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利欽並不是唯一打出俄羅斯這副牌的政治家。他的保守派對手也是這麼做的，他們提議參照在俄羅斯以外其他共和國組建共產黨分支的模式，建立俄羅斯聯邦共產黨。正是1989年末，葉利欽和其他激進改革的支援者在蘇共內部通過了民主綱領，才在1990年的頭幾個月，激發了上述想法的產生。
蘇聯政治局的委員們面對新的形勢，不知所措。戈爾巴喬夫本人也是進退兩難，舉棋不定。在1990年5月3日舉行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他對他的同志們說道：「要是有了俄共，其他共和國的共產黨會感到壓力驟增，他們會說：我們為什麼還需要蘇聯共產黨呢？」然而，就在幾分鐘以後，戈爾巴喬夫斥責了一位蘇共中央的書記，因為他向外透露了戈爾巴喬夫對成立俄羅斯共產黨所持的反對態度。戈爾巴喬夫說道：「如果我們拒絕俄羅斯共產黨的成立，俄羅斯人又會說：是我們把非俄羅斯族的人民團結在一起，已有上千年了，現在，這些人反過來告訴我們該怎麼做，讓他們趕緊離開俄羅斯，越快越好！」
戈爾巴喬夫並不希望成立獨立的俄共，因為這麼一來，不僅可能進一步加劇俄羅斯的沙文主義傾向，還會強化其他加盟共和國的民族主義，此外，俄共可能為反對他的改革的保守派提供平臺。由於蘇聯政府的領導人尼古拉·雷日科夫在這次政治局會議上說：「要是我們反對成立俄共的話，我們在俄羅斯的位置就會被葉利欽一派取代。」無論俄共發生了什麼，戈爾巴喬夫都想掌控大局，因此，他想在1990年6月即將召開的第二十八屆黨代會上解決這個問題。就在那年6月，獨立的俄羅斯聯邦共產黨成立了，果然不出其所料，獨立後的俄共成為反對戈爾巴喬夫改革的極端保守派在蘇共內部的戰鬥堡壘。
俄羅斯的崛起，無論是以葉利欽為代表，披上民主的外衣，還是以保守的反對派為象徵，貼上共產主義的標籤，對於戈爾巴喬夫和他的同盟者來說都是噩夢成真。越來越堅定的俄羅斯人可能達成清晰的共識，這種共識不會和蘇聯的認識完全吻合，卻會斬斷俄羅斯對帝國的附屬關係——無論在過去、現在還是將來，正是這種關係維繫著大聯盟。
早在1989年夏季，政治局就討論了俄羅斯主權獨立可能帶來的威脅。當時，蘇共的理論家瓦迪姆·梅德韋傑夫反對把已經授予給其他共和國的主權授予俄羅斯，他宣稱：「如果我們在此問題上模仿其他的共和國，蘇聯必定會變成一個聯邦國家。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是聯盟的核心。」
戈爾巴喬夫對此完全同意：「贊成俄羅斯重塑權威，但是，不能以授予它主權的方式，這樣做會讓聯盟失去核心。」真不明白如何既能讓俄羅斯的「權威」得到加強，又能不授予它其他共和國已經成功得到的主權。決定被推遲了，可是問題並沒有解決，或者說，問題更尖銳了。
蘇聯總理雷日科夫在1989年11月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說：「我們不必擔心波羅的海國家，我們需要擔心的是俄羅斯和烏克蘭。他們那麼做的話，將會造成國家完全瓦解。隨之而來的是，我們需要另一個政府，另一個國家領導機構，蘇聯也就不復存在了。」在1989年秋天，很少有人能夠預料到，就在若干個月之後，雷日科夫的這番言論將成為現實。
