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米爾斯、薩義德到柏林、阿隆
問題在於，當知識分子毅然走入公眾社會之中，這意味著他放棄了他智慧小世界對自己人身和思維成果的（一部分）保護，同時，他所做的通常也就不只是在抗議信上籤個名這麼輕鬆寫意的事。薩特自己是習慣只做這類優雅玩票之事的人，不算真正認真介入的人，真正認真介入的是他年少朋友卻也是他一生對手的雷蒙·阿隆，阿隆的講法「在天命的使者和君王的策士之間」也遠比他嚴肅深刻：一端是如薩特這一類歷史先知型的人物，他並不真的關心現實中那些不偉大但每天實質地折磨一般人的瑣事，世界對他而言不過是他宣揚教義的所謂塵世，他是降臨來演說的，而不是來傾聽的，講完話他會轉身離去；另一端則是基辛格這一類的人，他索性把知識分子的根本堅持連同身份全數拋開，以得到行動的全然自由，知識只是他的所學和來歷甚至「賣予帝王家」的商品而已，他所服膺的是現實世界尤其是其中權力遊戲的規則，也在其中獲取滿足和報償。這裡，阿隆努力要指出的，不只是這兩個極端之間知識分子的可能活動光譜位置而已，更是這兩個異質世界碰撞之下知識分子的不確定和道德尷尬處境。一邊要求應然的堅持，一邊要求實然的權變和突圍，他兩端都要，偏偏取捨之間沒清晰的原則可依據，因此，他陷身其中的抉擇不是一次，而是一輩子沒完沒了。
如此抉擇的麻煩和痛苦可遠比我們文字所能表述的要嚴重太多了。更糟糕的是，正如這本書（《現實感》）中《政治判斷》一文柏林所精確指出的，智慧小世界的信念原則可以是超時間的，但現實世界可不然，這永遠是個時鐘在一旁滴答作響的瞬息萬變世界，事情一波一波排闥逼到你面前，每一次通常都要你在第一時間就做出反應，你深思熟慮面面俱到的機會不多，而白紙黑字留給人家事後攻擊檢驗和他日自己懊悔不已的證據卻絕不會少，欲知部分詳情的人，可參看阿隆晚年的訪談錄《入戲的觀眾》。
站在天命使者和君王策士之間的流沙地帶之中，知識分子較公認的主流位置會靠近自己的智慧小世界一些，比較近代的代表性名字如賴特·米爾斯或薩義德。這基本上是個現實世界的邊緣對抗位置，以不懈的嚴詞駁斥和批判做為武器和戰鬥方式，既要抵抗統治者的龐大權勢，更要抵抗更龐雜煩人的流俗意見。這位置唯一較舒適之處在於原則較可以堅持，較不會在道德上犯錯或說引起誤解，但代價相當不小，你首先得準備一根不鏽鋼的堅硬脊樑骨，像薩義德所說那樣讓自己相信，世間絕沒有一個權勢大到你不能在它面前大聲講出真話，並隨時準備為自己的此一信念承受後果；還有，你得預先為自己人生看破一堆東西，那些比較繁華美麗的、我們稱之為世間榮華富貴的東西註定與你今生無緣，在現實世界中，你永遠是個講難聽話、煞風景、討人厭的異鄉人外來者，你所能希冀人們對你的最高善意大概不出於「容忍」這兩個字的範圍，你得用孤寂來換取自己的乾淨、清醒和力量。
有關這個，薩義德的《知識分子論》集其大成地做了非常完整的整理和引申，書中，你還可清楚不過看出來，他真正的盟友通常不在世間，而是一些已逝的歷史典型人物，他通過白紙黑字的閱讀和緬懷，同這些最親密但或許從未謀面的死去摯友交談、撫慰孤寂並汲取力量。
然而，除了權勢之外，這裡還可能有另一種動人的誘惑，某種不能說是高貴的誘惑。那就是除了牛虻般騷擾社會強迫它清醒之外，現實世界總會在一個知識分子的一生之中閃出次數不等的機會，好像說除了罵人，還可能有進一步實踐自己心志和所學的希望，你要不要伸手抓住它呢？你要不要往世俗權力多走近兩步？這近乎是浮士德式的美麗誘惑，永遠伴隨著此去不回頭的巨大風險。
以賽亞·柏林便是往前多走了一步的人，法國的雷蒙·阿隆亦然，阿隆可以還比他多跨了半步，險險要成為君王的策士了。
