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利欽正住在莫斯科附近阿爾漢格爾二號政府度假別墅，清晨6點剛過，葉利欽就被他的女兒塔蒂亞娜喊醒了。他從阿拉木圖見過納扎爾巴耶夫回來後，睡了還不足5小時。最初，他不明白髮生了什麼事情，但是，當塔蒂亞娜告訴他政變的情況，他的第一反應是：「這是非法的。」葉利欽感到十分震驚。這是8月19日——政變後的第一天。他前一晚滿腦子想的還是新聯盟協議的簽署。他很擔心一旦協議簽署，他還能指望從戈爾巴喬夫那裡得到些什麼：戈爾巴喬夫會不會讓效忠於他的中亞共和國反對俄羅斯？現在，葉利欽面對的是前所未有的局面。他一直坐在電視機前，看著廣播員在宣讀緊急委員會的官方宣告。戈爾巴喬夫明顯不在委員會委員之列。新聯盟協議泡湯了。現在他該怎麼做？
葉利欽的妻子奈娜是第一個恢復鎮靜的人。「鮑瑞，」她稱呼丈夫的暱稱，「我們該給誰打電話呢？」大多數的俄羅斯領導人都住在附近的房子裡。葉利欽的電話還能工作，所以，他很快把自己的同事召集到他的房子裡。這些來客發現葉利欽陷入了深思。人人皆認同這是一次政變。考慮到委員會成員的身份，政變發動者手中大權在握。與之相比，俄羅斯政府就是一隻紙老虎，它雖然擁有部長和各個部門，但是不掌控軍隊、克格勃和內務部隊。民選出的莫斯科和列寧格勒（1991年9月才更名為聖彼得堡）市長理論上能掌控地方警察，但也僅限於此。葉利欽的第一反應是和緊急委員會展開談判，但是這個想法很快被否定了。俄羅斯領導人要求助於人民。
葉利欽和他的政府成員開始起草宣告，呼籲人民以牙還牙：「合法選出的國家領導人在1991年8月18日晚至19日間被罷免了。」宣告宣佈緊急委員會是非法的，號召「俄羅斯人民對政變者給予適當還擊，要求當局回到正常的憲法軌道」。葉利欽、俄羅斯總理伊萬·西拉耶夫和俄羅斯議會主席哈斯布拉托夫三位俄羅斯領導人簽署了宣告，號召人民舉行大罷工，直到他們的要求得到滿足，即要求戈爾巴喬夫在全國人民面前講話，要求蘇聯議會召開緊急會議。宣告書手寫而成，之後交由葉利欽的女兒塔蒂亞娜列印。現在宣告書正等待分發，其中的主要內容已經通過電話口述給了當時身在莫斯科的俄羅斯副總統亞歷山大·魯茲科伊。莫斯科副市長尤里·盧日科夫跳進車內，帶著宣告書飛速馳向莫斯科。他已經接到了葉利欽的命令，動員莫斯科市民起來反對政變。
時間指向上午9點，葉利欽不得不決定下一步怎麼做。他應該待在阿爾漢格爾莊園，還是前往莫斯科呢？「在這裡，我們會被抓起來的。」俄羅斯總理西拉耶夫過一會想到了這點，他認為在偏僻的阿爾漢格爾莊園動手對政變者來說更容易，但是，俄羅斯領導人在前往莫斯科途中被抓的可能性一點兒也不會小。
警衛向葉利欽報告，在住所附近發現了克格勃部隊，有坦克正往首都方向開進，他們建議借用莫斯科河上的漁船將葉利欽秘密運出去，再坐汽車前往莫斯科。葉利欽拒絕了，他要大方地乘坐總統轎車前往俄羅斯白宮——一幢位於市中心的宏偉建築，莫斯科人把它稱為議會大廈。他要在那裡領導反抗活動。葉利欽看見妻子正在流淚。當他穿上防彈服準備離開時，奈娜試圖阻止他：「穿上防彈服能保護什麼呢？你的頭還沒有保護呢，這可是最重要的。」她還補充道：「你看，外面就有坦克。你出去有什麼意義呢？坦克不會讓你通過的。」
奈娜·葉利欽娜後來回憶她丈夫是這樣回答的：「不，他們不會阻止我的。」那時，她真的很害怕。葉利欽對那一幕的回憶，略有不同。「我必須說點什麼，好讓她放心：‘我的車裡有一小面俄羅斯國旗，他們看到國旗就不會阻攔我們了。’」葉利欽在他的回憶錄裡寫道。葉利欽在回憶錄中並沒有寫明他帶的是哪面國旗——蘇聯官方認可的俄羅斯加盟共和國的國旗是紅色中嵌有一道窄藍色條紋的旗幟，幾周前，就在這面旗幟下，葉利欽宣誓就任俄羅斯總統；還是古老的沙皇時代的白、藍、紅三色條紋旗，那是俄羅斯帝國的旗幟，1917年爆發的俄國第一次民主革命「二月革命」推翻了帝國的統治。當然，在政變時期，後一面旗幟才是俄羅斯的希望和身份的象徵。
