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卡上出現的時間是6：58。我笑了，同時心裡一緊。
我已不再像剛進廠時那麼憤怒，身體像完全接受了這個事實：打卡機快六分鐘。現在的真即時間，應是6：52。當我習慣性地「走在時間前面」時，我知道，我還習慣了其他的。
譬如這個車間。它還如第一次所見的那般喧囂，那些氣喘如牛的注塑機，依舊轟響；穿土黃工裝的啤工，依舊如枯草般抖動……然而，時間一久，這一切便如褪色畫面，喪失了最初的飽滿和尖銳，變得不再扎眼。
譬如每天六小時的睡眠。開始我覺得我堅持不了一週；然而，一週後，那種重複的迴圈、穩定的規律，不僅精密地操控住我的身體，同時，還滲透進我的靈魂和精神中。無論我起初多麼不適應，最終，還是屈從了這新的日常生活習慣。工廠的時間表規定得細緻而嚴格，每個進廠的人，都會強烈地感受到它的存在，都必須熟悉它，實踐它。現在，當我套上工衣，對著髒鏡子扣上帽子，端著不鏽鋼茶杯，走向注塑機，腳步平穩，眼神安然，像在這裡已待了幾輩子。
在工廠工作，比參觀工廠有意思得多。一旦受僱，無論是注塑機、衛生間、塑膠箱，還是那敞開的前後左右四個門，都顯得真切起來。人們承認工廠是重要的，但如果不參與其具體的日常工作，很難理解這兩個字的真正含義，也會對工人的某些行為感到怪誕驚詫。參觀者永遠不會真正瞭解一個工廠：工廠被努力裝飾過，而參觀者所能提出的疑問又那麼少。
那天早晨，一切都那麼平靜。當我走向29號機時，停住腳步：那裡已有人在幹活。是個女孩，十七八歲，身子細長，小臉白膚，單眼皮，怯生生望著我。我問她，方姐呢？她沒聽懂：「什麼意思？」
我將茶缸放在倒扣的塑膠箱上，衝著機器裡喊：「方姐？」
阿鳳探出身子，團團的臉，腫眼泡。她用手戳了戳對面車間：「去了那邊。」
我瞥了眼那女孩：「你老鄉？」
她點點頭：「新來的。」
看起來，她像片移動的紙，白、薄、脆；而阿鳳則剛好相反，黑、胖、粗。
二
118號！
我打了個寒噤。在車間，每個人都必須牢記自己的號碼。這個號碼會讓人忘記自己的私人身份，而變成某種被高度濃縮的簡化品。我想起草原上的哈薩克人，他們能認得出羊群中的每一隻，並根據不同特徵，給它們起名：半隻耳、黑白花、小尖角、傻大個。
迷你衣架有巴掌大，凹槽裡凸起的塑膠棍，需用鉗子剪掉，再用布擦淨，放在箱內，每箱五疊，每疊二十個，一箱一百個。看起來，這個活兒比從水箱裡撈刷頭輕鬆許多，至少，那種鑽入骨縫的寒涼，不再侵襲我；然而，我高興得實在太早。衣架剛啤出，滾燙，凸起小棍雖細如鉛筆芯，有一指節長，卻相當堅硬，加上支架內交叉著十字框，所剩空隙有限，若要平穩剪去小棍，須將鉗子完全探入，適度斜側，方能徹底了斷。若第一次剪不徹底，留有凸點，需補剪。
這一天，我做了二十箱貨，捏鉗子兩千次以上。我從未如此頻繁地使用過手掌。因為沒戴手套，到中午，右手幾近僵硬，從無名指至掌心，表皮磨出道暗紅印跡，大拇指變粗，虎口處肌肉隆起。那凸起的小棍，不是一個個出現，而是一群群出現，我的動作變得越來越捉摸不定……我總想找一塊尚未受到擠壓的地方，然而，絲縷暗傷，已蔓延到整個掌心，無論我從何種角度捏下，都能扯得心痛。
沒有人計算過，一雙手的皮膚、血管、肌肉和神經，到底能承受得住多少次擠壓。枯燥、單調，單調、枯燥。迴圈往復。也許我會發瘋。現在我沒有過去，沒有未來，只和鉗子組成一個整體，我是不存在的，只是鉗子的一部分。
三
嫌我幹得慢，組長把阿鳳調過來。她確實快，簡直是，太快了。我剪掉一根棍子的時間，她已剪掉兩三個。這種活生生的逼迫，令我真想掄起衣架，打在她的肩膀上，讓她慢一點兒。然而，很快我就發現，我錯了。
阿鳳才不傻，不會只顧埋頭苦幹，把自己變成機器人。不，阿鳳的聰穎，需面對面潛心觀察才能發現：她往往在一陣大幹之後，突然起身，像聽到有人喊她的名字，昂首疾步走到對面，從注塑機間穿過，從有風和陽光的門口穿過，再挺直腰桿，大踏步返回座位。
她幹得太漂亮了！
臉色坦然，嘴角掛著笑，根本不像無故脫崗。當她返回，坐定，再次啟動手指時，像某臺機器被按了啟動鍵，閃電般幹起來。如果這時組長進來，會一眼看到，整個車間裡，惟阿鳳最賣力。
