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正確·只是更正確而已
更重要的，正確和自由徹徹底底是不相容的。哪裡有唯一正確的答案，哪裡就完全沒自由的棲身之所，就像你問光速每秒行進的距離或一加一等於多少並沒有自由主張的餘地一般——也因此，科學的進展，尤其是急躁的科學主義，認為萬事萬物都可以而且應該通過科學方法取得堅實可驗證的唯一正確解答，便構成了近代自由的新困境。這當然和民主制度不相干，但卻經常成為民主時代掌權者抗拒自由的好用利器，輕者用專業性把某個領域封閉起來，讓自由不得其門而入；重者則是英籍學者鮑曼所說的近代「園藝國家」的概念，統治者把自己搖身變為園丁般的技術性管理人物，「正確」地判斷哪些雜草應該去除，哪些有益的植物花卉該得到澆水施肥細心照料，希特勒式的法西斯政權玩的就是這個，這當然是近代歷史最極致最怵目的例項，但我們得說，比較不顯眼不刺激但極可能影響更深遠的，是像近一二十年來以美國為代表的老牌民主國家的急速保守主義傾斜現象，從里根到小布什、從撒切爾到布萊爾云云。
也正是因為這個不相容，讓自由主義者經常陷入另一端的大麻煩，並飽受科學和道德的雙重夾擊，那就是相對主義的泥淖，而相對主義的末端，則只剩虛無——無答案、無判準、無意義，只有歷史的無盡偶然和人毫無依據的任意選擇，這的確是荒蕪到令人望而生畏的一幅世界影像。
但小密爾，一如我們在他書裡看到的，完完全全不是個相對主義者，更永不虛無。事實上，他在捍衛自由的同時，也同等認真地在尋求社會往上升級的積極可能，他的自由主義論述，有個廣義的現實功利面向（當然不同於他的師長邊沁和他的父親老密爾的功利主義），那就是唯有自由，才能不浪費地、真正地把人類的全部潛力竭盡可能叫出來，長期來看，這是唯一能讓人類社會更進步、更文明也「更正確」的道路——後來的以賽亞·柏林放棄了這部分自由主義論述的支撐，與其說是對小密爾自由功利效能耐的否定，不如說不願節外生枝，柏林傾向於把自由周遭蔓生纏繞的枝枝葉葉給修得更乾淨，怕的是自由遭冒名為惡的老式戲碼一再反覆上演，小密爾沒親眼見到法西斯，柏林有，他的憂慮是更現實的。
小密爾是有堅強價值信念的人，某種普遍意義下理性、進步、自由的價值信念，但他又是個極誠實、務實而且敏銳的人，逼使他不得不成為個懷疑者——小密爾不懷疑這些價值信念本身，他的懷疑集中在這些價值信念在人類現實社會普遍獲取並且實踐的可能，也就是說，困難是因為他所珍視的這些價值信念得建立在一個鬆垮垮的真實社會之上。他對人性的基本認知非常幽微而且低調，但並不陰暗，他以為社會的文明進步仍是可能的，而且有除此而外別無可能的味道，因此絕望不起，只是它必定是漫長的、艱苦的、迂迴的。
對小密爾而言，更正確是可能的，但除了某一小部分物理學、數學可料理的問題而外，正確並非以某種唯一的、排他的答案形式出現，毋寧更接近一個從矇昧到文明的緩緩啟蒙過程，是我們往往用日出來譬喻它那樣光度滲透地、持續地明亮起來的過程。於此，小密爾引證歷歷，人類社會是極可能集體犯錯的，一如一個孤獨的個人可能犯錯一般，一千個人和一個人意見不同，並無法據此判定誰是誰非誰善誰惡，事實上真要追究的話，歷史的證據還一再告訴我們，人類思維的突破、觀念的創新及進展，總是從少數人甚至是單一一個獨特的心靈開始並啟動的，光是為著這個、為著不窒息人類社會進步的可能，我們就得保持耐心和柔軟度，為所有的可能性留點餘地不是嗎？
是非善惡不易在第一時間急躁地定讞，需要的不是靜態的時間，而是某種公開的主張、談論甚至是語言交鋒辯論的過程，是社會思索和吸收學習的過程。小密爾是最要求社會談論必要的人，在他另一部經典名著《代議制政府》書中，他以為公民權利表達和護衛最重要的武器就是公開談論，並以此為民意代表的唯一職責。然而，同樣會被以賽亞·柏林笑稱為矛盾的是，小密爾仍對公開談論爭辯的限度有著種種的不放心和不放過，他沒敢像彌爾頓般豪氣干雲地宣稱：「把所有學說都釋放出來吧……在自由公開的遭遇中，誰說真理會敵不過邪惡？」更不敢斷言真理會戰勝迫害，小密爾深知，這是現實之事，浪漫不起，即使是公開的論辯，判準仍得取決於社會當下的知識準備和道德準備，一千個人的集體偏見是比一個人的偏見透明穩定，也少一些明白而立即的懲罰風險沒錯，但相對也更不可能高明而且有所謂慧眼獨具的可能，畢竟個人的偏見可能更好也可能更壞，但集體的偏見卻只能是當下知識和道德的最大公約數，是統計學鐘形曲線的中心那一點。在民主制的時代，這集體性的偏見還得加上去等級化的平均主義要求，也就是小密爾所稱「一致性」的要求，因此，它總是平庸的、淡漠的，或直接說是沉睡的，小密爾所言「既定意見的沉睡」。
