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格雷厄姆·格林兩部以非洲為背景的長篇小說其一。《問題的核心》發生於獅子山（一九四八），這回則是直抵這個黑色大陸中心的比屬剛果（一九六一），不僅空間距離更遠更進去，時間亦足足相隔了十三年之久，但這兩部各自獨立、完整的小說仍有某種特殊的、聲氣相聞的聯絡，彷彿共有著某種難以言喻的「非洲的味道」（當然，小說中柯林醫生所說的非洲味道指的只是麻風病人皮膚的壞疽性香味），讓人忍不住想視之為同一趟隱而不宣生命旅程、同一個格林私密探索浮現出來的兩個遙遙相望的點——小說中，歐洲大建築師奎裡能走多遠是多遠地一逕朝非洲深處而去，最後在盧克一地（虛擬的地名）的麻風病院區上岸並落腳，這不見得是他要的終點，而是，依奎裡自己跟柯林醫生講的，因為「船隻走到這裡」。
事實上，更年輕時，年輕到還不算正式寫小說時，格林生命中首次重大旅行便是非洲，他也因此寫了一部遊記，名之為《沒有地圖的旅行》（journeywithoutmaps）。
格林讓奎裡就此埋骨在麻風病人區的沒十字架墳地裡，而格林自己則完成這部小說後又活了整整三十年，也依然一路書寫不輟；他八十六歲才死，算是個很長壽的作家，我們看他的小說，看他的生平尤其是他幾乎哪裡都去的行蹤，格林的如此長壽不死也許是很多人始料未及的，包括他自己。這麼講，是因為他生命中始終存在著過多的、一般人不會有甚至難以想象的致命兇險，這些兇險有內有外，包括他自己宛如人體自焚的、對人生命本身無止無休且近乎容不得一粒沙子的質疑逼問；也包括他「就讓它發生吧」也似的恣意飄蕩在地球上每一個戰爭、饑荒、瘟疫和死亡騎士馬蹄得得的陌生國度。格林年紀很輕時嘗試自殺過，而他天主教的殘餘想法多少拉扯著他（《問題的核心》便處理了自殺是不赦重罪的天主教主張），假手他人的自殺應該法律漏洞般能躲過萬能天主的判決吧。
格林曾試著把自己小說分成娛樂用和非娛樂用兩組，但此一毋寧「想太多了」的自嘲也自衛詭計並沒能說服什麼讀他小說的人，後來也無趣的算了。一般而言，人們倒是真把格林的小說用另一種方式分成兩組，其一，像《文靜的美國人》寫越南（好萊塢很糟糕地把它拍成了「肥胖的美國人」），《哈瓦那特派員》寫古巴，《喜劇演員》寫海地，或甚至《權力與榮耀》寫墨西哥云云，這批格林出走老歐洲家鄉、到一個一個仍有大事發生的異國所寫成的小說，有較清晰的昔日大敘事小說風貌，把在地人迫切的、具體的苦厄和不公不義擺在自己從歐洲攜來精緻的、形上層次的煩惱之前，義憤之中，也許帶了點自慚，卻也還摻雜著一些有事可做的遺忘和自由，就像小說中那些暫時不用管一個針尖上究竟可站幾個天使的神父，他們關心發電廠的問題或磚的品質問題甚於關心靈魂的問題，「靈魂的問題不必急，靈魂是永恆的」；我們讀小說的人也不難發現，這樣子寫小說時的格林似乎反而比較快樂些，就如同這組小說中的主人翁，不管是《喜劇演員》中的布朗或《文靜的美國人》中的老記者福勒，他們坐而言之外還能起而行，在更憤怒、更控訴、更嘲諷也更時時死亡臨身的同時，總異樣地有一種沉著的愉悅之感，一種久違了的輕鬆之感，在其上構成了當下的無懼。這部小說中的奎裡其實也如此，當他像個泥水匠而不是建築大師替麻風病區蓋新醫院時，他出乎自己意料地快樂起來，事實上，在這之前他已經感覺出這樣，而且極其準確地自己找到一個譬喻，鎮靜劑——就在他隻身進入森林，救了摔斷手的麻風病人迪歐·格拉蒂亞斯，並以自己身體覆蓋他守護到天亮，事後，聽他講這個感覺的仍是柯林醫生：「對我來說很奇怪，我一生時常需要別人，你可以罵我利用別人時比愛別人時多，但被需要卻是一種不同的感覺，像鎮靜劑，而不是興奮劑。」
鎮靜劑，而不是興奮劑——當前資本主義的自利心神化社會中，我個人衷心期盼更多人知道這個精彩的譬喻，並記得這個譬喻。
