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金的第二世界說法，為我們揭示了民間文化獨立性的源遠流長，流長到所有這一切從還沒文字、書籍紀錄的人類始生日子就已經開始，埋頭於第一世界的人如巴赫金所說長期看不見它，以至於某一天乍見總以為是創新和發明。中國民初到一九三〇年代有關白話文的紛紛紜紜這一場，便弔詭卻也再生動不過地讓我們目睹這兩個世界並陳的真相——我們看，當胡適之這些第一世界的人牙牙學語，自以為在創造、在破天荒實驗，「匹克匿克在江邊」、「像牛毛、像細絲、像花針」、「我從山中來，帶著蘭花草」並附帶一堆「啊」「呀」「唷」「哩」還問號驚歎號刪節號讓人頭皮發麻（其實是拙劣地想模仿口語），差不多同時，我們卻看到像錢鍾書、像張愛玲、像沈從文什麼嘗試也不必，一出來就是洗練、世故、完熟的白話文（亦即民間語言），這正是兩個世界、兩個完全不同書寫來源的差異。
得再強調一次的是，果戈理真正面對、真正能掌握的不是廣大俄國人民的生活真相，而是民間文化成品所揭示所建構的特殊世界，這兩者有重疊但大有分別，唯極容易混淆。事實上不只是別林斯基、普希金等人因此「錯誤」期待了果戈理，就連果戈理對自己都有所誤解，他日後的悲劇鑄成也和這個混淆有關——一八四七年他寫《作者自白》這篇長文，是他對於《與友人書簡選》風波的回應，也是他最後一次完整的自省。在這裡，他發現了這個根本的差異，也發現了真正廣大民間生活的複雜、紊亂和難以逼近難以窮盡，他知道的其實不多，而智力心力和時間都不允許他再往下追索下去了很可惜：「我對生活在俄羅斯以什麼樣方式才能瞭解到許多發生在俄羅斯的事想過很久。在全國各地旅行你所得不多：腦中留下的只有車站旅店。對一個不是因公出外旅行的人來說，無論在城市還是在鄉村要與人結識也相當困難：人們可能把你誤認作一個什麼樣的密探，而你獲得的也許只是一齣喜劇的一個情節，這出喜劇名就叫雜亂無章。」所以，「我怎麼也不能將她歸成一個整體」。
為此，果戈理一度刻意住到國外，冒著落跑的嘲諷罵名。但我們曉得，這種離鄉回望的方式，其實是為求整體犧牲具體細節的做法，甚至是藉由某種感傷孤獨的情調，來「製造」一個夢一樣的整體。
在此稍前，果戈理還做過一件異想天開但用心其實很動人的徒然之事。為了解俄國人民、為召喚他以為呼之欲出的那個美好俄國，他公開徵求人們親身所見所聞的真實經驗故事和筆記，好共同完成《死魂靈》一書——當然，他什麼也沒收到，而且，小說其實也不可能通過這種平面拼湊方式書寫。
這已是急病亂投醫了，但觀過知其仁。
放聲大笑的小說
然後我們來談笑，我們讀兩本《夜話》的最直接反應、最直接發出的聲音。
兩本《夜話》裡所包含的笑相當全面相當完整。我的意思是說，它包含各種各樣的笑，從分貝數看，爆笑、大笑、正常音量的笑到無聲的會心的笑都有；從功能看，有作為武器用的尖利嘲笑，也有慰藉人心的舒服微笑；虛偽、愚笨、不義、恐懼、狡詐、粗暴乃至於尷尬時它笑，溫暖、愉悅、談情說愛、人們相見相遇聚集時它也笑，甚至什麼事也沒有時它仍輕鬆地、開懷地、單純地笑——這樣此起彼落的各種笑法，使得兩本《夜話》成為一部最快樂的書。很久了，我們已快忘記閱讀小說可以這麼快樂。
但讀小說讀得這麼快樂好嗎？
