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男孩七歲半，已懂得羞恥，走向那個男子，叫他：「爹地。」
孩子的母親叫阿玲，一米六，纖瘦，長眼，吊梢眉，一笑眼角有幾道清淺的皺紋。她像看不見那男人—跑步歸來，坐在馬路沿上喘息—而只顧跟我聊天。
阿玲搬到這個小區已有六年，房子是租的，每月租金一千塊。
「錢都壓在股票上啦，再說，還不一定在這邊常住呢！」我駭然，心裡盤算：是要遷到香港？她兀自笑說：「我對門的，在惠州買房啦，火車站旁，兩套打通，有兩百平哦。」然而，她也不打算去那裡買房。自然「錢都壓在股票上」。
她穿著深綠色t恤，中褲，腳上夾著十字拖，渾身披掛，應該不超過兩百元。此前在停車站，看到她兒子和我兒子穿著同樣的校服，我們便談了幾句關於學校的話題。她兒子每天都回來吃午飯：顯然，她並不出門做事。
最初，她的身旁從未出現過任何男人。我猜測她離過婚—已有了兒子；但總要談戀愛吧—還那麼年輕。大概三個月後，第一次見到她的男人，令我驚駭。我騎著腳踏車進了大門，看到她下了公交車，便想過去打招呼。然而，我終於還是沒有停，一拐車把，從側面閃開。她身後走著個男人，一米八左右，頭髮稀疏，右肩挎著布包，裡面冒出把綠油油的芹菜。她和他雖然沒有並肩走，但卻像被根無形的繩子牽著，總保持某種恆定的、不遠不近的距離。她三十出頭，而那個男人的面孔上，已有三四個杏仁大的斑點，像手指蘸上墨，按了上去。
接下來的一週，那男人每天從我窗下跑過，肚腩微挺，大手熊掌般此起彼伏地甩動著。傍晚，他坐在陽臺的躺椅上小憩，看男孩拿來的作業，深夜拉起窗簾，關上燈。他的全部活動，都像丈夫或父親。
那孩子總是揹著米老鼠圖案的書包。有時，我會衝著這個背影喊我兒子的名字。他們幾乎一模一樣：統一的藍白校服，紅領巾，藍繩校牌，小平頭，邊走邊玩的神情。男子跑步累了，坐在馬路沿上歇息。孩子穿過花園的石板路，慢騰騰蹭過去，用小胳膊去撞男人汗津津的粗胳膊，輕聲蹦出那個詞：「爹地。」
孩子的母親像沒聽見，繼續和我聊天。
我的臉騰地一下紅了起來。
我的目光停留在男人身上，他仰著腦袋，暗黑的臉龐泛著光，小腿上肌肉緊繃，稀疏的頭髮是漂染過的，頂部能看到頭皮。這男人身上帶著某種陌生的氣息，是我此前在北方從未直接面對的。小鎮裡的人告訴我，他們能一眼認出人群中的香港人。他們比我更熟悉這種氣息。而女人原本是張娃娃臉，但兩頰的肌肉卻已深陷下去，顴骨嶙峋聳起，長眼陷落，像兩條峽谷，一頭長髮，隨便一抓。這樣一張臉，若再過十年二十年，不知會發生什麼變化。
我兒子放學回來了，放下書包，即刻下樓，和阿玲的兒子玩起拍籃球。兩個毛茸茸的小平頭，隨著球奔跑著，一徑追到樓後去。
我將如何向孩子解釋對面的阿姨，她的「老公」，她的「家」？而阿玲自己，又將如何面對已開始提問的男孩？那孩子的眼神里，總有股膽怯，像從瞳孔背後的某個地方射出。我兒子也會害羞，也會因忸怩而顯得慌手慌腳，更多的時候，他會選擇大喊「爸爸媽媽」來解決問題。
阿玲說她從未去過香港。
她買了張香港地圖，用手指觸控，瀏覽著那個紙上城市。她似乎已看到擁擠的街市，喧囂的車水馬龍，某一處的拐角，劇院，餐廳，然後是海洋公園。她答應過兒子，帶他去海洋公園；而她的「男人」，就住在海洋公園附近。所以，對阿玲來說，海洋公園甚至比整個香港還大，牆壁閃閃發光，池水閃閃發光，地板閃閃發光。