另一，便是所謂靈魂追尋問題的小說了（姑且稱之），當格林停留在不會再有什麼樣了不起大事發生的平坦歐洲時。像《布賴頓棒糖》處理如人心之中永凍層不化之冰、基督教譴責它卻說不清它究竟是何物以及從何而來、那個純粹的具體的徹底的毫無彈性的惡（把它全歸成一個撒旦基本上便毫無誠意要分解它辨別它就事論事理解它，只是想放逐它）；或像《戀情的終結》，人被迫（但被誰所迫的呢？）非站到神的對立面不可，我們較之浮士德和魔鬼那場人單純慾望和理想的願者上鉤交易，格林的這個故事裡，人和上帝的交易顯然更非出於自願也更不公平，除非背叛受懲，毫無自由意志可言。用《聖經》中耶穌親口所用的著名比喻來說，浮士德的交易裡，魔鬼取走的只是聚斂財主的錢，而且還是因為財主不知饜足地想賺更多，就算有詭計也仍是商場上大家願賭服輸那一套；而《戀情的終結》的這個交易，上帝卻連寡婦的最後兩枚小錢也不放過。誰更狠呢？我們連這樣的財政部長和這樣的賦稅制度都絕不允許，何況這樣的上帝——當然，你可以為耶穌辯護這不過是個誇大的比喻而已，但這仍是個品味極糟、很殘忍而且人一旦聽信了它會非常危險的壞比喻不是嗎？
很有趣的是，格林這兩部非洲小說，基本上都被歸入到這組靈魂追尋的小說，而且公認是這組小說中走得最深最遠的代表作，這是為什麼呢？時空差距最遙遠的非洲為什麼在小說書寫中反而離歐洲最近呢？是哪種時空摺疊的所謂蟲洞聯絡著它們這兩端？
這一切也許純屬偶然，也可能是格林所到的非洲國家或地區彼時的政經情勢方興未艾，仍是歐洲人殖民的老框架，不像兩頭的埃及和南非云云。但我們也知道太多的作家曾如此白紙黑字寫過以及親口講過（包括曾被聯合國派遣到非洲的旅美作家張北海和劉大任，我是親耳聽他們說的），你踩上非洲的土地，很奇妙的，不會感覺自己到了海角地極不能再遠的異鄉，相反的，你反而有一種終於回家了的感覺，回到了不是你這個人而是你這個生命的源起土壤和大地，而且據說如是心思並不是概念的、譬喻的，而是非常感官非常直接的。大概正因為這樣，在那部一堆不朽小說虛擬人物（吸血鬼、隱形人、不死人、化身博士、尼摩船長甚至長大後的美國頑童湯姆·索亞等）聯手演出的構想極有趣但成果極糟糕的電影裡，說非洲大地拒絕讓年邁的所羅門王尋寶英雄郭德曼在這裡死去，即便你把他埋了，這方有著神秘生命力量的土地仍震動如鼓聲如心跳地要他重生——這部電影最有趣的是，意圖毀滅世界的是小說人物（伊恩·弗萊明的m等），出手拯救世界的也是小說人物；而且似乎是後來的小說人物邪惡、想毀滅世界，早期的小說人物正派、負責拯救世界。不知道伊恩·弗萊明以降的通俗小說家對此歷史評價作何感想？
這樣關於非洲大地的美麗說法神奇了些，我們很難說它究竟是文明的還是自然的，或更明確地說，究竟它仍是知識喚起的，還是真的是某種生命深處裡的、生物基因裡的遺傳命令——我指的是，今天我們大體上都先知道了，人類的確是從東非那裡開始，基因的回溯之路引領我們找到的夏娃的確是個小個頭的東非人。那些回家了的抵達非洲大作家，並非白紙一張、迴轉不知世事小兒樣貌地到了非洲。
我自己喜歡的是這部小說中格林確確實實的說法。奎裡要找失蹤的迪歐·格拉蒂亞斯時，他發現當地人們也不敢進入夜裡的森林，他只能一個人拿著手電筒進去：「他無法怪這些人害怕，假如人要不怕夜裡到叢林裡去，他必須什麼都不信。叢林裡毫無任何吸引浪漫之人的地方，它完全是空的，它也不像歐洲的森林裡有人住過，有巫婆或燒木炭的人，或者杏仁餅做成的屋子。從來沒有人在這些樹下走著，哀悼失去的愛，也沒有人像個湖畔詩人一樣在此傾聽寧靜，與內心密談，因為這裡根本沒有寧靜。假如有人夜裡在此想讓人聽到他的話，就必須提高聲音來對抗那個無休止的蟲鳴，那聲音就像在一個工廠裡，大群貧窮女工同時拼命操作幾千架縫紉機一般。只有在正午炙熱的一兩個小時中，蟲子午睡了，才有寧靜。／但是，假如有人像這些人一樣相信某些神靈的存在的話，那麼就像人們相信神住在天空中一樣，是不是也同樣有可能有神住在這個空虛的地區裡呢？這些叢林看來會比星球更晚受到開發，因為目前人們對月球火山口的瞭解已經超過了眼前這片一腳可以踏入的叢林。沼澤和腐爛植物的葉綠素臭酸味像牙醫的面罩般籠罩著奎裡的臉。」
