏修理它的技能。此外，這種火槍可能在關鍵時刻失靈，特別是在雨季，在這種情況下，拿長矛的人更有可能取得勝利。最後，還有一個原因，不容易獲得火藥。
只有在19世紀20年代，便宜的火槍才開始到達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其中，多支火槍是拿破崙戰爭的遺留物。1815年之後，工業城市伯明翰有100萬支火槍的庫存，而非洲是最為理想的市場之一。在這些庫存被售完之後，伯明翰轉而開始專門為非洲生產低品質的火槍。到19世紀中葉，伯明翰火槍的年產量是10萬支，有一半被售往非洲大陸。還有大量的火藥和它們一起被售往非洲。
低品質火槍通常被稱作「破槍」「該死的假鐵條」，它們的造價大概是5先令（一支可靠的火槍的造價是16先令），射擊的時候容易爆炸。當時，列日的工廠在「貿易用槍」的產量上，大致和它的競爭對手伯明翰相當，它的質量甚至更差。然而，非洲仍然進口這兩個地方生產的武器。
反過來，白人商人總是渴求象牙，所以獵象者成為新貴。安哥拉喬奎人的鐵匠技藝高超，因而他們能在葡萄牙人的鼓勵下，成為第一批採用火槍捕獵的社群之一。他們的模式在其他地方可以被重複採用，他們大力消滅了他們自己領地內的象群，之後到更加遙遠的剛果河和贊比西河的上游地區狩獵。就是以這樣的方式，彼此相距遙遠的民族開始定期接觸。
在東非，從索馬利亞到莫三比克，人們物件牙的需求也急速增加。儘管人們已經不能像在中世紀時那樣看到象群在海邊閒逛了，但是內陸牲畜的數量似乎還是無窮無盡。但是，伯頓和斯皮克深入的地區有一個獨特的因素，那裡的象牙貿易不是由非洲人控制的：桑給巴爾的印度商人資助阿拉伯人經營的商隊，而以桑給巴爾島為基地的歐洲商人購買和出口象牙。
商隊支付給非洲人用以購買象牙的東西是布料和珠子，它們只佔桑給巴爾象牙價格的很小一部分，但是就像路德維希·克拉普夫在19世紀40年代評論的那樣，去一些地方取象牙可能是比較危險的工作。他曾見過由「600至1000個強壯的男人組成的商隊，並且大多數人配有火槍」，他們冒險進入馬塞族的領地，但是「幾乎被全部殺死」。商隊將優質象牙運回去，售給歐洲商人，從中獲得鉅額利潤，因而人們認為遭受這樣的損失是值得的，因為這裡的人命廉價，槍也廉價。
但是，除了他們信任的自由民和奴隸之外，阿拉伯人儘可能使非洲人遠離火槍。就像伯頓說的那樣：「在內陸，火槍仍然是極其稀有的。阿拉伯人很聰明，他們不會讓野蠻人武裝起來對付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