先來看一下巴赫金怎麼說：「狂歡式的笑，第一，它是全民的，大家都笑，‘大眾的’笑；第二，它是包羅永珍的，它針對一切事物和人（包括狂歡節的參加者），整個世界看起來都是可笑的，都可以從笑的角度，從它可笑的相對性來感受和理解；第三，即最後，這種笑是雙重性的，它既是歡樂的、興奮的，同時也是譏笑的、冷嘲熱諷的，它既否定又肯定，既埋葬又新生。」「狂歡節式的戲仿遠非近代那種純否定性的和形式上的戲仿；狂歡節式的戲仿在否定的同時還有再生和更新。一般說來，赤裸裸的否定是與民間文化完全格格不入的。」
說得真是好，很多關鍵之處巴赫金全說出來了。
從最平凡的生活經驗裡其實我們誰都曉得，快樂，尤其是發出笑聲的快樂，可以是不好的、不恰當的甚至有罪惡感的，比方說你在葬禮場中，在加護病房玻璃窗外，在佛堂誦經梵唱或教會低頭禱告時刻，或電視新聞又報道一家幾口喪身火場或者燒炭自殺云云。笑，形態學上來看，是一陣風颳過的模樣，其效應和力量亦然。它會吹散東西，不分青紅皂白吹散你不要的東西，也很討厭一樣吹散掉你辛苦收集、堆疊、存留保衛的有用東西；它能吹散掉人的塊壘悲苦所以有最好的慰藉功能，卻也能一併吹散掉嚴肅、莊重、神聖和憤怒讓人手忙腳亂。正常的日子裡我們知道什麼場合什麼特殊時刻得拼命忍住不要笑，但如果歷史走到某一個特殊時刻，或更正確地說，對某些人而言，整段歷史整個世界就是個特殊場合特殊時刻，就是葬禮會場、加護病房和教會佛堂那怎麼辦？這樣，我們要求的就不只是要誰忍住不笑，而是去關掉笑的水龍頭，不允許逗人發笑。
果戈理書寫的時刻，俄國的歷史差不多就走到這種時候還與日俱增。赫爾岑正確指出，彼時整個文學作品就是對俄國現狀的「一部大起訴書」，是人要求自己也苛責別人得嚴肅、莊重、神聖和憤怒的時刻。人們正確地意識到，憤怒是推動世界改變的巨大重要力量，你得讓它在人心中停駐發酵膨脹，小心不要讓它宣洩掉；也因此，儘管不無道德爭議，某種悲苦和絕望的心緒也別去撫慰它，個別的解脫個別的救贖方式會化整為零各自逃生，讓最終鐵錘般敲碎眼前的整體清算力量出不來，也就是說，我們真正的逃生門只有一個，而且得聚集所有人所有的力量才撞得開它，所以不可以笑，笑會讓你肌肉鬆弛表情和善，甚至認為日子還過得下去，你不會去拼命，更不會去犧牲（這是一定會發生的），你改變了自己，就不會去改變世界。
因此不可以笑，或者說只能保有一部分的笑，那就是巴赫金所說純否定的笑，埋葬性的笑，生冷的尖利的作為攻擊武器的笑。在兩本《夜話》帶來的愉悅驚喜氛圍裡，帶著無比善意和期許做此要求的，可不只是別林斯基這樣本來就心繫而且心急於眼前世界翻天覆地改變的人，事實上，對果戈理而言起決定作用的是彼時俄國理應最自由最寬闊的文學靈魂，那就是最偉大的詩人普希金。果戈理極敬重他信服他，曾帶著如父如師的感激之心回憶：「但普希金迫使我嚴肅地看待事情，他早就勸說我著手寫大的作品；終於有一次，在我給他朗讀了對一個小小場面的一小段描繪之後，這段描繪較之我以前朗讀過的更令他驚訝，他對我說：‘有這樣識透一個人和幾筆就一下子將他的一切猶如有生命一樣勾勒出來的才能，有這樣的才能怎能不著手寫大的作品！這簡直是罪過！’」而且，普希金不是空口勸告而已，果戈理講，普希金把一個自己珍視想寫部史詩作品的題材慷慨給了果戈理，這就是日後害死他的《死魂靈》；還有，《欽差大臣》的原始構想亦來自普希金。
