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潮溼、悶熱、低雲灼燒的日子，我拿到了東莞居住證。
作為身份證的贗品，這個四方形硬卡片的表面，有層憔悴的光（在銀行，它並不被承認）。那個將它發給我的警察眼神里對映出這樣的含義：一個人，無論他的家鄉有多麼壞，任何逃離它的人，本質都是可鄙的，因為他生活在那個場之外，他讓自己變得像個私生子。
我並不同意這種苛責。
遷徙對於一些作家意味著死亡，而對另一些作家，則是重生。
或者更武斷一些：死亡的，是那些曾經在故鄉有著強烈優越感的作家。
在新疆烏魯木齊，我過的是靠稿費維生的自由寫作生活。抵達東莞後，我的生活本質並未發生改變，所不同的，是我的外部環境。新環境讓我每每陷入窘迫、頹廢、悲憤乃至深思的境地中，好像我太孱弱，根本無法承受這些濃烈情緒般。我總是那麼敏感。我被投進一個速成器，在短短幾個月內，要將本地人用十幾年、二十幾年掌握的生活能力，悉數學會。
適應東莞生活的第一步，是將以「公斤」計算的習慣，改變成「斤」。
這種東西陡然少了一半而價格還比原來貴的日常生活，對操持一日三餐的主婦來說，是痛苦的。核算出一根黃瓜價值四元時，我的心尖一抽一抽地疼。我從不輕易買肉。如果饞，就買秋刀魚，放上豆瓣，將羶腥味遮住。我敏銳地發現，每晚九點後，超市的食物要打折，便總趕著那個點去搶購。
在銀行，我的新疆身份證引來穿著制服的櫃檯人員的驚呼，除了漢字，還有一種她從未見過的文字赫然展現；在大街上，我突然愣怔，招牌上明晃晃的「豬腳飯」，令我的眼仁兒生疼，像即刻就要流出眼淚（在新疆，某些詞語是禁忌）；在公交車裡，我聽不懂婦女嘰裡呱啦的聊天。一個字都聽不懂。我是從「出邊落緊雨（外面正在下雨）」「有呣擔遮啊（帶傘了嗎）」開始學習白話的。
不惑之年，我讓自己重新變成嬰兒。
我結束了在故鄉的全部優勢：我對周邊環境的熟識，我在那裡開拓的一點點文學局面，我和親友、同學、同事所建立的關係網。我將自己推到一個全新之地。我進入另一個環境，要適應這裡的生存規則。
在東莞，擁擠在街道上的，不僅有出入酒店的長腿女、邊走邊吃盒飯的打工妹、推木板車賣橘子的黝黑老婦，還有提著菜兜的主婦、白衫黑褲的職場女、拽著孩子奔向校車的母親……這裡是珠三角最炙熱的生存場，是中國製造業的前沿，人們在此地遭遇的生存境遇，格外嚴峻、尖銳。
東莞沒有中心：三十二個鎮區，星星點點，編織成網。在每一個小鎮，都能看到蜂巢狀的街道、長茅草的田埂、灰撲撲的廠房、大門緊閉的倉庫、低矮的瓦房、碩大的酒店、吊掛在樹枝上的衣衫……各種事物爭相浸潤其中，令這裡更像個大村莊。這裡交疊著農業的廢墟和工業時代的各種痕跡—美的地方不可思議，醜陋處，也清晰可辨。
過去的三十年裡，這裡發生的轉型勢不可擋、接二連三，而這正是當代中國的典型。成千上萬的打工者湧入這裡，讓自己投入到一場巨大的洪流中，其成果在如今已明顯可見。日益增多的商貿機會，使東莞聲名遠揚，越來越像一塊磁石。街道和房屋漣漪般擴散，到處可見正在修建的高架橋、半截子樓房。
財富如期增加，而往昔的窮人，漸漸顯露出新的信心。這種信心的另一方面，便是新歧異、新認同的崛起。
當我走進工人們租住的瓦房區，穿過攤販混雜的集市，路過牆面滿是裂縫、長出青草的出租樓，總會被這些具有新鮮的「舞臺效果」的街景，震得雙眼圓睜。