1990年5月，葉利欽在第三次投票中，憑藉545票贊成、467票反對的微弱優勢，當選俄羅斯議會議長。可是，就在幾個月後，他提出俄羅斯擁有政治主權的想法，卻贏得了三分之二代表的支援。「對於今時今日的俄羅斯來說，中央就是冷酷的剝削者、吝嗇的捐助者，還是不慮未來的寵兒。我們必須結束這些不平等關係。今天，不是由中央，而是俄羅斯來思考把什麼職能轉移給中央，把什麼職能留給它自己。」葉利欽對代表說道。俄羅斯新的捍衛者誕生了。1990年夏，葉利欽領導的俄羅斯議會宣佈了俄羅斯的主權，賦予俄羅斯法律優先於蘇聯法律的權力。同年秋天，雷日科夫向政治局彙報，他的所有命令都無法執行。隨即，戈爾巴喬夫重組了內閣，企圖鎮壓被稱為「主權大檢閱」（葉利欽發動的一系列被稱為「主權大檢閱」的行動，旨在與蘇聯中央抗衡和謀求俄羅斯主權。）的活動，並且將雷日科夫解職。
在大多數共和國都宣示了主權之後，並沒有現成的公式去定義共和國和中央政府的新關係。憲法為這個高度中央集權的國家提供了大聯盟的外表，甚至保證各個共和國擁有脫離聯盟的權利，但是，它卻不能給成功處理中央和共和國的關係提供任何幫助。
事實上，依據既定章程，一個加盟共和國要麼加入聯盟，受到莫斯科方面的全權掌控，要麼退出聯盟。立陶宛希望退出，可是俄羅斯、烏克蘭和其他一些共和國希望有新的處理辦法。戈爾巴喬夫竭盡全力阻止立陶宛退出聯盟，阻止俄羅斯議會讓葉利欽當選，阻止俄羅斯宣佈擁有主權。可是他一敗塗地。蘇聯政治、經濟的版圖正在瓦解，使得經濟危機愈演愈烈，已然威脅到中央政權的存在。
1990年夏，戈爾巴喬夫的保守派隨員向他獻上了錦囊妙計——通過武力強行讓蘇聯法律凌駕在共和國法律之上。可是，只有宣佈國家進入緊急狀態，才能這麼做。戈爾巴喬夫希望能夠準備好緊急狀態的啟動方略，他還宣佈了一系列改革：分別用安全委員會和蘇聯內閣取代了原來的總統委員會和部長會議，前者直接對總統負責。
戈爾巴喬夫堅持施壓，希望讓國家進入緊急狀態。1990年12月，在人大召開期間，近400名立法代表投票贊成將戈爾巴喬夫的辭職提上了議程，但是未得到大多數人的支援。然而，戈爾巴喬夫親密的自由派戰友——外交部長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卻因保守派攻擊他出賣蘇聯國家利益而辭職。戈爾巴喬夫自己的事業也岌岌可危，因而沒有勸阻他留下。謝瓦爾德納澤向人大代表發出警告：一場政變就在眼前。在他寫給私人朋友、美國外長詹姆斯·貝克的信中，他說，他做了對得起良心的事情。
正如謝瓦爾德納澤預料的那樣，一場政變已經發生。在人大會上，保守黨先發制人，戈爾巴喬夫也不甘示弱，他決定由自己領導這次「大檢閱」。1991年1月，在尚未宣佈國家進入緊急狀態的情況下，他全權委託克格勃局長克留奇科夫、國防部長亞佐夫和新任內務部長鮑里斯·普戈採取一切必要措施，阻止蘇聯加盟共和國的主權獨立運動。
1月11日，中央媒體宣佈在立陶宛的維爾紐斯成立了親莫斯科的「救國委員會」。三天後，內務部特別部隊和克格勃突擊隊，向支援立陶宛獨立的反對派所佔據的維爾紐斯電視塔發起了進攻。15人在衝突中喪生。1月20日，內政部軍隊又向拉脫維亞共和國的首都里加開火，造成4人喪生。5天后，蘇聯政府釋出法令，內務部隊和蘇聯軍隊將對城市進行聯合巡邏。這項法令為蘇聯城市的街道上駐有軍隊提供了法律依據。
戈爾巴喬夫在3月成立了安全委員會，他主要的顧問團幾乎由清一色的強硬派組成。就在當月，在全民公投中，戈爾巴喬夫成功地獲得76%的選票支援保留大聯盟，儘管波羅的海和高加索地區新選舉出的政府當局對此視而不見，可是這一結果還是給蘇聯總統和他的顧問們壯了回膽。3月28日，他下令駐紮在莫斯科的軍隊阻止人們集會支援葉利欽，還在當日要求俄羅斯議會的強硬分子好好組織投票選舉，把葉利欽從議長的位子上拉下馬，可是他的企圖落空了。
