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的寫作受到美國退休石油商哈里·洛根的啟發，他的興趣十分廣泛。在他來倫敦購買油畫和進行各種慈善活動期間，我們討論了這本書。起初，我想為在19世紀「發現」非洲最大的湖泊，並以維多利亞女王的名字為它命名的旅行家約翰·斯皮克寫一本傳記。在洛根最後一次拜訪倫敦時，我們在一個寒冷的冬日步行穿過肯辛頓宮花園去看那裡的斯皮克紀念碑。在那之後不久，也就是在我研究的第一階段，我在烏干達，出於對我研究物件的尊重，我待在坎帕拉的斯皮克飯店。在那裡我接到一通電話：洛根在他賓夕法尼亞沃倫的家中突發心臟病去世。
自那之後，這本書的規模開始無限制地擴大。這部分是因為我意識到「尋找尼羅河」的傳說已經被徹底耗盡，它的主要角色現在已變得相當無聊，但是就像那位被費力研究的理查德·伯頓一樣，斯皮克在故事中仍佔有一席之地。除了這些因素之外，我感到對洛根的懷念促使我做出更富雄心的寫作。我接下了這項任務，並且因此經歷了更多的旅行和遠超過我希望的更加漫長的繞行，但是每個人都有超凡的忍耐力。其中，最重要的是凱·洛根，她將她的已故丈夫對這個專案的興趣延續了下去。我的家庭成員在旅途中保持堅忍，包括乘坐獨桅帆船沿東非海岸航行，以及在斯里蘭卡搭乘摩托車的後座。
我在內羅畢度過的多個星期則很平靜，在那裡我前往東非的英國研究院藏書豐富的圖書館，那裡的主任約翰·薩頓和副主任賈斯廷·威利斯以及圖書管理員伊娃·恩達尤一直為我提供幫助。在斯里蘭卡的帕拉代尼亞大學，我得到莫伊拉·坦波和她的學術同僚的慷慨幫助。而在馬爾地夫，馬累研究所的主任穆罕默德·盧特菲給我講了他對這些島嶼歷史的深刻洞見。其他鼓勵我研究的人有蒙巴薩耶穌堡之友的成員、桑給巴爾的安德魯·霍爾（已故）、以及基爾瓦的3名英國志願教師，他們讓我睡在地板上並且將珍貴的飲用水分享給我。另外，還有一位經驗豐富的政治家阿里·穆赫辛·巴爾瓦尼，他使我在迪拜投入到一場關於斯瓦希里種族劃分的熱烈討論。
沒有《歐洲的東方神話》（citeeurope’smythsoftheorient/cite）的作者拉納·卡巴尼的慷慨幫助，我對於伊斯蘭世界的理解將仍然是吃力並且不充分的。在英國學者，對我產生最大影響的是阿伯丁大學的歷史學教授羅伊·c.布里奇斯。他對於我文本的細微處和更廣泛存在的問題都提出了富有洞察力的評價。倫敦大學的東方與非洲研究學院的教授安德魯·羅伯茨在前殖民時代的貿易方面的見解對我大有助益。傑出的劍橋考古學家大衛·菲利普森博士糾正了我關於非洲鐵器加工的錯誤。如果還存在這類錯誤，那完全是我自己的緣故。大英博物館的奧利弗·穆爾提供了他對於中國歷史和語言的專業知識。而邁克爾·戴維則慷慨地贈給了我一本珍貴的《盧濟塔尼亞人之歌》的18世紀譯本，順便提一句，地圖上繪製的瓦斯科·達·伽馬穿過大西洋向外行駛的路線完全是一種猜想，實際情況完全偏離了地圖的標識。令人驚歎的學者g.s.p.弗里曼-格倫維爾不知疲倦地追求印度洋歷史的知識，他耐心地回答了我的問題，允許我使用他的譯本。
馬爾加·霍爾尼斯在葡萄牙語的翻譯方面提供了幫助；馬克·福格爾在華盛頓特區政府檔案館挖掘到的材料價值巨大。對於早期手稿的嚴格審查，我要感謝託尼·勞倫斯、海斯特·卡特利、珍妮特和託尼·洛克夫婦、迪克·霍布森、艾麗卡·舒馬赫。哈珀·科林斯出版集團的斯圖爾特·普羅菲特和阿拉貝拉·奎因既懷有熱忱，又提出了建設性的批評意見，為最後的文本增色不少，他們具有驚人的耐心。
我查閱資料的英國圖書館包括牛津大學圖書館、羅德樓，以及牛津的印度研究所、倫敦的公共檔案館和皇家地理學會、愛丁堡的蘇格蘭國家圖書館。在所有這些圖書館裡，我都受到友善的接待。
理查德·霍爾牛津郡阿普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