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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的烏克蘭(第1頁,共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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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4日星期六,那是一個風和日麗的好日子,無數的烏克蘭議會代表穿過人群,聚到了議會大樓前。沒人數得清到底聚集了多少人:幾千人、幾萬人,還是幾十萬人?就在這一天,葉利欽在白宮守衛者的葬禮上讓戈爾巴喬夫倍感難堪,就在這一天,蘇聯領導人辭去了蘇共總書記的職務。可是,8月24日這天基輔發生的事情卻在蘇聯掀起了一波更大的衝擊波,力度之大,已經遠遠超過了那天在莫斯科所發生的一切。蘇聯第二大加盟共和國將宣佈自己完全從蘇聯獨立出去。

基輔的群眾於8月24日聚集在市中心,這和幾天前在莫斯科發生的集會可不一樣,他們不是要捍衛議會,而是譴責議員中大多數共產黨員都暗中支援政變。前一天,葉利欽已經簽署了禁止俄羅斯共產黨開展活動的法令,不僅困惑的戈爾巴喬夫完全知曉此事,成百上千萬激動的電視觀眾都瞭解了整件事情。許多聚集在基輔的民眾認為烏克蘭也應該這麼做。動員群眾的宣傳冊子稱蘇共是「一個犯罪的、反憲法的組織,它的活動必須終止」。一時間,應者如雲。許多人帶來了藍黃色國旗和張貼畫,要求對蘇共進行紐倫堡式的審判。

民眾並不僅僅關心共產黨的命運,不然的話,大家就會選擇聚集在離議會大樓僅數條街區之隔的烏共中央委員會的辦公樓了。他們沒有這麼做,因為烏共中央已經無權授予或是廢止他們想要得到的東西了。民眾帶來的牌子上寫著「烏克蘭離開蘇聯」,他們想要的是國家獨立。只有議會可以做到這一點。

集會人群中,大多數人是烏克蘭反對派的支援者,他們態度堅決。就在數週之前,這些人中的許多人曾在基輔的街道夾道歡迎布什總統訪問烏克蘭首都。那次,他們帶來的牌子上提出的也是這個要求。但是,他們現在並不是向曾經隱約信任的美國客人表達訴求,而是把矛頭指向了本國的失敗者——他們毫不信任的共產黨官員。

美國駐基輔的代理總領事約翰·斯德潘丘克曾直接參與布什基輔之行的準備工作,現在位於基輔的美國領事館由他掌管。那天上午,斯德潘丘克很難穿過議會大樓前聚集的人群。他後來回憶說:「成千上萬的人把大樓團團圍住,憤怒的人群把沖天怒氣灑向了共產黨,灑向了一切。他們都聚集在那裡,因為我身著套裝,他們把我當成了共產黨員,於是,有位女子拽下了我的外套,高聲叫道‘丟臉’,‘可恥’。他們把我也當成了有罪的人。」躲在議會大樓裡的烏共官員忽然發現自己成了被圍困的少數派。斯德潘丘克在外交席就座,他回憶道:「(我)能看見那些共產黨員們都靠在窗戶旁,注視著窗外集會的人群越走越近,他們在想這群人究竟能否讓自己活著走出大樓。」議會大樓裡的共產黨員「都緊張不安,不停地抽著煙,走來走去。氣氛很緊張。當然,大家都知道克拉夫丘克要發表演講,但是無人知曉他到底會走多遠」。

滿頭銀髮的烏克蘭議會議長克拉夫丘克,在數週前老布什的來訪中給美方留下了不錯的印象,而且當時貌似一切盡在他的掌控之中,現在克拉夫丘克很明顯處在了防守位置。不僅是烏克蘭共產黨,就連他本人在蘇聯政變期間的所作所為現在都受到了質疑和審判。此時議會的命運,圍牆之外人群的命運,整個國家的命運,甚至他自己的命運都取決於他的立場。當議會大樓外的集會人士高呼「克拉夫丘克,可恥!」時,這位議長正在為自己的政治生涯奮力一搏。

