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罪與無罪
然後，便是替罪羊這個概念所預約的神話回溯之旅開始了，這是全書最困難的部分，也是吉拉爾真正搏命演出的部分，從第三章開始，直衝第十五章全書結束為止。
這裡，我們特別要講的是《聖經·福音書》這部分，在吉拉爾的神話討論中，基督教記敘耶穌生平行儀和受難的這四部《福音書》是替罪羊神話的歷史性大轉折的關鍵一點，也是它除魅和倒塌的開始——扼要來說，吉拉爾以為，四福音書之前，神話作為人類歷史的迫害文本，皆是從迫害者的角度書寫的，被迫害者理所當然是有罪的，四福音書則是從被迫害者角度書寫的全新神話版本，它宣稱人子是無罪代人受過被釘上十字架的，真正犯罪的人是迫害者。如耶穌被判罪時說的「他們無故恨我」（《約翰福音》）；或如耶穌稍前的自我預言「經上寫著說：‘他被列在罪犯之中。’這話必應驗在我身上」（《路加福音》）。
而最意味深長的，兼含著對迫害者的犯罪認定和對其罪行的寬容和悲憫，則是耶穌的臨終話語：「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迫害者肯定是有罪的，但他們並不知道自己犯罪，他們只是盲從的，甚至自以為自己在懲罰罪犯、潔淨社會的人群。
也就是說，吉拉爾把耶穌受難的滌罪救贖意義，極具體地置放到替罪羊神話的歷史大河之中，少了「神愛世人」式的普遍性道德意涵，多了歷史實質正義的申辯；而所滌清的「罪」，也不再是至大無外的空泛亞當原罪，而是特定的、集體性暴力迫害的實實在在罪行。
但人類歷史的除魅從沒一次完成這等好事，四福音書亦然。
顯見的歷史事實是，日後基督教掌握了歐陸乃至於大半個地球的世俗統治權力，它反過頭來成為最強大的迫害者，四處尋找無罪的羔羊獻祭，像燒殺巫婆便是風行達數百年不息的替罪羊遊戲；而在四福音書中被正式定罪的昔日迫害者猶太人，從此就像被烙上罪人印記的萬用替罪羊，法國人要驅除鼠疫黑死病，找他們沒錯；希特勒要淨化德國，也找他們下手；英國人追索不到開膛手傑克案的真兇，率先被懷疑作案的也還是猶太人；還有賣國的間諜案德雷福斯事件，被用來燔祭解除醜聞危機的德雷福斯上尉追本溯源也是當年釘死彌賽亞的可惡猶太人。
這樣儘管是可想而知的歷史真實進展，還是讓吉拉爾不免嘆息，也讓我們讀書的人黯然。吉拉爾鼓勇做出解釋並進一步申辯，好尋求希望，如果我沒太誤解他意思的話，吉拉爾以為，耶穌受難救贖意義的解釋權，很快落入了基督教的另一個宗教性、神聖性窠臼之中，真正替罪羊的翻轉性意義反而隱而不彰。也就是說，它被特殊化了，甚至唯一化了，人子不是你我這些普遍性的、聽說皆由上帝所創造的人，而是上帝只此一個、一胎化的獨生兒子，因此，他的經歷不可以等同於我們尋常人等的庸俗經歷，他的受難也從我們尋常的被迫害經驗單獨拔除出去，飛回到天父身旁他該回去的地方。他是普天之下獨一無二的全新品種全新基因而且還長了翅膀的不死羔羊，他的受迫害自有我們無可比擬甚至永遠不會真正瞭解的意思，那是上帝的意旨和計劃，我們膜拜禱告即可。
果真如此，那猶太人有什麼好恨的呢？就算他們不是輔佐玉成此事的英雄，至少也該是按劇本扮演反派角色非常逼真非常稱職的演員；如此，就算他們不該被尊崇感激，至少也該給付他們一筆演員費順便要個簽名不是嗎？
正確來說，四福音書這個被迫害者角度書寫神話文本的出現，不終結替罪羊的機制，但進展重大，吉拉爾以為，至此，迫害者不能再是替天行道者了，無罪而且還是英雄，集體性暴力迫害是罪行了，你得開始掩飾它了。也就是說，新的神話得有不同的書寫方式，舊的神話，可能的話，也得做點修改調整。
拆穿與利用
我個人以為，真正的問題是神聖性並不等同於成形的宗教，神聖性所涵蓋或該說滲透的範疇遠遠大於宗教的可能範疇，不僅在空間上如此，在時間上亦然，宗教的形式可能式微甚至消亡，但神聖性可以病毒般換另一個當下更健康更強大的宿主繼續存活，它喜歡寄宿宗教之中，但也適應於一切正面價值的事物之中，包括理性和科學（因此它極難駁斥，遑論消滅），這可以解釋，即便今天基督教乃至於其他宗教沒像它們鼎盛時日那樣統治著世界，替罪羊的集體性暴力迫害仍毫無困難找得到它賴以存活的神聖性幻覺，小布什的侵略伊拉克，乃至於我們臺灣二〇〇四年的奇怪大選，不都是這樣子嗎？——追根究柢說，替罪羊真正需要的不是宗教，而是神聖性幻覺，必要的話，神聖性無所不在而且取用不竭還不難製造。
博爾赫斯講，時間一久，所有的詭計都會被揭穿，這是真的，但我們不能不留意這個拆穿過程之中幾乎是必然會發生的事。
