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說現代小說失去了故事，當我們講格林仍奇特地保有小說的敘事性，便不只是復古的、退化論的書寫主張而已。在仍有事發生、雜語的你一言我一語熱烈交談背後，其實更重要的是多元乃至於多層次的不同視角。這原本就是小說最獨特的設計，其他的思維形式書寫形式得仰賴人自覺的同情和設身處地意識、小說則只需順應其基本書寫形式即可；小說書寫者被迫進入到每個不同人物甚至卡爾維諾所說非人物的其他無生命物體中，這是書寫者可設定但難以逆料難以操控的部分，會發生什麼會找出什麼以及最終通過他們說出什麼，通常遲至書寫執行的實際進入時刻這才摸索地、觸發地、一截一段地知曉。也恰恰在這裡，小說書寫不是一場秀，不是準備好、控制好、一切按表操課的純表演，小說書寫是創作，意思是有著書寫者自己本來並不知道或不曉得自己知道的部分，這也就是發現，進入不同事物、翻轉出事物的各個面向，察覺出其間未曾顯露的有意義聯絡和限制——小說中的發現是閱讀的最為動人地方，不是推理小說那種書寫者自己早知真相併藏好答案、裝傻讓書中人物傀儡般走迷宮的假的發現，而是書寫者和小說人物一起（並帶著我們讀者）找到東西、那種閃閃發光的真的發現。
格林從不裝傻，演戲的人、拙劣的說故事者才有必要故意裝傻，為的是延宕劇情，拖住時間，好掩飾故事的單薄和沒能力走遠走深，畢竟如果情節有限、詭計就這麼一兩個，一暴現就結束了；由此，格林的小說中也沒有任何傻瓜，沒有那種你我讀者都能一眼看出來、只書中人物笨到會應聲跌下去的陷阱。每個角色都有他合情合理的聰明，不是那種飽讀詩書滿口哲理的沒道理聰明，而是每個人浸泡於掙扎於他的特殊生命現場總會淤積出的那部分世故，再天真的人都有他自保的、生存所必要的那一點點關鍵性狡獪，如只有神經叢沒有大腦的昆蟲也會偽裝也會恫嚇也會說謊欺敵——我們看，在他《權力與榮耀》（或該聖經風地譯為《權柄與榮光》）中，被國家罪惡機器追獵的威士忌酒鬼神父遇見那名混血兒的惡棍，神父並沒上當，他第一眼就知道這傢伙會猶大般出賣他告密他，於是神父的不拒絕他同行以及日後的殉難，便不是因為人笨，因為可避免的個人錯誤這種理由，也掙脫了「獵人／獵物」這種單調、毫無想象力的桎梏，而是整個開啟來，活起來，一層一層辨證地上升，可以觸及人的價值問題、信仰問題，以及其間的衝突、抉擇和堅持，甚至還觸到了命運，觸到了那些遠大於人的力量云云。這一段彼此提防彼此刺探的結伴而行之路，才能緊拉慢唱地一直這麼緊張，在仿若無事的緩慢步伐裡呈現層層追逐的速度感，而且更重要的，可以負載格林的沉重問題，展開他要的一層一層討論。《問題的核心》裡，斯考比決意求助商人尤塞夫借錢那一段也是這樣，他清楚對方打的種種狡猾主意，他也知道（不像毫無預判能力的浮士德）這個交易最終會引他走向萬劫不復的煉獄，斯考比正直但一點也不笨，最多隻有一點自己都不相信的僥倖之心而已。如果我們認為人信念價值在人類歷史的一次一次挫敗和殞沒只因為比較笨，那我們對人信念價值的體認就太少了，這一方面是輕估，可另一方面也太樂觀了不是嗎？自以為更聰明的馬基雅維利基本上便犯這樣的錯誤，一種其實是程度不夠的錯誤。
在這次的小說中，乍看智商最低也最無能於人情世故的是商人之妻瑪麗·萊克爾，但最終讓奎裡挨槍而死的，卻是瑪麗·萊克爾那一個女人奇妙狡獪心思的天大謊言——奎裡去找萊克爾算賬，回程便車載她到呂克市驗孕，兩人在旅館房間那一夜，表面上看起來是奎裡喝多了酒，紊亂地說著那個原要哄她入睡但逐步讓自己記憶甦醒過來的「珠寶匠與國王」自編童話故事，但更精彩的毋寧是瑪麗·萊克爾的一分一分變化，像花朵綻放般整個人滿滿開啟來。事後，她一口咬定她懷的是奎裡的小孩，即使面對你知我知的奎裡本人，她依然理直氣壯如此堅持：「只是半個謊言。如果我不一直想你的話，我就會整個幹掉，那麼，孩子也不會那麼容易就來了，對不對？所以就某種意義上而言，那是你的孩子。」這讓奎裡無話可說，兩千年前耶穌的道成肉身不也可以這麼想嗎（「他帶著一種尊敬的神情注視著她。這需要神學家才能適當地評鑑她論點中扭曲的邏輯，以分辨信仰的善惡」）？事實上，這個漫天大謊是預謀的、步步為營歷歷分明的，呂克市旅館那一夜，瑪麗·萊克爾已經預告了，她對奎裡最後說的一段話是：「我幾乎可以跟他說我們一起過了一夜，對不對？你認為他會跟我離婚嗎？我想不會，教會不會准許離婚。教會說這個，命令那個……」
