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我定居南方後決定去工廠打工。到2012年年底，我將在兩家電子廠、一家音像帶盒廠做普工的經歷寫下來後，發現有十幾萬字之多。這完全是意外收穫。在我到達南方之前，從未想過有一天我會寫下如此之多和打工有關的文字。
然而，我到工廠打工的舉動卻遭到了來自兩個階級的強烈質疑。
首先是來自中產階級的嘲笑。他們對「打工」「打工仔」「打工文學」等凡和打工有關的詞，都會撇嘴，並從鼻孔中噴出一聲輕蔑的「哼」。他們有房、有車、有固定的社交圈，他們的孩子不屑參加中國高考，早已到國外學校，他們自己已經移民或正在移民，面對偌大中國，他們看不出有什麼新花樣值得留戀，他們的身體暫時滯留於此，而心思早已和這塊土地距離遙遠。無論他們對我多麼熱情、客氣、禮貌，我都知道，他們並不是真的看得起我—我的全部資產不及他們戶頭的尾數，我亦非社會名流，他們和我在一起，不過是湊個人頭一起玩，打發時間。到車間後我深刻地發現，我和那個流光溢彩同時又虛幻迷濛的中產階級世界那麼遙遠，我從來和他們都是兩類人，而這一點，他們發現得比我更早，於是，我們在心裡互相刪除了對對方的關注，讓所謂的「好友」，成為陌生人。
其次，是那些從打工者蛻變而來的精英。他們是真正的打工：離開家，揹著行囊，被治安仔查暫住證，爛尾樓、榕樹下、橋洞裡、車間的水泥地上，他們都睡過。他們的手上有傷，心裡有痛，眼裡有淚。他們有工友，有老鄉，有親戚，有同齡人，他們從來都不是一個人，讓他們感興趣的話題，也從來都不僅限於一個。他們熱烈，激情，衝動，不斷為同類呼喊，被冠為「產業工人」代表，但他們的隊伍，從來都不會認可我這樣一個人，他們認為我去打工是客串，是演戲，在本質上，我並非他們的自家人。
於是，無論是我的打工經歷，還是我寫下的打工作品，都遭到來自兩個階級的赤裸裸質疑（而他們質詢我的語調又是多麼地一致）：你怎麼想到要去打工？
我對自己生氣，感到委屈，感到自尊心受到了凌辱—我完全可以坐在家裡，寫點大衣如何防蟲蛀、馬鮫魚怎麼煎、正午如何防曬，這樣的話，沒有任何人會來申斥和指責我，大家都會說我多麼熱愛生活，而我也會擁有更多的朋友。然而，我卻自己拿著身份證，來到工廠門衛室，從視窗將證件遞了進去。
是的，我並不是為了工資去打工，但我卻是以打工者的真實身份去打工的。在進入車間之前，我對此中秘密一無所知。進入車間後，我和所有女工一樣，有定額任務需要完成；如果我做得不好，一樣要返工。沒有任何人會照顧我，而我也因為這種不被照顧，看到了車間世界的真相。
在電子廠的流水線上，我是普工，坐在高腳凳上，從最基本的貼pass紙開始，裝袋子、打黃膠、焊錫、裝電子元件、使用砂輪機……這些活兒算不上重體力勞動，但重複多次後也會變得模樣猙獰。在音像帶盒廠，我是啤工118號。啤機二十四小時開機，啤工「兩班倒」，除了中午吃飯的一小時，啤工每日工作十一個小時。在注塑車間，我坐在兩臺轟隆隆的啤機之間，用蘸了天那水的布擦模具，用鉗子剪掉衣服架子上的凸起物，用吹風機將錄影帶盒邊緣的披鋒吹皺。當這些活計不停地重複時，我終於發現，汗不僅能從鼻尖流出，還可以從身體的各個部位流出。
我排隊去打飯，吞嚥下含混的飯菜，喝下看不清內容的湯，將胃填塞到鼓脹，可兩個小時後，飢餓感仍會陡然變得強烈起來，讓我意識到我所吃的食物多麼沒有油水；我將被褥搬進女生宿舍，驚詫地發現除了逼仄、骯髒、混亂外，宿舍的後門根本關不緊，夜晚冷風呼呼灌進來，廂式貨車的轟隆聲像從頭頂壓過，怎麼都睡不著。
