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長先生！美國總統到！」眾議院警衛官大聲宣佈後，眾議院大廳爆發出一陣掌聲。一位6英尺2英寸高的瘦削男人出現在門口，他身穿一套灰色西裝，戴了一條藍灰色條紋的領帶，以今天的時尚標準看，這條領帶有點窄。在幾名眾議院和參議院議員的陪同下，他走向眾議院工作席。他微笑著握手，相互問候，不時地用手指向眾議員、參議員和政府成員，大家都急切地想一睹他的風采，想跟他說上一兩句話。他走到了工作席，掌聲依然經久不息。在眾人的注目下，他顯然很高興。他曾向大家承諾，這一天他會說些「大事」「大變革」和「大問題」。他信守了諾言。
這是1992年1月28日，週二晚上9點剛過。布什總統準備做他的第三次，也是媒體期待已久的最重要的國情諮文演講，數以百萬的美國人在電視機前觀看。人們期待他不僅要回顧總統生涯和美國在整個二戰後的歷史中最不同凡響的一年，還期待他描繪出國家和世界未來的走勢。當掌聲最終落下，布什對觀眾們說：「你們知道，這次演講花了很大的功夫，我希望演講能大獲成功，但是我無法說服芭芭拉替我演講。」大廳裡又一次爆發了掌聲，國會上下兩院聯席會議的成員們起身致意。
平常乏味保守的布什顯然用這句玩笑話開了個好頭。有著一張寬大的、祖母似的臉龐，滿頭銀髮的芭芭拉坐在樓廳的第一排，身旁坐著國家最負盛名的福音教士比利·格拉漢姆。她確實擁有一種她丈夫沒有的吸引力。但是這次他卻應對自如——媒體顧問幫他準備了這份講話，其中有的人在之前的總統選舉中已對他進行了培訓，這份講話有很多強有力的臺詞，讓聽眾一次又一次地站起身來。
布什在此次演講中，闡述了自1991年1月上次國情諮文以來美國外交政策以及世界政治發生的積極變革。正是這部分內容使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紛紛急於表示他們將與總統團結一心。布什在國際舞臺上的成功得到了朋友和對手的認可。布什宣佈：「今夜我們相聚，在我們的歷史上，在全人類的歷史上，這是一個充滿變革又鼓舞人心的時刻，在過去的12個月裡，世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他指的是1991年發生的大事。這一年的開始是美國及其盟友開展反對薩達姆的「沙漠風暴行動」，而這一年的結束是蘇聯解體。布什對歡呼雀躍的人群說：「今年，共產主義衰落了。」他繼續說：「但是在我的生命中，在我們的生命中，世界上發生的最大的事情就是：在上帝的保佑下，美國取得了冷戰的勝利。」這句話引起人們的歡呼，掌聲經久不息。幾分鐘後，總統又強調這一點，他宣佈：「冷戰不是‘結束’了，而是我們贏了。」
布什繼續讚揚美國士兵和納稅人為獲取這場勝利做出的犧牲。最後他用感人肺腑的語言說到美國的下一代：「因此，現在，35年來第一次，我們的戰略轟炸機可以解除戒備了，不用再不分晝夜地保持戒備了。明天，我們的孩子去上學，會去學習歷史，學習植物如何生長。他們不用再像我的孩子那樣參加空襲訓練了，不用再躲到課桌下，藏起頭，以防核戰爭爆發。我的孫子們不用這麼做了，不用再像幾十年前的孩子們那樣被噩夢打擾了。威脅依然存在，但是長久的恐懼結束了。」大廳再一次爆發掌聲。
布什宣佈取得了長期冷戰的勝利，他並沒止步於此。他闡述了自己對於美國在新時代註定要扮演的新角色的展望。大獲全勝的布什宣佈：「一個曾經被劃分為兩個軍事陣營的世界現在認可唯一一個超級大國——美利堅合眾國。」他也概述了將如何運用這一新獲得的權力。「只要我做總統，我會繼續引領世界各地支援自由，不是因為我們傲慢自大，不是因為我們無私奉獻，而是為了保障我們孩子的安全。這是一個事實：追尋和平的力量不是罪惡，追尋安全的孤立主義不是美德。」大廳又一次響起掌聲，表達人們對這句話的認同。布什傳遞的資訊響亮而明確：美國打敗了蘇聯，成為冷戰的勝利者，現在註定要統治世界。