瑪麗沒要害奎裡，但她毫不猶豫亦毫無愧疚地利用奎裡踩過奎裡（她以她愛上他這點補償了他，如慷慨寡婦的最後兩枚小錢），她要自由，她甚至用天主教會之道回敬天主教會，更厲害的是，她居然心知肚明這一擊戰果有限不一定能如願。
比起來，《復活》裡更多事蹟、更大生命起伏也理應更聰敏練達的卡秋莎，只是個入水不侵遇火不燃的純淨天使了。托爾斯泰想找的答案太大、太重要也太活躍了，是可以量產的救贖特效藥，不僅聶赫留朵夫自己吃了有效，過去現在未來所有人吃了（而且非吃不可）也都有效才行，這樣的答案（如果有的話）一出來世界就停止了，變成了不容時間存在的烏托邦，因此它只能如柏拉圖所言在長路的最末端才顯現，在此之前每個人都得配合演出，好完成童話迎接完美的真理結局。但我們看奎裡這個燒燬如死灰、根本連自救意願都沒有的病例，依柯林醫生的診斷（也是我們閱讀者的感受），小說才進行一半，他的生命殘肢已一點一點恢復了知覺，他可以工作了，會好奇了，而且出現笑容了（「笑得很怪，但反正那是一種笑。我怕不笑的人」）。我們忍不住翻回去一頁一頁尋找，說不上來是什麼如此自然地治療了他，是非洲？柯林醫生？麻風病人？那些忙個半死又嘻嘻哈哈如小男孩的神父？不意進入眼中的某個畫面某個意象？還就是時間悠悠本身？好像是遍在的、哪裡哪個人都有一點點，但也都不具足更提煉不出來。我們為此欣喜還是懊惱？這是可靠的還是奎裡一人特例的呢（但我們好像也察覺讀著小說的自己身上起了一些微妙的、不知道留不留得住的變化不是嗎）？而在此同時，外頭世界仍持續追躡而來，萊克爾曝光了他，託瑪斯神父想從他身上掏出信仰來，那條大河，那艘載他來的河輪也帶來了報道名人奎裡下落的冷血記者帕爾金遜，以「靈魂的建築師，剛果的隱士」為題進一步要讓他成為史懷哲式的聖人，一層又一層，盤旋而上——
儘管，有那麼幾句對話、有幾處隱喻會過火了些，令我們有些不安，但現代小說可以這麼寫，敢於也居然可以探問思索如此的命題，這真是驚人。
博爾赫斯曾說他想寫一首美麗但什麼含義也沒有的詩，詩名《月亮》，像送一枚化妝鏡般送給他老年的紅粉知己瑪麗亞·兒玉：「那片黃金中有如許的孤獨。／在眾多夜晚，那月亮不是先人亞當／望見的月亮。在漫長的歲月裡／守夜人已用古老的悲哀／把她填滿。看她，她是你的明鏡。」在這樣單純美好的聲音中，我們要說的是，當格林偶爾輕鬆起來，暫時不要他的故事負荷如此沉重時，當他傾向於自娛娛人寫小說時，比方像《哈瓦那特派員》（或直譯「我們在哈瓦那的人」），他是個更好、更沒破綻的勒卡雷。
被摧毀殆盡的善念
小說中，一個不搶眼（極符合這樣的人的現實基本形象）但很有意思的人是抽方頭雪茄的神父院長，他沉著、世故、聰明但不以窮人，負責拉住偶爾意欲狂奔起來的世界，扮演穩定的力量，是保守主義最好的面向。身為老英國人，格林很熟悉這樣的人的價值，但格林總是擺出對抗的姿態，不這樣，整個世界會流於一種太大而化之、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過度安全，以及不堅持。
奎裡對院長髮起過一次暴烈的總攻擊，主要是這番話：「不，不是。神父，你想把所有的東西扯入你們的信仰之網裡去，但是你們無法偷走所有的美德。溫和不是基督教的，自我犧牲不是基督教的，慈善不是，後悔也不是。我想原始人看到別人流淚時，自己也會哭。你難道沒看過狗哭嗎？當世界冷卻到極點，而你們的信仰之空虛終於暴露出來時，仍然會有一些呆瓜用身體蓋住別人，以使別人獲得溫暖，多活一小時。」這段並沒那麼容易弄懂的話院長完全聽懂，他沒立即回應，而是留到禮拜天的彌撒講道——那是個清涼的早晨，「每個柱子都有影子，每個影子下都有病人蹲坐著」。就像格林說的，人並不適應自己居住之地的氣候（是否說明了我們生活得還不夠久？還沒完成生物性的演化？），熱帶的人一樣怕熱，寒帶的人一樣會冷個半死。