總此，小密爾告訴了我們一段我以為極精彩的話，小心翼翼但堅強，其實值得我們牢記起來：「但是這一真理終將戰勝迫害的格言，卻是人們津津樂道，直等它變為老生常談的美麗謊言之一，然而已為一切經驗所推翻。歷史上充滿了真理為迫害鎮壓的事例，如果不是永遠被壓制，就可能被退後若干世紀……迫害通常總是成功的，除非異教徒結成一個堅強的黨，不能有效施以迫害相加。沒有一個有理性的人，會懷疑基督教曾可能為羅馬帝國所消滅……真理在這方面所佔的真正便宜是：如果一種言論是真實的，儘管它會一次、兩次或很多次被消減，在若干時代過程中仍會被人再發現，一直等到它的再現落在一個具有有利環境的時期，使它能夠逃避迫害，逐漸佔有優勢，力能抵擋其後一切壓制它的企圖。」
說得真是好，不是嗎？尤其是後半截。
也因此，在非要在當下論辯出是非善惡、又對當下社會判決極度懷疑的兩難情況底下，小密爾的最重要自由主張便被逼出來了——劃一道最後底線，保證這些異端意見的存留，不容任何善意也好惡意也好的侵入。小密爾當然知道，這些異端意見可能沙中存金地更正確，也可能比多數想法錯得更離譜，但社會非得保護它們不可，「除非這樣，真理是沒有機會的」。
在我個人有限的知識中，可能想到人類社會中對公開論辯失敗卻予以最完整保留並揭示的例項，最漂亮的莫過於美國大法官制度完成判決後的所謂「異議意見」——討論表決獲勝的多數方大法官推派一人寫判決文，失利但覺得有話要說的少數大法官則有權書寫他的異議看法，兩文並陳。大法官的歷史證明，主判決文通常平靜莊重，倒是異議意見經常有最精彩銳利的洞見，且往往就是未來司法重要新見解的先驅。
對異議者意見的保護，除了具體法令，一般我們還得加上所謂「寬容」的道德呼籲，這恰恰說明了威脅不只政治，還來自社會。但懷疑審慎的小密爾不以為訴諸道德勸誘是足夠的，他從不相信人性有夠大的寬容空間，包括歷史上一個個以道德為名的宗教智者。小密爾尤其注意到，人愈是聚成多數形成群體、寬容的額度也相對地愈縮減，比方說習俗便是具體而生動的如此呈現。這個黏著於人性、不隨民主制而鬆弛、反倒因民主製得到更大音量的東西，總是扮演著異議者、異質聲音和事物最敏感、最鉅細靡遺的監視者以及懲罰者（「習慣的專制，到處都是人類進步的永久障礙，因為它不斷反對那種隨著情形不同，有時稱為自由精神，有時稱為改進精神，希望某些比習見更好的事物的傾向」），在這裡，道德的意義很難是溫暖的寬容，反倒是用以懲罰的嚴厲武器。
因此，對小密爾而言，這最終自由底線的劃定和再再確認，不是請求，而是得以命令式的語句大聲講出來，它不是「應該」，而是「必須」——不只是法律保護的必須，更是道德維護的必須，唯有如此，自由才差堪有機會抵禦住它的兩個最巨大敵人，帶著獰猛國家暴力而來的當權者侵害，以及悲憫道德善意而來的更無所不至社會性侵害。
堅毅辛苦的自由之路
這就是小密爾再不肯退讓半步的人的最後一塊自由之地，君王貴族政體也好，民主政體也好，他日人類又搞出什麼奇奇怪怪的政體都好，人都得擁有一個自己存在、選擇、決定的最後小小空間，不侵犯別人，亦不被別人侵犯。在此界線之外，他的自由可商量可妥協、可因當下現實更迫切的價值或利益選擇而減損或暫時凍結；而在此界線之內，他卻是百分之百的自由，當然，也得百分之百自己承受自由的一切結果。
日後的柏林繼續在這塊最後的自由之地展開他更專注、更深入的論述，稱此為「消極自由」——「消極」此一字眼選擇帶來某些不舒適的語言聯想，但我想，柏林一來要凸顯它的防禦性本質，再者，通過這個卑微的命名，柏林正是想借此抵抗一切奉偉大為名的誘惑（這種騙局在二十世紀發生太多次了），向我們揭示，自由有一個最後的核心，它不可以是籌碼，不可以是祭品，什麼樣的神來要都不可以交出給祂。