1991年8月18日發生的事件讓克拉夫丘克吃驚不小。這件事不僅對他在烏克蘭的掌權構成了重大挑戰,同時還挑戰了烏克蘭的主權運動,而這個運動和克拉夫丘克的個人聲譽和政治前途休慼相關。8月19日早晨,克拉夫丘克從自己的政壇主要對手——烏共第一書記斯塔尼斯拉夫·古連科那裡獲知了戈爾巴喬夫被推翻的訊息,古連科從郊外的住所打電話給他,讓他趕到烏共中央委員會的總部。他們將會見緊急委員會的鐵腕人物瓦倫丁·瓦倫尼科夫,他從克里米亞見過戈爾巴喬夫後,已經到達了基輔。

克拉夫丘克拒絕會見瓦倫尼科夫。他後來回憶道:「我立刻明白了權力現在正在轉移。我說道:‘斯塔尼斯拉夫·伊萬諾維奇,最高蘇維埃是我們的權力機關,我是最高蘇維埃的領導,如果瓦倫尼科夫想見我們,我們應該在最高蘇維埃的辦公室接見他。’」古連科不得不應允了。這象徵著克拉夫丘克第一次不動聲色地擊敗了他的對手。

就在一年前,55歲的古連科作為烏共第一書記,一直被視為克拉夫丘克登上烏克蘭共和國權力巔峰的一個難以逾越的障礙。但是,隨著烏克蘭在1990年宣佈其主權,其議會和議長的角色,也就是傳統上作為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的角色所具有的政治分量大大增加,這樣一來,克拉夫丘克就成了烏克蘭共和國的重要人物。目前,儘管在中亞地區這種趨勢並不明顯,因為在那些國家中央委員會的第一書記也兼任議會議長,但是在蘇聯其他各個加盟共和國,都出現了上述趨勢。

克拉夫丘克後來回憶他等待古連科和瓦倫尼科夫時的感受,竟是如此毫無防範能力:沒有任何軍隊和警察部隊向議長彙報情況,他唯一能調動的武裝就是3名配槍警衛。烏克蘭共和國已經宣佈了自己擁有主權,同時將共和國法律凌駕於蘇聯的法律之上,然而瓦倫尼科夫的突然駕到,說明共和國領導人擁有的權力不過是曇花一現。克拉夫丘克並不懷疑他面對的是一次政變。說戈爾巴喬夫生病不過是個幌子,因為克拉夫丘克幾周前剛在克里米亞見到了戈爾巴喬夫。就在戈爾巴喬夫的福羅斯別墅裡,與戈爾巴喬夫的女婿一起,那天晚上他們喝了0.75升的檸檬伏特加。

克拉夫丘克並沒有向身邊的人隱瞞他對緊急委員會的懷疑,他們居然宣稱戈爾巴喬夫健康狀況糟糕。在那天晚些時候接見二戰老兵時,克拉夫丘克還向他們提起了喝伏特加酒的事。客人終於到了,古連科比瓦倫尼科夫及其隨從先走了進來。

主人與客人圍著長桌就座——軍方人士坐一邊,文官坐另一邊,瓦倫尼科夫正對著克拉夫丘克入座。瓦倫尼科夫先開口說道:「戈爾巴喬夫生病了,國家權力已經轉到了新成立的特別情況緊急委員會。」據一位與會者回憶,瓦倫尼科夫還說道:「為了維護公共安全,考慮到首都的局勢日益惡化,以及可能發生騷亂的危險,自8月19日凌晨4點起,莫斯科已經宣佈進入緊急狀態。我到基輔來是為了直接瞭解情況,如果有必要的話,至少在烏克蘭某些地區宣佈進入緊急狀態。」瓦倫尼科夫特別提到了基輔、利沃夫、敖德薩和沃里尼亞西部地區的一座城市。

坐在桌子另一側的文職官員已是見怪不怪了。會場上至少沉默了一分鐘,古連科面無表情。最終還是克拉夫丘克打破了沉默,他看上去鎮靜自若,自信而不帶侵略性。克拉夫丘克回答:「我們知道您瓦倫丁·伊萬諾維奇,作為蘇聯國防部副部長是受人尊敬的,但是您還沒出示任何憑證。另外,我們也沒有收到莫斯科方面的任何指示。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依據法律規定,應由最高蘇維埃宣佈烏克蘭全境或是某一地區進入緊急狀態。我們知道基輔和其他地區的局勢還是較為平靜的,不需要採取特別措施。」

