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這個廠的位置在收容所旁邊。
通向收容所的道路，窄細而顛簸，像條很短的曲線，但又不能一下到頭。道路兩邊的圍牆上，扯著紅色橫幅，寫著碩大的「招工」字樣。樹木一棵一棵，栽在四方的水泥坑中，被奇怪地剪掉枝椏，只剩下粗糲樹幹，硬生生戳向天空。顯然，它們是剛剛被移植過來的，當「收容所」還是個鮮活詞語時，這些樹根本不存在。
這是條我在南方小鎮的任何拐彎都能看到的窄巷：粗陋，潮溼，充滿煙火味。在2003年孫志剛事件之前的近二十年裡，這個地方，曾令珠三角打工仔聞之膽寒：如果沒有邊防證、暫住證、身份證，就會被遣送至此；若不能及時繳納罰金，就會被派去勞動。為逃避半夜檢查，膽大的打工仔們，結伴住在墓地裡；膽小的，住在爛尾樓。聽到有人喊「查暫住證啦」，睡意昏沉的人翻身出門奔跑，一腳踩空，慘叫著，從樓上掉下去。驚怖的呼喊聲，很快就被黑夜所淹沒，但卻長久地響在同伴的噩夢中。
當人們離開家鄉，離開土地，到東南沿海尋求打工機會，同時，也就淪為一群身份含混、面容憔悴、貧無立錐之地的異鄉人。在打工的城市，打工者並沒有形成工人階級，而只以廉價的方式出售勞動力；同時，緊箍咒般的戶籍制度，又試圖將他們牢牢吸附於土地。甚而，城市並不感謝打工者，在大眾媒體和日常生活中，他們遭受著最為嚴重的歧視，被想象為粗糙、骯髒、土氣、危險的一群。
這是一群怎樣的人呢？當他們厭倦了種地的窮日子，希望通過冒險創造出新生活時，那來自大海的潮汐聲，便緊緊攝住他們的心跳。而當他們果真來到海邊，對長著白牙的波浪卻渾然不覺，在他們的眼裡沒有風景，只有鼓點般的心跳：掙錢、掙錢、掙錢。
不論多少令人毛骨悚然的打工故事在流傳，從四面八方湧入珠三角的遷徙之潮，依然在上演。那些最初抵達南方的異鄉人，需要辦理暫住證，正是這個政策，催生出人人談之色變的收容所（現在外地人也要辦理居住證，但手續簡單，價格便宜）。「收容所」這個詞，聽起來直截了當，似乎很中立，然而，不同的人說出時，會有截然不同的意思。看到或說出「收容所」這個詞，會讓某些人變得格外敏感，這敏感與性格無關，而與經歷有關。
皮帶，無數根皮帶……
當我定居小鎮後，當地人告訴我這個細節，說解下來的皮帶，能拉滿三輛卡車。
那些攜帶著主人體溫的皮帶，最終，被丟到哪裡？
現在，「收容所」是個死去的詞，那幢建築物上寫的是：「少年兒童救助保護中心」，外牆瓷磚的標語上說，這裡正在實施一種「流浪兒童教育新模式」，電動門內，棕櫚樹矮小，轎車發光，臺階空蕩無人。
沒有一路哭、一路喊、一路披頭散髮……
沒有鐵絲網、探照燈、穿制服的保安……
沒有卡車轟隆隆碾過胸腔，無需特別提氣也能呼吸……
現在，這裡沒有任何與「收容所」有關的標記。
當我騎著腳踏車，路過鎮中學、亮馬河、烈士橋……來到這裡後，莞樟路的喧囂，似乎被隔離得很遙遠，這片不起眼的樓宇，像沉入水底的古城，過去被一筆勾銷，不留一絲痕跡。只有安靜，複雜的安靜，這安靜讓我感覺心臟在燃燒，渾身飄忽不定。
從收容所前行二十米，就到達工業園。
一條近千米的街道兩邊，分佈著幾十家工廠。檯球桌前，兩個黃髮男孩正弓著身子打球；郵政提款機前，簇擁著七八個人；便利店裡走出的女孩，胸前掛著廠牌；招工啟事寫：基本工資1100元，拿到手的總工資1800元至2300元；深綠垃圾桶上貼著紙條：電工、叉車、會計培訓考證；芒果樹上掛著吊牌：叉車、吊車出租；牆上貼著：看婦科到××；水泥柱a4影印紙上寫：58歲肖先生，你的家人在找你……
我站在這條街上，無論從任何角度、怎樣轉動身體，都能看到它們：那些大的、小的、彩色的、黑白的詞語，它們密集地出現，形成魔圈，比單個出現時，更具驚駭效果。這裡曾發生過什麼？為什麼當詞語的浪潮從我身旁流淌時，那最關鍵的東西，卻無法被言說？