這就是兩本《夜話》笑聲真正停歇的歷史一刻，也是快樂的果戈理成為不快樂的果戈理的關鍵一刻，有點像莊子所說的寓言南海之帝鯈和北海之帝忽好心，為混沌鑿開七竅卻讓混沌七天後死去。「這一次我自己也認真思考了——尤其是我開始接近對任何行為自然而然地要提出質問的年齡：你做出這一舉動為了什麼目的？為了什麼？我看到，在我的作品中我徒然發笑，無濟於事，自己都不知為了什麼目的。要是要笑，那就最好狠狠地嘲笑，嘲笑那確實值得嘲笑的普遍的東西。在《欽差大臣》中我決定將俄羅斯所有我所知道的粗野、愚蠢、惡劣的東西，所有那些最需要人的公正的地方和情形下出現的不公正歸在一堆並一下子就嘲笑所有這一切。但這，眾所周知，產生了極其強烈的影響。透過笑，透過這在我心底任何時候都沒有這麼有力地產生出來的笑，讀者感覺到了憂傷。我自己感到，我的笑已不是以前的那種笑，在我的作品中我已不能是到那時為止的那個人了，以純真無邪的、無憂無慮的戲劇來自娛的要求本身與我的青年時代一起結束了。」
人生識字憂患始。但我們得公正地說，這個自覺宛如重新做人、收起他一臉和善笑靨的果戈理，接下來寫出的作品是非常非常精彩的，那就是短篇形式的《彼得堡故事》。他把自己豐沛到隨時隨地都有的笑聲全數化為機槍子彈掃射出來，即使這本書遭到彼時言論管制的部分修改和刪節，我們讀來仍覺火力驚人淋淋漓漓。《彼得堡故事》一書檯灣至今未有完整譯本非常可惜，只能通過俄文、英文或簡體字去讀。但還是有一個替代辦法，那就是讀今天四下都拿得到的魯迅小說，《狂人日記》《阿q正傳》《孔乙己》云云，這批當年撼動整個老中國而且至今仍崢嶸駭人的短篇小說，便彷彿直接脫胎於果戈理的《彼得堡故事》，兩者最大的差別只是整整一百年的時間。
唯對於胸有奇志的果戈理而言，短篇形式的《彼得堡故事》寫再好仍不是那個真正的「大的作品」；而我們也曉得，噩運若沒有好運的開路前導，事實上也很難孕生為真正不可收拾的悲劇不是嗎？哪個日後傾家蕩產的賭徒不先贏點錢的？
現實世界／狂歡世界
然而，果戈理和他百年後的精彩徒弟魯迅畢竟不是同一種人，他欠缺魯迅那種知識分子的冷眉高傲和視儕輩如草芥，凝結不了那一股終身不去的怨毒之氣，一輩子罵下去地老天荒；骨子裡，果戈理仍是個開朗的人，來自民間的詼諧文化，那種純否定的、帶著綠森森地獄火焰的笑法終究不那麼合適他，一如巴赫金的狂歡節之笑，果戈理再生冷的笑聲中，總有另一重是真正歡樂的、興奮的，其中有對美好東西的真心愉悅感受，也對人的悲苦有所慰藉帶來洗滌般的新生，即使在《彼得堡故事》這本最兇最悍的作品中，我們仍不難聽得出來。
還有另一個極其特殊的重要理由，那就是他看過好東西，在彼時俄國，誰的眼前無不是一片荒敗、黑暗、苦難、貧窮的絕望光景裡，獨獨他一個人像邀天之幸又像胸懷天大奧秘般親眼目睹過，簡直一無可取可保衛的殘破俄國（屠格涅夫的小說《煙》裡有這麼一段：「今年春天我到倫敦附近的水晶宮參觀……在這座宮殿裡，眾所周知，有關人類發明的一切東西都陳列在這裡——講起來就是，等於人類的百科全書……忽然我想到，假如有一個法令頒佈說某民族必須從地面上消除，而這個民族所建立、設計的東西也要從水晶宮除去的話，那麼我們祖國，信奉正教的俄羅斯，必將會退落到很深的地下……像茶炊、樹皮織的拖鞋、馬頸圈和鞭子等卑賤之物——雖然說是我國有名的產品——都不能算是我們自己發明的東西。」），原來有這麼美好的本質，有這麼多進步西歐諸國都沒有、他日得倒過來乞援的東西。兩卷《夜話》便是這樣的一紙藏寶圖，或至少是寶物的存在證明，喜歡他、驚異於他作品的人如此期待他，要命的是果戈理自己也這麼相信，於是這相當程度成為某種獨特天命似的東西，要他負責從廢墟般的現狀中找出來那個埋藏著的好俄國。