在莫斯科，集會的隊伍不顧政府的禁令，繼續前進，政府也未出動軍隊驅散人群。然而，由俄羅斯人和斯拉夫人組成的精銳部隊向居住在波羅的海國家和高加索地區的外族人開火時毫不猶豫，卻很不願意打擊他們的斯拉夫同胞。此外，戈爾巴喬夫因擔心出現大規模的流血事件而猶豫不決。他命令部隊撤回到軍營，此舉受到了民主派的反對者歡迎（葉利欽因此稍稍停止了其對蘇聯總統的直接攻擊），卻被黨內強硬派譴責。戈爾巴喬夫拒絕將打擊進行到底的態度，再次愚弄了他們。在強硬分子看來，戈爾巴喬夫這個障礙必須清除。
黨內機關有不少人試圖擺脫這個誤入歧路的共產黨領導人。戈爾巴喬夫與葉利欽不同，他難以想象自己能隨心所欲地離開蘇共，這不僅因為他時常宣誓對共產主義理想懷有堅定的信念，以及確信自己有能力改革蘇共，而且還有策略上的考量：他不希望這個仍然手握國家大權的政黨機器轉過來反對他。
就在葉利欽宣佈脫離蘇共的前幾天，他在日記中記錄了與戈爾巴喬夫的一段談話：
「他們只關注自己的利益，除了飼料槽和權力，他們什麼也不要。」戈爾巴喬夫這樣評論在當天早些時候所見到的蘇共書記們。切爾尼亞耶夫繼續說：「他們吐著髒話來發誓。」我對戈爾巴喬夫說：「離開他們吧。你是總統；你看清楚這個黨是怎麼一回事了，事實上，你是人質，是替死鬼。」戈爾巴喬夫有些遲疑，他對切爾尼亞耶夫說：「你難道認為我不懂嗎？我明白。但是我不能讓這隻髒狗掙脫繩索，否則，整架機器都將反對我。」
1991年4月24日，一決雌雄的時刻不出所料地發生在蘇共中央會議上。全國黨委會都要求戈爾巴喬夫辭去蘇共中央總書記一職，但是，戈爾巴喬夫再次憑藉他的謀略戰勝了對手。與會者們從晨報中驚訝地獲悉，前一天戈爾巴喬夫已經與他的頭號敵人葉利欽和其他謀求更多主權的共和國領導人達成了一筆交易。在戈爾巴喬夫的宅邸——新奧加廖沃舉行的會議上，他們同意達成新的聯盟協議。
除了宣佈國家進入緊急狀態以外，戈爾巴喬夫最終找到了另一種辦法：不是回到原先的狀態，依靠武力維護中央的權力，而是向前走，找到可以平衡中央政府和共和國利益的方案。這項權宜之計能使他不再受到自己陣營中其他蘇共領導人和強硬派的支配。4月24日，在一次蘇共中央會議上，別人對他的做法進行猛烈抨擊，作為回應，戈爾巴喬夫宣佈，他準備辭職。蘇共的領導人又退卻了：失去了戈爾巴喬夫，他們的黨將在劫難逃。此時此刻，他是唯一保護他們、對抗葉利欽及其民主派陣營的人。預謀的黨內政變又失敗，戈爾巴喬夫得以逃生，但是，強硬派沒有就此罷手。
1991年6月，葉利欽贏得了總統競選，並且承諾加強俄羅斯主權。同年7月10日，他在就職儀式上宣誓，保證捍衛俄羅斯主權。蘇聯帝國搖搖欲墜。哈佛大學歷史學家羅曼·施波爾盧克把主張俄羅斯民族自信的人稱為「民族的構建者」，在與「帝國拯救者」的鬥爭中，他們獲得了勝利。
就在舉行俄羅斯總統選舉的那一天，戈爾巴喬夫的顧問切爾尼亞耶夫在日記中寫道：「在動物般的直覺方面，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沒有葉利欽敏銳。他擔心俄羅斯人民會因為他放棄了帝國而永不原諒他，可是，結果卻是俄羅斯人民毫不在意這些。」切爾尼亞耶夫感到，沒有俄羅斯，任何帝國設想都難以實現。戈爾巴喬夫的顧問在日記中還寫道：「畢竟，失去了俄羅斯，就將失去一切。聯盟不復存在，事實上蘇聯總統只能依靠俄羅斯，而不是納扎爾巴耶夫領導的哈薩克。」