我抬頭，看到雲朵沉默地躺在天空，散發著只屬於自己的氣味。
二
趙蘭花是幸運的。
她不僅躲過了查暫住證的年代，還迎來了女工稀缺的年代。
一進電子廠，她就當起了文員！工作很簡單：端茶倒水，招呼客人，處理檔案，製作工資表。
趙蘭花不用從普工做起，不用一天十一個小時坐在拉線旁，不用將手指磨得起泡、發紅、結痂……只見她直接穿上套裙，坐在前臺，文文靜靜地起身：「你好。」
趙蘭花能當上文員，全靠她有個好母親：羅春花。
羅春花在這家電子廠幹了十六年。十六年是個什麼概念？從這個廠出現在工業園招第一撥工人時，她就坐在拉線上，年復一年，日復一日，眼瞅著一撥人來，一撥人走，羅春花還坐在原來的凳子上。於是，這個電子廠對羅春花來說，不僅僅是個廠，還是另一個家。
羅春花往老闆辦公室一站，便從「那時候」開始說起：那時候，工業園怎樣簡陋，廠子怎樣艱難，老闆怎樣年輕……她沉浸於記憶的隧道不能自拔，還要繼續說下去時，背已駝、臉發瘦、兩鬢斑白的老闆將胳膊一揮，「你有啥想法，別繞彎子……」
羅春花於是直接說，她幹了十六年普工沒動窩，並無怨言，只是不想讓女兒接著從普工幹起。
十六年前，女兒剛滿兩歲，丈夫在一場意外的車禍中喪生，羅春花將孩子託付給公婆，隻身離開湖北老家，到廣東打工。女兒的成長史對她來說是一片浩大的空白，到火車站接人時，她被嚇了一跳：那個女孩腿又細又長，高出她一個頭。女兒的眼神淡淡的，對她既不親熱，也不抗拒。
老闆給了普工羅春花這個面子，不為別的，只為十六年「滄海變桑田」。十六年過去了，廠子雖略有盈餘，但卻錯過了輝煌發展的良機，只在勉強維持原狀。十六年前，廠門口擠滿找工作的人，現在，不僅招工難，招女工難，招年輕的女工，更難。
可趙蘭花卻不爭氣。
來了個韓國客戶，她端來一杯水，滾燙，茶葉幾乎要溢位。客戶談得專注，端起杯子就喝，被燙得大叫。「粗糙啊粗糙！」老闆皺眉。
在電腦上整理會議記錄，五筆打字沒問題，可她打出來的字，不是別字就是錯字，老闆又一次皺眉，「粗糙啊粗糙！」
製作工資表，該扣的錢沒扣，該加錢的不加，一塌糊塗。這一次，老闆寒著臉孔，不再說「粗糙」，直接攤牌：「拿回去重算，再錯，錢從你工資里扣。」
趙蘭花在宿舍裡哭鼻子，大吵大嚷，說不幹了，要辭工。羅春花面色凝重如鐵，擺手道，不行不行，一萬個不行。她知道，像趙蘭花這樣手持一張高中畢業證、剛從內地到珠三角並無一技之長的女孩，找工作，只能從普工幹起。普工……羅春花渾身一哆嗦。她是在火車站，從女兒那兩條又細又長的腿上發現時光流逝如閃電的。幾乎是一眨眼，那個小毛孩便長成大人；也幾乎是一眨眼，她這個年輕女子，變成了老女人。羅春花感覺有把刀，把自己一生中最美麗的那截時間，硬生生剁下來，而不管頭和尾。
千言萬語一句話：「不能辭工……」
那段時間，我在這家電子廠做普工，和羅春花在一條拉線上。她知道我懂電腦，便央求我幫幫女兒。我擺手拒絕，不行不行。下班後，在飯堂，她像是閒聊，又像是存心說給我聽：「她爸爸，死得好慘！那開車的人，早逃了！唔，到哪裡找？找個鬼喲……」
一團飯哽在喉間，咽不下去。我感覺祥林嫂從另一個世界裡，晃悠悠而來。
我帶著趙蘭花去小街的網咖。黑暗逼仄的空間，煙霧繚繞，濁氣沖天，每個人的臉上都晃動著一層光，和日光下的模樣完全不同。趙蘭花的表情是謙抑的，一雙眼深凹、明亮，那不是她的眼，而是羅春花的。
她出生於1994年。這一年，我大學畢業，剛開始工作。我是在如此近距離地注視這張青春面孔時，才陡然發覺，我們是兩代人！我將怎麼引導她走過這些工作的險灘泥濘？即使我再努力地敘述，所展示的，也不過是都市生活的半截山水，而無法實現全幅寫真。