「……你們看到一個人與妻子住在一起，他不但不打她，而且當她在醫院受醫藥痛苦時，反而照顧她，而你們稱這個為基督之愛。你們到法庭去，聽到一個好法官對一個到白人家偷糖的小偷說：‘你是個可憐的小偷，我不懲罰你，你不用再來了，我們不再談糖的事。’而你們便稱這個為基督之仁。但當你們這樣說時，便是大盜賊——因為你們偷了這個人的愛和那個人的仁。可是，當你們看到一個人背上插著一把刀血流不止時，為什麼不說：‘這是基督之怒？’當亨利·歐卡巴買了一輛新腳踏車，有人把剎車弄壞時，為什麼不說‘這是基督之妒’呢？你們就像光偷好果子，而任壞果子在樹上爛掉的人一樣。」院長如此重述一次奎裡的質問，並試圖做出回答，他的回答懷疑論的奎裡和無神論的柯林皆不滿意，我們讀者也很難滿意，但這種「只要你是好人，不管你自不自知，都已經是基督教徒了」之類的講法，基本上已是基督教的最佳回覆了。
把所有的惡像爛果子一樣全丟給我不負責的魔鬼或某個黯黑力量，這不可能讓我們對惡的理解有足夠的長進，也難以生出足夠深刻、有認識意義的同情；但問題不只在惡，也發生在善這一側，它極可能禁不住這樣精純的提煉，更禁不起如此誇大不實的讚頌，就像奎裡厭惡被講成聖徒一樣。當這樣的誇張被拆穿（你頂好相信它遲早揭穿，不只事實會揭穿它，甚至謊言也會揭穿它，如瑪麗的謊言拆毀了奎裡的聖像）時，我們將難能避免地走向虛無，像所有上過當的人，就連那一點點自明的、人皆有之的、質地真實的幽微之善都保它不住，有什麼比這更壞的人性暨人類歷史結論呢？有著夠長宗教歷史經驗的院長其實深知這樣的危險，他不是完全不信有活著的聖徒，「但是在教會承認他們之前，我們千萬不要承認，那樣我們可以免於許多失望」。
尼采曾說耶穌太年輕了，的確是的，耶穌的登山寶訓基本上是年輕人的，火熱、乾淨、容不得雜質，就像這樣年歲對愛情的絕對性要求一樣。人的善念也許並非那麼難得，它會時時被觸發（如孟子說惻隱之心），也會如記憶如夢境一樣自己莫名地來，但它卻是脆弱的，會又隱沒，會事過境遷，會像船行過大海復歸鴻冥；無論如何它禁不起太大挑剔，受不了太大太多苛責。如果我們如年輕耶穌那樣堅持，它和某種自利之心生在一起就不算數，它渴望得到報償也不算數，甚至它只是希冀被看見、被欣賞讚美、被點頭一笑的素樸報稱之心都不允許，那我們差不多就殺光它們了，在地球上滅種，就像人類到今天還找不到黃金般精純同時永恆的真愛一樣，除非你快快把你的情人給宰了，別讓他回到家常生活裡，不讓他再變化。
博爾赫斯對天堂和地獄的態度一直是我個人最喜歡的，他不直說有無（他欣賞這樣大的想象），他只溫柔地講：「我回顧我一生做過的所有好事和壞事，都當不起這樣的讚譽和懲罰。」——當我們把善弄得如此巨大，把所有細碎的、數量多到難以算清的善念全凝結為一，且不管馬克斯·韋伯鄭重警告我們的，它們會彼此排斥衝突戰爭的問題，首先在人類世界就沒任何一處地方可以裝得下它，你就得發明一個天堂來當倉庫。柏拉圖可能是最早意識到這個困難的人之一，《理想國》中的蘇格拉底在爭議正義開頭沒兩句，就發現它在我們活著的這個世界是不成立的，所以話題才轉向一個理想共和國的建造；也就是說，為了裝下這麼巨大純淨的正義，我們就得不惜徹底拆毀整個世界重新改建一個，仔細想想真是令人駭怕。
在基督教裡，這個巨大純淨的善進一步凝結成神，把舊約那個會妒恨、會失控、會莫名其妙暴怒如天有不測風雪冰雹地震霹靂的耶和華去掉雜質借殼上市，於是善不再只是個有邊有界的概念了，而是在時間空間這縱橫兩端皆展開至無限，和大自然重疊起來混淆起來，以至於既是一個沒有雜質、沒有偶然和錯誤、沒有惡的大自然（所以得再發明一個魔鬼和地獄來作為惡的廢料場垃圾山），又是一個統治一切、安排一切、無止無休的善。更誇張的是，善又因此獲得一個無敵的特質，不像希臘諸神會失敗會不能如願，更不像北歐奧丁諸神會有全體毀滅的黃昏時刻——我們這些不確定不可靠的心頭善念，也許需要一點點激勵一點點好夢一點點青春美麗的拉拉隊，但有限度地告訴我們善有機會獲勝就可以了，因為它本來就不是非贏不可而生的，就如同奎裡所說那當下的、流露的、會風乾的心痛眼淚。無敵的善這麼一個承諾一如所有過度美好慷慨的承諾，它往往反而是很危險的，極可能讓我們心頭這些微火般的善念處境更困難，我們更容易懷疑它輕蔑它甚至只因為它看起來無能取勝而嘲笑它（所以善一直有個笨的歷史形象）。這還會誘引我們改變態度以及粗心，尤其當獲勝的保證倒過頭來成為善的必備要件、成為鑑別它成立與否的標準時，善那個自在的、裕如的、沒要幹什麼的、如桃李不言自開自落的部分（我自己堅信這才是其核心）就失去了，光亮的感受轉成了黯黑的密謀，它變得沒耐心，變得勢利、剛硬、獰惡乃至於不擇手段。不要以為這是太神經質的杞憂，這在歷史時時出現，一如它在我們的身體不好諸事不順眼前一片灰敗時也會烏雲般佔據我們心頭一樣，基督新教的加爾文教派正是如此，這支兇惡的無敵大軍，肆虐了好幾百年之久，從歐陸到英倫再跨洋到美洲大陸。