不是因為非洲有什麼多了什麼，而是因為「它完全是空的」，沒有人住過、沒有愛、沒有所謂的寧靜，甚至沒有神，也就是說沒有文明，以及文明所代表的分別、選擇和一道一道人的途徑，是純然的原始。我想，如此空無一物到連符號、象徵、想象都尚未開始，生命剝落到最初的原形，除了「生命」本身，人當下還有什麼問題可想呢？至少需要相當相當一段時間，我們那些國族的、社會的、家庭的、個人的文明東西才可能一樣一樣緩緩回到我們腦中，就好像重新走完一次生命演化到現代的幾百萬年迢迢長路一般。
如此，格林說過這個我們每個人從小看地圖也都發現過的事——整個非洲的形狀就像一顆人的心；而在這部小說的前言謝辭中，他進一步告訴我們，「書中的剛果只是人心中的一個領域」，這和他書寫其他國家其他地區的強調真實甚至寫實並不同，「我要高呼：‘這是仔仔細細、正正確確描繪出來的中南半島、墨西哥和獅子山，我不但是小說家，還當過報社特派員。我向你保證，躺在溝渠裡的死去小孩就是這副模樣，屍體把運河的水都堵住了……’」
被詛咒的病
書名aburnt-outcase，是個專業的醫學用語，而且據格林自己說還只是比利時一地的醫生這麼說，因此，過去這部小說的中文譯名，通常大而化之地譯為《麻風病人》，也有人乾脆直取其喻意但不免有口出惡言之感地稱之為《廢人》。此書名頗難兩全。
burnt-out，燒燬，其實是麻風病的一種病例或說階段。到這個階段，一方面，疾病本身已發散完成了，對內不再作祟，對外也不再傳染，於己於人皆毫無危險可言；但另一方面，病患的手指、腳趾、耳朵、鼻子等所謂的身體末端部分也遭疾病「燒燬」，喪失知覺，並變形殘廢——一般我們對麻風病人的大驚小怪認知印象及成見，通常便來自這樣已燒燬的病人模樣，我們，基於一種極富隱喻性的無知，害怕這樣受苦但對我們毫無危險的不幸之人。
這樣算不算痊癒了呢？純粹就麻風病本身的生理方面而言是痊癒了，但正如柯林醫生所做所想的，「他的手指在染病的表皮上撫摸著，幾乎機械式地做著記錄。這些記錄沒什麼價值，但他知道他的手指頭可以使病人好過些，至少能讓他們瞭解自己並不是摸不得的，現在雖然這種生理病已有藥方可治，他卻必須永遠記住：麻風仍然是種心理病。」
這樣的心理問題一樣來自病患和外頭社會這兩端，並相互滲透相互強化而無謂地讓問題更加嚴重。就病患側而言，這不難理解，燒燬留下了的不僅是個殘廢的身軀，而且還是個變形、見不得人、讓人畏怯躲避的殘廢模樣。格林在書前扉頁引用了r.v.瓦德卡爾的一段話：「在正常的範圍內，每個人都愛自己，但先天或後天殘廢、畸形的人，美感終會使他逐漸厭惡自己。也許時日一久，終可安於自己的殘障，但這隻能在意識水平上做到；潛意識中心裡一直帶著這種殘障的標記，終會為他整個人格帶來若干改變，使他懷疑社會。」相較起來，真正嚴重的部分來自並未遭受麻風桿菌侵襲、所謂「健康人」的社會本身，這是麻風病作為一種心理病最不健康也最難矯正的部分，是一長段幾千上萬年的殘酷歷史，一言難盡。
就今天的臺灣社會面而言，感謝臺北縣樂生療養院的抗爭，讓我們不少人（顯然還不夠多）學習很多。包括我們知道了，麻風病其實是傳染力極弱的一種疾病，它只在病患高燒症狀那短短幾天發生，同時還得被感染者本身正好處於虛弱、防疫力不足的狀態，所以書中柯林醫生說「根本不必為了想好好服務他們而使自己也染上病的，只需一些基本的預防」；包括，我們今天該科學地正名為「漢生病」（hansen'sdisease，抱歉這裡因討論需要仍使用麻風一名，下不為例），借用挪威醫生漢生乾淨、像消毒過的名字，希冀能洗清社會代代傳遞下來，已被種種無知、成見和胡思亂想云云造成的文字語言重度汙染。
麻風不是危險的病，只是不幸的病。其不幸，追根究底地說，系來自其外表形貌和內在實際病情的完全不相襯，相信天地之間所有東西都是睿智全能上帝所造的人該怎麼跟我們解釋這樣惡意而且半點不好笑的玩笑呢？還是歸咎給不思不想的病菌好些不是嗎？其實，我們把原來的「痲瘋」改為「麻風」，嚴格來說已看得出自省和努力了，我們的東鄰日本以前則稱之為「癩病」，痲瘋也好，癩也好，都不難照眼看出人們對其外貌避之唯恐不及的畏懼和嫌惡，以及對此駭人形貌底下人心乃至於靈魂的黯黑猜測，誠於中，形乎外，基於這樣聯想的、巫術也似的簡易感官邏輯，扭曲的軀殼底下，不該合理地就裝著個惡魔狀的靈魂嗎？
