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7月31日晚，老布什夫婦在位於莫斯科市中心的美國大使館——斯帕索庭院內宴請他們的蘇聯朋友。第二天早上，他們將離開莫斯科前往基輔。在他們宴請的客人中，除了戈爾巴喬夫夫婦外，還包括一些共和國領袖，其中最有影響力的是剛剛選舉出的俄羅斯領導人鮑里斯·葉利欽。
客人中也包括戈爾巴喬夫政府成員，如國防部長德米特里·亞佐夫元帥和克格勃首腦弗拉基米爾·克留奇科夫。宴請的菜餚有芝麻豆瓣菜湯、松露烤牛排，還有烤土豆。服務員還端上了1970年產自柏里歐酒莊的喬治·德·拉圖爾赤霞珠乾紅葡萄酒，1987年產自鐵馬酒莊的氣泡香檳和1990年產的嘉威遜·雪當利白葡萄酒，咖啡、茶水和甜品則被從選單上剔除了。
在晚宴致辭中，老布什費盡心力地為戈爾巴喬夫歌功頌德。因為他很清楚戈爾巴喬夫所面臨的巨大困難，以及在政府內遭遇到激烈的反對意見。布什說道：「這項條約的簽署不僅給蘇聯人民帶來希望，不僅給美國人民帶來希望，它將把希望帶到全世界，在內心深處，我對此深信不疑。」他舉杯祝福他的客人，尤其是戈爾巴喬夫，他說：「戈爾巴喬夫是令我尊敬和傾慕的人，在過去的6年中，他的所作所為給那些相信個人能讓世界變得更加美好的人帶來希望，包括我在內。」老布什繼續說道：「我要向戈爾巴喬夫總書記致敬，我可以說，比起初到這裡時，我更加有信心，我們可以攜手共進，實現長久的和平，並將給我們的孩子創造更加光明的未來。」
老布什對戈爾巴喬夫的一番誇讚，很明顯並沒能讓蘇聯保守的部長們信服。老布什的國家安全顧問斯考克羅夫特和戈爾巴喬夫的國防部長亞佐夫元帥正好同桌就餐，席間，他們交換了對《削減戰略武器條約》的看法。亞佐夫被美國代表團簡報形容成「企圖依靠自身的影響力和威望挽救蘇聯軍事頹勢」的人，其間，他對該條約和戈爾巴喬夫的總體外交政策均不甚認可。斯考克羅夫特在後來回憶起他在斯帕索晚宴上和亞佐夫的談話時說：「他性格陰鬱，抱怨說整件事都對我們有利，蘇聯的軍事力量卻在每況愈下，也沒有新裝備……年輕人不響應服兵役的號召，從歐洲戰場歸來的軍隊無處安置，等等。我問他為什麼對蘇聯軍隊的狀態如此擔憂，有什麼威脅嗎？他說北約就是威脅。」斯考克羅夫特對此顯然難以理解，可他最終還是成功說服了鬱鬱寡歡的亞佐夫和他一起舉杯祝福北約。顯然，這頓晚宴上的瓊汁玉液，激不起亞佐夫半點興致。
在斯帕索晚宴上，人們可以感受到戈爾巴喬夫的反對者不僅有保守派，還有改革派。剛剛成為俄羅斯總統新辦公室主人的葉利欽就是後者的代表。顯然，他對沒有把他安排到主桌就餐很是不悅，席間，他從座位上起身，在哈薩克領導人納扎爾巴耶夫的陪同下，徑直走向了布什的主桌，並且高聲向這位美國總統擔保，他將在職權範圍內傾其所能，確保民主改革的成功。戈爾巴喬夫後來寫道：「席間諸位目睹了這一切，既驚訝又好奇，不禁在想這意味著什麼呢？」很顯然，他深感窘迫。在回憶錄中，戈爾巴喬夫除了提到這次的小插曲外，還提到了發生在前一晚為老布什舉辦的歡迎宴會上的插曲。
歡迎儀式在峰會召開的第一天，也就是7月30日舉行，地點是大克里姆林宮的多稜宮。戈爾巴喬夫夫婦和老布什夫婦正站在列隊迎賓處歡迎賓客。忽然，戈爾巴喬夫夫婦注意到一對不是夫妻的男女站在一起了，他們是莫斯科市長加夫爾·波波夫和新任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的妻子奈娜·葉利欽娜。葉利欽本人並不在場。可是儀式結束時，他忽然出現了，笑容滿面地走到主人跟前。戈爾巴喬夫不自然地開著玩笑：「你怎麼把自己的妻子交給了波波夫？」「他不再是個危險角色了。」葉利欽拿他的親密夥伴開起了玩笑。