數小時之後，葉利欽已經抵達了白宮，坦克將議會大樓團團圍住，他爬到一輛坦克頂上，向俄羅斯民眾宣讀了倡議書。他的助手在他的身後，展開了一面不大不小的俄羅斯三色旗。葉利欽後來回憶：「在坦克前的即興集會並不是一次宣傳秀。人民給了我力量，給了我巨大的精神上的支援。」政變宣稱是為了拯救蘇聯，可是葉利欽現在正領導人民反對這次政變。他以俄羅斯的名義，以傳統的俄羅斯帝國旗幟為背景展開行動——不可思議的領導人領導著一場更加不可思議的抗議活動。俄羅斯在反抗。
作為政變策劃者，8月18日晚，克格勃局長克留奇科夫也度過了一個不眠之夜，接下來的一天忙碌而令人激動。凌晨5點剛過，他就命令把拘捕反對派領導人的檔案下發給軍隊指揮官。總理巴甫洛夫要求拘捕上千名激進分子，然而，克留奇科夫不似他這般冷酷。在他的名單上只有70人，其中包括戈爾巴喬夫的前助手——信奉自由主義的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和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還有一個18人短名單，包括「謝爾德組織」的激進分子，這是由前軍官組成、被政變策劃者視為最有可能發動群眾抗議活動的組織。這份「短名單」上沒有葉利欽的名字。
俄羅斯的總統絕不會是戈爾巴喬夫的朋友，政變者希望把他爭取過來。克留奇科夫派遣克格勃阿爾法小組的行動隊前往葉利欽所住的阿爾漢格爾別墅，他們接到的命令是：為葉利欽和蘇聯領導人的談判創造條件。簡而言之，就是逮捕他。可是，克留奇科夫很快改變了主意，取消了阿爾漢格爾的行動計劃。因為克留奇科夫希望蘇聯議會能為政變提供合法的藉口，所以他小心翼翼，沒有采取魯莽的行動。要是沒有正當的理由就逮捕像葉利欽這麼高調的政治人物，無疑會引來議會的質問。因此，他們決定等待，視情況而定：如果葉利欽願意合作，就給他自由，如果拒不合作，只要他表明反對國家進入緊急狀態，就以違反剛宣佈的法律為由逮捕他。他們希望這樣一來，葉利欽將受到公眾質疑。政變者相信大多數人已經厭倦了戈爾巴喬夫統治下的政治混亂，會選擇和他們站在一起。因此，8月19日早晨葉利欽被允許前往莫斯科：阿爾法小組組員接到命令，不要阻止葉利欽。
上午10點，當政變發動者聚集在代理總統亞納耶夫的辦公室，召開緊急委員會第一次例行會議時，克留奇科夫對他的同事說，他已經與葉利欽取得了聯絡。結果卻讓人灰心：「葉利欽拒不合作，我在電話裡和他通了話，試圖讓他明白合作的理由。但是，這些都無濟於事。」這雖然是一次顯而易見的挫敗，但並不是最令人擔心的事。政變還是按照預定的計劃進行著。
清晨6點整，塔曼近衛師的坦克已將奧斯坦金諾電視中心和電視塔團團包圍；一小時以後，塔曼近衛師和坎捷米爾近衛裝甲師的剩餘部隊也開始進入莫斯科市，他們參加一年一度的紅場閱兵活動，所以莫斯科市民對他們很熟悉。總計約有4000名軍人、350多輛坦克、300輛左右的裝甲運兵車和420輛卡車駛進莫斯科。他們在首都集合，就像莫斯科市民在郊外的房子裡度完週末，然後返城一樣。部隊封鎖了城市要道，路面交通一片混亂。葉利欽的轎車成功地在軍車擋住街道、致使車輛無法通行之前，抵達了市中心。
莫斯科市民咒罵交通擁堵，痛斥軍隊，但是，他們對單個士兵一般都很友好。他們和新兵聊天，新兵的平均年齡只有19歲。市民還給他們送來了食物、糖果，然後連珠炮似的沒完沒了地問官兵：你們為什麼到這兒來？你們會開槍嗎？士兵們也不知道第一個問題的答案，但是他們明白自己是不會向平民開槍的。正如政變者看到的那樣，事情朝著他們期望的方向發展。莫斯科市內沒有示威活動，企業執行如常，葉利欽號召的大罷工也無人響應。他站在坦克上的講話讓人印象頗深，可是站在白宮外聆聽他演講的人寥寥無幾。莫斯科之外的局勢似乎也是風平浪靜。克留奇科夫收到了來自全國各地的定期情況彙報。他後來回憶：「到處都很平靜。各方的第一反應使我們有了希望，甚至讓人陶醉其中。」