可見的歷史記載中，中國最早如柯林醫生般伸手觸碰麻風病患的是孔子，染此惡疾（據考證，其實是據猜測，就是麻風）的是他的好學生冉耕。孔子從窗戶伸手進去，是太過悲慟從而不顧自己安危還是睿智地不以為會遭感染呢？日後老先生果然好端端活到年邁聽說麒麟被獵殺為止。這裡，我們真正看到的是病患遭到隔離，誰都不敢靠近，讓他自生自滅。
這大致上便是麻風病人命運的普遍歷史真相，他不像瘧疾、傷寒的染病者有痊癒、不說誰也不知道、迴歸正常社會的一天，可也不像比方說截肢或小兒麻痺云云的社會可接受、可大方同情、該妥善照顧他的一般殘障者。「他們身上就帶著麻風的標記，人們一般的看法是：一日麻風，終身麻風。」你知道樂生療養院的漢生病患已被隔離於世多少年了且至今依然嗎？冷血殺人者、法律定讞終身監禁者都還有假釋的一天，而這個什麼壞事也沒做的不幸疾病卻是不赦的罪，是個終身的詛咒，像《聖經》該隱額頭上的印記一般。基督教世界裡，《新約·福音書》記載耶穌曾大無畏行神蹟醫治麻風病人的行為，幾百上千年來並沒被歐洲自知自己不是神的宗教虔信者仿效。事實上，更糟糕的是，耶穌的道成肉身，意思是神跑進到凡人肉體裡面來這件事，使得基督教認為人的身體其實也是神的神聖殿堂（福克納的一部長篇小說便以此命名並以此隱喻），要潔淨要不被毀壞；在此同時也是同一邏輯，神會進來，魔鬼也會進來，極善和極惡這兩大宇宙強權於是把人的小小身體當成無休止無和平協定可能的戰場，當魔鬼「暫時」得勝，我們總會在此附魔的人身找到某些醜怪的、扭曲的變化，就像《聖經·啟示錄》所說猥褻的符號和氣味。當這一大堆神經質的、自身附魔般的宗教虔信者幾百年不懈追獵魔鬼的腳跡時，這些已燒燬、於人於己都無害、只是變得不好看的麻風病人便成為最容易得到戰果的替罪羊。
日後，當人們在麻風病裡面始終找不出魔鬼，倒是發現了唯物的細菌之後，就像我們在格林這部小說看到的，基督教，尤其是舊教的神父和修女，的確領頭在世人所遺棄所放逐的麻風病人村救治服務，尖酸點說，這像是補償和贖罪吧。
aburnt-outcase，一個已燒燬的病例，格林取用的便是疾病已發散完成、於世人無害、唯如但丁所言「吾未死，但生命已一無所存」（iononmori',enonrimasivivo）的此一階段意思。小說中，最直接的燒燬病例是那位失去了手指和腳趾、被柯林醫生收容下來幫忙掃地鋪床的迪歐·格拉蒂亞斯；但格林也擺明了就說，真正的燒燬病例其實是從未感染麻風的大建築師奎裡。所謂隱喻，格林從來就用得大大方方的，不扭捏作態地獻寶，不欲張彌蓋。他不像一般平庸的書寫者把這當玄虛誘人、魔術師變出兔子似的戲劇性答案，而只是你需要的、開啟視野讓意義豐碩、以便好好討論下去的前提；不是結果，而是這才開始。
格林還在小說中告訴我們，麻風病人並不必然走到燒燬這一階段：「奎裡在用迪歐之前，曾問過柯林醫生他是否會痛苦，而醫生向他保證不會，因為殘廢是痛楚的另一抉擇。受苦的是那些手指僵硬、神經纏結的癱瘓病人，這些人受著幾乎無法忍受的痛苦（有時晚上可以聽到他們的哀號，但這種痛苦也似乎是一種免於殘廢的保障）。奎裡並沒有受苦，他躺在床上，活動著手指頭。」——殘廢或痛苦，tobeornottobe，格林也不諱言這樣。
奎裡這個人，最簡單用本雅明的話來說是「成功底下深刻的意志消沉」。他無法再工作，也無法再愛人（「自我表現是很困難而自私的。它可以吃掉任何東西，甚至吃掉自我，到最後你會發現甚至沒有自我可以用來表現。大夫，我再也不會對任何事情感興趣了。我不想再和女人睡覺，也不想再設計建築物」），他甚至發現他的工作他的所謂愛情不只讓自己發病般受苦，更可怕是有傳染性，對他者非常危險。奎裡是個已燒燬的病例，可某種意義而言，是他自己要把自己燒燬的。某一天，他吃了過飽的早餐，只帶了牙刷、刮鬍刀和一紙美國銀行信用狀到了機場，機場空空曠曠的，他原本想去東京，卻看到告示牌上幾個非洲地名。