當我將這些經歷用文字記錄下來時，並非將個人看得格外重要，以至於向旁人講述自己的經歷，我感覺我所經歷的，不僅僅代表是我一個人的遭遇和體驗，也是我們整整一代人的遭遇和體驗。我看見自己坐在注塑車間那個倒扣的塑膠箱子上時，我的內心忍不住想要說點什麼，就像要為某個畫面提供一段畫外音般，我想要說出我的註解。
我總是忍不住想要說點什麼。從西北遷居東南，我突然遭遇來自心靈的巨大震顫：我從熟悉的游牧文化、綠洲農業文化場景，猛然空降到煙囪林立、工廠成片的場景中，好像一陣龍捲風將我突然吹起，投到我此前根本沒有準備好的地方。一切在別人看來常態的事，都被我陌生的目光放大了好多倍，我所感受到的，全是差異和震驚。我不能對此有所抱怨，而這也恰恰是流離失所的人獲得的一種新自由。
我想寫的文字，不是和現實生活若即若離，而是深入到實際中，和人類面臨的問題呼吸相通。我希望這些字和詞，是來自深處的呼聲，而非輕淺的呢喃；甚而有時，我希望自己的文字像文獻資料那般，無需糾纏於詞語本身的修飾，而首先成為一種見證。在我看來，如果我不能處於描述物件的王國之中、沒有參與到那些具體的活動場景中，只是以接受者的身份、用被動的眼光去記錄事物的外部印象，那我的情感和文字就是有隔膜的。如果扛著攝像機或舉著照相機對準那些正在幹活的女工，她們會渾身彆扭得想逃到地縫裡去。如果我和她們一樣，要完成一天二十箱的任務，上廁所要在規定的次數之內，那她們面對我就是鬆弛的。
然而，某種尷尬是我所必須面對的：我過往的經驗，讓我愈發孤立於我的新環境—我來自「另一個陌生之地」。當我在南方說出新疆草原上牧人看到陌生人會將之待為上賓、拿出家裡珍藏的好肉好酒來招待時，我看到的不僅是對方眼神中的驚訝，更有一種公開的嘲弄。這刀片般的眼神，令我心悸。我像從人類的原始狀態中緩慢走出，還攜帶著嬰兒的痴憨和愚笨，對人性之惡、之複雜、之殘忍，毫無洞見能力，於是我的智商連同寫作都遭到顛覆：一個如此思考問題的人，能寫出怎樣的作品？
與此同時，另一個問題出現了：當我置身南方，回望新疆，我發現我已改變了幾分。譬如，當我看到「大美新疆」這個詞時，會感到異常彆扭。這個詞似乎是專門發明出來給那些「非新疆地區」的人看的。一個「美」，已經很武斷；再被修飾為「大」，能完全代表新疆嗎？到達南方後，我才發現，內地人對新疆非常陌生，這個距離，比起從深圳到烏魯木齊的五千公里，更遙遠。事實上，無論新疆的地貌還是歷史、民俗民情，都比電視上、明信片上的更復雜，而這種複雜性，卻被「美」這個詞輕易取代。「美」本身是個很好的字，但是這種簡單定義，以人為之力強行塑造出一個根本不存在的新疆。
我經常感到痛苦。我的痛苦如此深切，似乎已無需什麼理由。我的痛苦來自南方，也來自北方。無論在南方還是北方，我都能清晰地聞到那股味道—不是好感，而是惡感。令惡感產生的原因很複雜，但其中有一個原因至關重要：陌生感又加劇了惡感。在東南沿海，中產階級不瞭解打工一族，而普遍的仇富心理，又讓底層對有車有房者既羨慕又厭憎；在西部內陸，諸如西藏和新疆等地，各族群之間因信仰、文化等複雜原因常有紛爭凸顯，絕非如明信片上的景物那般，一片靜寂。
離開新疆大地已近三年，但是，新疆的景物，也許還有它的精神，從來沒有遺棄過我。我是到了南方，戴上「啤工118號」的牌子，在車間裡不斷勞作，才充分認識到我從浩瀚廣闊的新疆吸收到了多少養料—只有在那樣的淳樸中浸染過的生命，面對這工業化時代不斷重複的機械勞作，所體驗的疼痛才如刀似劍，插入胸口，異常強烈。我所寫下的南方車間，絕非一系列現象的簡單拼貼，它們因西北底色變得奇異與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