葉利欽前一晚曾致電戈爾巴喬夫，詢問自己是否可以和他及老布什一起步入晚宴大廳，結果戈爾巴喬夫拒絕了。現在看來，葉利欽遭到了冷遇，所以他覺得有必要按照自己的心意行事。他冷不丁地起身走到布什夫人身旁，儼然以主人的姿態邀請她前往餐廳。她吃了一驚，來不及將賴莎讓至葉利欽跟前，就開口問道：「這樣可以嗎？」記者們看到此情此景，完全摸不清狀況。
一位目睹了這一場景的《華爾街日報》記者這麼寫道：「布什和戈爾巴喬夫故意看向另一側，他們談了好久，仔細地討論著懸掛在他們頭頂上的那盞精美吊燈。」賓客中有許多戈爾巴喬夫政府班子成員，葉利欽傲慢無禮的舉動讓他們很不舒服，對美國人來說也是如此。後來，老布什對他的隨員說，葉利欽是「真麻煩」，試圖利用他來搶鏡，把戈爾巴喬夫的風頭遮住。
布什在回憶錄中寫道，看到葉利欽陪同芭芭拉走向餐廳，「一定會讓戈爾巴喬夫倍感尷尬」。斯考克羅夫特在葉利欽幾年前第一次訪美時就對他心生厭惡，他氣憤地說：「應該告訴那個傢伙，我們可不想讓他利用我們，來實現自己的小伎倆。」因此，美國駐莫斯科大使傑克·馬特洛克受命給葉利欽的外長安德烈·科濟列夫遞了話。馬特洛克後來寫道：「葉利欽的舉動既粗魯，又幼稚，他為引起別人的注意而故意這麼做，這使得戈爾巴喬夫和布什總統都感到不自在。」
儘管老布什、斯考克羅夫特和其他美國代表團成員都不喜歡葉利欽，可是他們知道除此之外別無選擇，必須同這位新當選的俄羅斯領導人打交道。隨著戈爾巴喬夫這顆政壇之星日漸晦暗，葉利欽把他自己推上前臺，成為美國政府處理對蘇事務中最大的新希望。他和戈爾巴喬夫天差地別。葉利欽是公眾選舉出的領導人，卻公開譴責共產主義思想，立志讓莫斯科的內外政策發生天翻地覆的改變。然而，想想他的怪脾氣吧，人們真能跟他合作嗎？和他打交道時，要怎麼做到不削弱戈爾巴喬夫的威望呢？這是老布什總統和他的顧問們最為困惑的地方。
葉利欽和戈爾巴喬夫年紀相同，背景也有幾分相似。葉利欽於1931年生於烏拉爾的一個工人家庭。他白手起家，依靠過人的精力登上了權力的巔峰。他學習工程學，最先在建築界博得名聲，可以這麼說，建築業是蘇聯經濟體系中最棘手的行業。與軍工業不同的是，建築業總是資金不足，人手短缺，政府不斷地把囚犯送去建築工地勞動，公司才得以完成五年計劃。在這個領域，主要靠的是建築頭頭自身的實力，葉利欽在這方面毫無問題。
他的事業從1955年開始起步，他最初是烏拉爾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市的一位工頭，一路披荊斬棘，邁向權力的頂峰，靠的是過人的業績。1976年，他被選為俄共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區委第一書記。在45歲時，他事實上已經成為這片巨大工業區的主宰者，從蘇聯行政區劃的重要性來說，這裡比戈爾巴喬夫起步的斯塔夫羅波爾市要重要得多。
如果說，戈爾巴喬夫的攀升之路靠的是種糧，以及伺候好那些來他那裡泡溫泉的莫斯科政壇大佬們，那麼，葉利欽則是靠工業產量和建築業定額來達到目的。葉利欽能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市聲名大噪，不僅因為他建造了什麼（他主持修建的許多建築，包括歌劇院等，都深受年輕的共產黨書記的歡迎），還因為他摧毀了什麼。
1977年，接到莫斯科方面的命令，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市的官員拆除了1918年夏布林什維克絞殺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和皇室成員的房子。因為政府官員擔心這間房子可能變成敬奉和朝拜的場所。葉利欽拆房和蓋房一樣神速，這間沙皇最後的避難所，目睹了舊俄國的滅亡，卻在一夜之間被葉利欽蕩為平地。