所以說他的走開本來毫無計劃毫無主張，非洲也不是所謂人跡較稀之徑的有意識選擇，更非某種迴歸救贖大地（願意的話，我們也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奎裡去了日本，會在哪裡落腳？北海道酷冷的夕張網走？或四國哪個小漁村？）；換句話說，不要再當名人奎裡了不要再傳染給別人這部分是他要的，除此而外一切只是鬼使神差的命運使然，或沒這麼大這麼活躍，就只是偶然而已——格林極自然也極富意義地讓這段回憶一直到小說後半段才重新回到或說願意再進入奎裡腦中，彷彿慢慢和自己取得和解云云。在這類細節之處，看不出書寫使力之處，我們最能夠感受出格林小說技藝的高超。他是高手中的高手。
格林沒有笨拙地對比，但我們也看到，麻風燒燬的迪歐·格拉蒂亞斯反而並非生命一無所存，他有著奎裡好奇乃至於嚮往的東西——迪歐就是因此拄著柺杖走入森林的。在那一整夜的譫妄囈語中，奎裡聽見他不時說著一個詭異的詞「潘戴勒」，並拼湊出這樣一幅影像：「我相信他是在說一個地方，森林某個地方，靠近水邊，某種對他很重要的事正在發生。他前一天在村子裡時，覺得窒息；當然他並沒有用‘窒息’這個字眼，他告訴我空氣不夠，他想跳舞，想叫，想跑，想唱歌。但是，可憐的傢伙，他不能跑也不能跳舞，而神父們根本不喜歡他要唱的歌，所以他便出發去找那個水邊的地方。他小時候他媽媽曾帶他去過一次，而他記得當時那裡有歌舞遊戲及祈禱。」
這當然不是基督教的，他們森嚴單調的一神教容不下這樣的地方。我個人所知像北美祖尼人便有一處這樣的信仰崇拜所在，他們稱之為「靈魂的歌舞之地」——祖尼族遷徙神話中，人們穿過冥界來到地表，開始他們尋找宇宙中央之地的偉大旅程，渡祖尼河時，有些木之宗派的小孩被河水沖走，沒淹死，而是化為青蛙、蛇、蝌蚪等水生動物游去，游到此地，據神話說那是一座湖，他們在那裡變成了卡欽那，組成了眾神之會，「所以當你生命結束，沒有生之苦役了，你做什麼呢？那就跳舞吧。」
但迪歐·格拉蒂亞斯的潘戴勒之水不是大河也不是湖泊。奎裡事後問他像是什麼？「從天上掉下來的。」居於大河和叢林平坦土地的迪歐沒瀑布這名詞；奎裡追問他母親揹他去潘戴勒那天后來發生了什麼，迪歐只這麼回答：「吾等有福了。」
長期一事無成的失望
不管是第一人稱的「我」或第三人稱的「他」或某人，格林小說裡負責攜回、說出故事的這個人總是個外來者，這個不易的基本視角跟他本人是一致的，也使得他的小說有著最終的一貫性，不受眩目書寫技藝和想象力的誘惑，在最多樣的表現、最遙遠的迷途、最不可思議的故事底下，仍牢牢繫住他自己身上；也就是說，我們既看著這些小說各自獨立地橫向開展奄有半個地球，卻又貫穿起來也似的看著它們縱向持續前進踽踽於途——這是個心中有事糾纏的書寫者暨其書寫方式，帶著認識和詢問而來。抵達不同國度、因應現實的不同叩問，往往會讓他的問題起了變化、岔開來乃至於暫時隱沒；然而這樣的心中疑問如此真實，無法付諸遺忘或簡單（或說懦怯）藉由某種「徹悟」取消它，它總會蜿蜿蜒蜒地又回來。格林的自我疑問有點像巡遊的鮭魚，它順著河流跟著命運的潮水勇敢進入到不同魚種不同生態的無可逆料大海之中，少小離家老大回，再回來總是變得巨大、成熟而且複雜難識了。作為一個小說書寫者，格林的自我極清晰極醒目，甚至給我們某種永不鬆手、幹嘛丟不開的執拗之感；但另一面是，格林的自我卻又出奇的柔軟，有些時候你甚至會說他軟弱、太容易屈服，小說里人生裡皆然（像他幹嘛因喬治·奧威爾的外行人意見而修改自己小說呢？）。無論如何，這極可貴地使格林的自我不封閉不膨脹不硬化，不喃喃自語，他的自我疑問接通於普遍人性和複雜人生，成為人存在整體問題一個深刻的面向和途徑。