這就是《彼得堡故事》之後乞乞科夫展開的旅程，或應該這麼講才對，這就是果戈理之所以強加意志於乞乞科夫這趟騙子旅程的原因，硬要他看到他不可能看見的東西，碰到他不可能碰到的人，或說並不存在的東西和並不存在的人，讓一個小說作家和一個小說主人翁兩個拉拉扯扯因此迷路了整整十年之久。
我們講過，兩本《夜話》所呈現所揭示的其實並不是廣大俄國人民的生活真相，甚至還不是烏克蘭某一小方土地上的人民生活真相，而是民間文化成品所處理過的、所建構起來的特殊世界。這我們可以藉助巴赫金的狂歡節概念來進一步予以分別。
狂歡節，既是某種實存的特定之物，也是一個概念、一個隱喻。前者，其實正是我們再熟悉不過、還沒事就想著它等它來的日子，節慶、假日假期、休息不必做事的日子云雲。但從每個人都夠豐碩的休假經驗，我們曉得休假往往不是沒事反倒更忙，沒得到休息而是累個半死。因此所謂的沒事和休息，其實指的是（暫時）不必去做每天重複的甚至被規定被命令的事，你當然可以躺著睡覺或發呆不動，但更多時候，我們會很人性地去做平常不方便、不允許、很久沒做又很想做的事，這既是源於內心需求的夢想實踐和補償，同時還是某種確認，藉由做一些完全不同甚或背反的事，來確認某種逃逸、某種自由，也確認自己非工具非奴役的存在。
總而言之，假日不是正常的、流水般連續的日子，它呈現的不是生活裡的實人實事和實況，它是特殊的，某種意義或者程度而言，它甚至是背反的和補償的。
假日最有意思的地方之一是，它是普世性的，普世到想起來會嚇人一跳的地步，幾乎已達太陽底下凡有人類存在聚集之地皆有的地步。這樣的巨大數量和覆蓋式分佈不允許我們用發明或設定來理解它，而是得把它看成某種本能之事，就像一天下來你會要睡覺一樣，其中有著深厚的心理和生理性理由。
從假日到節慶，凸顯的是其集體性，尤其是集體性背反或補償行為這一面，這便讓我們注意到集體所誘發的直接間接效應（比方說人的行為和心理的某些特定趨向和變化）；而巴赫金的從節慶到狂歡，更進一步地完全聚焦並放大這特殊集體性行動構成一段特殊的時間，除了試圖描述或說提示這些背反性、償補性行動的具體形態和內容之外，最重要且最富意義的是，狂歡於是凝結成一個獨立完整的概念，一個穿透民間生活及其文化的可貴新視角——事實上巴赫金做的還不只這樣，除了用它來觀看來思索民間文化種種，還上升到他文學評論乃至於哲學思考的層次，比方說如此幽黯陰森而且個人私密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用巴赫金自己的說法是，依然可看出其隱藏的狂歡性，或用我們較不戲劇意味的說法是，依然可用狂歡的概念和視角去挖掘它去理解它。
此一獨立於、背反於、補償於民間現實生活的狂歡概念為我們指出一個真相（我個人以為是真相而不僅僅只是可能性而已），那就是民間文化的成品，諸如民間故事、傳說逸聞、戲劇、歌謠舞蹈云云，其實是狂歡節的產物，或直接講就是狂歡本身，而不是後來左翼制式想法那種所謂人民生活實況的呈現和紀錄。當然，它的確是從民間土地生長出來的，用的泰半是現成的實物素材，作者也是「人民」，但卻是一種挑揀過、幻想過、處理過的現實，比較像花朵而不是作物。因此，它總是遠比真正的現實世界要好、要快樂，還善惡報應分明也就是更正義（如果現實如此，幹嘛還要革命犧牲呢？）。它不是勞動的產物，包括伐木拉縴的唱和歌謠，而是如本雅明所說勞動之外之餘休憩時刻人們圍擁成的「小社會」的產物，或是本雅明細心指出的，那種織布機沙沙穿梭聲音中，人在重複的、無聊的肉體勞動裡逃逸出來心思的產物。它是某種背反、某種補償，或至少是某種遺忘。
