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我是傻瓜—以為只要逃得組長盯視，便可偶爾偷懶。我錯了。車間裡的每個人，都目光灼灼，互相盯視，然後在某個隱秘時刻，向組長彙報，以換得他們想要的好處。他們並不為二十年如一日，提前六分鐘打卡而憤怒，相反，卻要死死地盯著那些新來的、更弱的、懵懂的人。然而，在車間幹活，每個人都會疲憊、打瞌睡、往嘴裡塞食物、到衛生間接電話……每個人，都無法讓自己徹底變成機器。
方姐對我接替了那不斷躬身、將雙腳浸在油水中、雙手泡在涼水裡的活計，充滿歉意。她絮叨說：「這活兒一個人做不來的。」她說她的手一會兒幹，一會兒溼，腰一會兒直，一會兒彎，所以，向組長提出一個人幹不了！現在，為顯示她的工作強度，她舉著抹布道：「這水是有毒的！」礦泉水瓶子上貼著三個字：天那水。就是香蕉水：無色透明，易揮發，易燃燒，有一定毒性，對人體有害。我們無法不聞到那味道，無形無象，卻尖銳存在，堵得鼻孔發緊，每呼吸一次，心臟就更猛烈地跳動一下。但我卻無法不呼吸，不管我多麼不想讓這毒氣進入體內。
方姐說她不願去別的廠，因為這裡發糧準，二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出門打工就是要掙錢，不加班的廠，誰去？」對從沒打過工的人來說，這是種陌生的生活，根本無法想象。當我聽到方姐這樣說時，深深地吸了口氣，像將某種灼痛也同時吸進肺腑，然後，再吐出。僅僅坐在辦公室，或看報紙、聽廣播，根本無法體會方姐們的心情。存錢是她們的終極目標，如果將時間用來娛樂，那簡直是扯淡。
我們倆分工合作，步調趨向默契一致。某個間歇，方姐問我從哪裡來，我說是新疆，她於是兩眼放光。「你們那裡雪下得很大吧？吃什麼肉？有沒有魚？棉花幾月熟？」我儘量以形象而專業的語言回答這些問題。雖然廠規規定，閒聊、開玩笑、吃東西是不允許的，但是，有時候組長走來走去，盯的只是工人的手，只要手還在麻利地動著，他便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也許他知道，不聊天是不可能的，人會崩潰；同時，組長並不指責我們在衛生間裡磨蹭幾分鐘。
總算熬到11點，我準備下班，但方姐卻攔住我：堅持到12點。她分析給我聽，上午幹四小時，下午就要幹七小時；上午幹五小時，下午只幹六小時。她說：「勁兒要勻著使才行。」我點頭同意。然而，下班前的最後一小時，難熬至極，大腦趨於呆滯，手指的速度明顯降低。快到12點時，組長來了，看著我，語氣突然變得溫柔：「吃完飯快點兒回來啊，機器可是不停的哦。」他指了指那箱子，「貨堆得太多可不行啊！」
從早7點到晚7點，不間斷工作，中間只休息一小時，而他居然說，吃完飯快點回來！他要求啤工像機器，完全適應鋼鐵的速度。要知道，人下班了，機器不停，人走開的那段時間，雖然有同事會幫著接貨，可貨堆在那裡，要等自己回來做。除非這個機器壞掉，否則，它便永遠不會停下來。這種所謂的午休，反而需要身體更加賣力才行。
我的午飯怎麼辦？我剛進廠，到食堂吃飯要交五元現金，不能享受從工資里扣三元的待遇。去外面吃，我對小吃店一概不熟。方姐一揮胳膊：「走，到我家！」時間太緊迫了。一小時六十分鐘，每一分鐘，都在靜靜流逝，我來不及多想，觸電般起身，朝門外走去。打卡後，我將帽子從頭上捋下來，把工衣也脫了，而方姐，只摘下了帽子。
四
一百米處就是巷子盡頭，過了主通道，進入對面小巷，兩側是五六層高的農民樓，穿過小菜場的涼棚，空間陡然變暗，味道比車間更難聞：黑泥、灰塵、排水溝、雞屎、尾氣、皮革、化學、汽油……菜場旁的空地上，縱橫交錯著瓦房，有上百間，每一間都有扇單獨的門。