與布什及其顧問在1991年12月25日戈爾巴喬夫辭職之前釋出的那份用詞謹慎謙遜的宣告相比，這份講話有很大不同。口吻的改變原因在於美國即將舉行的總統大選，競選活動正在升溫。將美國曾經的敵人蘇聯剛剛倒下的事實與冷戰結束聯絡在一起是新的競選策略，而政府之前說冷戰結束至少發生在一兩年前。為了不讓戈爾巴喬夫在國內面臨更加艱難的處境，1990年德國重新統一後，布什總統沒有聽取一些顧問所說的「在（柏林）牆上跳舞」。當時，蘇聯強硬派還有可能會抵制，波羅的海共和國還在為主權而鬥爭，東歐仍然由蘇軍實際佔領。但是現在這些壓力都沒有了，勝利的感覺比任何時候都強烈。1989年12月，布什和戈爾巴喬夫在馬耳他釋出冷戰結束的聯合宣言，還有白宮宣佈1991年7月兩位總統在莫斯科的會面是冷戰後首次峰會，這一切都被人們拋到腦後。戈爾巴喬夫覺得自己在結束這場衝突中起到的作用被剝奪了，他大聲抗議，但是無人理會，至少在公共場合確實如此。據說，布什私下對戈爾巴喬夫說：「不要在意我在總統競選中說的話。」1992年10月，戈爾巴喬夫告訴《紐約客》：「我認為這在競選中很必要，但是如果他們真這麼想，無疑是一個大大的假象。」
「冷戰勝利」的競選策略並沒奏效。國家陷入了經濟衰退，民調顯示總統在不到一年前還是極受歡迎的——他在海灣戰爭後不久得到89%的民眾支援率——卻在1992年總統競選即將到來之際迅速失去支援：據《華盛頓郵報》的一篇評論布什的國情諮文的文章所說，超過一半的民調受訪者並不認可他的表現。布什和另一位戰時領袖丘吉爾一樣，外交上的成功沒有給他帶來幫助。無論是前者還是後者，選民們都希望在國內實現變革。
同之前的丘吉爾一樣，布什希望民眾記住這場在他的努力下結束的戰爭。他與國家安全顧問斯考克羅夫特合著了一部回憶錄。毋庸置疑，他們試圖儘可能地保持客觀。但是他們敘述的時間框架是根據布什總統任期時間界定的，這就決定了其自身的邏輯。在這一框架內，把冷戰結束說成1991年底蘇聯解體而不是1989年柏林牆倒塌就可以講得通了。他們的回憶錄《重組的世界》以1991年聖誕節戈爾巴喬夫最後一次打電話給布什總統結束。
20世紀90年代，布什政府的成員們紛紛出版回憶錄，接受採訪，他們關於冷戰結束的敘述是將其與蘇聯解體直接聯絡在一起，把這兩個事件混淆在一起，並且沒有把後者歸功於自己（因為白宮曾試圖挽救蘇聯）。一些政府成員覺得他們都被剝奪了當之無愧的勝利感。蓋茨在他的回憶錄中恰巧也以1991年底的事件為結尾：「布什拒絕‘在牆上跳舞’，他不準備宣佈冷戰的勝利。不會舉行像波斯灣戰爭之後的全國慶祝……我們贏得了冷戰，但是沒有遊行慶祝。」據蓋茨所說，沒有進行全面的慶祝有一個簡單的原因，就是「在1991年12月，華盛頓還沒有對美國是否在事實上幫助蘇聯過早地走入了墳墓達成一致」。
傑克·f.馬特洛克在1987年到1991年間是代表布什政府駐莫斯科的大使，在8月政變之前離開了莫斯科，他一直重申冷戰結束、蘇共垮臺和蘇聯解體是相關聯的事件，但是並不相同。馬特洛克曾經說過：「美國對這三個事件的態度有很大區別，我們發揮的作用也是不同的。」據這位前任大使所說，美國為冷戰結束譜了曲，通過宣揚人權打垮了蘇聯共產黨，但是衝突的結束對蘇聯人也有利，蘇共的倒臺主要是蘇聯人的功績，而不是美國人的功勞。對於蘇聯解體這件事，美國政府支援波羅的海共和國獨立，但是希望蘇聯其餘部分能長久存在下去。馬特洛克說：「問題是我們沒有打垮蘇聯，儘管一些人現在想要邀功，俄羅斯的一些沙文主義者也想譴責我們，但這並不是真的。」