小說中，我們得說格林對此的書寫態度仍然是磊落的、公平的，他不僅聽其言，也看他們做著的事，不以言廢人地知道矛盾可以並存並呈——麻風病區這些忙碌的神父修女，事實上包括那位第一個出場、不是那麼情願被派去幹河輪船長、打蚊子打采采蠅還開槍殺鱷魚蒼鷹打發日子的神父（「他有屠殺任何生物的性情，好像只有人類才有權自然死亡似的」）。他們彷彿知道剛果呂克此地太小、麻風病區太小、被惡疾侵入折磨的人心空間太小，裝不下基督教那巨大神聖的東西，把它留在遙遠的梵蒂岡不帶過來；他們哪裡是不談靈魂問題而已，就像他們不追問至善上帝為什麼創造出麻風病菌（一天之內上門了六十個麻風病人的柯林醫生說：「你的神要是看看祂這個世界，一定會覺得有點失望。」），他們連人的行為動機都不登山寶訓地試探計較，所以誰也不問奎裡是不是逃犯。他們和當地的異教神祇贊比、異教的所有崇拜所有風俗相處，如院長說「我們是來助人，而不是來譴責人的」。這是禮不下於庶人、在多隙縫多死角的一言難盡生命第一現場堪堪能存活的具體仁慈和寬容，不是那個大寫的、以我為準的仁慈和寬容。他們讓自己變（恢復）小，才進得了每個角落，才得到靈動和自由、才幫得到別人，就像約瑟神父找不到蠟燭、用車燈替一名膝上仍放著贊比神物的老人做臨終赦罪而不是推他入地獄。格林給了我們一幅基督教的美麗豐饒影像，在他屢屢口出質疑惡言同時，比《浮士德》詩裡臨死心生幻覺、把掘墓看成男男女女勤奮建造光明王國、忍不住出口要時間停駐的浮士德那一幕，在這個荒敗、麻風病統治的非洲小村子裡，格林寫出的不是幻境，而是恢恢有餘的真實興高采烈。
只除了那個院長所說「他知道所有答案——在神學院浪費了六年可以造成很大傷害」的快樂不起來託瑪斯神父，他不是惡人歹角，和萊克爾也和《權力與榮耀》裡的混血兒一樣，他只是可鄙的可憐。此人後來奉命（不在現場的梵蒂岡一道命令）接掌麻風病院，憂心忡忡的卸任院長臨去叮囑他，「不要太熱心」。而我個人覺得更好的是院長最後看著病院黯淡餐廳那一景：「幾年來，在這種安靜不變的生活中，他們幾乎已忘了本身是該服從的人，但現在卻又突然記起了這點……約瑟神父所說的沒錯，無論他到哪裡，建築物總是一樣，餐廳也一樣，像殖民地機場，各地都差不多；但就是為了這一個理由，人會更習慣於極微小的不同點。到處都有教皇肖像的複製品，但這一幅的一角有個斑點，因為做框的那個患者弄翻了胡桃木的著色顏料。椅子也是患者做成的，他們以供應政府低階官員所坐的那種椅子為樣品，這種椅子在每個教區都可以找到，但這兒有一張卻因不可靠而顯得特殊；自從有一個來訪的亨利神父想學馬戲班的把戲一般靠在椅背上平衡之後，他們便一直把這張椅子靠在牆上。甚至那個書架也有獨特的弱點：有個架子是某種角度的傾斜、牆上還有些斑點，會令每人想起某些事，不同牆上的斑點會喚起不同的畫面。不管他到哪裡，同伴的名字總是差不多（沒有多少一般用的聖人名字可供選擇），但是一位新的約瑟神父絕不會和舊的這位相同。」
柏拉圖說的一點沒錯，完美的只能是非實體的理型，人世界裡的千千萬萬相框、椅子、書架、牆壁和神父確實都是有缺陷有斑點有人的失誤，但小說家以及小說自身是這麼看這麼想的，不因為那一隻羊身上有斑點放棄它而是更留意它更凝視它。很可惜柏拉圖看不到這段文字，他最該看看的——柏拉圖其實遠比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要敏感、同情、神秘也更具詩人特質，整個程度也好太多了，可惜他像把詩人趕離理想國般趕走自己太多東西了，並把斑點全抹消乾淨，最終他反而比亞里士多德顯得粗疏、封閉而且失去了那種遍在的、多才多藝的睿智，這上頭，他是個提前出現的托爾斯泰。
可是柏拉圖這算不算是賭自己的迷信呢？這是柯林醫生自白的：「誰管它？我就是靠這種迷信活下去的。另外還有一個迷信——尚待證實——是哥白尼說的——地球繞著太陽轉。沒有這個迷信，我們今天無法射火箭上月球。人必須賭賭自己的迷信，就像帕斯卡賭自己的迷信一樣。」
站立在信仰的大廢墟時代上