這片瓦房得以存在的原因是，打工者永遠是城市的匆匆過客。在勞務市場，農民工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工人，而只是臨時工，不僅「認真、肯幹、易於管理」，且「不用變更戶口」，「有工作的時候來，沒工作的時候走」，這種曖昧的身份，為城市提供了勞動用工，又不會導致城市人口增多。而當農民被召喚到城市來打工時，這裡並沒有相應的住房和教育提供給他們，他們要麼住宿舍，要麼租住貧民區；他們的孩子，要麼在老家讀書，要麼上當地的私立學校。
方姐掏出鑰匙，開啟房門，陽光射進內部，投下斜影：只是單獨的一間屋，沒有窗戶，靠門的左側，立起道水泥牆，隔出個衛生間，令整個房間瀰漫著濃烈的怪味，像鋼爪一下子掐住我的喉嚨，讓我想吐。屋子四壁黝黑，從沒粉刷過，牆角有黴點，雙人床上窩著被子，桌上倒扣著碗筷，拉桿箱靠在衣櫃旁。
沒有陽臺！沒有廚房！沒有陽光和清潔的空氣！這片瓦房令人沮喪：它莫名其妙地藏在小巷深處，像個巨大的垃圾場。房間裡除了味道難以忍受，還有種可怕的窒息—如果將門關上，整個房間將完全陷入漆黑，無一絲光亮，如墓穴。
顯然，這屋子僅僅是提供一個睡覺的地方，而不具備房屋所包含的溫馨內涵。到了夜晚，這片瓦房如黑魆魆的波浪，潛伏在周圍燈光璀璨的摩天大廈下。
這些房子的主人是本地人。他們不僅蓋起了五六層小樓，還在逼仄處蓋起簡易瓦房，皆用來出租。這個地方已形成兩個階層：擁有本地戶口的本地人（擁有生產資料、土地、居住權）；向本地用工單位出賣勞動力的外來工（但沒有在此長期定居的權利）。
方姐將煤氣罐搬到屋外，拎出炒勺，撕開兩包泡麵煮起來。這時，周圍的門一扇扇開啟，回來的幾乎都是中老年婦女。她們大聲嬉笑，麻利地做飯。有人在麵條裡下了幾片生菜葉，有人蒸了米飯，就著榨菜和辣椒醬吃。食物在這裡變得異常簡單：一個菜、一碗米飯、一碗麵。沒有肉。我目光所及的碗裡，沒有一星肉。但她們非常愛笑，喜歡互相開玩笑：誰和誰去吃飯啦，誰和誰分手啦，誰因為誰的關係從普工變成文員啦……她們總會說到男人，出現在她們話裡的那些男人，不再高大神聖，反而遭到了某種程度的褻棄。雖然她們知道這種褻棄是無力的，然而，同樣能給她們帶來快感。
方姐說，不同年齡段的打工者，住的各不相同。十幾歲的年輕人住宿舍；二十幾歲的租一室一廳，兩百五；有老人和孩子的中年人，租兩室一廳，三百五；四五十歲的夫妻倆，租瓦房，一百五。方姐的丈夫就在旁邊印刷廠工作，兩個人每月可掙四千元，一千五用來維持基本生活（房租、食品、電話費），預留五百元現金機動，存兩千。
我想弄明白，何以方姐如此大的年齡才出來打工。答案令我驚詫，原來早在二十年前，方姐就已出門打工。她和這家音像盒帶廠的關係，哪裡如我這般簡單—看到招聘啟事，一個人來到門衛室，掏出身份證—不，她和這個廠的關係，幾乎稱得上血肉相連。
二十年前，當這家廠剛剛建成，方姐的小姑子便離開四川農村，成為第一批打工妹。春節時，小姑子說起工廠趣事，令方姐十四歲的女兒頗為心動，遂棄學南下。幾個月後，方姐亦收拾行李，來到此廠—家裡的地讓丈夫打理。小姑子和女兒在拉線上當普工，方姐當清潔工。對在大田勞動慣了的方姐來說，打掃衛生相當於玩耍。她和女兒住在同一間宿舍，小姑子住在隔壁，週末時三人去逛街，並不寂寞。
在珠三角的工廠中，工人們之間大多有著各種聯絡。內地鄉村的異變，通常從兩三個女工開始，之後，以她們為核心，擴散到她們的家人、親戚、老鄉，令打工者隊伍不斷擴大，形成族群，大家彼此照應，遵守互惠原則。這種蜂窩狀的關係網，是被特定的時間和情境創造出來的。那些剛到城市來的打工者，往往寄身於熟人的工廠宿舍。她們住不起招待所—哪怕是最便宜的地方，於是，由親戚或同鄉構成的這個隱秘族群，便為她們抵達城市並進入其內部，提供了最初的支援。
年復一年，五年過去了。女兒十九歲時找了個男友，是老鄉，於某個週末突然宣佈要辭工，回老家。方姐驚詫：難道女兒要跳槽？她們在這裡待得太久了，犯不著去別家。然而，女兒的理由讓方姐無法不辭工：她懷孕了。這是顯性原因；隱性原因是，女兒厭倦了打工生活。女兒越來越知道，她們和本地人有差別。女兒拼命存錢，但並不奢望在這裡定居，她知道她買不起這裡的房子，也知道沒有戶口，孩子上不了公立學校，她想的是多存些錢，回老家結婚。
