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來說，這本書的書寫者庫斯勒（arthurkoestler）最終是怎麼死的——這位出生於匈牙利的猶太裔英籍小說家（複雜得很的身份和必然有事的生命位置）一直是英國某一團體的成員，他們主張人有權結束自己的生命、有這樣的道德選擇自由，他於一九八三年服藥離開，他的第三任妻子跟他一起走。
是的，這個鬥士型的作家沒陣亡在戰場上，儘管機會多得很，他生前可說是敵人滿天下，幾乎涵蓋了當時一整個歐陸而且還散落其他地球各處。他反納粹，在法國維希政府的集中營待過；參加過反法西斯的西班牙內戰，在這場著名的「詩人戰爭」中被捕還判了死刑；而更多更久更悲傷的仇敵則來自左邊，或者說起自庫斯勒自己內部，是斯大林掌權的革命祖國蘇聯，這原來是庫斯勒半生信念和希望所繫之地，但莫斯科的審判（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九），以及一連串的真相（奴工營、思想和言論的全面控制、經濟凋敝、社會破毀、一人的集權統治，以及數以百萬千萬人的真實死亡云云）不得不叫醒這個聽實話講實話的正直之人。一九四九年，庫斯勒和訪蘇歸來的同志兼小說同行紀德以及其他四位作家合寫了那本決裂宣言的書《不能顯靈的神》（thegodthatfailed），而此時此刻我們手中的這部小說《正午的黑暗》則完成於稍早的一九四〇年，在莫斯科審判的第一時間，揭示了第一代老革命家化為歷史灰燼的經過及其一層一層的心理過程，既是控訴，其實也是內省，併為日後的出走鋪路。
歷劫歸來的庫斯勒，在多年之後已不再糾纏於革命甚至厭倦於談政治的晚年，平靜自由地死於自己之手，基本上應該是幸福的但一言難盡，可仔細想來仍是他合情合理的生命句點，意義相聯，邏輯一貫，對他這樣子的人生做最後一次帶著清晰意志的說明。
說來，庫斯勒的一生，和我們通常紊亂、隨機、意義晦暗不明而且滿是岔路的人生影像不大一樣，他的一生像一部結構嚴謹、有頭有尾、意義太過明顯的理念型小說，像一部書寫者高度控制的小說，當然是更現實的，可是也同時更戲劇性。其中的衝突、挫敗、危機、轉折和處理收拾，包括他大約在一九五六年後的全面轉向科學和神秘之學的探索，都仍在這同一道路上，仍遙遙指向著原先那方向，並且都不懷疑可追問得到答案凝結得出啟示來。文如其人，今天，從純粹文學的角度來看，庫斯勒不會被當成多頂尖的小說家，其中或許也有才分之類的緣由，但重點不在此，真正的重點是，庫斯勒不是這樣處理自己生命的，他始終有更迫切更非關一己的事情得做，小說只能謙卑地站第二順位，服從於這個堅定的意志像個無怨無悔的忠僕，必要時可解僱可犧牲，和一般小說家那種「拆掉自己生命的房子來建造小說的房子」的基本認知完全背反。
然而，好也好在小說自身有驚人的柔軟度、彈性和寬容，裝得進盛得住各種硬塊式不易融解的理念東西，甚至像d.h.勞倫斯說的，禁得起各種理論的「騷擾」（儘管d.h.勞倫斯說此話時充滿嘲諷）。具體證據是，在業已流淌了幾百年的寬廣小說長河之中，我們的確擁有著一批嚴重牽動讀書之人神經的理念型小說，仍保有像《正午的黑暗》這樣的作品。今天，你走進任何一家盡職的書店，十成十會在經典小說的架上找到此書，而它的旁邊是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或納博科夫，半點不刺眼亦不羞慚。
莫斯科審判的監獄