葉利欽經常在國內向普通民眾發表演說，喜歡被公眾吹捧，然而，直到戈爾巴喬夫開始改革開放，並且把這位「人造發電機」（指精力充沛）從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市請到莫斯科時，他才開始成為一位民主領袖。他很快接手了勃列日涅夫時期因貪腐而癱瘓的莫斯科市政府。
葉利欽開除了舊幹部，把他的辦公室向莫斯科記者們敞開，這些人對這位精力充沛、銳意進取的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給予了盛讚。但是，葉利欽很快發現，不像在遙遠的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市，他不再能自己做主了。在莫斯科，這位強勢的新市委書記不得不應對更加有權勢的蘇共中央政治局，而他只是政治局一位候補委員。他的同事很快注意到，葉利欽在經歷了「新官上任三把火」的狂熱之後，陷入了消沉。
葉戈爾·利加喬夫，來自西伯利亞的前蘇共書記，戈爾巴喬夫手下政治局的保守派代表，葉利欽與這位曾經的庇護者就莫斯科改革的步調發生了衝突。1987年秋，葉利欽不僅痛斥利加喬夫，也捎上了戈爾巴喬夫，他指出了改革執行中的問題，譴責政治局委員對他們老闆的諂媚。
戈爾巴喬夫發起了反擊，他解除了葉利欽掌管莫斯科市黨組織的權力，取消了他的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資格。葉利欽在黨內的事業宣告結束。他向戈爾巴喬夫和他的同事們請求諒解，但是毫無用處。他的生活好像轉了一圈又回到了原點：他被派去監管蘇聯的建築工地，這個國家還在不斷地蓋樓房，但是，他對於社會主義的「改革重建」卻充滿懷疑。把葉利欽逐出蘇共政治局表明戈爾巴喬夫改革陣營中自由力量遭受挫敗，黨內保守派獲得勝利。一年後，得勝的利加喬夫公開評論葉利欽：「鮑里斯，你錯啦。」
如果說政治局失去一個最激進的聲音，那麼蘇聯新興的民主運動卻是出乎意料地找到了一位領導者——葉利欽。整個國家的形勢正朝著對葉利欽有利的方向轉變。戈爾巴喬夫因為擔心蘇共機關的權力會干涉他的改革政策，使他不能完全掌控改革，所以他開始巧妙地操縱策劃，使這些組織漸漸失去權力。
1989年，就是葉利欽被逐出政治局後的第一年，戈爾巴喬夫允許蘇共以外的組織進行政治活動，結束了蘇共在政治領域長達60多年的壟斷。新的選舉機制在蘇聯歷史上第一次引入了競爭性選舉，蘇共書記被告知他們要想擁有權力，包括他們擔任黨內職務和地方蘇維埃政府或議會的領導，都必須通過選舉。實權從黨委書記的辦公室轉到了地方蘇維埃委員會和共和國議會手上。
共產黨的書記雖然抱怨，但沒有造反。他們都有機會參與改革，他們中的機敏分子，成功地運用黨的機器及其廣泛的影響力，幫助自己在日漸有權勢的地方蘇維埃政權的選舉中獲勝。地方政府的改革由高層指引，受高層支援。1990年3月，蘇聯人民代表大會將蘇聯憲法中授予蘇共在蘇聯國家和社會中特殊地位的條款給刪除了。大會還選舉戈爾巴喬夫擔任新創造出的職位——蘇聯總統，同時，他仍然擔任蘇共中央總書記一職。然而，戈爾巴喬夫隨即就把他的顧問和蘇共重要角色從黨的機構調任至新選舉出的總統制政府中。
在這場由戈爾巴喬夫掀起的天翻地覆的變革中，沒有人比葉利欽收益更多，現在，他已經是戈爾巴喬夫的頭號政敵了。1989年春，當蘇聯舉行第一次半自由的選舉時，葉利欽開闢了一條史無前例的職業生涯的道路，在他之前任何心存不滿的政治家都無法企及。他精力充沛，活力過人，一下就抓住了機遇。在呈閱給布什總統為莫斯科峰會而準備的簡報中這樣描述葉利欽：「他的反政府情緒迎合了普通大眾，他呼籲加速改革，又贏得了開明知識分子的支援。」如果說，葉利欽不善於駕馭政府機器的話，他卻非常善於操縱大眾。當戈爾巴喬夫推行的改革失敗了，政治卻日益公開時，無數老百姓願意傾聽葉利欽的聲音。