方姐操持了女兒的婚禮後，將自己和女兒攢下來的錢湊起來，開了家服裝店，讓女兒經營。又買了輛二手小麵包，讓女婿進貨。她自己，當起了全職外婆。看起來，方姐的生活和周圍村婦一樣，做飯，帶外孫女，洗洗涮涮。然而，關於工廠的回憶，常在夜深人靜時，猛然湧起。
方姐變了。她不再像別的村婦那樣沒有時間概念。在鄉村，農民遵循著耕種和收穫的模式生活，這種勞動方式是閒散的，無需爭分奪秒。然而，五年的工廠生活，令方姐習慣將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條：起床、做飯、歇息，皆有定時。參加紅白喜事，方姐總穿得整齊乾淨，手裡捏著餐巾紙。
六年後，方姐決定再次南下，不僅女兒吃驚，更令全村驚駭。「哪有廠要你這樣的外婆？」但方姐自有打算：外孫女上的是住宿學校，田裡的事可讓女婿打理，家裡雖蓋起二層樓，但手頭還是拮据，不如最後一搏！她和打工回來的女孩閒聊，獲悉珠三角缺工人，年齡大的女人也能找到工作。
方姐似乎又回到了十一年前的那個夜晚：也是燈下，也在收拾行李。然而那時，有小姑子和女兒等在廠裡，她並不害怕；而這次，她還要帶上從未出過門的丈夫！
她用工資說服他：哪怕是清潔工，一個月也有好幾百。並且，再等下去，這輩子就再也沒有機會了！方姐不懂政治，不懂經濟，只憑生存嗅覺，在關鍵時刻，心一橫，腳一抬，做出決斷。
二樓清潔工的美差，自然不會等著她，然而一樓的啤工，又髒又累，總是缺人。方姐一咬牙：幹！她不願去別的廠。鐵打的工廠流水的工人，總會有人要走，總可以等到機會。她帶著丈夫圍繞著這家音像帶盒廠找工作。沒出幾日，便被印刷廠要去。兩人一合計，在兩家工廠間的巷子裡，租了間瓦房。
五
返回車間，水箱裡雖然浮著刷頭，但卻不多，顯然，有人幫我把貨撈了出來，且已堆在旁邊箱子裡。是誰呢？兩臺注塑機間的位置，空空蕩蕩。來不及細想，我即刻彎腰，開始幹活！
時間一聲不吭地下達著命令，讓我從腦海中擠掉哪怕半點想象，開始變成注塑機身上的運動零件。短暫的午休，換來的是頻率更高的勞作：我的手、肩、頸、腰，全都動了起來，希望能把活兒幹得更巧妙、迅速、出色。和早晨不同，那時的肉身充滿清新和希望，而現在，只剩單調和艱澀。我漸漸領悟，農民在田裡乾的活兒可能更繁重，秋收時需要連夜幹，但他們可以選擇幹活的時間，也便更自由；車間裡的活兒卻像苦役，其艱苦程度在於永無休止、不斷重複。
空氣越來越汙濁：汗腥味、腳氣味、塑膠味、柴油味、鐵鏽味，受潮的木板味、腐爛的石灰味、電焊味、舊塑膠味；噪音更劇烈—咚咚、轟隆、吱嘎、咔咔、沙沙，每一種聲音，都比早晨擴大了好幾倍。氣味和聲囂互相重疊、傾軋、交織，並非只侵佔了人的身體，更如蛇信，引毒鑽入人的血液，形成痙攣，要將五臟六腑都掏出來。
組長板著臉走過來時，沒有在我的身旁停留一秒：他在表達他的憤怒！他像只禿鷲，銳利的雙眼什麼都能看見。越到快下班，方姐變得越有耐心。她告誡我：別出現不良品，省得返工。而我卻愈發焦慮、煩躁，心裡亂成螞蟻窩，想即刻逃離此地。
這就是我和方姐的差別：這個車間對我來說，是某段旅程中的客棧；但方姐做活兒用力均勻，有條不紊，不隨意停歇，也不猛烈狂幹。她不覺得這活兒是懲罰，也不覺得這車間是牢籠，她將整個身心撲在活計中，反而更坦然。
當方姐讓我幫她填寫工單時，我才發現她是個文盲。她自己無法將「塑膠成品標籤」上的空白處填滿。顯然，她並非一時心血來潮邀我吃飯，而是早有預謀。同時，她說出了新的打算：「去新疆打工！」
聽說音像帶盒廠要搬遷到江西，方姐意識到，她不能隨廠遷徙。內地有大把年輕的女孩，就是啤工，也不會輪到她。但方姐卻不想返鄉。有老鄉從新疆回來，說那邊活兒多，無論拾棉花、曬辣子皮、摘紅花、割麥子，總缺人，吃的飯裡有肉，喝的是雪水，就是離家遠。我這個新疆人的出現，令方姐的狂想有了依據。她下定決心，下半年走西口，去新疆！
「新疆再遠，還不是中國？」她哈哈笑著，像已經穿過河西走廊，看到了天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