軍隊在莫斯科平安無事，局面皆處於掌控之中，政變策劃者認為是面對公眾，向蘇聯人民和國際社會表明立場的時候了。許多外國記者和經篩選過的蘇聯記者被邀請參加晚上6點在外交部新聞中心舉行的新聞釋出會。幾周前，就在這裡，布什和戈爾巴喬夫在簽訂《削減戰略武器條約》之後也舉行了新聞釋出會。在政變前一天尚對此事一無所知的亞納耶夫，重壓之下盡顯疲態，他無法想象自己是此次事件的領導者，並被委以重任，向公眾宣佈此事。克留奇科夫、亞佐夫和總理巴甫洛夫拒絕面對公眾——他們將在幕後策劃政變，但是包括內務部長普戈在內的其他策劃者都和亞納耶夫一起坐在長桌之後，面對數以百計的國內外記者。
「女士們、先生們、朋友們、同志們，」亞納耶夫說出了新聞釋出會的開篇詞，「就像你們從媒體報告中得知的情況一樣，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戈爾巴喬夫因為健康狀況的原因，無法履行蘇聯總統的職責，副總統已經臨時接管並且行使了總統職責。」
他繼續強調，因為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國家的政治和經濟面臨著嚴峻的形勢，他承諾就新聯盟協議儘可能組織最廣泛的討論。亞納耶夫發言結束後，記者可以向他本人或委員會的其他成員提問。那天下午，委員會已經下令查封所有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莫斯科報紙。這樣到了晚上，他們就可以通過完全被他們掌控的媒體，去傳遞他們希望公眾看到的政變實施者的形象。大廳裡架了多臺攝像機。政變策劃者的心思很簡單：新聞釋出會將由自己人操辦，即使有外國記者問一些讓人不舒服的問題，也會被忠誠記者所提出的「正確」問題抵消。
釋出會最初進展順利。那些「可靠」的記者提出了設計好的問題，幫助亞納耶夫證明他們採取的特別行動和反對葉利欽開展活動是正確的。一位《真理報》記者說，葉利欽號召的大罷工「將導致最大的悲劇」。接下來一位外國記者的問題拉開了具有殺傷力的炮轟式提問的序幕。外國記者可不管那些條條框框，他們不斷地向亞納耶夫提出關於戈爾巴喬夫健康的問題，還指出這次政變是違法的。
但是最沉重的一擊是來自本地記者的提問，一位來自被政變者查封的《獨立報》的年輕記者塔蒂亞娜·瑪基娜，沒有收到邀請，卻悄悄潛入了會場。當毫無察覺的新聞秘書喊到她時，她的膽大妄為震驚了全場：「你能不能說說，你是否承認昨晚你們發動了政變？你更願意把它比作1917年還是1964年？」這話指的是布林什維克的革命和赫魯曉夫的免職。
亞納耶夫巧妙地迴避了問題，他說這兩個先例都不適用於這種特殊情況。然而，一位外國記者隨後的提問同樣尖銳，記者問這些政變者是否和1973年智利政變的領導人皮諾切特將軍（1973年至1990年為智利軍事獨裁首腦。）商量過。與會者鬨堂大笑，鼓掌喝彩。新聞秘書要求會場恢復秩序。為了進一步回答提問，反擊對於委員會行動違反憲法的種種指責，亞納耶夫承諾蘇聯議會將於8月26日召開會議。他還特地向與會者擔保，他是忠誠於自己的「朋友——戈爾巴喬夫」的，他正急切期盼著戈爾巴喬夫身體康復後的迴歸。就在記者會召開前，亞納耶夫接到訊息，戈爾巴喬夫要求恢復他在福羅斯住所的通訊，並且提供飛機將他載回莫斯科。這一要求被拒絕了。然而，警衛重新接通了他的電視電纜，這樣戈爾巴喬夫和他的家人才能觀看到記者會。