如果說院長像一道沉靜、水波不興的河流，柯林醫生就是崢嶸多稜角的露出大石。這是小說中最奪目的角色，也奇怪幾乎是全然正面的角色（這在一般現代小說中都顯得奇怪，何況這麼多疑的格林小說），不只擔任火花四射的對話者好讓格林要的討論可往復可續航，奎裡的每支嘲諷之箭到他那裡都像射中石頭般彈回折斷，同時他一下飄太遠的想象也一一被柯林醫生扯回來。柯林醫生有一種兩腳站穩大地的理直氣壯力量，一種井井有條的光明，以至於奎裡，乃至於書寫者格林自己，好像都期待被他說服似的，如同梅雨溼冷裹身的靈魂想曬曬太陽、聞聞陽光那種乾乾的氣味——這樣健康的、專注的、擱置大理論大信仰、勤勞於日復一日工作至救死不暇的左派人物，格林總不掩飾他的欣羨之情，後來在《喜劇演員》中為信念而死去的馬吉歐醫生也是這樣的人。
從小說書寫層面來看，對格林來說，柯林醫生才是真正的「他者」，而不是他意見多多的院長，院長身上有太多他也擁有的東西，某種意義而言，他們是來自同一個世界、浸泡於同一種迷信或說生命假設的人，正因為如此，柯林醫生才「可以」如此正面——格林的批判是高度自省，他小說深濃的自我成分絕非自戀，而是自悔自棄。誇張點說，他有老歐洲人的「原罪」，他以為他自己一身裝滿著老歐洲的黑暗弱點和缺點，他一直拼命要掙脫這個，他必須有（凝視或者想象）一個彼岸。
但我們先問個超級簡單的問題——一九〇四年生一九九一年死、活過看過完整二十世紀的格林，他之前沒聽說過莫斯科大審判嗎？無視於蘇維埃的這一場從建構到崩毀嗎？會不察覺這其實是最像而且繼承接替基督教的最大一個新宗教嗎？會不知道他們也一樣相信一個巨大無垠、貫穿人類過去現在未來而且所向無敵的善之大神嗎？瓦爾特·本雅明的遺稿曾以那個有名的土耳其人形無敵弈棋機器說明，說唯物史觀只是木偶外殼，真正藏身機器裝置裡操控棋子的侏儒棋藝大師是神學（本雅明稱神學為聲名狼藉的經驗豐富老女僕，她必須躲起來不被人瞧見）。社會主義當然是無神論、不承認有所謂的靈魂問題，但我們曉得，所謂的無印良品其實正是個野心勃勃、想取所有名牌而代之的品牌名字。
《喜劇演員》裡，布朗第一次到馬吉歐醫生海地太子港家裡，注意到他書架上面赫然有部厚厚的《資本論》，奎裡則沒看見柯林醫生的工作室裡也有。這無關宏旨，但倒也不失其為一個可供我們讀者胡思亂想的有趣隱喻，也合理，想想柯林醫生千里迢迢到剛果呂克麻風村來，行李裡裝本這麼重這麼佔空間的書顯然並不明智，他會把它安放在自己歐洲家裡。
所以答案不會就是社會主義，不會是任何尺寸大小不亞於基督教的東西；答案也不會是某種天真，某種福音書所說的迴轉成小孩的樣態。不少人會喜歡這樣省力的答案，急於慶賀常識的勝利，帶著某種「你看吧」的微妙心思，特別是讀格林小說，好像看著奎裡（或《喜劇演員》的布朗，或《文靜的美國人》的福勒，等等）辛苦地繞一大圈，還不是徒勞地又回到跟我們一樣的原點，因此更欣慰於我們不忮不求、不必流一滴汗、平凡不華的「智慧」。我們說，常識的沉著靜止平坦狀態，它真正最有益之處並不在於提供解答，而是解毒劑——解冥思漂流之毒，解革命熾烈之毒，解這兩者合一人身陷舉凡神聖、矇昧、癲狂乃至於種種宿命鐵鏈掙脫不了的不醒噩夢之毒。它移開焦點，恢復視野，取消問題，鎮定心神，並減緩我們的生理迴圈速度和一切感官反應，代價很多服用過諸如此類藥物的人都知道，那就是嗜睡，大白天說著話做著事忽然不支地就盹過去了，而且長期依賴它，還會有痴呆的危險。
我們知道，最喜歡標示人天真價值的，把人凍結於此的，其實就是宗教，以及所有帶著宗教神聖召喚的革命主張，因為過了人正常年紀的仍然天真往往就是一種熾熱瘋狂的狀態。格林，再怎麼偶爾需要解解毒，需要抑制自己太敏感太活動劇烈的神經，不會忘記這樣他親見的、屢屢出事的歷史風險。事實上，《文靜的美國人》一大部分處理的正是這個。書中沉靜的美國年輕人派爾便是個猶剃著小平頭、從美國東岸的常春藤名校一頭撞進戰亂、各方勢力縱橫、人人任意而行的越南，他相信華府傳播圈永遠不乏那種章家敦式的紙上談兵和胡言亂語，把一支土寇當第三勢力培植好抵擋崛起的紅色力量，甚至供應他們炸藥進行恐怖活動，最終在鬧區市集引爆連無辜小孩都炸死。就因為這樣，永遠不選邊站、以鴉片頹廢雙眼看待這狗咬狗世界的英籍老記者福勒才下定決心要除去他，儘管稍前派爾才在火線救過他一命，而且福勒還得時時面對真正理由是否派爾搶走他越南女人鳳的自我質疑。福勒拉不住他，就跟卡西爾討論國家神話序言說的一模一樣，語言和邏輯穿透不了派爾以善良和無知共築的防線：「這樣逼他又有什麼用？天真的人就是天真，你無力苛責天真，天真永遠無罪，你只能設法控制它，或者去掉它。天真是一種瘋痴病。」