瓦倫尼科夫之所以會來烏克蘭,是因為莫斯科的政變者對要求獨立的烏克蘭反對黨聯盟——「烏克蘭民族運動」深感不安,擔心該組織可能在基輔和烏克蘭西部城市採取行動,反對政變。瓦倫尼科夫宣佈:「在烏克蘭西部沒有蘇聯的勢力,都在‘烏克蘭民族運動’的掌控中。必須在西部各州宣佈進入緊急狀態。同時禁止罷工,查封蘇共以外的一切政黨及其報紙,停止並驅散集會。你們要採取特別措施,這樣人們才不會認為你們在重蹈覆轍……軍隊進入全面戰備狀態,我們將採取一切措施,不惜流血犧牲。」克拉夫丘克堅持認為沒有必要宣佈進入緊急狀態。如果將軍認為確有必要的話,他可以親自前往烏克蘭西部,看看局勢是否平靜。

瓦倫尼科夫改變了他的立場,他對克拉夫丘克說:「你是掌權者,一切大事繫於你一身,這是我個人對你的期望,首先,你要在電視和廣播上露面,號召人們保持平靜,慎重考慮當前形勢。」當古連科和其他人離開辦公室後,只剩下他們兩人面對面,克拉夫丘克像老熟人那樣問瓦倫尼科夫(當瓦倫尼科夫在烏克蘭工作時,他們在基輔多次參加過中央委員會召開的會議):「瓦倫丁·伊萬諾維奇,一旦你們成功了,你們會回到過去的制度嗎?」他指的是改革前的政治秩序以及中央和共和國的關係。將軍的回答是肯定的:「我們別無選擇。」此番回答對克拉夫丘克而言,可謂意味深長。他事後回憶說,他在那一刻意識到緊急委員會不會讓事情維持原狀,而是讓時光倒轉,一切都可能回到過去的時代。

反叛者不會失去什麼,但是他們的勝利將意味著不僅克拉夫丘克的政治生涯將會終結,還意味著他可能被監禁。和古連科不同,克拉夫丘克要是和政變者站在一起的話,在政治上將一無所獲,但是他也不準備反抗莫斯科的葉利欽。他自有不同尋常的對策,即在他的權力範圍內儘可能避免授軍方以口實,從而藉此宣佈烏克蘭進入緊急狀態。克拉夫丘克後來回憶:「預感告訴我,要爭取時間,不要採取任何不必要的行動,一切都會好的。」他採取了觀望的態度,正因為如此,他後來遭到人們的猛烈抨擊也算是事出有因了。

烏克蘭政府大多數人對政變所持的立場和克拉夫丘克是一樣的。具有自由主義思想的副總理謝爾蓋·科米薩林克後來回憶,沒有誰真的支援政變。在那天召開的政府主席團會議上,科米薩林克把緊急委員會的做法形容成「公開地違憲」。然而,如果緊急委員會的行動得不到大家支援的話,它也就沒什麼可怕的。依據瓦倫尼科夫提出的方針,政府很快成立了特別委員會,儘管它的目的和瓦倫尼科夫的建議有所出入。政府頒佈成立委員會的法令的標題就表明了他們主要的憂慮:「鑑於出現的複雜局勢。」如果烏克蘭宣佈進入緊急狀態,那麼議會和政府一直擁有的權力將被奪走。議會和政府一旦失去了權力,就難以挽回了。烏共委員會的主要任務是讓反對派保持安靜,把緊急委員會和軍隊擋在外面。

處於烏克蘭權力頂峰的人物中,只有烏共第一書記古連科能從政變中獲益,當他見過克拉夫丘克和瓦倫尼科夫之後,回到了共產黨總部,他發現莫斯科方面發來一份電報,要求烏共委員支援政變。他召集主要的烏共官員開會,向他們通報了事態發展的情況和行動計劃:烏共將根據莫斯科方面的電報,起草一份特別備忘錄分發給各地的烏共委員會,要求他們盡一切可能支援政變。

依據古連科命令所起草的備忘錄比莫斯科發來的電報要長得多,說明烏共對此很是激動。烏克蘭中央委員會認為支援緊急委員會是其最重要的任務,因此指示並且命令烏共黨員禁止參加任何集會和示威活動,同時強調維護蘇聯的統一是烏共最重要的任務。而緊急委員會的行為則被烏共領導人描述成「與絕大多數勞動者的態度和烏克蘭共產黨的原則立場都保持一致」。