說真的，如果說一直到我們此時此刻，所謂民間生活實況和民間文化成品所建構、所呈現的狂歡特殊世界，仍簡單地被混淆、被等同起來大做民粹文章，我們便很難希冀兩百年前那些自覺壓抑著滿腔國族屈辱的俄羅斯知識分子，還有忽然所有榮光和巨大期盼一起擁過來的年輕人果戈理，有機會能在第一時間就心平氣和地、正確地看出來。這個「現實世界／狂歡世界」的落差尷尬並非完全沒被意識到，事實上它分別（但同時）凝結成對年輕果戈理的兩個矛盾難言的書寫期待，帶著指導性且加上國族命運千鈞之力的期待，形成日後車裂了果戈理的小說書寫悖論：一是俄羅斯的農奴制（以及沙皇、東正教統治）下悲苦、貧窮、矇昧、愚蠢不知死活的生活現實，你的作品得傾注所有力量去嘲諷它、拆穿它並鞭打它；另一是俄羅斯農奴制（以及沙皇、東正教統治）下人們依然遍地都在的無盡歡快、人情物意以及遇火不燃入水不侵的智慧，你得負責找出（或者說全面擴充套件成）這唯有俄羅斯人民不知為什麼獨獨擁有的美好特質，俄國乃至於全世界人類將來都靠它了。
聽話而且認真的果戈理兩件事都做了。前者就是《彼得堡故事》《欽差大臣》和《死魂靈》的第一部分；後者則是他《死魂靈》遺稿和那絕望十年的一些非小說文章。看得出來，前者是比較容易的，因為它直接就是人生現實；後者則幾乎是做不到的，因為那樣一個俄羅斯根本就不存在於現實，你如何在現實世界去找出一個具體的「沒有」？
保守的、沒要改變的狂歡
說起來，這樣的悖論也並非全然沒某種相應的說法、某種意圖兩全的想象，那就是粗魯但利落的二分法，大致讓眼前世界形成一種基本影像，一種模式，那就是少數邪惡的人統治眾多正直的人（這算說得通），少數悲慘的人統治眾多快樂的人（這怪怪的），少數奇笨無比什麼都不會的人統治眾多智慧聰明還不辭勞苦的人，還有，少數懦怯怕死的人統治眾多勇敢而且窺破生死的人（這樣就難以想象了不是？）云云——我們先別嘲笑這樣一種切割模式的簡單和荒謬，證諸人類的歷史經驗，事實上這正是核心的原型，你把那些看起來很有學問很有架勢而且指證歷歷的包裝紙剝開來，得到的十之八九便是這個不成立的怪東西。果戈理自己大致上也如此切割並如此相信。
然則，進一步的可能真相是什麼？
這裡，我們先拿中國歷史裡信而有徵的幾個狂歡節例項看一下。它有定期性的，像我們的法定假日那樣，比方說農忙完全告一段落、稅金官租也給了、新年期間的所謂臘祭。《孔子家語》書中，子貢的知識分子式不屑反應恰恰好生動地揭示出它狂歡的、（暫時）背反著人正常行為乃至於法律道德禁忌的不尋常景觀，子貢抱怨說所有人像變了臉般瘋成這種不堪的樣子，真不曉得這有什麼好看的，當場被他帶隊的老師孔子給修理一頓。孔子的講法是，你要懂得這些人辛辛苦苦了一整年之久，他們需要放鬆甚至發洩，這是他們堂堂皇皇的自由快樂時間，也是古來居於上位的智者聰慧而且深諳人情的沿襲做法雲雲；也有不定期的、賞賜性質的，比方說史書裡動不動出現的，遇見國家有什麼祥瑞好事（天降甘露或外族降服入貢）或太后生日，皇帝下詔天下萬民「大酺五日」，意思是可以放假且放心喝酒不醉不歸整整五天。更有名也更翔實的可能是劉邦當了皇帝后的那次返鄉行程，這個昔日的地方流氓角頭召集父老請客，自己下海歌舞，做《大風歌》一首：「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還嫵媚地要眾人評理作證，因為劉爸爸以前常怪他不事正業不如弟弟，「現在你們看看誰比較會置產？」