阿鳳的快讓我的慢變得扎眼，我戴著隱形眼鏡，對焦總不那麼利索。並且，我沒有那樣一雙手：五指粗短，像被煙燻過的木棍，指甲烏黑，看不清掌心紋路，左手大拇指內側，有幾道印痕（她削東西時總是刀片朝內），像毛筆蘸著白漆在黑紙上劃過。
她說：「絕不在一根棍上剪第二下。」
我納悶：活幹得快，有表演性質；但活還要幹得細，不返工，才是最後的勝利。
我驚詫地問：「qc讓返工怎麼辦？」
她「呸」了一口，咬牙道：「qc跟我們，從來都不是一家！」
組長喜歡熟手，慫恿大家速度要快，填工單時，可以將總數最大化。可是，這一切都必須要過qc關。阿鳳將對qc的聲討擴大化，延展到對這個廠的不滿。她揚言再過兩個月就走，回原來的玩具廠，說這裡不好，要連上十三天才能休息，下半個月還要上夜班，能把人熬死。我詫異地問她，何不現在就離廠？她嘆氣，春節為回家辭了工，再來時，廠裡已招滿人。但她揣測，再過兩個月，天氣變熱，到了賣玩具的高峰期，工廠為趕貨，還會再招工。
突然，沒有任何徵兆，阿鳳甩下鉗子，衝著小老鄉喊：「阿紅，走！」阿紅像觸電般，即刻抬起蒼白小臉，丟下刷頭，將溼漉漉的雙手在工衣上擦了擦，跟著阿鳳衝出大門。她們居然……上了辦公樓！上班時間擅自離崗，簡直是發癲。阿鳳打工多年，哪裡不知這道理？即便是阿紅，也不會如此愚痴。可是，聽到阿鳳召喚，阿紅依舊毫不猶豫地跟在她身後，一派生死與共的模樣。
她們離開車間後，這裡的一切都在繼續，像沒發生任何改變。然而，某種古怪的情緒四處蔓延，致使空氣稀薄。每個人都呼吸緊張，眼神古怪。二十分鐘後，她們從大門口進入，我即刻做出判斷：她們不會走。因為……她們沒有摘下帽子！那帽子在我看來，實在醜陋：面料稀疏，帽簷疲沓，鬆緊帶喪失彈性，既不像廚師帽般雪白，也不似頭盔般堅硬，非但不能贏得某種職業尊重，反而更讓人喪失自信。若我離職，第一時間，就要把那帽子摘下來。
我對啤工的工裝顏色亦很憤怒：土黃色。在這個廠裡，還有湖藍、粉紅、果綠、白色工裝，那些顏色讓人顯得鮮豔、乾淨；而「普工=土黃」，其心理暗示是：低人一等。我曾在克拉瑪依陸梁油田和採油工深入古爾班通古特沙漠，既不感覺害怕，也沒有因穿了工裝而感覺身體遭到貶抑。現在想來，同為工裝，意義卻大不相同。石油工人是個確定稱號，他們生活在自己建造的城市裡，頗具自豪感，完全不同於珠三角的打工者。
阿鳳和阿紅回到座位，一聲不吭地開始幹活。不到十分鐘，阿鳳忍不住罵起來：「破保安！」昨晚，保安突擊檢查宿舍，發現阿鳳屋裡接了電線，要罰款（工廠為省電，宿舍不安裝插座，手機在門衛室充電）。阿鳳說她根本不知道這根電線的存在，一定是前面的人接的。保安說，你們湖南女人最會說謊！
在工廠，打工者總是被預先設定某種身份，以及一系列被想象和假定出來的文化特徵。在廣東人看來，外省人懶惰、不講文明；而外省人則總是力圖通過抗爭來糾正這種偏見。阿鳳雖打工多年，能聽得懂也會說廣東話，但卻堅持說湖南普通話。她不喜歡廣東人，覺得他們仗著自己有錢，就脅迫別人說他們的方言。
而在女工宿舍，很多女孩週末租碟看電視劇，不是為了劇情，是為學廣東話。她們都強烈地意識到，在珠三角，若想獲得更多上升機會，不僅要改變以往生活的「壞習慣」，還要改變口音。而阿鳳則認為，只要自己幹得足夠快，就已是好員工。
今天一早，阿鳳都在尋找機會，當看到經理的身影閃過門口時，她彈跳起來，喊上阿紅，直衝三樓申冤。這種做法危險至極，如果經理心情好，一切都好說；如果碰巧經理心情煩躁，懶得聽這種越級彙報，阿鳳便會失去工作。今天，經理的心情不壞也不好，聽完阿鳳的講述，叫來組長，讓他處理這件事。
經理並非縱容這種行為，實在是，珠三角嚴重缺工。並且，工廠就像個壓力鍋，必須讓工人有地方透氣。放別人一條生路，否則，就會有人在你喉嚨上開一道口子—這道理，經理懂。組長根本不願辭退阿鳳，他最討厭培訓新手。一切因素糾結在一起，國際大環境加上工廠小環境，令阿鳳的這次賭博行為，非但沒有遭遇慘敗，反而以保住工資、挽回尊嚴告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