與此同時,克拉夫丘克開始平衡各方利益,他試圖取悅每個人,同時緊握自己已經擁有的權力。他在8月19日傍晚時分,通過烏克蘭廣播和電視發表了講話。瓦倫尼科夫已經就講話內容提出了建議,但是烏克蘭領導人自有他的主張。克拉夫丘克拒絕表示支援或是譴責政變。他號召大家耐心等待,保持鎮靜,假以時日才能判斷局勢。他對聽眾和觀眾說道:「最終,人民選舉產生的集體組織將主導一切,但是,毋庸置疑,對於建立在法律基礎上的國家而言,一切行為,包括宣佈國家進入緊急狀態都將依法行事。」他宣稱烏克蘭不會宣佈國家進入緊急狀態。一份發自基輔的美國外交檔案寫道:「克拉夫丘克敦促烏克蘭人展示自己的智慧、剋制和勇氣,重要的是不要和莫斯科對抗,因為這樣一來,局勢可能更糟。」

克拉夫丘克在接受蘇聯電視新聞節目《時間》的簡要採訪時,試圖採用同樣的策略,可是不甚成功。他的一番言論——「要發生的事情終究是要來的,可能不是這種形式罷了」,讓蘇聯聽眾著實吃了一驚。他辯稱,在當前的局勢下,無論是中央還是各個共和國都沒有足夠的力量處理好急迫的經濟和社會問題,但是這種情況不會永遠持續下去。克拉夫丘克認為考慮到烏克蘭悲慘的歷史,此次政變是可悲的,因為它加劇了人們對於重回集權時代的擔憂。儘管克拉夫丘克給出了一些警告,但他在訪談結束時表明要保持經濟執行的節奏,因此他的談話給人們留下的總體印象是:最好的情況是他兩面討巧,最糟的情況是支援政變。與他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葉利欽在節目中公開表示抵抗政變,摩爾多瓦總統米爾恰·斯涅古爾則宣佈他的國家會繼續邁向獨立。相較之下,克拉夫丘克的權衡策略看上去更像是對政變的間接支援。

蘇聯政變不僅讓烏克蘭政府官員吃驚不小,也讓烏克蘭「國家民主主義者」深感震驚,這些自由反對派在數週前老布什訪問烏克蘭時,高舉「烏克蘭獨立」的口號。距離8月1日布什在議會上發表演講已經過去一段時間了,代表們分佈在烏克蘭各地,他們要麼在選區工作,要麼在休假。曾長期被監禁於古拉格集中營的維亞切斯拉夫·車諾維爾現在是烏克蘭西部利沃夫地區政府的領導,在政變發生的前幾天,他正待在擁有90萬人口的烏克蘭南部工業城市扎波羅熱市。

一個月前議會宣佈開始總統選舉,車諾維爾是主要的民主派候選人,而扎波羅熱市似乎是開啟總統競選的理想之地。1991年夏,扎波羅熱市正舉辦烏克蘭「第二屆紅芸香歌唱節」,在這屆歌唱節上,歌曲突破了蘇聯模式的束縛,表現形式綜合了傳統民歌、配以搖滾和地下音樂文化。音樂節的壓軸節目於8月18日在當地的足球體育場上演,正是在這天晚上,政變者出乎意料地前往附近的克里米亞,看望了戈爾巴喬夫。歌唱節變成了一場盛宴,那是讚頌烏克蘭文化以及展現一度被壓抑的、如今剛剛嶄露頭角的音樂新潮流的盛宴,然而,當地共產主義政府卻無暇顧及此事。第二天上午,車諾維爾和其他多位民族民主派領導人按計劃將離開扎波羅熱市。對於他們中的很多人而言,離開扎波羅熱市變成了一種煎熬,因為成千上萬的遊客驚聞政變的訊息,於是紛紛湧向機場、火車站和公共汽車站,他們要儘快趕回基輔。

8月19日上午,也就是政變發生的第一天,和車諾維爾住在同一家酒店的一位記者叩響了他的房門,告訴他莫斯科發生了政變。對於車諾維爾而言,他在蘇聯度過了15年的監獄和流放生涯,所以能從記者而不是克格勃的官員那裡得知政變的訊息,他應感到釋然了。「如果我能在這裡睡覺,做著夢,而不是待在監獄裡,說明暴動不算太嚴重。」車諾維爾對喊醒他的人說道。