監獄是個罪惡之地，或至少是個奇怪的地方，儘管對於我們這些善良守法或懦怯或走運的社會公民而言，它的存在正常合理到壓根想都不會去想，但對於那些置身其中的不幸或活該的人們，這卻是逼你想東想西的一處強迫思考之地——統計學的巨大數字所告訴我們，古往今來數以億計之人進過監獄這一事實及其普遍性，絲毫不減損它對單一個人的特殊性，以及真實的作用，這是一個古老又古怪的數學悖論。在此地，生命被逼入了小小一方死角，我們曾經擁有和理應擁有的那些東西，包括法律所應允我們的、歷史和社會文明所應允我們的乃至於生命本身所素樸應允我們的，一樣一樣被凍結、禁錮、取消和剝除；而且，時間的意義及其模樣在這裡也變了，它截去了過去，阻斷未來，把時間扁平化為某種「永恆的當下」，長而空洞而迴圈不變的當下，人孤獨地被拋擲其中，總要想出個道理，想出個出口或至少得靠想這想那好打發無聊的漫漫時光，所以我們有契訶夫、有葛蘭西、有布朗基、有王爾德、有司馬遷和周文王姬昌云云。事實上，人類還據此發明了地獄不是嗎？就算想象另有出處另有靈感，但起碼其物質基礎和經驗細節是此地借來的不是嗎？
《正午的黑暗》也是一部監獄之書，開始於老革命家魯巴肖夫的半夜睡夢中忽然被捕，結束於他審判認罪之後的後腦勺兩槍，場景幾乎沒更換過，除了一些脫逸出去的回憶，奇怪那業已不存在的，反而是全書僅有的幾處有溫度有色彩的畫面。
關於監獄，庫斯勒本人無疑是有夠豐碩的第一手經驗材料，但《正午的黑暗》意不在此。這本書有更迫切更特殊的任務，它專注地凝視並試圖解釋一個看來極不合理卻反覆出現的駭人事實，請注意這裡，不是誰憂心的推斷，而是一再重複的事實，那就是——在斯大林全面整肅的過程中，那些不乏出生入死實戰經歷、捱過迫害、忍過酷刑、死亡都屈服不了他們的硬漢般老革命同志，忽然全變成一隻只軟弱溫馴的綿羊，不反擊，不答辯，最奇怪是他們完全配合演出審判的荒謬劇，主動承認加諸他們頭上的莫須有反革命罪名（多年後相關機密資料出土證明全系誣陷），不僅沒生物本能地保衛自己性命，就連自身最後一點榮譽乃至於尊嚴也拋擲不顧（前者可能不操之在手，但後者是做得到的）。
人類歷史上諸如莫斯科審判的不義審判多矣，我們曉得，通常這反而是受迫害者的專用舞臺，是慷慨陳詞以明志的迴光返照時刻，留下最多超越了死亡才可能痛快講出來的歷史證言。也因此迫害者總想盡辦法迴避公開審判，如今天大家所熟知切·格瓦拉的迅速處決，以免審判實質意義的必然顛倒；相對的，從被統治者、受迫害者的角度，爭取到公開審判，一直被視為人權歷史的重大進展。然而，這一批老革命者卻逆向地選擇「默默地去死」，最後講的是「我向國家，向群眾，向全體人民跪下雙膝」這麼卑微不堪的話，這到底是發生了什麼奇怪的事？這些人在監獄中等候死亡緩步但必然到來的綽綽有餘時間裡，他們究竟都想些什麼？是如何看待自己這即將蓋棺的一生並做成這麼不可思議的最終決定？
人不畏死，以死亡來恫嚇是徒勞而且笨的事情。很明顯的，關鍵答案所在的地方，不是外部的死亡和肉體酷刑的獰惡脅迫，而是人心，受迫害者的獨特心理；我們應該追問的問題是，他們究竟在保護什麼？還有什麼比人的生命、榮辱、尊嚴乃至於最後那一點是非真相更重要？或換一個角度想，到底存在一個什麼東西，會讓生命、榮辱、尊嚴和是非真相全變成這麼可犧牲、這麼無所謂？據此，庫斯勒在書前那段制式題詞便顯示了沉沉的重量和宛如封印著的秘密了：「本書中的人物都是虛構的。但是決定他們行動的歷史環境則是真實的。尼·薩·魯巴肖夫這個人的一生是所謂莫斯科審判的許多受害者一生的綜合。作者認識其中好幾個人。本書謹獻給他們作為紀念。」
決定他們行動的歷史環境是真實的，意思是，這不是某一單一個人的不需理由胡思亂想，魯巴肖夫不是個特例，他的奇特抉擇和行動相當程度而言是被「決定」的，被某一個歷史現實裡的巨大東西抓住並驅使。因此，《正午的黑暗》不是一部所謂的心理分析之書，人心的奇特變化源自某種歷史環境，源自某個外於人而且大於人的怪東西出現。
沒有人，只有神
