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極心理學對美德的解讀○
不管身處哪個國家或哪個時代，我們總是會聽到「人類迷失了」的呼喊，美國在經歷過動盪的20世紀60年代與經濟蕭條及犯罪率高升的20世紀70年代之後，這樣的呼聲日益高漲。政治上的保守派，尤其是有強烈宗教信仰者，對那種「不談價值觀」式的道德教育，以及給孩子自己思考的權力，卻不去教孩子正確事實與價值觀的教育方式，簡直是怒不可遏。於是在20世紀80年代，這些保守派開始起來挑戰現有的教育體制，大聲呼籲應在學校推行人格教育，並以在家自學的方式讓自己的孩子學習人格教育的課程。
同樣是在20世紀80年代，有幾位哲學家也開始協助建立美德理論，其中最有名的是倫理學家阿拉斯代爾·麥金泰爾（alasdairmacintyre）在其著作《德性之後》（aftervirtue）提出的主張——「啟蒙時期」提出的人類應建立一種放諸四海皆準、無須文本式的道德倡議，從一開始就註定會走上失敗的命運。具有共同價值觀的文化都有一套思想架構，人們就是依據這套架構來評斷自己與他人。例如，如果以西元前4世紀的雅典為背景，我們就可以輕易地討論哪些是僧侶、士兵、母親或商人所應具備的美德。一旦我們拿掉一個人的身份跟背景，根本就沒有討論的依據。一個漂浮於空中、沒有性別、沒有年齡、沒有職業，也沒有文化，單單只是一個空泛的「人」，你怎麼討論他應該具備什麼美德？由於現代的倫理學忽略具象，使得我們的道德觀越來越淡薄——表面看似放諸四海皆準，實際什麼也沒有。麥金泰爾指出，美德必須以特定傳統為基礎才得以茁壯成長，但現代人已失去美德的語言，所以現代人很難找到人生的意義、一致性與目的。
6種美德
近來，心理學界也開始參與這項運動，1998年，塞利格曼提出心理學已迷失方向，於是他創立積極心理學（positivepsychology），塞利格曼認為心理學過度把注意力放在異常病狀及人性黑暗面上，對於人身上的良善與高貴反而視而不見。塞利格曼指出，心理學家會編出一大本《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thediagnosticsandstatisticalmanualofmentaldisorders,dsm），用來診斷每一種心理疾病及行為異常反應，但心理學卻沒有發展出可以用來討論人體健康與才能的語言。塞利格曼提出積極心理學的首要目的，便是要制訂一本可檢測出人格優點及美德的診斷手冊。他跟另一位任教於密歇根大學的克里斯托弗·彼得森（christopherpeterson）教授合力擬出一份優勢調查表，他們希望這份列表能適用於所有文化。當時我告訴他們，這張表無須適用於所有文化，而應以大規模工業化社會為目標，有好幾位人類學家也持與我相同的看法。現在看來，他們兩人做出了正確的決定。
第一步，塞利格曼與彼得森先把他們蒐集到的所有美德列表研究一番，從重要的宗教典籍到童子軍誓詞（信任、忠誠、助人、友善等），他們製作出一張又一張的美德列表，並從中找出重複出現的美德，最後雖然沒有找到一項出現在所有列表上的單一美德，但有六大類，也就是六大類相關美德群組幾乎重複出現於所有美德列表上：智慧與知識、勇氣、仁愛、正義、節制（超越原有的自我）。一般人普遍皆能接受這些美德，因為從抽象層次而言，如何成為智慧、勇敢或仁愛之人，本來就見仁見智，但在所有人類文化中，絕對找不到一種排斥所有這六大類美德的文化。（你能想象在一種文化裡，父母會希望他的孩子長大後變成愚笨、懦弱及殘暴之人嗎？）這份六大類美德列表的真正價值在於，它可以作為我們建立更明確的人格優勢（strengthsofcharacter）的基本架構。塞利格曼與彼得森對人格優點的定義為，能表現、執行並培養出某種美德的方式。每種美德的培養方式不一而足，人跟文化一樣，同一種美德的培養方式下的人也各不相同，但這就是這張分類表的真正意義。雖然這張表點出六大類美德的特定培養方式，但它並未強調所有人都必須採取某種方式才能培養出該美德。這張分類表是用來診斷人們具備哪些人格優勢的工具，能幫助大家找出培養美德的良方。