朱天心愛說的，天真得可恥。
更有意思的是，再沒有人懷念甚或記得這個天真得該死的派爾，包括差一點嫁他、可以到美國去的鳳，生命第一現場無情得很，只除了一直譏諷他、最後還親手送他進鬼門關的福勒自己——「難道我是唯一一個真正喜歡派爾的人嗎？」這是一部從派爾已死、用回憶穿梭成的倒敘小說，福勒的這個自問而無法自答，就在首章的最後一句，短暫而深沉的鴉片睡眠醒來的靜寂沒人聲夜裡。
說格林深情款款可能會讓所有人嗤之以鼻笑出來，畢竟我們比較相信所謂的深情有著一種溫柔的、體貼的乃至於噓寒問暖的相襯表情暨其形式。格林那種冰珠子的、從牙縫彈出來的問候話語絕不符合如此規格要求，所以我們說他陰魂不散糾纏不休可以了。
「難道我是唯一一個真正喜歡基督教和社會主義的人嗎？」把這句話改成這樣同樣不恰當，這已不是讓人好笑了，而是令人憤怒了。但我們看至少有一點是真的，呈現於這部小說這一個誰都看得出來的矛盾裡——健康開朗的院長不追究他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健康專注的柯林醫生一樣不追究他自己的社會主義信仰，唯一耿耿於懷的反而是奎裡這個號稱是已燒燬、已槁木死灰、已什麼都無所謂到連自殺都失去興致的人，這是怎麼一回事？難道是說對信仰的無法鬆手、對信仰不合時宜的逼問，正是靈魂麻風病的徵兆甚至就是病源嗎？
現實裡，格林是個「出走」的天主教徒，但黏答答地不說清楚也沒真正斬斷所有聯絡，甚至枝節如天主教神所結合的人不能分開的不準離婚教令還真的一直困擾他，逼他成為小說史上最擅長寫偷情男女的人。還有我們也有理由相信，人自殺、人謀殺自己居然比冷血謀殺他人更是不赦重罪《問題的核心》這一條（異化的策略性教令，原來只是防止虔信者急著死、急於上天堂云云），也一定多次有效保護了他不去跨過生死大界線那最後一步；格林同時也是個出走的共產黨員，年輕時在英國參加過四個星期，但他同樣不是那種跳到反側的叛教者，他一輩子對左派保持著質地真實的善意和同情。加西亞·馬爾克斯回憶過他和格林的一次會面，是他們一起趕赴營救拉美某國的左派政治犯良心犯，好像也就是那一趟飛機上，格林跟加西亞·馬爾克斯斷言他自己不會獲頒諾貝爾獎，因為瑞典那些人認為他書銷路太好了。
這部小說中，柯林醫生以「賭自己的迷信」一句話打發掉自己的信仰不論取得自由，但《喜劇演員》裡的馬吉歐醫生卻說了另一側的話，他那封死後才輾轉交到布朗手上的信裡說：「如果你曾經拋棄一個信仰，請不要拋棄所有的信仰，你必定能找到一個信仰取代你失去的信仰。」
我們的確是站立在一個信仰大廢墟的時代之上，但格林的小說似乎這麼告訴我們，信仰崩解的真實具體內容，極可能並非不信，而是某種不確知，我們得「明智」地予以個人化來保衛它不被摧毀，甚至如柯林醫生那樣先自嘲自誣地以「迷信」一辭來構築堡壘拒絕檢視；信仰失去了公共性，意味著它徹底感受化了甚至進一步神秘化了，無法交談討論，遑論雄辯證明，我們小心翼翼地得到了相對主義式的可貴彼此寬容，像保持距離行駛的車子大家相安無事，卻也完全堵住了理性的進入隙縫，信仰成為醫藥而非認識，於是再難從中建立起價值、支援住價值。
格林小說似乎也告訴我們，能夠忍受無信仰的人可能遠比我們以為的少，那必須是非常勇敢或非常冷酷的人（所以柯林醫生說奎裡，在他挨槍死後，「但是他很堅強——非常堅強」）；當然，現實的苦厄可幫我們一點忙，讓我們拖延一點時間，你可以聞聲救苦，可以一天看六十個麻風病人有意義地忙得跟狗一樣，可以如格林大半生哪裡苦難哪裡去地找到他家鄉老英國所沒有的實踐來驅逐冥思，但這種幸福的忙碌會無限迴圈地不後退不向前就一直保持在這裡嗎？我所說的後退是，人總有休息的時候，有臨睡的時候，有片刻心思澄明、記憶回頭找上你的時候，有老年、身體再追不上心智活動速度的時候云云，有時運氣好，甚至苦難也會稍歇，也會區域性地、階段地解決，就像麻風病有救了一樣。這是柯林醫生說的：「你記得修女們在叢林中辦的那所麻風病院吧？當發現d.d.s.是有效藥物時，那兒的病人一下子便減至六人。你可知其中一位修女怎麼對我說嗎？‘真可怕，大夫，再不久我們就要沒有半個麻風病人了。’她真是個麻風愛好者。」