對於政變者而言，記者會算是失敗了。一個疲憊的政府官員，頭髮灰白，面色不佳，為了遮住禿頂而剪了奇怪的髮型，聲音發顫，淌著鼻涕，一雙不安的手不知該擱在哪裡，這一切都通過電視轉播傳到了全國。亞納耶夫在國內名望不高，那些認識他的人把他視為平庸之輩，這一切證實了人們最糟糕的預期。記者會已向全國人民顯示了，政變當局不僅受到爭議，甚至還很滑稽。
事實上，這些政變策劃者並沒有完全掌控蘇聯電視臺。就在那天深夜，官方的新聞節目《時間》不僅播出了緊急委員會宣讀宣告和新聞釋出會的召開，還播出了通往白宮路上的情況——葉利欽的支援者正在那裡設定路障。現在，莫斯科市的每個人不僅知道可以抵抗，還知道上哪兒去參加抵抗。
記者會反映了委員會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它缺少能服眾的領導人。政變的策劃者是克留奇科夫，但是形式上的權威屬於亞納耶夫，克留奇科夫作為一位經驗老到的政客，知道如何保住自己在蘇聯金字塔頂端的位置：迴避責任。已經加入了緊急委員會的總理巴甫洛夫要求採取嚴厲措施打擊政敵和罷工人員，自己卻喝酒喝到高血壓病發，把醫院當成了最安全的避難所。自從亞佐夫元帥和內務部長普戈的屬下被派往俄羅斯之外的其他共和國鎮壓獨立運動以來，兩位領導人就爭吵不休，他們都不願承擔失敗的責任。亞佐夫元帥的妻子艾瑪在記者會召開時，趕往國防部見她的丈夫，她懇求自己的丈夫辭去委員會職務並致電戈爾巴喬夫。亞佐夫對她說：「艾瑪，你要明白我孤立無援。」當他收看新聞釋出會的轉播時，絕望地搖了搖頭。艾瑪叫著丈夫的暱稱：「迪馬，你到底支援誰呢？你過去經常嘲笑他們！」
新聞釋出會結束後，政變者都聚集到了亞納耶夫的辦公室，他們數小時前的歡欣鼓舞已經蕩然無存了。現在，他們明白了葉利欽才對他們構成了真正的危險，必須要對付他。他們決定第二天早上就採取行動。
亞納耶夫和其他人在8月20日一大早就瀏覽克格勃備忘錄，上面記載了他們前一天犯下的種種錯誤。克格勃專家寫道，委員會未能執行讓國家進入緊急狀態，未能鎖定和孤立反對派領導人，切斷反對派之間的聯絡，以及奪取反對派的媒體資源。更糟糕的訊息是：隨著戈爾巴喬夫仍然在克里米亞的牢籠中好端端活著的謠言在政界人士中四散傳播，蘇聯議會贊成委員會行動的可能性越來越小。那天早上，克留奇科夫、亞佐夫和內務部長普戈命令他們的手下準備進攻白宮的計劃。
8月19日一整天，葉利欽都待在白宮裡。奈娜·葉利欽娜和她的小女兒塔蒂亞娜以及家庭的其他成員都安全地住在莫斯科郊外葉利欽警衛員的小公寓裡。
當葉利欽掛著國旗的總統專車馳向莫斯科後，他們也很快離開了阿爾漢格爾別墅。全家人登上了警衛們弄來的有篷卡車。葉利欽長女艾琳娜的兩個小孩鮑里斯和瑪利亞被告知，如果安全人員讓他們趴在卡車的掛車地板上，他們就應該照做而不要問任何問題。小男孩問道：「媽媽，他們會朝我們的頭開槍嗎？」這個問題讓全家人都很不舒服。儘管卡車離開阿爾漢格爾別墅時遭到了克格勃軍隊的監視，但還是被允許開往莫斯科了。8月20日早上，塔蒂亞娜用街上的電話打給葉利欽時，還是聯絡不上他。正如她後來回憶的那樣，她被告知：「一切正常。爸爸實際上根本沒睡覺，他一直在工作，因為他鬥志昂揚。」
在白宮，葉利欽真是如魚得水。他感覺自己充滿了力量，相信自己會取得最終的勝利，他擁有政變者夢寐以求的領導才能。葉利欽——一位能感知民眾力量並且富有領袖魅力的政治人物，願意去冒險，而這精神正是包括戈爾巴喬夫在內的他的競爭對手們所不具備的。和亞伯拉罕·林肯和溫斯頓·丘吉爾一樣，葉利欽在危急時刻狀態最佳。一旦危機過去，他就會感到失落和沮喪。1987年秋，當他從莫斯科黨內的領導職位上被趕下臺之後，曾試圖用辦公室的剪刀刺腹自殺的做法就印證了這一點。他會借酒消愁，他乖張的行為讓他的支援者和反對者都很驚訝。但是，葉利欽在危機時刻表現得最出色，這一次他也能從容應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