這清清楚楚地顯現了至少一件事，那就是狂歡，做平常不可以做的事，基本上是在統治者允許或至少容忍的前提下才成其可能；而且還是暫時性的、限定性的，時間一到大家收假且做收心操回頭繼續忍受統治者的壓迫剝削和頤指氣使，但因此比較心甘情願了一點。
因此，千萬千萬別被狂歡節那種好像幹什麼都可以、罵人打人殺人也行、偶爾還真的失控不返（某些意外滲入或生活現實糟糕到不可忍受時）的表象給唬弄了，它其實是某種「特赦」，或甚至某種「麻醉」（麻醉和狂歡不是很合拍嗎？），它狂野自由的外表底下是保守的，非常非常保守的。左翼的當代大歷史學者霍布斯鮑姆在深入考察這類農村農民的集體行為性格時，不太甘心但誠實地承認，他們總是體制的、改良的，毫無革命的意圖乃至於潛力（可讀讀霍布斯鮑姆《原始的叛亂》一書）；而狂歡節甚至連改良都不是，它只是忍受性的，或者說讓忍受一事變得舒適點、可忍受一點。
所以說狂歡節是統治者帶著獰笑的詭計陰謀嗎？倒也不是，至少它的來歷乃至於它的本質不是。它空間的普遍性覆蓋性和時間的源遠流長證明它是「生成」的，比較接近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在悠長時間中討價返價的結果，而且最原始那個統治者極可能還不是個人，而是更高一階的神，或者說大自然（被統治的人們，尤其在成為農耕者之後，最能察覺出大自然的季節更迭或說神的喜怒鬆緊變化來安排工作和狂歡，讓兩者不相妨礙而彼此補償），由此被日後取代祂的人為統治者所繼承所沿襲利用而已；而且無論如何，允許人民狂歡的統治者也有他一定程度的讓步和風險。讓步指的是子貢式那種教養上乃至於美學上的忍耐；而風險則是他終究給予了一個不見得可放可收的舞臺，這就跟軍隊裡放阿兵哥休假的風險一樣，總存在著一定機率有人夜不歸營或直接成為逃兵。
具體的狂歡節如是，狂歡概念的民間文化成品亦如是——特赦的、補償的、麻醉的、保守其實的。
而人的處境和人生模樣是怎樣呢？追根究底地講，人總是發現自己孤零零地、而且渺小地被拋擲到一個已有的、巨大無邊的世界來，最原初而且至今依然有一大部分統治他的是神是大自然，他如何能說要改變四季更迭、要改變不隨他意志而來的風雨霜雪乃至於更可懼的瘟疫饑饉或就說生老病死呢？他要到哪裡、怎麼樣換一種人生？人為性所加諸於他的東西，比方說農奴制度或東正教和沙皇，理論上當然是可以改變可以取消的，但光是要弄懂且確定這個，已經是很困難而且很後來的事，得真實地經歷過很多次不堪忍受到瀕臨死亡的折磨，還要有「第一世界」來的人和知識一次兩次三次說到他有點概念才開始，遑論接下來真的下定決心、賦予行動去嘗試改變它。基本上，大自然也好、人為統治者也好，都是先於他且大於他存在的東西，克里姆林宮遠或太陽遠呢？統治者究竟是神是人還是神的兒子、神的化身或者代理人呢？這些之於他毋寧只是一整團朦朧但有什麼差別的「命運」。而且還不是他一個人的，因為縱看時間從父母先人到兒女子孫、橫看空間親族鄰居和相識不相識的大家不都一樣，非個人所獨有就很難冠以不幸或不公不義之類的可對抗性字眼，而是誰都一樣的普遍處境，一種本來就是這樣的生命前提。