戈爾巴喬夫企圖改革斯大林中央集權的經濟管理模式，不承想卻加速了改革的覆滅。經濟改革的失敗加劇了商品短缺，也使人們更有理由批評黨的新舊政策，在和反對派的競爭中，蘇共正在失去優勢。1989年5月至6月召開了蘇聯第一次人民代表大會，反對派通過這次會議從政治上組織了起來。波羅的海國家的改革者力爭更大的自治權，最終希望獲得國家獨立，來自莫斯科、列寧格勒和其他主要城市熱衷改革的人民代表同他們聯合了起來。這個聯盟的矛頭直指蘇共機關。
葉利欽毫無懸念地成為俄羅斯反對蘇聯政體的反對派領導人。俄羅斯的老百姓已經厭倦了戈爾巴喬夫無休止的演說，因為這些演講結不出看得見的果實。在復興俄羅斯的民族大旗下，葉利欽憑藉出色的政治天賦和才能聚攏了改革中的自由派和俄羅斯勞工運動的領導人，而此時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失敗了，留下了空空的貨架和不滿的人群，這兩者都促成了葉利欽的超高人氣。1989年3月，莫斯科民眾違背了克里姆林宮的意願，選舉葉利欽為人大代表。在隨後的一段時間中，他的家鄉人又把他送進了俄聯邦議會，葉利欽在戰勝了兩位克里姆林宮推舉的候選人後，被選舉為議長，他隨即退出了蘇共。
在1990年7月蘇共的最後一次代表大會上，當著所有人大代表的面，葉利欽以最公開的方式切斷了他和蘇共的一切關係。在葉利欽為政黨起的新名稱——「民主社會主義黨」被拒絕後，這位來自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市的共產黨前大佬發表了公開演說，宣佈脫離蘇聯共產黨。葉利欽認為蘇聯有必要過渡到多黨民主制，並且公開宣佈，作為俄羅斯議會主席團的領導人，他不會聽命於其他任何政黨。
做出這個決定對葉利欽來說可不容易，也絕非他的草率之舉。他沒完沒了地修改演說稿的內容，隨著脫黨演說發表的時間日趨臨近，他變得焦慮不安。就在那些晚上，葉利欽對他的斯維爾德洛夫斯克老鄉，也是他在那時最親密的顧問根納季·布林布利斯傾吐了他的擔憂和疑惑，布林布利斯說道：「他（葉利欽）不僅為即將發生的事情感到焦慮萬分，同時也很擔心，不知道他到底被要求做些什麼……他並不掩飾自己的想法，而是說：‘但這恰恰抬高了我！’」
戈爾巴喬夫相信葉利欽退出蘇共意味著他事業的終結，正如他對自由派顧問安納託利·切爾尼亞耶夫所說的：「邏輯上講應該如此。」事實上，葉利欽公開脫黨預示著黨員不再是象徵「卓越」的社會角色了，從而引發了蘇共的脫黨潮。
這些行為一般都很含蓄：蘇共黨員只是不再支付黨費、參加會議以及執行黨所交予的任務。黨員的流失使蘇共的力量大為削弱。1990年，就是葉利欽退黨這年，蘇共失去了270萬成員，全國黨員總數從1920萬減少至1650萬，因為脫黨而直接減少的黨員數量是180萬。據戈爾巴喬夫事後回憶，在1991年7月1日前的18個月中，共有400多萬，即接近總數四分之一的黨員，或者退出共產黨，或者因為擔任反黨職位，拒絕服從黨的命令，或是拒交黨費而被開除出黨。
這次退黨潮讓共產黨官員們驚慌失措。1991年1月，蘇共中央委員會秘書奧列格·舍寧向加盟共和國和各州共產黨書記發出警告：在1990年的脫黨人員中有許多是工人和農民，這是令人擔憂的訊號，因為蘇共一直以這些黨員為榮。更讓人憂心忡忡的是，大批的知識界人士也紛紛脫黨。雖然說，工人通常不願意加入無法給他們帶來多少實惠的政黨，但是，許多知識分子渴望入黨是為了提升自己的事業，成功進入管理層，最終擠進黨和國家官僚體系的最高階層——權貴階層，這一階層幾乎由清一色的黨員組成。不僅在管理層如此，在高校和眾多資金充裕的研究機構中，職位也和黨員身份直接聯絡在一起。