如果蘇聯解體並非是，或者說並非主要是美國政府的功勞，蘇聯解體也並不等同於蘇聯共產黨的解體或美國取得冷戰勝利，那麼是什麼導致了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轟然坍塌？冷戰中最聰慧的實踐家和學者喬治·凱南在1995年寫道：「回顧現代國際關係史，可能從17世紀中葉到現在，我覺得很難想象，相繼以俄羅斯帝國和蘇聯著稱於世的大國在1987年到1991年間突然從國際舞臺上徹底解體並消失了，很難有比這更令人奇怪、令人吃驚，乍一看更令人費解的事情了。」
凱南當時無法解釋的事，對戈爾巴喬夫以前的顧問們來說卻算不上個難題。切爾尼亞耶夫後來在總結1991年的事件結局時寫道：「那一年，蘇聯實際上發生的事和過去其他帝國在‘他們的年代’裡——當歷史的潛能耗盡之時——發生的事情是一樣。」以這個邏輯推理，蘇聯的垮臺只是結束了某種程式，這種程式肇始於20世紀之初，而兩次世界大戰加速了這一程式：世界帝國的解體及其從政治地圖上消失。沙皇的繼任者們追隨哈布斯堡王朝、奧斯曼帝國、大英帝國、法國、葡萄牙和幾個較小的海陸帝國統治者的腳步，最終失去了帝國。蘇聯的特別之處就在於很少有人在其存在時期將它看作帝國，也很少有人不將其視為一個民族國家。即使是切爾尼亞耶夫也是在蘇聯解體之後才作出以上評論。
不論蘇聯是不是一個帝國，關於這個問題的辯論仍在繼續，可是，它的滅亡卻是帝國特有的方式——沿著大致由民族和語言界定的邊界分崩離析。雖然世界上其他帝國解體的方式與蘇聯解體很不相同，但還是有不少顯著的相似之處，蘇聯和英國的經歷尤其如此。1945年，斯大林為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在聯合國安理會提出要求並獲得了兩張議席，雅爾塔會議的參與方把這兩個共和國與英國屬地一樣對待。它們與英聯邦國家，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的自主和自治不同，它們的民族構成與俄羅斯不同，也與典型的美國各州不同（在雅爾塔，羅斯福總統試圖將美國的兩個州加入聯合國——這一想法被美國民眾否決）。
和英國屬地一樣，蘇聯各共和國在自己「本土」領導人和機構的帶領下，於1991年脫離了莫斯科。與其他20世紀屬地和殖民地一樣，蘇聯的幾個共和國脫離蘇聯不但沒有違反主導國的意願，反而迎合了主導國的意願：俄羅斯聯邦的領導人希望烏克蘭脫離蘇聯後，中亞各國也要離開。並且，與其他歐洲帝國一樣，將公民權，尤其是投票權，擴大至蘇聯各共和國居民，才是帝國無法繼續以現有形式存在的原因。
雖然戈爾巴喬夫盡了最大的努力來平衡，但是競選民主最後還是與蘇聯國家的繼續存在無法調和。人們常常忽視了蘇聯解體是競選政治的結果。自1917年聖彼得堡發生布林什維克革命後，這是第一次在羅曼諾夫王朝曾經統治的地方引入半自由形式的競選，不到幾年，蘇聯這個巨人轟然倒下。蘇聯的覆滅是1991年12月1日烏克蘭公投的直接結果，有超過90%的烏克蘭人投票支援獨立。投票推翻了前一次1991年3月公投的結果，當時有超過70%的烏克蘭人投票支援在廣泛改革的條件下繼續留在蘇聯。蘇聯的存亡取決於民眾的選票。即使是1991年12月三位斯拉夫國家總統秘密做出的解散蘇聯的決定，也獲得了俄羅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民選議會多數人的批准。與此相反，試圖挽救舊式蘇聯的努力並沒有通過民主渠道，而是以政變的形式進行，政變三天後就在俄羅斯議會大廈的臺階上失敗了。