狂歡，追根究底說便是對如斯處境、如許生命前提的補償、麻醉、暫時性的特赦和逃遁，因為生命要繼續而不是要改變如本雅明所說；因此，它還是生動的、應運的、狡獪的、見洞就鑽的，緊緊嵌合於這樣處境和生命前提難以分割。人和這個巨大東西一輩子一輩子這樣相處打交道，他熟知這個巨大東西的每一條岔路小徑，每一處死角和縫隙，他曉得什麼時候要做小伏低裝孫子咬牙撐過去，什麼時候可避其鋒芒喘口氣，什麼時候完完全全屬於他可放心開懷暢笑一番（「官租完了離城郭，笑山妻塗粉過新年，田家樂」），什麼時候還可以倒過頭來跟它扮鬼臉嘲笑它兩句。
魯迅筆下那位阿q，從魯迅知識分子第一世界的視角來看，從他心急如焚的進步中國期待來看，是卑劣猥瑣到不堪忍受的。但你曉得嗎？阿q其實並不中國，他只是民間的，是普世性的最典型狂歡者。
民間故事裡，兩本《夜話》亦復如是，它的笑話物件最經常的是官僚和僧侶教士者流，對民間一般人而言他們都是相同方向、相同位置和形態的彼岸之人，可笑之處大致也是相類似的；而這些不遺餘力到看似已足以瓦解政治和宗教全部神聖性的譏笑，其實並沒有想當然耳的破壞力道，而且絕不奇怪的，仍共生於、包容於整個大統治體制裡，人們一邊譏笑官員和神甫，一邊仍對他們頭頂上的政治和宗教不改虔敬地信仰和奉行。笑話，當然也是假日性、節慶性的狂歡。
當你愈受此狂歡的吸引，愈迷醉於它的歡快，它的自由不羈，它的飛天般附體般想象力，它和人情世故乃至於天地萬物的渾然一體，還有它小奸小壞的和支配它統治它那些討厭東西躲避、進退、迴旋甚至翩然共舞所顯現的種種「智慧」，你愈是要完整無遺地捕捉住它存留它，而且不察地把它從暫時性、限定性的特殊時間擴張為民間現實生活的一天二十四小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真相，事情就麻煩了。陷阱甚多，這裡我們只指出頂重要頂不幸的其中一個，也就是果戈理最後摔下去出不來的那一個——你會不斷察覺，而且愈深入進去愈以一種帶著發現真相睿見和喜悅的察覺，它原來緊緊嵌合在甚至說直接從過往你一直視之為惡、為黑暗反動的農奴制、東正教和沙皇體制生出來，要命的是，事實的確是這樣你並沒看錯，因為它本來就是百年千年時間農奴制和東正教、沙皇體制作為生命前提，人要繼續生活下去所創造出來的。於是，腐爛惡臭的大地遂變成充滿養分、奇怪這會兒氣味也好聞起來的一流黑色腐植土，用它來生養最獨特美麗的花。這時，再加上點急切熱望之心（畢竟人壽幾何不是嗎？），一點永遠幽靈般伺伏在人身旁的國族主義，還有一點勇氣和誠實如果戈理，他自以為的昂然繼續直行向前，很弔詭的，幾乎所有人看到的卻是他一百八十度的徹底轉身，是莫名其妙到幾近冷不防地擁抱而且極力鼓吹要農奴制，還要東正教和沙皇。
你知道一種典型的爛電影場面嗎（大陸名導演也這麼拍過）？那就是用機槍掃射挾持人質在手的惡徒，紛紛中彈倒地的全是壞人，尖叫哭泣的人質則個個無恙——你要留存的和要打倒的不僅綁在一起難以分割，更進一步說，那個狂歡節裡快樂、自由、智慧的人，和阿q般在現實生活中猥瑣、懦弱、愚昧的人，極可能就是同一個。我們從來就只有一組「人民」。
這大致便是果戈理那一本人人喊打（當然沙皇的一干御用知識分子不在此列，他們熱烈歡迎果戈理的駕機起義來歸）、時至今天連以賽亞·柏林都還「他至死都是個反動派」一句話打死的《與友人書簡選》的來歷。這是果戈理誠摯純潔的傾城之戀，為一朵花，一朵他看到過但其實不真的存在於現實的俄羅斯之花，毀掉了他整個人生，整個他這樣天才書寫者的其他可能世界。
果戈理不曉得，他所見過而且年輕時就拿在手中的這朵花，其原生地並不是俄羅斯，或者說不是俄羅斯才有，它開放在巴赫金說的第二個世界，是遍在的、俯拾有的，地球上每一處角落、每一個直接和大自然打交道的大地之上都是一片這樣的花海如夢。