由此，我們便不必無聊到去附會去猜測窺探小說中哪個人哪件事是格林自己。基本視角的一致是一種認識的堅持，而不是我我我的細胞分裂複製，事實上，這些說故事的外來者，他們在小說中不同的造型不同的配備（來歷、職業、年齡、家庭構成和交遊云云），總無可避免而且有機地干涉著他們說出的故事，既造成制約也帶來啟示，並賦予面對生命歧路時刻的不同想象和選擇，比方說《哈瓦那特派員》裡的賣吸塵器英籍小商人伍爾摩，格林給了他一個嬌寵、花錢如流水又知道怎麼玩她父親於股掌之上的寶貝女兒，他的看待世界方式、他的人生計較、他的最後一搏選擇，便不同於吸鴉片、有越南情婦的老記者福勒，或孤兒兼賭徒還莫名其妙繼承一家加勒比海觀光旅館的布朗；他們的求生脫困詭計也因此因事制宜的精彩不同，布朗利用了他德國大使情婦的外交特權，福勒善用他老記者的身份、配備和人頭，伍爾摩則異想天開地以一張放大的吸塵器設計圖唬弄了整個老英倫帝國的情報單位等等。如此，我們也不用再一次激怒已沉睡已安息（真的嗎？）的格林本人，他在《喜劇演員》書前氣憤難忍地先說了：「很多讀者——經驗告訴我——都認為小說中的‘我’一定是作者。因此之故，我到目前為止，已被讀者認定是一個殺過朋友的兇手；一個和公務員之妻相戀的善妒的情夫；一個喜歡輪盤賭的賭鬼。我不希望再增添我這條變色蜥蜴的色彩去給南美洲的一個外交官戴綠頭巾，或被疑為私生子，或被推測是在天主教耶穌會受的教育——」
不一致的說故事人（相對於康拉德的小說主持人船長馬洛），有一個更深刻的意義，那就是書寫者強迫自己進入到某個陌生但「相似的自我」（卡爾維諾說的），納博科夫則稱之為「演化幾個不同的自我」，讓問題轉動一下，顯露出來它如月球背面那些過去看不到的面向，並且嘗試不一樣的思考條件、適應條件，以便校正，分離偶然的和恆定的，乃至於更積極的，找其他可能的突圍之路。
這一次的外來者、說故事人奎裡，我們看到格林放進來一個不同以往的異質東西，或說他演化著另一個自我，那就是奎裡的成功和巨大聲名，當然格林讓他是蓋教堂的建築師而不就是小說家。這明顯和以前那些潦倒的、不幸的甚至多少受困於現實柴米油鹽的眾生平等說故事人不同，彷彿縱跳到人生的另一端，讓遙不可及的無望追逐易為意志消沉、回頭看去什麼也沒有什麼也不是的回望。彼時的格林自己五十七歲了，生命中的重要著作已完成三分之二，他小說的「格林之國」也已搭建起來成為文學史的奇觀，真要說，書中他所賦予奎裡的如此成就和聲名還節制了客氣了不是嗎？但正如加西亞·馬爾克斯說海明威那部書寫於捉摸不定秋天黎明的《渡河入林》指出的，「成功毫無價值」，格林也在書前致謝米歇爾·雷沙特醫生一文中這麼寫：「醫生並不能免於‘長期一事無成的失望’，而作家更是一輩子都有這種感覺。」
更刻薄的話則在小說裡講——就是奎裡決定留在麻風村幫忙，柯林醫生面試般問他會做什麼那一段，「‘我們這兒是個小規模的城鎮，幾乎各行各業都派得上用場。’他突然很懷疑地看著奎裡：‘你該不會是個作家吧？我們這兒不需要作家，我們要靜心工作，不要俗世的新聞界發現我們，好像他們發現史懷哲一樣。’」事實上，柯林醫生（以及其他神父）對奎裡另一個更大的懷疑是，他是否被警察追緝才避到麻風村來的，奎裡也心知肚明人家這麼想他並多少有些同感。小說家和犯罪者，小說家和天涯海角被追躡的逃犯，小說家和殘廢的麻風病人——
奎裡說他至少可學著包紮病人，或幫忙洗繃帶，但柯林醫生說那是修女的事。他沒用到只能替柯林醫生到盧克市裡去運醫療儀器，正因為這樣，他被虔誠天主教徒的榨油工廠老闆萊克爾認出來，像通緝犯在個窮鄉僻壤又被指認出來一樣。
爛的書寫者只有一種終點，那就是寫完了、寫不出來了、硬要寫遂如賴皮政客般只能被轟下臺；好的書寫者有很多種終點，他的懷疑很多很複雜，而且往往攪成一整團不容易分割，以至於誰也分不清他究竟是不能還是不願，是他背離了小說還是小說遺棄了他。他懷疑自己，也懷疑世界，還懷疑小說自身，這三點的關係網路寸斷，人遂失去了他安身立命的列維－斯特勞斯所說「位置」，失去了加西亞·馬爾克斯所說那件生命中主要在做著的事或甚至自認唯一會做的事，他只能去洗繃帶；這不是職業的失敗，而是志業部分的根本崩解。由此，它既是小說獨特的困頓，同時也聯絡著、呼應著其他的志業者處境，可以深究到人和世界基本關係的總體存在困境（所以奎裡可以是建築師，不一定非是小說家不可）。奎裡無法說得出口，他寫了這段文字給柯林醫生，在他已東窗事發般暴露自己身份來歷之後：「職業是一種愛的行為，而不是業務生涯。當慾望消失之後，人再也無法繼續做愛。我的慾望已經沒有了，所以我的職業也已完結。別想要我答應一樁沒有愛的婚姻，也別叫我模仿以前熱切做過的事，也別像教士一樣對我說我的責任。我們小時候在聖經課上學到過：才能像錢幣一樣，在尚有購買力時不應該埋藏起來。但是當錢幣更改，幣上人頭換人之後，錢幣的價值只剩表面那一層薄銀的重量而已，那時，每個人都有權把它藏起來。墳墓裡時常可以找到一大堆過時的錢幣。」