1990年秋，裂縫開始出現在蘇聯特權最負盛名的堡壘中——外交服務人員和在西方工作的蘇聯專家。想要得到允許，能在「資本主義天堂」生活以及擁有按照一般蘇聯標準根本無法想象的高薪的話，黨員資格是一項重要前提。儘管許多走出國門的蘇聯人對國家的體制已經大失所望，可是在一段時間內，他們還是把這些顛覆性的想法藏在了對創造出這種制度的國家政權和共產黨忠誠的外表之下。黨組織和蘇聯知識界的關係心照不宣，黨組織接受知識界表面上的宣誓忠誠，知識分子同意宣誓效忠，以此獲得能夠出國工作的機會，可是這種關係在1990年發展到了極限。
葉利欽雖然退出了蘇共，可是，他並未因此而失去俄羅斯議會議長的職務，這就等於告訴了社會精英們，共產黨員的身份不再是展開職業生涯的前提。在1990年的最後四個月中，在日內瓦國際組織里工作的14位蘇聯官員都脫黨了。組織部在提交給中央領導層的一份備忘錄中彙報了日內瓦的情況。這份備忘錄的起草者充分認識到了在這一新現象背後的意識形態原因。他們相信罪魁禍首就在莫斯科。蘇共中央得知，日內瓦的部分蘇聯人和葉利欽團體以及反對派關係緊密，他們甚至正醞釀在日內瓦建立反對派——「俄羅斯共和黨」的分支。
背叛不止發生在日內瓦。蘇共中央得知跳出社會主義大船的現象不僅在日內瓦十分突出，在紐約、維也納、巴黎、內羅畢的蘇聯外交使館和社群也顯而易見。蘇共中央機關——位於莫斯科的外交部，也表達了外交服務去政治化的訴求。中央官員準備譴責這些知識界特權分子因貪婪無度而發起的造反。根據蘇共中央的備忘錄，這些前共產黨員拒絕用「硬通貨」支付黨費，僅僅因為他們認為，這麼做給自己的收入增加了額外的稅負。這麼說也有據可循，因為這些在蘇聯國際組織工作的官老爺們，確實對政府把他們收入的大部分予以沒收而普遍心存不滿。他們被要求把硬通貨收入上交給蘇聯海外代表處的財務部門，但許多人拒不執行。
有些人根本不想回國。在1989年到1990年，據備忘錄記載，有7位在日內瓦工作的官員在任期已滿後，拒絕回到蘇聯。而且，他們私自簽訂了合同，繼續留在海外工作。這些「背叛者」拒絕和蘇聯駐日內瓦外交使館保持聯絡，也不接受使館管理人員的命令。在蘇聯對外服務機構和在國際組織工作的蘇聯人中發生的反叛，表明蘇共已經無法使這些在意識形態方向對蘇聯幻想破滅的管理階層行動一致了。一旦得到肥差的人不再申請入黨，而且開始脫黨的話，蘇共的厄運就開始了。
葉利欽的退黨沒有讓他失去任何特權。他宣佈退黨時，已經是俄羅斯議會的領導人了，他擁有豐厚的薪水、寬敞的辦公室和配有專職司機的豪華轎車。事實上，他並不是第一位在新的民主機構中任職的前蘇共官員。最初這麼做的人是來自高加索地區和波羅的海加盟共和國的蘇共官員，事實上，他們在1990年夏就開始反對中央了。
戈爾巴喬夫和他的同僚針對之前的政治制度進行民主改革採取的第一步措施，即從中央開始改革，並沒有贏得公眾多少支援。相反，他的改革使得蘇聯各族人民有機會表達自己的想法，從而威脅到蘇聯通過武力而達成的統一。戈爾巴喬夫與他的國內外支援者和反對者都以為蘇聯的民族問題已經解決了。
蘇聯領導人與已經崩潰的大英帝國、法蘭西帝國和剛剛垮掉的葡萄牙帝國的統治者不同，他們已經在讓人驚歎的漫長時間內，在沒有帝國外衣的情況下，把非俄羅斯族的國民團結在一起。可是這一切在20世紀80年代末戛然而止。
蘇聯的種族衝突始於1988年初，發生在位於亞塞拜然的亞美尼亞人聚居區——納戈爾諾——卡拉巴赫地區，這場亞塞拜然人和亞美尼亞人之間的衝突使那些一度相信蘇聯國際主義成功試驗的人大跌眼鏡。就在那年秋天，多達兩百萬的民眾每月都參加民族領導者組織的示威活動，示威主要發生在波羅的海國家和高加索地區。中央政府不得不經常動用武力來平息種族衝突，恢復秩序。