先來想，在莫斯科審判之前的人類長段歷史裡，人們可曾擁有過如此超越這一切，而且視這一切如糞土的最重要東西（且不管是不是錯覺）？可能有的，比方說神，尤其是加爾文教派相信的那種神。
加爾文教派的神，不是柏拉圖式至善代稱、一切美好價值總和而且自動和睦相處的那種神。當然，他們仍說祂是至善的，但有關這個神的至善屬性始終語焉不詳，只知道殊少人性的道德色澤，毋寧更接近某種蠻橫的、至高無上的強大力量。或者說，祂的至善不是當下的事實，而是遙遠的應允；不是慈悲的賜予，而是人得為祂爭戰、為祂打碎既有的一切才可望降臨。由此，加爾文教派有一個極其特別的天國預定之說，構成了其信仰的真正核心——天國一定會來，這是神預定好了的，但沒人知道何時。這個神極其陰森，有完全不可知的一面，加爾文教派曾用月亮來比擬祂，說正像月亮有一面永遠揹著我們；而這個預定好了的天國，又是人完全無法干預無法改變的，包括誰進天國誰下地獄也都由神事先決定，行善積德這種普世宗教的萬用入場券，在加爾文教派獨獨是行不通的。
一般我們把加爾文教派這樣的預定說稱之為「最後的辯神論」，這裡的「最後」，不是高明精深到再無可挑剔辯駁的意思，而是指他們不再打算和大家講道理、關閉大門一切到此為止。加爾文的神決定一切，唯獨祂自己完全不受約束，包括祂自身創造頒行的法則，包括邏輯，也包括道德。這個全然自由、想幹什麼就幹什麼的神，其實返祖回到《聖經·舊約》的那個狂暴耶和華，而其最生動的描述則是《約伯記》裡在旋風中現身講話的樣子。《約伯記》裡，祂容忍甚至嘉許滿口怨言的約伯，只因為約伯自承渺小，不知道也無法解釋神意欲何為，卻不留情地出手懲罰以利法、比勒達和瑣法這三名努力為祂（道德）辯護的倒霉鬼。祂禁止人自認有詮釋祂作為的權利和地位，不允許人冒出來某種程度的自我意志，只因這裡頭隱藏了某種具備繁殖潛能的平等種籽，不僅褻瀆，而且極可能是危險的，會改變人和神的必要特殊關係，會讓人緩緩離開他渺小如螻蟻、單一如工具的身份。
更重要的，神的作為如果需要解釋，就代表了祂仍受到某種約束，祂就不再是萬能、超越一切的神了。
所以絕非偶然的，所有至高無上者總是不允許人有說話談論自由的，往往連滿懷善意的詮釋或讚頌都不可以，不只是內容問題，而是根本上就不該有這個說話談論的位置。約伯以他的卑小順服而不是以他的睿智堅忍稱義，他最終獲得什麼獎賞呢？除了更多財富之外，神還「補給」他七個兒子三個女兒，比原先為了試煉他弄死的那七個兒子三個女兒更好更美麗。只是，人命真的可以這樣讓渡這樣替換這樣純數字地以這個補那個嗎？像壞掉的零件，像電腦升級，這倒真是絕佳的隱喻了。
由此，我們來看《新約》著名的登山寶訓，便得到完全不同於一般的影像了。耶穌在論起誓、論愛仇敵、論施捨、論禱告、論禁食等教諭裡頭皆再三強調這些作為「不要行在人前」，「若是這樣就不能得你們天父的賞賜了」。世人不知甚至誤解都沒關係而且可能還是必要的，唯一重要的是神與人的一對一私密關係，你知祂知；是孤獨但高傲堅決地行在神已鋪好的道路上，你真正的報償在未來的天國，你面向它，自然就會把此時此刻的塵世置之背後。也就是說，即便是道德善行，也不是人與人之間善意善念的彼此領受感染交流，從而希冀它風吹花開般在人間擴散開來，成為一個更溫柔的當下世界，而是人只做給神看，證明給神看，既是信仰的精純試煉，更是人在神的道路上的做工前進——我們在《正午的黑暗》小說中，清清楚楚看到魯巴肖夫正是這樣侍奉他的神。
這樣，我們就得到一幅非常詭異的至福影像了——天國早就造好了，但卻在未來。早已完成的天國，你既無需參與創造亦無從參與創造，甚至連思考它討論它都不必也不好（完美的任何改變都等於是破毀），留給人們的，於是就只剩一張時間表，人要問、要想、要忍受、要行動、要犧牲拼命等等等等都只能限定在這紙薄薄的時間表上；更影響深遠的是，既然天國早已造好等在那裡了，意思是此時此刻這個寒酸的世界，即使還摻雜著一點好東西，亦不值得珍視存留，如果燔燒它們有助於這張時間表，我們便不應該因為此地還有五個十個義人而遲疑卻步；如果，更常被想到被主張的，因為這些小善小美的東西存在，讓人不捨當下，讓天國降臨的時間延後，那它們無疑是更大的惡，更該狠狠地拔除掉。