往前一步的完全不一樣世界
跨這麼一小步出去，遊戲就完全和米爾斯、薩義德不同了，一個知識分子要改變的東西極可能大得不得了，從思考方式到表述方式，最終，還包括自己知識分子這個身份——他仍可以保有知識分子這個自覺，但很難再是個護身的盔甲，世俗的成敗自有它嚴酷的判準，了不起給你一點點「畢竟是學者出身」的揶揄性同情，而那些智慧小世界裡的昔日夥伴則泰半成為對手，他們不再是後盾，倒可能是最嚴厲的監視者批判者，柏林和阿隆一生的處境都是如此。也因此，知識分子不只僅僅是內心的自覺而已，還成了非保衛不可的自覺，只因為你跟自己所從來那個智慧小世界的聯絡大概只剩這個，遺失了就再回不去了，你就是徹徹底底不同的另一種人了。
思維的方式必須改變，因為，你如今面對的問題從種類、數量、性質、內容到可能的解答方式都明顯不一樣了。相當程度的，你不能再只依自己的興趣和專長挑三揀四選擇問題，如今發球的是現實世界而不是你自己；而且，現實問題又總是蕪雜的、綜合的、跨學科的卻實質且迫切地關係著一大堆人的身家性命與利益幸福，你不可能也不允許自己切割它，只從經濟學或社會學的某個單一專業角度去思考就宣稱盡了責任，躲回去智慧小世界那種謹守分際、非專業不言的所謂「高貴的義務」之中（也因此，學哲學出身的柏林和阿隆都得自修補強經濟學等等必要基礎學問，非常辛苦，但講起來也有些自鳴得意）；還有，現實世界一如柏林所說是個價值衝突、妥協和必須仰賴抉擇的實戰場域，沒有令人安心的答案，更沒有讓所有人包括自己都滿意的答案，也就是說，不論從哪個原則信念、從哪個專業角度來看，它都是折損的而且有道德缺憾的，只要下定決心，幾乎每個人都能修理你而且修理起來還正當又有道理，然後，你抵抗完全世界，回頭還有一個可能更嚴苛的自己得對抗，只因為你不僅瞭解自己做了妥協，還可能察覺出某種不祥的氣味，這樣下去會不會剎不住車的喪失自我最原初的存心和信念。
表達方式也非改變不可，如今你面對的不是那一群聰明、有訓練而且肯耐心聽困難話語的人，而是毛躁且程度有限的社會大眾，你的語言必須儘可能地淺白易懂，而且還有必要不厭其煩地重複一講再講，這耗損的可不只是時間一項而已，它同時一定會影響你的思維方向和內容，那些公眾不宜、淺白語言負載不了的深刻思維會被擱置到最後可能「自然」地就此消失，你放棄自己最深奧的那部分好奇，放棄自己生命中最後的那部分潛力和志業，或白一點說，你放棄了某種歷史性的偉大可能。柏林和阿隆都有這種委屈和感慨，也都有自己這輩子沒寫成的那本大書，就像安德烈·莫洛亞說的：「雷蒙·阿隆要是脫離一點現實問題的話，很可能成為當代的孟德斯鳩。」
有點像昔日地藏王菩薩「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的反向世俗版本，開玩笑點來比擬不是如此嗎？
啟蒙者與翻譯者
這樣，也許我們便差堪可瞭解柏林一生的著述為什麼會長這樣子——一篇篇口語式的單篇文章，命題四下掃射，從最現實的英國和西歐當下政治議題，到遙遠十九世紀帝俄的小說家、東方印度半島的白鬍子詩人泰戈爾，還包括語言泥淖般、誰進去講話都幾乎一身泥巴傷痕出來的猶太建國運動以及日後以色列的種族仇恨和戰爭，這當然和他出身俄國的猶太人血緣身份有關聯，但不只這樣。
阿隆一生以新聞性的立即評論和專文為書寫主體，直接挺在權力烽火的最前線，正面向著公眾，更有一部分直接向著手握最高權力的政治領袖講話，他甚至常以「如果我是總理（或某部長），我會如何如何做」這樣不閃不讓的實際政策角度發言。而阿隆也是炮火加身最猛烈的人，有濃郁左派氣息的法國知識界根深柢固地視他為「右派」（某個壞人、騙子或王八蛋的較優雅同義詞），而最代表性且必然留傳歷史的生動說法是，「阿隆不是我們這邊的人」。