民主選舉的到來極大地改變了蘇聯的政治面貌，影響了領導人的決策，領導人現在需要依賴民眾支援和精英認可才能繼續執政。儘管民主限制了新領導人的選擇範圍，卻使受到選民擁戴的領導人可以大權在握了。儘管人民是投票者，但是設定公投問題並詮釋公投結果的卻是蘇聯中央和蘇聯各共和國的政治領導人。正如戈爾巴喬夫多次所說，蘇聯的解體從來沒有付諸公投。讓烏克蘭獨立投票就意味著蘇聯解體嗎？這個問題由領導人來決定。民主將在競選過程中沒能獲得統治權的領導人拒之門外。民眾選舉出來的俄羅斯總統葉利欽和議會選舉出的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之間競爭的結果——這一斗爭在1991年的最後幾個月中達到了高潮——展示了選舉政治對事件中的各位主角所起到的決定性作用。
戈爾巴喬夫發起的改革表明，現代革命往往會自食其果。如果說法國大革命帶給布林什維克靈感，那麼西方自由主義則為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提供了思想和言論支援。與之前的俄羅斯領導人一樣，戈爾巴喬夫向西方尋求解決國家問題的答案，這就表明蘇聯無法在經濟、社會和軍事方面與西方競爭。自18世紀彼得大帝統治以來，俄羅斯精英一直試圖採用西方模式來趕上西方。而這些模式一次又一次地與俄羅斯社會和非西化的民眾產生衝突。俄羅斯一些精英不斷試圖通過軍事政變如1825年12月衛兵策劃的政變，自由改革如19世紀下半葉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發起的改革，或流血革命如1917年列寧領導的革命，來尋求改變。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是最後一次試圖模仿西方並趕上西方的努力。
同他的前輩一樣，戈爾巴喬夫沒有想過他生在一個帝國，並統治著這個帝國。他試圖中央集權，掃清中亞共和國的腐敗，引入一批新的俄羅斯管理者，包括葉利欽和他曾經的導師根納季·科爾賓，但這隻會使得共和國精英們對他敬而遠之，引發幾十年來第一次反對莫斯科的暴亂。戈爾巴喬夫還進行對外開放，讓黨接受媒體批評，強迫共產黨精英在競選中贏得當政的權利。這些措施進一步把共和國領導人及其幕僚越推越遠。當俄羅斯地區和非俄羅斯的共和國精英面臨民族主義叛亂和民主對其權力的挑戰時，他們越發依賴投票箱，不再依賴克里姆林宮的最高領導人。他們挑戰莫斯科的統治，要求自治、要求獨立也只是時間問題了。當精英反對他，民族主義者和自由知識分子要求更多的自由時，戈爾巴喬夫很快就發現他只能依賴軍隊了。在蘇聯最後的年月裡，據稱在總司令不知情的情況下，軍隊屢次在多個共和國中出現。1991年3月，軍隊開進莫斯科街頭，恐嚇葉利欽及其支援者。
直到8月政變，戈爾巴喬夫不僅擔任蘇聯總統，還是共產黨總書記，這讓人們很難將蘇聯共產黨覆滅和蘇聯垮臺區分開來。有人認為蘇共像膠水一樣把各共和國粘在一起，蘇共被查禁之後，再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把聯盟凝聚在一起了。實際上，到了8月政變之時，蘇聯共產黨已經無法再起到凝聚作用了，因為各共和國的領導人紛紛成為各共和國議會領導人，有些領導人還成為總統，不再向莫斯科負責。已經成為或即將成為總統的共產黨領袖，如烏茲別克的伊斯蘭·卡里莫夫，現在不是推動共和國獨立，就是推動對蘇聯進行邦聯制重組。