而我所說的向前是，苦難會進一步惡化，或說隨著人在其間逐步深入的察覺，顯現它巨大頑強的真面目，賑災放糧修路造橋的流汗工作有其極限，具體的苦難背後總是有結構性的更沉重問題存在。就格林的小說而言，《喜劇演員》海地恐怖獨裁者杜法耶利醫生和他戴墨鏡的秘密警察通頓馬庫特（tontonsmacoute）猛於此地剛果呂克的麻風病菌，柯林醫生的工作有日復一日的可計量進展，但馬吉歐醫生（理論上他的醫術更精湛）卻束手無策，你一輩子能救活的人極可能還比不上獨裁者五分鐘內所殺，他終究得跨越過醫生的身份和技藝，並因此殉難。現實世界裡我們有另一個著名的例項，那就是切·格瓦拉，這位阿根廷大兄原來也是學醫之人，他年輕的南美摩托車旅程最終便止於麻風病村，然後革命。
但丁《神曲》中，沒信仰的詩人維吉爾只攜領但丁從地獄到淨界，擱置信仰不論的柯林醫生也沒法滿足奎裡說服奎裡，至少沒能阻止他繼續詢問繼續前行，而且，奎裡對迪歐·格拉蒂亞斯神秘的潘戴勒顯然比對柯林醫生科學的、唯物的歷史進化主張要嚮往多了。
你其實可以死很多次
馬吉歐醫生對信仰的定義是，布朗說：「我還是個小男孩時，耶穌會的神父曾經告訴我，考驗信仰的方法裡有一種是這樣的：你必定隨時隨地為它而死。馬吉歐醫生也這麼想，但是瓊斯是為了哪一種信仰而死的呢？」——瓊斯是一名自誇、興高采烈、有開心感染力但大體上無害的騙子人物，他總是介紹自己是瓊斯少校，如海明威吹牛自己是叢林戰游擊戰頂尖高手，布朗疑心他勾搭了他的德國大使情婦瑪莎，遂順水推舟送他上山去領導抗暴軍，他連槍都不會用。騙子戰死成為英雄成為一尊銅像（布朗辨識出他的英勇成分），奎裡則因一則謊言而失去聖者之名（他則的確救了迪歐），這兩個恰恰逆向行駛的故事，如果你是那種純淨的愛好者，你將很可惜難以對此動容，我們只會想這真是個荒唐的老世界，麻煩有哪個神出面為我們解釋一下好嗎？
伊恩·弗萊明的〇〇七小說，其中一集名為《你只能活兩次》，儘管如此，兩次仍是不夠死的，如果你真打算隨時隨地為信仰而死的話。
你當然可以一了百了為某一個信仰死去結束困擾，但我們這裡得講道理不是嗎？值得奉殉道之名為它而死的信仰有個基本前提，那就是這個信仰得夠大、夠重要、夠活躍，而且是唯一的，單數的人命對應著單數的信仰。可是萬一我們相信的，一如人間的苦難病痛形式，是細瑣的、微粒的、含混的，而且複數又不止兩個呢？很長一段時間這大致不是問題，當時人們謙卑、渺小而且滿心畏懼，我們想象著天地日月星辰單一的大秩序，並用來編織、解釋、支撐我們從生命現場所察知所感受所積聚所相信的這些可貴价值微粒（仁慈、善良、勇敢、正義云云），最終還反過來用以證明。其間即使有特別聰明的人（如孔子、如柏拉圖）起了程度不一的疑心，但基本上仍審慎地存而不論，以某種也謙卑也狡獪的微妙心思。
但如今問題大了，不只今天我們老人般已知道太多事了，最簡單比方說太陽、月亮和行星各走各的，我們根本連一個統一的、完美的日曆都不可能，遑論一個統一的、完美的價值體系；問題更大的還有，我們得面對某種債務繼承似的懲罰，幾千幾萬年下來，我們把這些珍貴的價值丟給天地日月星辰去證明，當神不再理我們了，我們好像連人都做不成了。這有點像大陸語言學者陳原的一篇文章《我不是人》，陳原列舉了大陸官方頒訂的詞典每一版人的定義這一條，發現他自己沒有一次能符合此一定義。
是否我們的想象失敗，我們的確確實實感受也就跟著不成立了呢？是否喪失了方便、快捷、明澈的證明，不踩入到某個信心大網裡去，奎裡憤恨不平所指出的溫和、自我犧牲、慈善、後悔、跟著別人流淚、用身體覆蓋別人取暖這一切都化為虛無了是嗎？我們如今得改說「毛之不存，皮將焉附」了是嗎？聖奧古斯丁的名言：「你沒問我時，我知道時間是什麼，你問我時，我就不知道時間究竟是何物了。」所以，失敗的究竟是解釋，還是我們的感知呢？
在這樣的信仰廢墟上，重新找尋解釋，重新打造證明，當然不是件一時一地的簡單工作，但今天我們起碼可以先把方向調過來弄正確，不再讓尾巴來搖動狗了，像大懷疑者休謨，他不丟棄地回頭一樣一樣檢查討論人的感官，試圖重新掌握這些沒那麼大沒那麼重要活躍的東西，儘管沒能走太遠，但大方向是對的。對的方向可以進展，也唯有進展我們才可望從中獲得某種展望，並提供必要的耐力和膽氣，像奎裡治癒自己那樣，不墮入到相對主義的虛無陷阱之中，不急著躲進到像霍布斯、像馬基雅維利云云那樣狀似聰明安全實是膽怯毫無想象力的鋼鐵堡壘裡去。