柏林很長一段時日在英國駐外使館（美國、蘇聯等）工作，但他基本上並不直接對著現實權力和政策作為發言。柏林的入世，位置大約在智慧小世界和公眾社會的曖昧銜接地帶，這是個「啟蒙者」的位置。阿隆較在乎的是每一個政策選擇對法國民眾當下的影響，說話物件是國家，柏林後退半步，則得到較寬廣的歷史視角，說話物件是社會。在論述內容上，他承接了洛克、小密爾這支歐陸（尤其是英系）的自由主義傳統，因應著自己這一代歷史的獨特新命題（一戰、二戰到冷戰的意識形態對峙）進行反省、調整和再深入，特別是法國大革命、法西斯狂潮這一左一右集體性的、歷史定論式的實驗對自由主義的衝擊；但在實際的作為上，他承接的毋寧是歐陸更長遠的、大約從文藝復興時代就開始的啟蒙運動。這項工作是人類社會必要但很容易失落的一個環節，總得有人肯壓抑自我、傾向述而不作地把智慧小世界的思維成果想法子帶出來，讓它適合在一般公眾社會生長，這才是歷史進步潮流真正的經常性主體性樣式，法國大革命那種放煙火的、戲劇性的傳佈方式只能是歷史的偶一為之。進步，是孤寂的長跑者，而不是世人目光忍不住被它吸引的百米華麗衝刺。
稍稍不同的是，在大啟蒙的歷史招牌早已取下、如今這麼一個誰怕誰誰聽誰的時代中，柏林再應徵不到「啟蒙者」這個業已消失的職位，只能是個「翻譯者」——把智慧小世界裡幾已屯積成災的深奧思維成果，想辦法轉譯成一般人可習慣的對話形式和可能聽懂的語言，正如柏林一個一個重提小密爾、赫爾岑、屠格涅夫、巴枯寧等等一樣。「啟蒙者」和「翻譯者」這兩個身份對一般人有著巨大的意識形態差異，啟蒙者一般會被看成高貴可信任可感激的教師，翻譯者則只能是尋常的工作人員，當你講出一般人聽不太懂或不如他預期的話時（這是一定發生的，因為你就是為說這些話來的），啟蒙者可能會得到更專注更謙卑的聆聽，但翻譯者大概只引來訕笑和辱罵，如此如此，這般這般。
當然，我們這麼說並沒罔顧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在繁華如夢的當代世界（臺灣亦然或者更甚），還肯耐心杵在智慧小世界中勤勤懇懇的人並沒那麼多了，如果有辦法的話。然而，正是這樣的絡繹不絕於途，我想，才讓景觀更加荒涼，更讓柏林這樣的人更稀有更難辨識同時也更舉步維艱，你四下環視，身旁同行的俱是想當掌權者策士、滿心向往呼風喚雨大遊戲的人，雜在這堆糟糕透了的旅伴之中，你要如何令人相信，尤其是你仍衷心在意那些猶駐留智慧小世界的可敬朋友相信，這不一樣的，你們走同一條路，要去的卻是完全不一樣的地方。
樂觀地說，終會水落石出的，但得很久很久以後。
今天，要在臺灣期待蹦出柏林這樣的了不起自由主義大師，一定是個太不切實際的奢望，因為這關乎硬碰硬的學養能耐（個人的，也還包括整體社會素質的），也關乎歷史的某些偶然和機運（包含好運也包含了噩運，比方說柏林自己英國人、猶太人乃至一部分俄國人的複雜身份、生命際遇以及思維視野，還有歐陸百年殘酷歷史逼出來的反省云云），有能與不能的問題；然而，如果我們期待的「只是」柏林這樣的知識分子，應該就不算那麼異想天開了不是嗎？只因為這更取決於某種抉擇、某種決心、某種可壓過社會誤解並不向權力屈服的真實歷史關懷，這有較多願不願意的成分。
如果真的是這樣，那柏林的自由主義及一生相關論述我們就可更從容些來讀了，在開啟書本之前，我們可以也應該先牢記柏林作為這樣一種知識分子的動人自況之言，那就是——懷疑的，嘲諷的，而最重要的是，自由的。
沃爾芬登報告，1957年由英國沃爾芬登特別調查委員會提出，建議不再將同性戀與賣淫視為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