然而，蘇聯面對的主要威脅並不是來自高加索地區，而是波羅的海各省，這些地方1940年被蘇聯佔領，直到二戰之後才完全併入蘇聯。1989年8月23日，波羅的海的獨立組織為了顯示其力量，發起了「波羅的海之路」（是發生於1989年8月23日的一次和平示威。大約有200萬人參與這場活動，他們手牽手組成一個長度超過600公里的人鏈，穿過波羅的海三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這一示威是希望世界能夠關心三國共同的歷史遭遇——在1939年8月23日蘇聯和納粹德國秘密簽訂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中，三國被蘇聯佔領。該示威也是波羅的海三國追求脫離蘇聯、各自獨立過程中的重要事件。），人鏈一直延伸和穿越了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三國。他們這麼做是為了抗議使得蘇聯吞併三國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簽訂50週年——這一佔領從未得到美國的官方認可。
就在1989年下半年，立陶宛共產黨宣佈獨立，脫離蘇共中央。不僅蘇共的權勢日漸衰微，蘇聯這個曾讓人引以為傲的國家正在戈爾巴喬夫及其追隨者們的眼前走向沒落。那一年，蘇聯憲法修正案提案引發了波羅的海和外高加索共和國的抗議者們的激憤，主要是因為該修正案授權蘇聯議會，當發現加盟共和國法律與蘇聯法律有不符之處，或者加盟共和國單方面決定從蘇聯分裂出去的話，蘇聯議會可以凌駕於任何共和國的法律之上。1990年3月，新選舉出的立陶宛議會宣佈立陶宛共和國從蘇聯獨立出去。到1990年夏，蘇聯大多數的加盟共和國，包括葉利欽領導下的俄羅斯都宣示了主權，這意味著共和國法律已經凌駕於蘇聯法律之上。帝國的外衣——一個自願加盟的共和國聯盟，雖然完好無損，但是，在那些驚慌失措、困惑不解的莫斯科政府官員面前，帝國瓦解的戲劇已經開始上演。
1989年初，俄羅斯不止急切地在俄聯邦開展國家動員，活動還越過了它的邊界，以此響應發生在波羅的海、摩爾瓦多和其他非俄羅斯族的加盟共和國的地區民族主義浪潮。這股浪潮很快湧向了俄羅斯，然而方式出人意料。
俄羅斯的自由派以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為權力據點，和已經宣佈主權獨立的波羅的海共和國走上了政治結盟之路。俄羅斯民主運動的領導人已經借用了波羅的海國家的自由經濟的觀點，現在，為了提升俄羅斯共和國的主權，他們決定複製波羅的海國家的政治策略。1990年春，葉利欽為了競爭俄羅斯議會的席位，提出了「提升俄羅斯主權」的想法——在當時的情況下，指的是賦予加盟共和國更多的政治和經濟權力。葉利欽此舉相當明智，擴大了他的受歡迎程度，使得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知識界以外的人也開始喜歡他了。
在戈爾巴喬夫開始改革之前，包括葉利欽在內，很少有俄羅斯人會把他們自己和蘇聯最大的加盟共和國——俄聯邦聯絡在一起，俄羅斯連自己的共產黨和科學院也沒有。可是，如果蘇共和蘇聯科學院的總部都在莫斯科，又都由俄羅斯人管理和主宰的話，那這又有什麼關係呢？葉利欽在1990年末，接受採訪時承認他起初對蘇聯的俄羅斯屬性沒有太強的認同感：「我認為自己是一個蘇聯人，而不是俄羅斯人。嗯，我還把自己看作熱愛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市的人，因為我曾在那裡工作。但是，‘俄羅斯’和我的聯絡並不緊密，就在我還擔任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市黨委第一書記時，在處理大多數問題時，我並沒有詢問俄羅斯的機構，而是首先求助於蘇共中央，然後是中央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