當她這樣描述時，我驚訝：「你可以參加旅行團啊！」
並非她不能去，而是她不想去。好像離她越近的東西，她越要回避。
因為有了這個閃閃發光的海洋公園，她看小鎮的一切都不順眼，無論是茅草簇擁的彎曲街道，還是鬨搶便宜貨的市民，又或沒禮貌的打工仔，都讓她感覺不舒服。所以她並不打算在這裡買房，而一會兒想去香港，一會兒想去周邊城市。在她的靈魂深處，一直在期待意外的發生。她總是睜著一雙大眼睛，觀看著此時此刻，並把希望寄託在明天。
阿玲不大喜歡提她幼年的遭際，因而我只能從她常說的話題裡尋得一點線索。
她的家在廣東東部蕉嶺縣的一個小村，窄小的田地，髒汙的農院，寒酸的收入，阿玲在那裡有什麼可乾的？她對那裡一天到晚的枯燥生活了如指掌。我去過那個縣城，主街道有子彈射程那麼長，兩邊是店鋪，擁擠著汽車修理、摩托車修理店，到了路的拐彎處，零星的小店便都收了形跡。走在街上，像坐著時光機，陡然回到了20世紀50—60年代。我們找到家飯館，但飯館卻因生意蕭條而歇業。在昏暗中穿過縣城，前方陡然開朗，一派燈火通明，像剛從夢裡闖出來。
在阿玲的詞彙系統裡，製鞋廠相當於地獄。她嘻嘻一笑，說村裡的女孩初中畢業，考不上高中，便相約來東莞打工。知識對她們來說是個封閉的園地，但她們卻要放大膽子去闖世界，做著平步登天的美夢。於是，她們攜帶著尚未充分發育的身體、小動物般機敏的眼神，來到東莞。
阿玲坐在滿是新鞋子和機油混合的味道里，面對正在噼啪作響的機器，拿起鞋面，用可以調整的小夾子夾住，然後推動機器旁邊的一根小鋼柄。機器發出尖銳的喀喇聲，衝下幾片圓形的皮，鞋面上就留下將來穿鞋帶的洞眼。這活兒看起來輕鬆，但必須保持平均的速度。這種速度的設定是嚴苛的：工人根本沒時間四周張望，必須集中精力工作，才能不讓鞋面堆積起來。
開始只是脖子和肩膀痠痛。後來，兩腿發酸，坐不住，阿玲便轉動脖頸，歇息片刻。雖然不餓，但渾身發虛，看周圍世界，愈發粗糙不堪，像個囚牢，將人幽禁住。到中午時，手腕發疼，整個掌心、手指都疼，到後來，肌肉的疼漸趨麻痺，她總想要嘔吐。
一聲鈴響，所有的女工即刻離開凳子，奔下樓去。轉動的拉線停了下來，整個車間陷入死寂。一走上陽光下的街道，血液立刻變得溫暖，緊張的神經鬆弛下來。從快餐店的玻璃窗朝大街望去，熙熙攘攘的人群裡，總有幾個年輕姑娘，穿著時尚、舉止大方，而阿玲身上的工衣是舊的，顏色已褪，鬆垮下垂。阿玲感覺，在她和那些姑娘之間，不僅僅隔著一道玻璃，更有一條鴻溝。
這街燈、餐廳、商廈、公園，這一切，阿玲也想擁有，可在製鞋廠的時間越長，她越明白，單靠自己，是無力擺脫這困境的，她必要攀附著一根繩，才能從枯井的底部，攀到井口。
她註定要遇到林生。
有個老鄉當售樓小姐，說坐車去看房，可以免費旅行、吃午餐，於是，她便和一群人擠上中巴。她的身旁，坐著香港退休警察林生。午餐時，林生自然而然坐在她身旁，為她夾菜。兩週後，林生打電話，問她是否買了房。她一時語塞，不知如何回答。林生話題一轉，說想約她吃飯，談談買房的事，他住在香港，來一次不方便。
「香港」二字，像一盆冷雨，從半空傾瀉而下，令阿玲渾身緊繃。她不得不努力思考她的未來：她不美麗，又窮，若繼續當女工，找個男工結婚，哪怕生了孩子，租了房子，還得繼續將打洞的活兒幹下去。想到一輩子要被囚禁在車間，她心疼如割。