拆穿和利用可以是一體兩面的事，如同生物演化史上草食動物逃跑能耐和肉食動物掠食技藝的階梯式相互競爭一般——詭計的揭穿如日頭，它照好人也照歹人。
也因此，吉拉爾這部《替罪羊》，既可能是除魅之書，也就可能是教戰手冊——我們絕無誤解吉拉爾的意思，也百分之百肯定後者不是他的原意，我們只是像吉拉爾一樣，絲毫不敢心存僥倖罷了。
像吉拉爾所揭示的替罪羊四個範式：「危機」「暴力」「方便的受迫害者」和「驅逐／淨化」，如果說迫害不是既有危機的產物，而是某個處心積慮迫害者的意志和計劃，為的是比方說剷除某一些人以攫取政治或經濟利益，他大可把吉拉爾的四大範式當一紙清單逐項檢查：沒危機嗎？危機的製造再容易不過了，或者是當下的，也可以只是預期的，或者是實質的，也可以是純屬幻覺的；暴力也是不難叫出來的，只要危機有了，人群集結出現了，只要不特別加以抑制，暴力幾乎是可預約的；至於你如何把要剷除驅逐的人塞進受迫害者的位置，這上頭的操作可能得精緻一些，隨當下的社會實況有所不同，比方說原本就存在民族或族群差異的社會是最簡單的，即便既有矛盾和縫隙不明顯，事情也沒想象的困難，像美國才沒太久的滿街抓共產黨人的麥卡錫恐怖時期就是典型的操作例項，我們今天的「愛臺灣」狂亂熱潮也是如此，正因為是「非實質」地認定，所以更加靈巧好用，每一個結過婚甚至只要談過戀愛的人都瞭解這種百口莫辯的痛苦：你要如何證明你愛？除了一死明志？
這上頭，我想吉拉爾也是瞭然於胸的，他老實告訴我們：「幾乎沒有一個社會不歧視——如果談小迫害的話——少數民族和所有不合群、獨特的小團體。」有這個背景存在，替罪羊的集體性暴力迫害便永遠不乏火種；而吉拉爾在分析四福音書時也注意到了，「如果有人認為這個人群只由下層階級的代表組成，那他就大錯特錯了。它不僅僅代表著‘人民大眾’，一些精英也參與其中。」這彷彿也預告了我們，當替罪羊的迫害機制逐漸被察覺，原先自發性的盲目迫害便跟著逐步轉變為密謀性、計劃性的迫害了，這時，權勢者統治者也不再是心驚膽跳的替罪羊候選人了，而是隱身在此機制背後的操控者藏鏡人，畢竟，危機的製造、人群的召喚、罪名的設定、黏貼和掩飾都愈來愈需要更多資源和工具，已經不是一般「人民大眾」玩得動的遊戲了，這也是吉拉爾所說，「而現代迫害者卻完全不同，他們太狡猾，不給人留下任何用以指控他們的把柄。」
用我們現實的日常用語來說是，革命（人民對統治者）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鎮壓（統治者對人民）和彼此奪權（權勢者對權勢者）。
我們可以做的事
問題不在於詭計最終會不會被揭穿，會的，這個希望不至於落空；問題只在於究竟到何年何月詭計才會完全被揭穿——這是馬克斯·韋伯引用過的一段《聖經》經文：「黑暗已經過去了，黎明卻還沒來，你們想多知道什麼，回頭再說吧。」
或者，我們用吉拉爾自己較胸懷希望的話來說是：「縱觀西方歷史的全過程，迫害表徵在減弱，最後崩潰。這並不意味著暴力在數量和強度上的減少，而是意味著迫害者不能持久地以他們的看法強加於周圍的人。需要幾個世紀，才能揭示出中世紀迫害的真相，需要數年時間，才能使當代迫害者名譽掃地。」
於此，我們該開心，還是黯然？
我想，問題的真正關鍵在於除魅的不均勻，不可能均勻。只有少數人察知，它便成為利用的工具；當所有人全知道，那才是此一迫害機制報廢之時。
然而，知識之擴充套件，由奧秘轉為常識，這永遠是迢迢長路一條。此一現象半點不特殊，相當程度來說，這就是我們人類世界的真實景況，卡爾·薩根的名著《魔鬼出沒的世界》（thedemon-hauntedworld）說的便是這件事。書裡他一樣一樣告訴我們，多少人類數千年數百年前已完全知道、甚至反覆經過科學證明的確鑿如鐵事實，直到今天人們仍普遍無知普遍不信，古老懞昧的魔鬼依然佔據著我們廣大的世界。
我不願講些拉拉隊式的無謂鼓勇話語，但瞭解這點，在悲傷之餘，我們似乎也就找到了我們可以做而且應該做的事——我們可以加速這個常識打造過程，這是可能的，讓最終的徹底揭穿早一天早一月早一年到來，我們省下的可不只是時間而已，我們省下的還有災難和人命。靠說明和說服的人愈多，得因災難加身才覺醒的人也就會愈少——這一場替罪羊戰爭，贏是一定贏的，計較的只是贏的代價多慘烈而已。
用吉拉爾自己的話結尾，他說的比較有感情：「我們互相寬宥的時候已經來臨，如果我們還在等待，我們就不再有時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