人命，人的榮辱和尊嚴，以及人所最後堅持的那一點是非真相，俱屬這些容易捨不得的小東西，但用句宗教者常用的謙卑話語來說——在永恆面前，這一切又算得了什麼呢？
新宗教的懺悔
書中，魯巴肖夫貴為新政權的人民委員，有顯赫無比的功勳和革命資歷，但他眼看和他有男女關係的女秘書阿洛娃莫名遭到逮捕入罪，眼看他一個個老戰友被當叛徒處決並從這個國家的歷史被塗銷，眼看「第一號」（即斯大林）清清楚楚把權力拓展成無限大，眼看人們更窮更苦，社會更糟糕……他什麼都看到了，甚至預見並再三夢到自己被捕，時時解嘲地自語「他們要槍斃你了」，但這一切，只要把它們一一擺進那紙神聖的時間表中，在最終的天平上用另一端的至福天國為砝碼來稱量，就魔術般一下子全合理了、必要了，你不僅不該去抵抗，你還應該竭盡所有去配合。
我們說，《正午的黑暗》是一部監獄之書，但其實應該正確地說，是兩種監獄、兩重監獄之書。世人所害怕的有形有體那一個，用石牆、鐵門、大鎖、哨兵獄卒以及國家暴力組合而成。魯巴肖夫其實並不那麼在意，他在此經歷了三波並未被拷打凌虐的提訊，並失去了身體的自由，但除了餓過兩餐、牙痛復發、香菸斷過糧，以及程度尚稱節制的疲勞審訊而外，魯巴肖夫並沒有真的受苦，也不以為苦。真正困住他的，是天國及其時間表所造成的無時不在無所不在的巨大監獄，其由來久矣，遠遠早於那半夜敲門的聲音。魯巴肖夫必須在愈來愈荒謬的當下現實和永遠掛在地平線那裡的天國找出更積極有力的論證解釋，好重新銜接起這不斷遠離、發出低沉嗚咽聲音如多普勒定律、眼看著就要斷去聯絡的兩端。同時，如果可能的話，他還隱隱約約希冀這個新的解釋新的體悟，也能一併為他重新找到一己的站立位置、價值以及可能的行動。不為著改變，他最駭怕的正正是改變，改變意味著他整個生命的瞬間崩解，而是要重新確認自己的存在不疑以及和他大神的私密親切關係。我們大致可以這麼說，魯巴肖夫，和「正常」的人犯完全不同，壓根是不想越獄的，他愛這個宛如他畢生產業的監獄，他在這裡也遠比在自己家中睡得踏實安穩。真正危險的、深刻的、他曉得自己消化不了的，是監獄宛如磐石之上之外不斷在眼角餘光裡瞥見的那一點點天光雲影、那幾顆細碎閃爍的夜星，透露出某種自由、某種他得拼盡力氣抗拒的廣闊無垠，美麗得令人痛苦，這同樣是他親身經歷並鑽入他記憶不去的片段，包括阿洛娃的身體氣息和頸子的柔和曲線，包括那個信任他卻自殺結束一切的熱情革命青年小洛埃，包括他奉命工作的異國城市光景，包括那幅釘住他腦子卻說不清楚意思的悲傷聖母像云云。
跟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馬佐夫兄弟》裡大宗教審判官寓言故事講的一樣，魯巴肖夫不要自由，他要的是信仰和神蹟。
以理念掛帥並以理念直接命名的《正午的黑暗》，並非依靠文學書寫技藝取勝的小說，但我們得說，書裡頭寫得最好的（就文學專業判準而言），是魯巴肖夫那一抹奇特的興奮之情，自始至終鬼魅地浮現在生冷乏味的監獄石牢以及可預約的悍厲死亡之上。這彷彿是魯巴肖夫他最需要的，是「老戰士」重回他魂縈夢繫的戰場最後一役，是他的大神終於又想起他啟用他如《聖經·啟示錄》中說耶穌來叩門，是他總算有機會又被那張神聖時間表所納入並要求他做點事了，一句話，他又「有用」了。因此，魯巴肖夫那三次審訊，是掌權者和人犯兩造間的無情鬥爭和討價還價，但若我們把目光拉到歷史時間表的高高雲端，就再清楚不過看出來了，他們其實面向著同一個天國結伴而行。