葉利欽對蘇聯共產黨的禁令並沒有切斷連線莫斯科與各共和國之間的紐帶，因為共產黨在蘇聯軍隊和克格勃之外已經不再重要，這場禁令卻引發前共產黨精英的反叛，他們認為這是莫斯科針對他們進行的一場新政變。在查禁共產黨之後，一方面是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進行談判，另一方面，戈爾巴喬夫和其他共和國領導人的協商依然繼續，此時談判所遵循的既定軌跡與共產黨或其統治機構做出的決定再無任何關聯。共產黨在俄羅斯被禁之前，戈爾巴喬夫早就設法把共產黨趕出了最高權力的舞臺——因為共產黨主要由克格勃和軍隊高層領導，所以很容易成為政變的靶子和替罪羊。
戈爾巴喬夫在公開宣告和後來的回憶錄中，幾乎把自己刻畫成蘇聯的捍衛者。他聲稱簽署聯盟協議是拯救蘇聯的唯一途徑，而他的對手們不僅想逮捕他，還想毀掉蘇聯。這種說法對，但不全對。莫斯科真正的鬥爭並不是支援或反對既有蘇聯，而是在兩種關於蘇聯未來的設想之間存在分歧。政變之後，戈爾巴喬夫拒絕了葉利欽顧問提出的將蘇聯轉變成一個邦聯制國家的想法。
戈爾巴喬夫在形式上不得不接受葉利欽提出的邦聯製作為未來對蘇聯命運談判的基礎，但是實際上，直到《別洛韋日協議》簽署之前，他一直抵制這一想法，但那時邦聯制都為時已晚了。對於蘇聯未來兩種不同的設想，不僅在戈爾巴喬夫陣營和葉利欽陣營之間存在支援者與反對者的分界線，就連戈爾巴喬夫自己的陣營都分成了兩派。對他們上司試圖讓共和國領導人簽署新聯盟協議的做法，戈爾巴喬夫的助手沙赫納扎羅夫和切爾尼亞耶夫持懷疑態度。蘇聯最後一位國防部長沙波什尼科夫元帥認為戈爾巴喬夫沒有嚴肅考慮邦聯制是他犯的一個大錯。沙波什尼科夫在90年代末寫道：「如果戈爾巴喬夫當時迎合了邦聯想法這個趨勢，達成關於中央必須掌管通訊、交通、防衛、共同外交政策，以及就共和國其他共同的社會生活和活動達成共識的話，誰會知道我們現在將生活在什麼樣的國家結構之下。」當戈爾巴喬夫在《別洛韋日協議》之後，尋求軍隊幫助他拯救他的聯盟模式時，沙波什尼科夫和其他高階軍官都加以拒絕。
在我們對蘇聯最後幾個月歷史的重構中，葉利欽成為一個更加複雜的人物，而不是大眾眼中的共產主義的掘墓人、毀滅蘇聯的兇手、現代俄羅斯的奠基人。葉利欽及其顧問對蘇聯的感情比一般評論要深厚。即使是葉利欽最激進的顧問，原來也沒把蘇聯解體提上日程。「起初，我們的任務不是毀掉蘇聯，」最具影響力的顧問布林布利斯回憶說，「我們的任務是根據有效政府的所有規則，找到可以管理俄羅斯聯邦的能力和資源的辦法。」1990年春天，據布林布利斯所說，因為無法通過保守的聯盟議會帶來變革，所以民主反對派領袖才被迫專注於俄羅斯政治。葉利欽當選俄羅斯議會議長，就將議會變成了民主代表實現政治目標的工具。
直到政變之前，葉利欽的目標都是從中央取得儘量多的權力和資源，包括對俄聯邦巨大自然資源的法律所有權。葉利欽在1991年7月底達成了這一目標。政變威脅到了他新獲得的權力和對俄羅斯資源的控制，他現在已經是俄羅斯總統。但是政變失敗給了葉利欽及其顧問們一個機會，使其以勝利的姿態回到他們之前放棄的全聯盟政治空間裡，並且在整個聯盟內實施他們的改革。葉利欽阻止了政變策劃者們挽救蘇聯的努力，現在他卻自己肩負了這個任務。中央政府已經落敗，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影響式微，葉利欽的支援者們強勢奪取了蘇聯機構。他們原本不能也不想接管這一切，比如查禁俄羅斯共產黨並不在計劃之內。一個比戈爾巴喬夫更有權力、更有活力的領導人強勢奪取中央，引起其他共和國反叛，紛紛宣佈獨立。葉利欽不得不作出退讓。原來試圖奪取蘇聯的計劃就變成了對建立一個邦聯制國家的談判，因為這麼一來，俄羅斯就能擁有足夠的權力，自行推進經濟社會改革，而不受到其他共和國的保守精英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