戈爾巴喬夫不得不接受俄羅斯第一次總統大選的結果——他昔日的門生、今日的對手，成為了俄聯邦的首位總統，這得益於多數人的授權，而他自己恰恰沒有多數民眾的授權。戈爾巴喬夫是憑藉蘇聯議會議員的投票選舉才當上了蘇聯總統。現在，他發現自己必須對付葉利欽了。
就在老布什總統訪問莫斯科的前夜，戈爾巴喬夫、葉利欽和哈薩克的領導人納扎爾巴耶夫最終就新的聯盟條約達成一致。這是加盟共和國的重大勝利。他們將能夠宣佈自己是領土內所有自然資源的唯一主人，對於聯盟預算，他們有權決定給什麼，給多少。聯盟政府仍然掌控軍隊和國家安全，但不包括對外政策，對外政策將通過與共和國的協商決定。戈爾巴喬夫、葉利欽、納扎爾巴耶夫也同意改革政府：和戈爾巴喬夫作對的強硬派將走人，納扎爾巴耶夫將組建和領導新內閣。1991年8月20日將簽署新的聯盟條約。
葉利欽，這個曾在戈爾巴喬夫舉辦的宴會和老布什舉辦的斯帕索庭院宴會上讓戈爾巴喬夫窘迫不已的人，已經不僅是蘇聯最大共和國的民選領導人，還將掌控蘇聯大多數的油氣資源。蘇聯的國家金庫，甚至連戈爾巴喬夫自己的工資可能都得倚仗葉利欽大發善心。不管葉利欽荒誕的行為令戈爾巴喬夫多麼地窘迫和惱怒，他都別無選擇，必須忍受。這似乎也應驗在了美國總統身上。
老布什的工作人員給葉利欽準備的禮物是一隻價值490美元的蒂芙尼純銀碗，這份禮物比給包括戈爾巴喬夫在內的蘇聯其他領導人的禮物都要貴重。蘇聯總統收到的禮物是一套美國初版的列夫·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在禮物單上未標明這套書的價格。可見白宮還是把地緣政治的籌碼押在戈爾巴喬夫這邊，給他的禮物是無價之寶。
老布什總統在1989年9月葉利欽的第一次訪美時見到了他。在此次行程中，葉利欽作為蘇聯議會議員，走訪了11座城市，在美國校園舉行了多場講座，登上了《早安美國》，參觀了約翰遜航天中心和梅奧醫學中心，接見了全美的商業領袖和政治家，也包括來自得克薩斯州和佛羅里達州的。在他所乘坐的直升機繞著自由女神像盤旋了兩圈後，葉利欽對他的一位助手說，這樣，他就擁有「雙倍」的自由了。他在公開場合並不掩飾自己的想法。如果有什麼話沒明說的，那就是他渴望超越戈爾巴喬夫，把美國公眾對戈爾巴喬夫的欣賞，轉移到他這邊。
葉利欽對媒體說：「這麼多年來，我被灌輸——包括閱讀《共產黨簡史》——而形成的對資本主義的印象，對美國的印象以及對美國人的印象，在我到那裡一天半的時間裡，發生180度的轉變。」就像每一位首次來到美國的蘇聯公民那樣，給他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超市。他來到了一家位於休斯敦的大商場，琳琅滿目的各類商品和蘇聯商店裡空蕩蕩的貨架形成了鮮明對比。據他的一位顧問透露，正是那次旅行「使葉利欽對布林什維克最後的一點覺悟也瓦解了」。
在此次美國之行中，葉利欽到白宮做了短暫停留，並且在那兒會見了老布什。事後，葉利欽的這次訪問給安排會議的總統顧問們留下了幾分酸澀的餘味。儘管老布什想見見葉利欽，洞悉他對蘇聯發展動態的看法，但是，他希望以不冒犯戈爾巴喬夫的方式安排會晤，因為1989年秋之後，葉利欽已經成了戈爾巴喬夫的最大政敵。葉利欽被邀請訪問白宮，但是，官方安排他和斯考克羅夫特會面，而不是美國總統，這就帶來了問題。