24種人格優勢
對於人格優勢的診斷，塞利格曼與彼得森提出24項原則，每項原則都能讓人培養出六大類美德中的某一種美德。只要依據下表，或完成以下的優勢測驗（請查詢rg），便可自行診斷自己具有哪些美德。
對這六大類美德，我想大家應該都沒什麼意見，但對每項美德群組中的各項優勢，大家可能就不以為然了。為什麼幽默感可以讓人超越自我？為什麼是領導力列在表上，而不是追隨與服從的美德——有責任感、遵守規範、服從？沒關係，請繼續，塞利格曼與彼得森提出這個分類表的用意，就是要刺激大家不斷去討論，好提出各種人格優勢與美德，之後再由科學界及心理治療師們整理出相關細節。dsm每10～15年就會從頭到尾徹底修訂一遍，所以人格優勢及美德分類表（積極心理學家們簡稱該表為「非dsm」）也應該每隔幾年就修訂一次。塞利格曼與彼得森勇於求真、不怕犯錯，他們兩人已展現出「足智多謀」、「領導能力」及「秉持希望」這三項人格優勢。
人格優勢及美德分類表的提出讓大家可針對這個領域進行深入研究，不斷激發出更多想法。以下是我個人最引以為豪的點子：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優勢，而不是劣勢上。你的新年新希望是不是都在希望如何改進自己的劣勢？這類新年新希望延續了多少年了？單靠意志力就想改變自己的個性，絕對沒那麼容易，辛辛苦苦改善自己的劣勢，這種苦差事我想大概沒人會樂在其中。如果過程中找不到樂趣或強化作用，那麼除非你有富蘭克林的意志力，否則你很快就會打退堂鼓。人其實不需要樣樣都強，人生處處有機會，所以我們可以利用自己的優勢來克服自己的劣勢。
我在弗吉尼亞大學所開的積極心理學的課程中，最後一項計劃就是如何讓學生成為一個更好的人。我們會鼓勵學生運用所有心理學的手段來改造自己，之後讓學生證明自己如何達成目標。每年大約有一半的學生會成功，通常最能成功改造自己的學生不是採用認知行為療法（這招真的有效），就是運用優勢改進法，也有人兩者皆用。
★★★幸福實驗：
有一位學生一直哀嘆自己常會記恨，她心裡一天到晚想的都是自己最親近的人如何傷害過她。她在這項課程中採取的策略就是，運用自己關愛別人的優勢。每次她一發現自己又墜入「被迫害情結」時，就會回想一下自己跟這個人曾有過的美好記憶，如此一來，她心裡就會湧現一陣感動。每當腦海閃過這種感動，就會減少自己的怨恨，這種刻意的心理回想過程久而久之會習慣成自然，最後她慢慢學會原諒別人（期末報告的時候，她拿出自己的改造日誌，日誌中詳細記錄自己進步的情形），每進一步，騎象人就不斷獎勵大象繼續努力下去。
21歲的朱莉婭剛動過腦癌手術，她必須面對人生的生死搏鬥。為了克服心裡的恐懼，她拿出自己的優勢來對抗命運的折磨，這項優勢就是熱情。她把自己參加的學校活動，跟自己到學校附近風景優美的藍脊山登山步行等活動列成不同的表，還與班上同學一起分享這些表的內容。她拿原本應該用來讀書的時間跑去登山，還邀大家跟她一起去爬山。大家常說逆境會讓人想充實地過好每一天，朱莉婭靠著自己的努力，運用自己熱情的天性，成功地改變自己的人生（她現在還是一個充滿熱情的人）。
培養美德聽起來像是份苦差事，事實上也常常如此，但是如果我們把美德想成卓越的能力，那麼只要運用自己原有的人格優勢，就可以培養出各種卓越的能力，因為只要我們努力表現原有的人格優點，就會有所回報。也就是說，原本的苦差事，突然間變成了心理學家希斯贊特米哈伊形容的「心流體驗」，不再那麼令人痛苦。這就像塞利格曼形容的「達到令人心滿意足的狀態」，也就是說當你全心投入時，你將發揮自己的優勢，沉浸其中，達到渾然忘我的境界。
○宗教對美德的解讀○
難題簡答：美德本身就是一種回報