這宛如一局棋戲，彼此都熟悉而且遵守遊戲規則，尤其是魯巴肖夫自己，他經驗太豐富了，唯一的差別只是這次輪他持白子扮演犯人角色而已。因此，這更是一次自我辯證自我對話，審訊席上坐著的人先後戴了老伊凡諾夫和新格列金的假面，但其實也正是昔時的魯巴肖夫自己。犯人的全新位置、處境和視角，讓魯巴肖夫正反辯證出他過往無從達到的深度和高度，他更看清楚自己和這張時間表的獨特關係，光榮地接受這最艱難也最深奧的最後使命，那就是像那位想必已安居於天國的窮寡婦般捐出自己僅有的兩枚小錢，一是他的命，另一是他的名譽（這是過往從未有過的），在已搭建好的公開審判舞臺上向世人坦承他犯下那些他從未犯過的叛國罪行，就像登山寶訓裡耶穌所揭示的那樣。
如此，這部獨白的、反覆自我辯證自我潔淨的《正午的黑暗》，於是很容易讓我們想到一些過往挺熟悉的書，比方說聖奧古斯丁的著名《懺悔錄》，和他另一本稍微沒那麼著名的《上帝之城》。犯罪不是我真的做了什麼見不得人的具體罪行，因此所謂的懺悔其實是積極地再次確認自己的卑微位置，讓自己更渺小，好照見出另一端神的巨大；讓自己更低賤，好照見出另一端神的崇高；讓自己的生命殞沒，另一端的神也就永生了——個人的懺悔，卻帶著為世人受過的覺醒意味，因此他匍匐在神前，卻對世人毫無慚色，甚至還是個領頭者，是率先獲救的人，有這樣的得意和驕傲。
只除了一點點不同，魯巴肖夫這位新宗教的新聖徒，在他很幸福很平靜步上槍彈等候的祭壇途上，他還是保有一絲不甘心的人味。他有點想象法國大革命審判法庭上的丹東那樣大聲控訴：「你們糟蹋了我的一生。但願我的生命能再起來向你們挑戰……」「你們要把共和國扼殺在血泊之中。自由的腳步成為墓石必須繼續多久？暴政已經出現了；它已揭去面紗，抬著頭，在我們屍體上踏過去。」他也有點遺憾，想去研究天文學，看看廣闊無垠的宇宙可還有另一種天國，可還容得下另一個天國，沒那麼嚴酷那麼嗜血但一樣至福的天國，或甚至沒有天國（日後，庫斯勒自己為魯巴肖夫走了這條路）；也有一點來不及想清楚的狐疑，他隱隱約約覺得有哪裡不對勁，在他為這紙時間表所找尋出來的「無可爭辯的原則」一定哪裡有處裂縫，但他只能微弱地詢問，為了目的真的就可以不擇手段嗎？「他有一次在日記中寫了什麼：‘我們拋棄了一切傳統，我們唯一的指導原則是後果邏輯。我們航行沒有倫理壓艙物。’／也許邪惡的核心是在那裡。也許人類不宜沒有壓艙物就航行。也許理性本身是有缺陷的指北針，把你引向這樣一個迂迴曲折的航道，以至於最後目標也消失在濃霧中了。／也許現在就要降臨大黑暗時代。」
魯巴肖夫只走到這裡，一九四〇年當時第一時間反映莫斯科血腥審判的庫斯勒亦暫時只走到這裡。
從巴札洛夫到格列金
這裡，我們稍稍停一下，來看書中另一個人物，格列金，接替伊凡諾夫審訊他的人，這是魯巴肖夫而外，小說中唯一成形的人物，也一如庫斯勒講魯巴肖夫那樣，是「許多人的綜合」。
格列金讓人很眼熟，他在小說自身的世界之中有個大名鼎鼎的先行者，一個業已鑄造完成的原型，那就是屠格涅夫半個世紀前既存實又洞見所寫出來的巴札洛夫，《父與子》書中那個「子」，一個狂風暴雨般的第二代年輕人。他嘲諷思想，嘲諷理論，視上一代人和歷史如朽物如糞土，只在意當下，在意有形物質，在意拳拳到肉的行動。原《父與子》小說末尾，巴札洛夫急病死去，屠格涅夫只讓他宛如流星劃破老俄羅斯的冷凝鄉間莊園天際一般，唯巴札洛夫這個典型卻栩栩如生地活了下來，不僅僅只作為一個不朽文學掌故，而是真的在現實世界繁殖生養，如天上星海里沙，其中最主要的一批，皈依了輾轉多年才由西歐抵達俄國的馬克思，找到了主義，也找到了實踐方式，果然造成了人類歷史翻天覆地的改道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