我掏出筆記本，記錄下這些細節。
我希望把這些特定地點和特定時刻記錄下來。
是的—東莞不是我的出生地，但我卻不能拒斥和漠視它所呈現的全部細節。我無法將自己「孤立」出來。面對這個嶄新的居住地，我既是旁觀者，又身處其中，這種既親切又疏離的觀察角度，讓我眼裡的東莞總是那樣不同凡響—它既不是城市化程度很高的大都市，也不是沉溺於鄉村酣眠的小城市，更不是有著明確中心區的中等城市，它的形態更復雜多樣，生活更斑斕緊湊。它像一塊毛茸茸的生活切片，正需要作家用細緻的目光，去細細凝視。
我從不想俯瞰東莞，宏大敘事，而只想以個人視角，平視這個城市。
我寫下我所看到的吃、住、行，以及一些人生存的真實場景。我希望寫出我的觀察後，能有一些事實引起大家的注意，而對另一些謊言及誤解，有所甄別；我希望我的寫作是一次審美和藝術的活動，而不是直接的吶喊或時事評論。
這樣的要求在實際寫作時，簡直是自設藩籬。首先，我要寫的是親歷；其次，又不能僅限於一種平鋪直敘的表達。我的態度要相對客觀，文筆要更嚴謹；同時，在我說出我所知道的真相時，又不能違揹我的藝術本能。
二
看到莞樟路上下班的女工穿梭在箱式貨車間時，我被震懾得不能動彈。
我決定去工廠打工。
這是我要理解東莞、成為東莞人所必須補的課。
在新疆，我常見到這樣的遊客：斜倚在一匹白馬旁，旁邊是松林環繞的湖泊，讓別人咔嚓一張照片，以為他便從此帶走了那裡的一切；在東莞，當我從餐廳、劇場和酒店走出時，我感覺自己就是那個愚蠢的遊客。那些大理石的地板、水晶燈、輕音樂，它們太乾淨、太優雅，毫無泥腥味，讓我覺得自己根本不在東莞，我始終在它的外圍打轉，而沒有擺脫程式化的隔膜。
我要到工廠去！
我知道，比任何想象、閱讀、泛泛之談都更強有力的方式就是—將自己的肉身作為楔子，深深地插入生活底部—只有這樣，才能徹底挽救自己。有時，把身體交出去，把眼睛、手指和心臟交出去，讓它們的觸角帶回陌生的敏感，讓記憶以更慢的速度被遺忘，也許才是最古老、最直接、最有效的辦法。
「有禮貌、誠實、技術熟練……」在這樣的招工標準下，女工顯然比男工更具優勢。資料顯示，在外出打工的農村勞動力中，女性比例約佔80%；而在東南沿海某些輕工業企業中，超過90%的工人，都是年齡在二十五歲以下的女性。然而，當我試圖去打工時，才發現我幾乎已喪失了這種機會。
穿過「大量招收普工」的紅色橫幅，我在警衛室就被擋住：只招收十八至三十五歲的女工。
我返身往回走。穿過這些貼滿小廣告的巷子，看到路口有個賣甘蔗的老人正在削皮。他指著一堆甘蔗說：「中間的這段最甜，兩塊，兩頭兒的一塊。」
我的心尖一抖。
女孩子們的全部青春摺合起來，就值兩塊錢嗎？
我終於找到家電子廠：它沒設最高年齡限制，也沒有學歷要求。
進入車間後，我才發現，生活如此龐大，豐富，令人敬畏。人們對女工的瞭解，少之又少。如果我沒有動手幹那些活兒，我會把車間想象成和辦公室差不多的地方，但從車間走出後，我知道，街景下的東莞，是被簡約化的東莞，真實的東莞，始終裹藏在車間裡，隱而未現。
開始工作前，我買了幾個巴掌大的小本子，即便在封面上別隻筆，也可以輕鬆地裝在褲兜裡。通常，我是躲在女廁所裡潦草記錄的。我害怕時間一長，那些劈面相逢的場景、故事和人物，就會變得和原來不一樣。這種收集素材的方式，於我是第一次，而我的觀察，也因這種爭分奪秒，變得敏銳起來。