小密爾這麼縝密的人，當然不會不知道所謂「不侵犯」，在社會交錯縱橫的關係中有多難準確劃定出來，尤其在今天人們聚集得愈發稠密、也對彼此互動影響有愈神經質的警覺和愈精密的檢測技術和儀器時。你在自己最後的自由空間點支菸鎮定心神並摧殘自己肺葉，某一小部分的尼古丁和煙焦油仍化作空氣中的微小分子逸出去；你在自己最後的自由空間忘情地聽華格納的《諸神的黃昏》，也難保音波不傳送到鄰居的猶太人家，讓他悲憤憶起六百萬族人無言死去的奧斯維辛不堪回首悲劇云云。事實上，小密爾就連毋需物理性中介傳遞的更幽微影響都想到了也予以討論了，他指的是所謂的「榜樣」，一種更滲透、更攔它不住但充滿著道德指控可能的影響。
是的，影響總是有的，影響要擴大解釋為侵犯也並非什麼難事，但自由終究不是如此輕佻的語言邊際之事，也不該受困於這樣狡獪的語言伎倆騷擾和挑釁。一如美國霍姆斯大法官對言論自由所莊重提出「明白而立即危險」的基本判定原則，一個以自由大事耿耿為念的人，也當再再打心底確認這道界線的堅實存在，因此，小密爾堂堂皇皇地說：「一個人可因處世態度或個人尊嚴方面的缺點，失去別人的尊重，也可能因為侵犯別人的權利而受譴責，這兩者之間的差別，並不單是表面上的差別。」「如一個人的行為既未違反任何對大眾的特定義務，除自己外又未對任何人有顯著的傷害，卻對社會發生偶然的或可稱為推斷的損害時，社會為了人類自由的更大利益，也儘可忍受這種不便。」
由此，當我們把對自由的視野拉大到整體社會乃至於歷史時，小密爾告訴我們：「單是拒絕向習慣屈膝，它本身就是一種貢獻。正因為言論的專制已使怪異成為一種譴責的口實，為要突破這種專制，也更需要人們有怪異的主張。凡在性格力量充沛的時候和地方，怪異的行為和主張也充沛；而社會上怪異行為和主張的多寡，也和它所包含的天才、智力和精神勇氣的多寡成正比。現在極少人敢有怪異的行為和主張，正是標明這個時代的主要危機。」
最後那兩句話尤其是對民主制趨於平凡且一致的社會講的——所以說事情不會完的，自由的困境和威脅也還在，總的計算我們可以講有所進展，但對漫長曆史自由之路而言，如小密爾的用語，這只是人對自身自由「長期請柬」的一個階段成果而已，該做的事、要打起精神抵抗的東西仍很多。
從個人角度來說，我個人是非常非常喜歡「長期請柬」的說法，它讓我們不惑於當下現實的某些幻象，尤其是某種程度成功製成的幻象，保持住一己的目光明亮，找出並持續盯住那個善於騰挪轉移、精於偽裝欺人的權力怪物；更重要的，它幫我們去除過多過大的ego，不尋求快速的正確和完成，尤其不急於在自己有生之年就想得到正確和完成，這個並非不正常的心理，最容易把自由的人引誘到它的反側位置。
然而，從一般人性的角度來說，這恰恰也是自由最深的危機——的確，做個自由的人，是太辛苦了些，即便你只自我實踐並不像小密爾般同時扮演自由的論述者保護者，你仍有不結束的抵禦工作得做，仍得終其一生懸浮在不確定和不完成之中，仍得自己做成決定，並承受所有的結果及其道德責任云云。這樣的真相，才在人類歷史上自由初步獲勝的十九、二十世紀之交黎明時刻便告暴露無遺，人們在乍查德到第一份自由，便急著甩開它逃離它，這樣的證據和論述反省日後多矣，我們這裡只舉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馬佐夫兄弟》書中著名的大宗教審判官寓言為例——上帝賜給人自由，但人們要的卻是信仰、神蹟和麵包。
今天，臺灣的民主成果不也這樣子嗎？
堅毅無比的小密爾會怎麼說呢？我猜，他會講正正因為這樣，才更該給予人們最後底線的那個自由空間，讓一般人不受侵害，更讓少數的、異議的、不怕辛苦的個人有機會存活並說服社會，他一定相信，這樣的人不至於從人類的歷史絕跡，一如他說真理的唯一優勢在於它總是會潮水般重來一般。
以賽亞·柏林說小密爾是個對人性極度悲觀的人，有趣的是，在這最森嚴的關鍵之處，他終究是比柏林、比起今天我們對人性更賦予希望的人——在此自由茫茫依然的歷史時刻，我們衷心希望這個自由而堅毅的人是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