一樣的，忙個半死，一大排麻風病人等著他看的柯林醫生只回他幾個字：「誰在乎？」——我才不管你是不是逃犯，也就不會在乎你是不是沒辦法再工作的大建築師。
復活
柯林醫生的回應像整個世界對他告白的空茫迴音般回答（「而‘誰在乎？’這個問題便像兒時所學過的詩句一樣一直縈繞回響在奎裡腦際」）。這究竟是第三層的見山是山更睿智更豁達呢，還只是第一層見山是山的單純魯鈍、無感、粗暴、不在意也毫無鑑賞討論能力？抑或殊途同歸的全數都有構成整個世界的一個基本態度？我個人相信是最後那一種，聽懂話的人不在乎，聽不懂話的人也不在乎，這才稱之為處境。
無論如何，這部小說便如此從已結束、已燒燬化為灰燼處開始。
所以我們才會再再感嘆格林真是個會說故事的人——這樣的故事有多難呢？我們這麼看吧，一是地理落點幾乎完全相同、一樣溯河深入的康拉德《黑暗的心》，一是一樣開始就把小說主人翁給徹底擊碎、再捏合他重建他的托爾斯泰《復活》。
很抱歉，我個人始終堅持《黑暗的心》這部「名著」是很失敗的作品，康拉德發現所羅門王寶藏般給了我們一個已瘋狂已完結的庫爾茨先生，然後呢？然後就沒有了。說故事的馬洛船長除了眼見耳聽的第一層感官印象，便再無法也無能力多碰觸這個人一點點，即使庫爾茨先生上了他的船近在咫尺，小說時間遂像追咬著自己的狗般狀似激烈但從頭到尾停在原地打轉，康拉德只能不斷塗抹這個人，用更大的音量、更重的字眼以及更多種的標點符號。這個應該只是幾百字寓言而無需長篇小說的單幅黯黑扭曲人像，倒是很合適單一概念化傾向的讀者（也因此我們還看到越戰電影《現代啟示錄》繼續塗抹他，看到馬龍·白蘭度的不知所措演出），也很適合人云亦云、關懷評價而不真的關懷作品內容細節的壞習慣讀者，前者方便傳播它，後者欣然照單接受它，正正好。
相對的，《復活》則是一部已定論但堪稱敗得光明磊落的無懼之作。就書寫層面來說，它挑戰了現代小說幾近是能耐極限、不可能的部分，那就是《復活》背反了現代小說懷疑、揭露、拆解、顛覆的書寫除魅本質，竟然意圖正面地、肯定地迎戰自身這無與倫比的破壞力量，在其肆虐過後的碎片廢墟之上（尤其托爾斯泰自己正是小說史上最強大的懷疑者，以賽亞·柏林用「腐蝕性」來形容他），起死回生地重新片片拼合這個人；而且托爾斯泰並不以救活小說中這個名為聶赫留朵夫的男子為足，他有一個全人類為著眼的宏大企圖，所以聶赫留朵夫自己既是病例，也同時是發現者救贖者。整部《復活》一如其名便是這樣一趟緩慢、艱苦、一點一點的重建之路，貴族身份而且富裕的聶赫留朵夫參與了一場謀殺案審訊，發現被控的年輕妓女卡秋莎正是他大學生輕狂歲月誘惑過、讓她懷孕並因此人生流離失所的姑媽家婢女兼養女，這個早已湮失的回憶像命運尋仇般找回頭，聶赫留朵夫照見自己宛如鏡子般完全碎裂掉。卡秋莎陰錯陽差地被判刑流放西伯利亞，聶赫留朵夫不惜傾盡所有地營救她，上書沙皇為她陳情，並追著她的足跡到陌生、貧窮、除了酷寒空無一物的流放之地；然而這趟旅程每愈往前一步，他便愈發現整個他熟悉的、安然過活的堅實世界翻轉過來一分，苦難的人遍地都是，豈止卡秋莎一個，而其中最可悲、真正一無所有、才最該被拯救的其實是他自己。至此，要卡秋莎嫁給他已不是答案了（卡秋莎後來嫁了另一名流放的政治犯良心犯），贖罪擴張並提升成為救贖，於是，有點像但丁《神曲》，只是高貴的貝雅特麗齊易為卑微的妓女，聶赫留朵夫走過地獄，穿越煉獄，最終瞥見了天堂最高天的光亮一角。
「他在這期間所看見所知道的那一切可怕的罪惡，尤其是今天，在那可怕的監獄裡，那殺死了可愛的克累操夫的罪惡，勝利了，統治了，他不但看不到征服這罪惡的任何可能性，而且甚至不知道如何征服它……先前的問題——是他（聶赫留朵夫）瘋了，還是那些認為自己聰明而做出這一切的人們瘋了——帶著新的力量擺在他面前，要求回答。」