在我的記憶中，所謂廠房，是些長、寬、高都猛然闊大的區域。而這家電子廠卻是幢普通樓房，就擺在村子邊。這裡的行人很古怪：沒有孕婦，沒有騎腳踏車的人，沒有背書包的人，沒有老年人，只有整齊劃一的工人。四方樓房，一幢挨著一幢，像不斷重複的相同音符。這裡的節奏，看起來和日出而作的田間並無差別，但是，時間在這裡似乎凝固下來了，人們保持著勞作的姿態，緊縛在這個鋼與鐵的世界裡。
進入樓房內部，走廊昏暗，前臺昏暗，會議室昏暗，庫房昏暗……這種暗，和鄉村的暗不同。在野外，落日只佔浩大天空很小的一部分，光線慢慢收攏，直至每一條絲線都縮排月亮的匣子；而現在，昏暗的景象發生在清晨，這種暗是人為的，沉悶的，黏稠的。那些長條桌、靠背椅、塑膠箱、刷子、電子板……皆釋放出一股辛辣、發黴、潮熱的混合氣息，像存放了很多棉衣的櫃子，在春天第一次被開啟。這種味道進入鼻孔後，像是永久地定居在那裡。之後很久，我的鼻孔周圍，總蒙著一種焦糊味。
車間拐角的窄桌上，突兀地亮起盞日光燈，讓牆上貼的a4紙上的三個字母oqc（outqualitycontrol，出廠質量控制）顯得粗大黝黑。桌上是插著紙張的檔案盒，成堆的電子板上，粘黏著黑色、藍色、紅色的導線。木凳上的女孩，正在翻檢電子元件，拿起、塞入、按鍵，整套動作勻速快捷。前臺的弧形桌，因燈光太暗而變成一道黑線。文員是個長髮妹，側面陰沉，和靠背椅融為一體，像要陷落進暗夜的深谷。
我完全不能相信，這就是電子廠的早晨。這裡更像是卡夫卡的洞穴。
我目睹她們—那些擁擠在拉線旁的女工，海浪般暗啞、幽深、龐大，臉色灰黃，油垢滿面，穿著不成樣子的工裝。有人把袖子捲起來，露出手臂，有人把領口敞開，有人踢踏著塑膠拖鞋。自進廠那刻起，她們便失去了名字，而成為工牌上的那串數字。為打發機械勞作，她們總是低聲聊天，滿嘴俚語，互相調笑。
電子廠是個陰性帝國，輕柔、耐心、反覆是這裡經久不衰的主題，而男人們引以為傲的體能、毅力和創造性，則被理解為粗心、不良品、被開單。電子廠永遠都歡迎女工而排斥男工。男工是搗蛋、胡鬧、不安分的代名詞。
她們用十八歲到二十歲的手指，一點五、不帶散光的眼睛，粉紅色、亮石英般的嘴唇，a或b、應該不會是c、完全不可能是d的乳房，小麥黃的皮膚，渾身裹挾著洗面奶、止汗露、經血的體味，長久地裝配電子元件。那些電子板，小巧、脆弱、精緻，像蠶寶寶，稍微大力些，便會破碎。女工的手指被燈光單獨擷取下來，以同一頻率、同一速度、同一姿態舞蹈。那些手指慘不忍睹—粗糙不已，像樹棍，又像耙子，但因不斷動作，又持有罕見的靈活性。
我乾的第一個活兒是「貼pass紙」。
pass：前進、通過、超過。
國際化的鉅變就發生在我的周圍，而它所能分配給我的份額，就是這些密密麻麻、粘在黃色油光紙上、星群般的小長條。先翹起紙的一角，順勢輕拽，再捏在指尖，對準電子板上「cc7」和「cc8」間的位置，貼下去。
那是兩座微型小山，其凹陷地帶格外逼仄，紙片貼下去，既不能歪斜，也不能將底部絲印蓋住，要恰好在中間，如演員置身最亮的燈光下。我俯身，瞪眼，以緩慢而決絕的勇氣，貼上去！頓時，電子板活了：不再是混搭著二十多個元件的材料，而沾染上了人的氣息。
我逐漸習慣，能通過目測找到合適的位置，將手指的節奏和呼吸合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