我教她製表，移動橫線和豎線，核算資料時，「不怕慢，就怕錯」；我用搜尋引擎，找出做會議記錄時出現頻率較高的漢字，讓她抄在本子上，叮囑她背下來；我告訴她，「酒滿杯，茶半杯」，「上衣最好有袖」，「胸罩最好肉色」……
「真的嗎？」「是這樣哦？」「沒想到啊！」
她舉起手指，猶猶豫豫，點下去，再點下去。
即便趙蘭花表面上顯得無所謂，但是，某種被輕視後的疼痛，已潛入她身體的內部。每一條橫線豎線，每一個字詞成語，每一項舉止的分寸禁忌，事實上都不像嘴上說說那麼簡單，要完全消化它們並熟練運用，全靠她的綜合分析能力以及實際操作能力。
我開始思索：東莞，中國工業化程度最高的地區之一，雖然也有綠樹、山坡、農田，然而，這裡的主角卻是廠房、煙囪、廂式貨車。對趙蘭花，這個兩歲喪父、母親離家，過著類同孤兒的生活的女孩來說，她所知的古老中國的鄉村常識，在這裡被全盤顛覆，她將進入一個擴大的、躁動不安的新世界，她想在短時間內融入工業生活，必須要挺過一個艱澀的對接期。
從網咖出來，羅春花堅決要請客：「不是快餐，而是點菜哦。」她的神情既像乞求，又像強迫。她說，如果我拒絕，那就是看不起她。於是，我們來到附近的川菜館。
等菜的空隙，我說起電子廠旁的那幢樓，就是以前的收容所。羅春花「哎喲」了一聲，說剛來打工時，有一次到深圳老鄉的出租屋玩，聽到外面有敲門聲，是查暫住證的，嚇得不敢出聲，硬是把一隻小狗活活捂死在被子裡。那隻狗的脊背烏黑，蹄子雪白，眼珠像玻璃球哦。
沒想到，趙蘭花騰地從凳子上站起來。她本來就高，突然間俯瞰下來，像要審判自己的母親：「你……你這個劊子手！」
嘈雜的小店突然變得像個大鍋，有個鍋蓋從高處壓下來，每個人都憋悶著，喘著粗氣。
趙蘭花是美麗的。即便如此憤憤然，都難掩迫人的青春。她的皮膚整齊平緩，肌肉緊繃光滑，眼睛明亮如水晶。而她盯視的那個物件，皮弛肉鬆，頭髮枯乾，頸上綴著一圈圈肉紋，像混亂的黑項鍊。
那種鄙視的眼神，宛如割肉。
孩子，你不能這樣……我想即刻站起來。孩子，你看看你媽，她像甘蔗渣，從她身體裡擠出來的汁水，養育了你……然而，我忍了又忍，將舌尖上的話咬碎，吞下喉嚨。
羅春花的眼神像得了角膜炎，淚眼婆娑起來：「你媽的命重要，還是狗重要？」
我的心一陣戰慄：收容所這三個字，並沒有死去，它的陰影，一直籠罩在打工者心頭。在這個毗鄰原收容所的工業園裡，在這間小小的川菜店裡，這對母女發生的爭執，憑我個人之力，是無法解決的，它必須由這個時代來回答。我的意思是，我並不想知道，母女關係應該如何相處。我想知道的是，在這樣的時代，是什麼力量，讓這對母女變成了「這樣的母女」？
女兒不理解母親的舉動，覺得她一定是瘋了，居然活生生扼死一條生命；而對身處非常狀態的母親來說，狗叫便意味著進收容所，至於到達收容所後會遭遇什麼，老鄉們早已口口相傳，人所共知，於是慌亂的母親，選擇了拿起被子，捂住小狗。
女兒的嘴角彎著，掛著淡淡的笑，就那麼看著母親。羅春花的眼淚好像不是液體，而是固體，噼噼啪啪砸下，一連串巨大的珠子，震得桌面輕動。
母親的這種崩潰在女兒看來，是不可理喻的，而這誤解，愈發讓母親痛苦。
我站起來，拽著趙蘭花坐下，勸她：「那時候情況特殊，你媽也不是存心的……」
趙蘭花坐下後，渾身發抖。我知道，她並沒有原諒羅春花。這一代「90後」的年輕人，要過十年、二十年，等自己被堅硬的社會磨得遍體鱗傷時，才知道作為「70後」的父母那一代在夾縫中求生存的尷尬與艱辛。
氣氛從這個時候開始發生了改變：無論母親說什麼，都會遭到女兒的否定。
母親：「以前工資多低，現在好了，工資漲了那麼多。」女兒：「你怎麼不說物價也漲了？」
母親：「你不要把錢都買成面霜，把臉擦得那麼白有什麼用，要學會攢錢。」女兒：「你去大街上看看，哪個女孩不化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