然而，就如同牛吹太大、壞蛋太厲害而且死不了的那種小說和電影，你找不到一個相襯的、可平息這一切的收場——書末，聶赫留朵夫疲憊但失眠於異鄉旅店房間裡尋覓，答案在哪裡呢？不在鮑勃·迪倫說的茫茫風裡，很奇怪倒好端端就擺在房間桌子上。那是英國人留給他做紀念的一本《聖經·福音書》，「據說，這裡有一切的解答」。同一句話，半世紀後在格林《問題的核心》書裡變成了譏嘲，「教會知道所有的答案」。這可真有趣不是嗎？整部《復活》便結束在如同第一次看到、世紀大發現的福音書大段大段引文中。「從這一夜起，聶赫留朵夫開始了全新的生活，這不是因為他進入了新的生活環境，而是因為從此以後他發生的一切對於他有了全新的和過去不相同的意義。／他的生活的這個新階段將如何結束，將來的時間會表明的。」這會是世故、老辣、機智百出如狐而且書寫技藝空前的托爾斯泰為他一部長篇鉅著最後寫出來、而且願意讓人們看到、讓歷史保留的文字嗎？當然嚇壞了百年來每一個看完這部小說的人。
但這樣明明白白的失敗，或許有個很深刻、再一次當頭棒喝般讓所有小說書寫者心驚膽跳的教訓意義，它再一次證實（就算托爾斯泰）現代小說的無力於正面創造，儘管我們總是把它的書寫美好地稱為創作。也因此，當我們聽到格林說作家比誰都一輩子感覺「長期一事無成的失望」，就不僅僅是對外面世界的不滿而已，倒是充分意識到自身的「無用」，尤其在那種大家捲起袖子來、流汗工作的積極歷史時刻，農人種植出米糧，工匠蓋房屋製造鍋碗瓢盆，正德利用厚生，而小說家只能破壞性地寫飢不能食寒不能衣的文字之書。這種關鍵時刻的缺席感還帶著某種根本性的四體不勤階級罪惡感（早在社會主義成形問世之前，現代小說的發生便是一道不斷由上往下發現世界之路），這非常荒唐非常難受，所以薩特要為自己不到工廠流水線工作自嘲，所以有這麼多作家日後洗心革面般想轉業成為社會主義者成為勞動大眾，即使在社會主義已「知道所有的答案」之後依然。
把奎裡這個人從灰燼處寫起，格林並不必意識到托爾斯泰的《復活》一書，他直接從這又半世紀以上歲月後世界的挫折和變化、從自身不懈思索和書寫的長期失望，就知道事情不能這麼來。我個人以為，以下奎裡和柯林醫生四句一組的對話，極其精彩地恰恰足以回應托爾斯泰（以及所有善的統一場理論者）的失利，其中一三句是奎裡、二四句是柯林很容易看出來——
「但假如我們無法愛呢？」
「我不相信有這種人存在。愛是深植於人內部的，雖然對有些人來說像盲腸一樣沒有用。當然，有時人們也稱它為恨。」
「我還沒在自己身上發現過它的蹤跡。」
「也許你想找的東西太大、太重要，或者太活躍了。」
沒有傻瓜的小說
是，也許我們想象的、要找的東西太大、太重要、太活躍了，包括大師托爾斯泰。
我們說格林真是會說故事，是在如此意義、如此高度之上感慨的。從奎裡（或聶赫留朵夫）這一側來說，你如何在人已成槁木已成死灰之處，讓他眼睛看到的東西仍有層次仍有不同的溫度色澤，重新生出有意義、有進展、讓生命和時間恢復流動的故事來？還有，誰在乎呢？從外面世界這一側來說，如此深奧的靈魂問題、生命重建問題，就算還願意承認它存在，也專業化甚至拆解技術化了，我們會整塊地、一點不留地把它丟給比方某個心理醫生、神父僧侶或研究學者，就像我們把另一些問題燙手地全扔給土地代書或律師那樣。它已不留我們腦子、不存我們語言交談之中、不在我們的生活行為裡，也就是說，它已喪失了公共性，被驅離生命現場，再沒「正常」人參加它，這樣如何可能生出故事呢？因此，小說要不成為躺在心理醫生診療椅般的一個人重複喃喃自語，要不就是到哪裡都遇見哲人還接力般持續抽象對話（其實是變形的、偽裝的喃喃自語），不管故事中本來設定他們是大樓管理員、是外送比薩的打工學生、是蹺家少女還是公園曬太陽喂鴿子的陌生老頭——小說如行過曠野，放眼望去百里一無人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