果戈理之死及其他
一八五二年果戈理死去，那是個怎樣的時間、怎樣的年頭？
一八四八年是個很好的時間參照點。這個歷史上著名的革命年份，對西歐來說盡管結局令人感傷，但不失為令人興奮且從此被人記住的一年。但對俄羅斯不然，俄羅斯的革命一八四八年，如以賽亞·柏林指出的，要遲至一九〇五年才發生，政治和社會的時間表慢了半世紀。一八四八年當時，沙皇尼古拉極度憂心革命浪潮向東撲來，他迅速出兵蕩平波蘭革命，在國境西邊築起防波鐵牆，並在國中全面抓緊，俄羅斯的思想和言論在這一年正式進入黑暗甬道，是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五年著名的「七年長夜」的入口。
幫果戈理鑿開七竅那兩位思想導師，大他約十歲的普希金已於一八三七年死於決鬥，把《死魂靈》的書寫題材以遺志的神聖形式留給他；還小他一兩歲的別林斯基，在痛責他「提倡皮鞭的教士、宣揚無知的使徒、捍衛矇昧主義和黑暗反動的鬥士，韃靼生活方式的辯護士」「俄國的得救，不在神秘主義、不在唯美主義，也不在虔誠信教，而在教育、文明與人性文化的成就裡。她需要的不是講道（她已經聽太多），不是祈禱（她已經咕噥太多），而是在人民心中喚起久已埋失於泥沼與汙穢中的人性尊嚴意識。她需要法律與權利——不是教會提倡的，而是合乎常識與正義的法律與權利」之後，也在一八四八這一年病故，有打了就跑的味道。
有趣的是，日後迴歸東正教、亦有保守反動之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之所以遭到逮捕並在槍決行刑那一刻才獲赦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因為他在聚會時朗讀了別林斯基對果戈理的這篇抨擊文字；另一位小說家屠格涅夫，最西歐最自由主義也最文學的，反倒因為悲痛果戈理的死亡（「他在我們心目中，是超過了作家地位之上的人物。他是一位於我們有所啟示的人……也許你會認為我說這些話，是一種迫不得已的誇張吧。不過，這種感覺唯有俄羅斯人才能領會得到」），在報紙上寫了篇悼念文章，被沙皇親自下令逮捕，關了整整一個月。
是不是？在某種歷史時刻，人心多麼錯亂，思想多麼錯亂，真實的世界又多麼曖昧難言，小說的書寫於是多危險、多不可測如命運。
回過頭來說，像果戈理這樣天才的、準素人的、來自民間第二個世界的小說家，置身在這樣一種時代、一種思想光景，不這樣又能怎樣？他總得從非官方、非教會、非國家的那個歡快世界走出來，自覺地、概念地、思想地繼續寫下去不是嗎？
墓石已朽，果戈理的悲劇人生早成定局不可翻動，但後來的契訶夫也許可以提供我們慰藉的、不宿命的想象——和果戈理一樣狂歡路數的契訶夫，書寫於後一八四八俄羅斯更森嚴、更狂暴、更接近革命的現實世界，但他抵住了彼時種種思想的攻擊，也忍住了彼時種種思想的誘惑，像個小說家那樣直挺挺地寫下去。契訶夫也早逝，但那是因為長年的肺病、是早年貧窮和辛苦書寫掙錢的後遺症。
米蘭·昆德拉再三堅持，有些事只有小說做得到，要小說的書寫者把筆集志於此。這其實也等於說是，有些事是小說做不到也不該做的，像果戈理《死魂靈》第一部寫成後那十年所追逐的。
可惜這些話沒人來得及講給果戈理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