她要行動—立即行動起來—不能等年齡更大。
林生在香港是個窮人，年紀又大，把錢看得很重，已偏於吝嗇。對世故的中年女人來說，林生未必是理想的戀人，但對阿玲這樣的鄉下女來說，需要的不僅僅是浪漫的約會，更是固定的零用錢。
自從跟了林生，陡然間，天地變寬，日子也好混了。一晃，九年過去了。林生自然不能夜夜回家。林生不在家，阿玲就放鄧麗君的《何日君再來》，一遍又一遍。那歌曲原本輕柔嫵媚，一遍遍重複後，卻像把一群音符倒入大桶，下死勁攪拌，聽著聽著，漸漸淒涼揪心。
傍晚孩子快放學時，阿玲必定站在樓下等他。看到男孩揹著書包回來，便一把摟住，緊緊地貼在身上。那一瞬間，她是真心愛這個孩子、這個每日都能陪伴她的男性。如果沒有這孩子，她就是赤條條無牽掛的一個人。
有一天傍晚，門鈴響了。我下樓，看到是阿玲。
除了兩個小男孩上同一所小學外，我不知道我和她的生活會有什麼交集。
她說她朋友的孩子想上公立小學，因無法出具結婚證，便被卡住了，想請我幫忙。她說起自己也沒結婚證，可還是把孩子塞進了學校。她理直氣壯：「他們問我要結婚證，我說，沒有！問我要出生證，我說，有！」
她問我有無關係幫幫她的朋友。她認識的人調走了，見我搖頭，不覺失望，又敷衍了幾句閒話，便調轉腳跟，訕訕離去。她來找我的理由是她在電視上看到了我。那是個訪談節目，我說了些和文學相關的話題。
傳說中的二奶，過著鮮亮招搖的生活，又怎樣用心機套住男人的心和身，而阿玲，一身皺衣，口無遮攔，住著租來的屋子，去早市買便宜菜，做一日三餐，又隨和，又憨傻。
阿玲到底想要過怎樣的生活？
像大多數農村出來的女孩，其實，她並沒有太多可以選擇的空間。
二
認識雯雯，是從她的狗開始的。
拐彎處，湧出四個毛茸茸的小球，叮叮噹噹。狗的背後，是個長腿女人，鼻樑挺直，圓領短衫下一截蜜黃脖頸，渾圓的乳，喊著「靠邊靠邊」；女人身後的男人，中等個兒，健壯，麻白鬢髮，一雙笑眯眯的眼，像夜貓的瞳孔，射著精光。我為這幅圖景愣怔：那男人看女人的眼神和女人看小狗的，一模一樣。
他愛她=她愛它！
這種愛的本質是相同的：施捨。
她可以施捨給它，按照人類的界定，她高階於它；而當他以同樣的方式來對待她時，她的肉體並非不舒服，但某種更深刻的不安，卻如飄蕩在半空中的微風，總會吹拂而來。
雯雯出生於1984年，小臉，黑短髮，眉毛繡過，格外濃黑，愈發襯托出臉頰白皙。三年前，二十五歲的雯雯在電子廠做文員，給從臺灣來開廠的老黃倒了杯水後，便再也沒有工作過。那一年，老黃五十五歲。
「我有背痛的毛病，經常痛得很厲害。我到電子廠工作才三個月，後背就開始痛。你知道，我的工作比起拉線上的女孩子算是輕鬆的。她們一天到晚都要坐在那裡，而我的工作只是打字、做記錄、記賬，有時還可以起身走走，喝點水，休息休息。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我的背還是會痛，有時候是後背痛，有時候是脖子痛。」
雯雯在家鄉初中畢業後，曾經到廣州學了一年會計。這一年的經歷，讓她徹底看清了城鄉差別的巨大。她決定通過打工來改變自己的命運。她先在深圳幹了兩年，然後來到東莞。