未來的中央情報局局長和國防部長，時任國家安全副顧問的羅伯特·蓋茨回憶：「他被告知可能見到總統，但是，我們希望會晤儘可能地低調，所以沒有肯定地告訴他。」當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蘇聯專家康多莉扎·賴斯從大樓西翼地下室的通道把葉利欽領進白宮時，他詢問這是否是帶著客人拜見總統的通道，除非保證他能見到老布什，否則他不會再向前一步。賴斯告訴葉利欽，如果他不打算會見斯考克羅夫特，那麼他可以離開白宮回酒店了。
葉利欽最終不再反對，而是會見了斯考克羅夫特，向他闡述了在經濟上美國可以怎樣幫助蘇聯。據蓋茨說，斯考克羅夫特對此並不感興趣，他快要睡著了。當老布什來到斯考克羅夫特辦公室時，一切都改變了。蓋茨回憶：「葉利欽像變色龍似的，完全不同了，他熱情洋溢，興致勃勃。很明顯，在他看來值得對話的有權勢的人來了。」老布什重申了他對戈爾巴喬夫的支援，但是，葉利欽達到了會見美國總統的目的。他一離開白宮就走向了在草坪上等待的記者，向全世界講述了這次會晤。斯考克羅夫特事後回憶說：「這不是我們期望的平靜無事的訪問結果，但也沒什麼害處。」
葉利欽給老布什留下的印象不錯，可是，從斯考克羅夫特的回憶錄來看，他認為未來的俄羅斯總統並不坦率，而且他一直沒有完全擺脫這種印象。葉利欽在早期施政中提出的倡議讓人很是驚訝，就連賴斯和蓋茨都驚駭於他粗俗無禮、難以捉摸的行為。回想起他的訪問，蓋茨在回憶錄中寫道：「看上去，他喝得太多了，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演講很糟糕，算得上是粗鄙的。」可是，在共和國議會舉行了那場半自由的選舉後，自1990年春天起，老布什身邊的那些人就不得不關注發生在莫斯科的權力轉移。儘管戈爾巴喬夫是西方政客的選擇，也是西方媒體的寵兒，可是，無需否認，陰晴難定的葉利欽正在崛起。
就在1990年6月，葉利欽當選俄聯邦議會主席後的一週，蓋茨在給老布什的報告中說，葉利欽「已經證明自己極度善於運用新的制度規則，從而能再度成為政治領袖。他似乎是行事高效、廣受歡迎的政客，儘管有些乖張」。蓋茨建議最好不要給葉利欽什麼負面評價：「或許有一天，我們會發現談判桌的對面就坐著葉利欽。」老布什對此表示同意。葉利欽的下一次訪美時間是1991年6月，就在他當選俄聯邦總統後不久。這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他向美國政府證明了自己的地位。布什和葉利欽共同致電身在莫斯科的戈爾巴喬夫，警告他一場由強硬派策劃的政變可能即將上演，這一訊息是由葉利欽在莫斯科的盟友提供給美方外交渠道而獲悉的。葉利欽和老布什政府的關係始於1989年秋天那次略顯尷尬的非正式會面，現在已經迴歸正軌了，至少暫時看上去是如此。
老布什於1991年7月再次對莫斯科進行了訪問，其中包括會見俄聯邦總統。7月30日上午，老布什會見了葉利欽。因為戈爾巴喬夫想阻止葉利欽單獨與老布什見面，於是，邀請葉利欽、納扎爾巴耶夫和美國總統一起參加午宴。屆時他們將和老布什和戈爾巴喬夫的顧問一起參加宴會。葉利欽和納扎爾巴耶夫所渴望的與美國總統的會晤即將到來，但卻要在戈爾巴喬夫的掌控和監視中進行。納扎爾巴耶夫同意了，他利用此次機會遊說美國總統投資哈薩克的天然氣，但是，葉利欽拒絕扮演蘇聯領導人指派給他的角色，拒絕成為那種他稱之為「毫無個性的聽眾」。葉利欽沒去赴宴，而是邀請老布什來參觀他的新克里姆林宮辦公室。布什欣然應允了。