美國駐基輔的代理總領事斯德潘丘克也參加了「紅芸香歌唱節」,當時恰好和車諾維爾同住一家酒店,他急忙跑到車諾維爾的房間。斯德潘丘克看到車諾維爾正在給利沃夫市的克格勃和軍方總部打電話,以探明究竟,車諾維爾已被選舉為該地區的行政領導。喀爾巴阡山脈軍區司令員對車諾維爾說,他的部隊其實是反對政變的,只要烏克蘭西部地區政府不宣佈大罷工,他就不會干涉政府工作。車諾維爾向司令員保證,他一定竭盡所能地維護烏克蘭西部地區的和平。

車諾維爾聽到政變時的第一反應基本上和克拉夫丘克是一樣的:他們都急於和軍方做交易,他們保證街市風平浪靜,以此換得軍方不干涉政府事務。葉利欽的親密夥伴、列寧格勒市的民選市長阿納託利·索布恰克也採取了這種策略。在市長助理弗拉基米爾·普京的幫助下,索布恰克和軍方及克格勃達成了協議,他們維持街市的相對平靜,作為交換,對克留奇科夫和亞佐夫負責的安全部隊保持中立。採取這項策略是為了維護改革中取得的政治成果。作為烏克蘭西部最大的中心地區的行政長官,車諾維爾下達了命令,可是他的反應並沒有得到基輔反對派領導人的認同,他們中有些人主張採取激進的抵抗態度。

烏克蘭議會中地位最高的改革派領導人、副議長弗拉基米爾·格里諾夫那天早晨來到廣播電臺,他強烈譴責政變。他後來回憶起當時的態度說道:「如果這些官員彼此態度一致,那麼在任何事情上,都不會有人和我的看法保持一致了。」格里諾夫是一個地道的俄羅斯族人,他是烏克蘭東部地區哈爾科夫市選出的領導,他的所思所想代表了反對派的大趨勢。儘管他和他的支援者並不贊成葉利欽的「俄羅斯優先」的態度,但是他們還是和葉利欽以及俄羅斯自由民主黨黨員結成緊密的同盟。格里諾夫及其所在選區代表的是烏克蘭東部和南部地區俄羅斯化的城市知識分子,他們主張在俄羅斯領導的聯盟中建設民主的烏克蘭。格里諾夫的盟友是第一批在扎波羅熱等城市高舉起反政變大旗的人。

一面是克拉夫丘克的搖擺不定,一面是格里諾夫和葉利欽其他烏克蘭盟友的激烈反對,車諾維爾和國家民主黨黨員深陷其中,左右為難。「烏克蘭民族運動」是國家民主運動的聯盟組織,包括許多民主黨派和協會,該組織花了些時間起草了一份宣告。這份宣告雖然在政變第二天才發表,但卻言辭犀利、態度鮮明地譴責了政變,並且號召烏克蘭人民準備舉行全國罷工,這樣會使整個國家的經濟陷入癱瘓狀態。對烏克蘭國家民主黨黨員而言,舉棋不定的時候已經過去了。就在那天,利沃夫地方議會宣佈莫斯科政變是非法的。位於東部地區的哈爾科夫市議會也做出相同反應,頓涅茨盆地的礦工準備舉行罷工。「烏克蘭民族運動」宣佈8月21日中午開始舉行政治大罷工。在烏克蘭的每座城市裡,民主激進分子到處傳播葉利欽號召人民抵抗政變的訊息。人們寸步不離地守著廣播,收聽美國之音、英國廣播公司和其他西方電臺播出的廣播。從莫斯科白宮傳出的訊息越來越令人擔憂。俄羅斯的民主能否熬過今晚,答案無人知曉。

8月21日晚,也就是政變發生的第三個決定性的夜晚,克拉夫丘克在凌晨4點前被反對派代表打來的電話吵醒,對方要求克拉夫丘克召集議會的決策層——議會主席團開個緊急會議。他得到訊息,軍隊已經開始進攻俄羅斯議會大樓。克拉夫丘克的態度一如既往地模糊不清:深更半夜,對於莫斯科的局勢誰也無能為力,還是等到白天開始上班時再召開會議吧。等到克拉夫丘克第二天早上趕到辦公室的時候,局勢已陡然急轉。莫斯科方面傳來的訊息使人們相信,政變土崩瓦解了,一度被困白宮的葉利欽已然成為勝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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