她對自己身體疼痛的理解充滿矛盾，有時她覺得疼痛顯然是繁重的工作所致，有時又會覺得是因為年紀太大，已沒有精力每天埋頭苦幹十一個小時。但雯雯又不想返回家鄉，於是陷入進退兩難之境。
成為打工妹是悲劇起因之所在—雯雯絕望地發現，工廠的工作並不是改變生活的靈丹妙藥，相反，在中國，結婚生子仍是農村女子的普遍歸宿。有些女孩甚至為了逃離工廠勞動而結婚，重返農村後，在家裡繼續當牛做馬。
雯雯做出了另一種選擇。
雯雯的家是別墅，三層，裝修是自己監工的，復古風格。
一進門，是皮沙發，棕色鑲金邊，廚房做了玻璃格擋。二樓將原來兩個臥室的牆打掉，整個空間敞開，只放了張木沙發，拉開後是摺疊床，若有客人來，可用簾子圍成封閉空間。但平時都敞開著，窗下有張古箏，靠牆的一面，全是衣櫃，櫃門外皆嵌著鏡子，像舞蹈室。三樓臥室的牆也被打掉，木扶手通向頂部閣樓，一溜白色窄櫃，仿古電視櫃，轉角浴缸，圓頭大床，床頭櫃上的相框裡，是她和她母親的照片。
這個屋子裡，刻意隱匿了男人的蹤跡。
雯雯知道她處於不公正的待遇中，即便她被這麼多華美的東西所環繞—她並不是那種能堂堂正正站在男人身旁的女人！這是一種羞恥，一種侮辱。可她有什麼辦法？每當她這麼想時，便會和臺灣老黃鬧，鬧著鬧著，眼淚就湧了出來。
現在，雯雯對我說起那兩條狗時，眼圈一紅，淚也湧了出來。
她說，我出去旅遊時，交代保姆在家裡開空調，給狗狗們看電視，沒想到，早晨遛狗後保姆走了，到中午再來，慘劇發生了。它們是吃了有毒的東西。可它們平時很少在外面吃東西啊。點點的身體已經硬了，大衛還在掙扎，就送它去了醫院，但沒搶救過來。它們就埋在院子裡。現在家裡只剩下點點的爸爸圓圓和艾達。點點最聰明，以前我住公寓時，它會按電梯，知道家住第幾層；我和我男朋友吵架後哭了，它就來舔我的眼淚……
「男朋友」這三個字，如火星，落在我的頰上，灼得我生疼。
雯雯說，點點每天早晨起床後，先到我的床頭邊，看我是否睜眼，然後讓我帶它去玩。點點不能容忍我出門超過四小時。有一天我出去玩，一整天沒回來，它便在我的床上撒了一泡尿，氣我為什麼還不回來。我除了睡覺，一天中的全部時間，都和狗在一起，我對它們用情太深了，現在我知道這不行，我要多出去走走，否則，我會病，我會瘋……
別墅、汽車、襯衫、長裙、桌子、沙發……每一樣，都閃著光。這些東西，人人都喜歡。但是，雯雯喜歡的程度，要遠遠超過常人。每一件單獨的東西，對她都有切實的吸引力，沒有一件東西，是她不想要的：蕾絲花邊、緞帶、金魚、髮梳、坤包，一切都牽動著她的慾望，讓她非要把它們買下來不可。男人們可能不知道，即便是最遲鈍的女人，對別人的穿戴打扮也特別敏感，年輕的女子尤其如此。女人可能不會去聽鳥叫、看荷花盛開，但是，在目睹花團錦簇的被單時，她總會伸出手去摸一摸。
雯雯根據一般女性的眼光，用衣服來劃分界限：穿著高檔的人，有地位，有道德，有聲望；車間裡穿工裝、頭髮髒汙的人，是醜陋的、粗俗的，他們脅肩諂笑，見了老闆腰一直哈著，姿勢又像鞠躬，又像邀請。而臺灣老黃，不僅被挺括西褲、乾淨襯衫包裹，還有他作為成功人士的那種氣概。他靠堅韌、勤勉起家，通過多年努力，到了現在的位置，行為處事精明而機敏，而臺灣人特有的禮貌，亦令他顯得風度翩翩。
她跟了他。但是愛情，並沒有在她內心燃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