老布什與葉利欽的會談大約持續了40分鐘，主要就戈爾巴喬夫提議、葉利欽贊成的新聯盟問題進行了磋商。這次會晤表明了白宮方面給予葉利欽的特殊地位。從老布什的談話內容上看，儘管他預先阻止了葉利欽一方有可能提出的在美國成立俄聯邦代表處，或是和美國簽署官方合作協議的做法，但他的主要任務還是使葉利欽確信美國既支援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政策，也支援他的改革政策。「如你所知，我們不能和你的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因為我們認為那是蘇聯的一部分。」人們認為老布什是這麼對葉利欽說的。在那次會見中，他守住了這道線。
葉利欽問他：「我是不是可以理解為你支援我的想法——讓我們關係的基本要素正式化？」老布什並沒用什麼外交辭令，而是回應道：「什麼關係？你指的是美國和俄聯邦的關係，還是你們同中央的關係？我不清楚你問的是什麼。」美國國務卿貝克也在現場，他把老布什的回答「翻譯」給了深感失望的葉利欽：「葉利欽總統，答案取決於新聯盟條約規定的，共和國所能夠享有的與他國訂立條約的權利。我們必須要看新的聯盟條約。」
如果說，邀請布什參觀他的新克里姆林宮辦公室，意味著葉利欽希望在國內民眾眼中樹立自己獨立的世界領導人形象的話，他當然是成功了。如果說，他想戳痛戈爾巴喬夫的要害，讓他難堪的話，他也成功了。戈爾巴喬夫在回憶錄中想起這段場景時，深感苦澀。但是，如果說葉利欽想要改善他同美國總統的關係的話，他卻徹底失敗了。
葉利欽遲到了10分鐘，老布什對此很惱火。斯考克羅夫特抱怨道：「我們究竟要等這位閣下多久呢？」起初計劃好的15分鐘禮節性會談延長到了40分鐘，因為葉利欽將已經和老布什私下會晤中提到的觀點反覆說給隨後加入的美俄顧問團聽。接著，在未徵得老布什同意的情況下，葉利欽想要在那些被帶到克里姆林宮的記者中間，舉辦一場即興的記者招待會，這又著實讓美方吃了一驚。他告訴記者雙方已經起草好一份有關俄美合作的協議草案，為此他十分感激布什總統。老布什吞下了苦果，然而，就在葉利欽準備回答記者問題時，布什對葉利欽說，已經很晚，他必須離開了。一上車，老布什就對斯考克羅夫特說，這個「好出風頭」的葉利欽，讓他中招了。
莫斯科峰會發生的事情提醒了布什和斯考克羅夫特，葉利欽還是他們在1989年9月初次見面時那個性格乖張的政治家。無論葉利欽的行為多麼粗魯幼稚、捉摸不透，老布什卻發現和他之間的共同立場日益增多，甚至超過了和戈爾巴喬夫的共同之處。1991年夏季，有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擺在了布什的蘇聯事務議程上——波羅的海國家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宣佈獨立了，眾多美國參議院和國會議員對此表示贊成。布什溫和地推動戈爾巴喬夫承認立陶宛和拉脫維亞於1990年所宣佈的獨立。如果說戈爾巴喬夫是遲疑不決的，那麼，葉利欽則不是。
葉利欽代表俄羅斯譴責了中央政府在1991年初發動的鎮壓行動。現在葉利欽站在布什身旁，重申了他對獨立運動的支援。他告訴記者，在未經布什總統認可的情況下，他已經獲悉俄美在波羅的海國家的問題上立場一致：應該允許3個加盟共和國離開蘇聯。這是戈爾巴喬夫不敢採取的立場。
由於擔心戈爾巴喬夫將要受到來自蘇聯軍隊的威脅，還有要面對來自共和國領導人的挑戰，老布什決定第二天就離開莫斯科。雖然，葉利欽是最喜歡「放大炮」的共和國領導人，但他並不是唯一想削弱中央權力、為本土贏得更多自由的領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