作為人類靈魂老帝國主義者的基督教，很早就不再提倡殉教了，遂也不再量產聖人；年輕的新靈魂的社會主義，如今也審慎起來，學會不再輕易製造人民英雄。寫在稍前的柯林醫生說，他是來消除麻風病的，不是來得麻風病的，你當然仍有感染的萬一風險，但柯林醫生說只要做好一些基本預防，「我要是沒有手指，根本不會成為好醫生，對不對？」他把那些帶著殉死之心、以殉死方式到麻風村服務的人，包括著名的天主教麻風聖者戴米安，嗤之以鼻命名為麻風愛好狂；於是，足足晚了五年才寫的馬吉歐醫生之死，便有著更多不幸與不得已的成分，不敬地說，更接近某種職業災害，某種高貴勇敢的願賭服輸，畢竟，比起外表獰惡實是溫和惰性的麻風病，人類世界遍在著太多更敵意更狂暴更致命的東西得對付不是嗎？
「我難道是唯一一個真正喜歡基督教和社會主義的人嗎？」看得出來，奎裡很喜歡院長和柯林醫生的明智通達，以及那種務實的而非冥思所撐起的堅定，但奎裡仍不打算這樣就放過他們，尤其是院長。這有點不公平，但沒辦法，你要頑強地繼續討論人類靈魂問題，為生動的生命現場感受尋求普遍性的可能，便非得找上基督教不可，這社會主義能幫的不多，他們只使用人類靈魂，但拒絕負起責任地幫忙弄清靈魂問題，一如他們從無到有這兩三百年來得到文學最大的支援卻動不動輕蔑地斥之為唯心的、資產階級的玩意兒一樣。這原是基督教壟斷了上千年的專利話題，幾乎所有的語彙所有的記憶所有的主張和想象都存放在他們那裡（當然很大一部分如他們的寶物是掠奪來的），不找他們找誰呢？哪能說你們今天不想談就不要談呢？因此，從小說書寫層面來說，《戀情的終結》《問題的核心》到這部《一個燒燬的麻風病例》乃至於《權力與榮耀》，不是格林寫基督教小說，而是逼迫他們一次一次重新上場，讓這個大話題繼續下去，沒個結果誰也休想離開。
就像奎裡也追著迪歐·格拉蒂亞斯問潘戴勒一樣——這個吾等有福了之地，到底在哪裡？是什麼模樣？水如何從天而降？你母親揹著你時你還看到什麼聽到什麼？奎裡還請求迪歐下次可不可以帶他一起去。
奎裡後來埋在院區墓地離柯林醫生亡妻之墓不遠之處，其他神父說服了託瑪斯神父不立十字架，只插了一塊森林取來的木頭，簡單刻了名字和日期。約瑟神父非正式地為他念一段禱文，還有，一定就是迪歐·格拉蒂亞斯了，在墓前放了箇舊果醬罐子，裝著一些小樹枝和植物，「不如說像祭祀贊比的奉獻」，約瑟神父一樣勸阻了託瑪斯神父丟掉它。約瑟神父的說法如墓誌銘，就基督教老標準（比方但丁《神曲》，地獄第一層）是進不得天堂的判決，但奇怪我們在人間聽起來卻有一種難以言喻的敬意，甚至嚮往。我們有聽錯嗎？「他是個曖昧不明的人。」
奎裡當然不是格林自己，儘管他們都揹負著巨大的聲名和成就，他們也一樣從歐洲來到這顆黑暗人心的中央麻風病村，但真的格林在一九六〇年就離開了，繼續寫小說，繼續被世界追獵，或許也傷寒瑪麗般繼續發散傳染他的靈魂桿菌。
對於那些依然堅持奎裡就是格林的不死心之人，這裡也許可以提供一個希望可小事化無的想法——這部《一個燒燬的麻風病例》，是格林所做的一個夢，夢裡頭他的一個自我（納博科夫告訴我們，自我是複數的）從他人生軌道岔了出去，自行演化，最後跨越了生死界線。現實裡我們只能死一次，為仁慈而死便不能為正義而死、為後悔為流淚而死，但在夢中可以，每一個夢至少可死一次，於是，有些只有逼臨到生死大界線乃至於得越過界線才出現的東西，醒著時我們看不到，或說就算看到了也就來不及整理來不及說出來。有一種近乎神秘的科學實驗追蹤記錄那些從死亡搶回來的人，如奎裡追問迪歐般要他們說出看到什麼、發生了什麼，但時間太短，所得有限，而且還是弄不清究竟是否生理性的幻覺，抑或人文化印象的殘留。
小說書寫，是一次一次這樣的夢吧。
《一個燒燬的麻風病例》，aburnt-outcase，也譯作《麻風病人》《一個自行發完病毒的病例》。
即007系列中邦德的上司。
美籍華裔律師，曾出版《中國即將崩潰》（2001）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