美德本身就是一種回報，這種說法顯然只適用於該回報對人是「有益」的美德。如果你好奇心強或好學，那麼你一定樂於以旅行、參觀美術館、聽演講等方式來增長智慧。如果你有強烈的美感天分，那麼欣賞大峽谷壯麗的景觀會讓你有超越自我的無窮樂趣。不過，如果我們因此就認為「人只要做正確的事就會心神舒暢」，就未免過於天真。美德假設真正的考驗在於，現代人狹隘的道德觀認為所謂的道德就是「犧牲自我以利他人」。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美德假設是否依然成立？先將個人成長、追求卓越等擺在一旁，我們現在要探討的是，有些不利我個人自身利益，但卻有利於他人之行為，這樣的行為實在非我所願，但我真的做了，是否仍然對我自己有好處？賢人及道德家們總是回答「是」，但要科學界接受這個答案，就要達到以下條件：何時成立？為什麼？
宗教界跟科學界一開始的答案都一樣，但是解釋的方法卻各有妙處。宗教賢哲們面對這個問題的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提出神聖的「今生來世」說：你一定要行善，因為作惡會被上帝懲罰，行善上帝就會獎賞。基督教徒則有「做好事上天堂，做壞事下地獄」的觀念。印度教則有因果報應的觀念：你這輩子行善與否，老天爺會在下輩子回報你，做好事，下輩子就有較好的出身，做壞事，下輩子就投胎到較低的階級。
我沒有資格評斷上帝、天堂或來世究竟存不存在，但身為一位心理學家，我可以指出這種今生來世的觀念顯現出兩種原始的道德觀。20世紀20年代，傑出的發展心理學家皮亞傑（jeanpiaget）常跟孩子們一起跪在地上玩打彈珠跟拋接子的遊戲，從孩子的遊戲中，皮亞傑建構出人類道德發展的過程。皮亞傑發現，孩子們會發展出一套複雜的對錯觀念，通過遊戲，他們認為許多遊戲規則是神聖不可侵犯且不可改變的。這時，孩子們已產生「內在公正」（immanentjustice）的觀念，即正義本就存在於行為之中。到這個階段，孩子們會認為一旦自己違反遊戲規則，就算是無心之過，也一定會碰上壞事，而且就算沒人知道自己犯錯，也還是會倒霉。成人也會有「內在公正」的觀念，尤其在解釋自己為何生病及倒大黴時，常會出現這種觀念。
有一項曾針對不同文化進行生病原因調查的結果表明，最常出現的三個生病原因分別是：生物醫學方面的原因（疾病的生理原因）、人際原因（因別人的嫉妒及與人衝突，被別人施了法術，才因此生病），以及道德原因（因自己過去的作為，尤其是犯了食物及性方面的禁忌，才因此生病）。大部分西方人理智上都能接受生物醫學方面的原因，而對其他兩個原因則嗤之以鼻，但如果真的生病了，西方人卻會自問「為什麼是我」，而且苦苦思索的也常常是自己過去犯下什麼過錯。事實上，認為上帝或命運會依據我們行為的好壞，而給予我們獎懲的觀念，顯然是兒童時期建立的「內在公正」觀念的延伸，這種想法是我們執迷於因果論的產物。
來世正義涉及的第二個問題是，它建立在一種單純的善惡迷思上——認為我們每個人都能輕易把世界分成善惡兩個部分，也認定上帝公正客觀，不受任何偏見影響，也沒有權謀式的動機論在心中。然而我們卻看到原本高貴的道德動機（正義、榮譽、忠誠、愛國），很多最後卻變成暴力、恐怖及戰爭，大部分人卻還是認為自己的行為是合乎道德的。
科學界的答案同樣很簡單，但同樣不太令人滿意：在某些情況下，美德有利於你的基因。當「適者生存」的意義變成「最適合的基因最利於生存」時，我們就可以輕易地看出，最適合的基因會在以下兩種情況下鼓勵人們做出仁慈及合作的行為：第一種情況——有利於帶有同樣基因的人（也就是親人）；第二種情況——在非零和遊戲中，運用一報還一報的策略，使帶有別的基因的人直接得到幫助。親緣利他（kinaltruism）以及互惠利他（reciprocalaltruism）這兩促過程，可充分解釋動物以及人類出現的種種利他行為。這個答案雖無法令人滿意，但事實卻是如此，因為就某種程度而言，我們身上的基因就像是操縱木偶的主人，基因會讓我們做出有時對它們有益，但對我們卻有害的事情（比如外遇，或付出不快樂的代價去追求個人聲望）。
不過，不管是追求美德還是快樂人生，我們都不能遵循自私的基因的原則，因為順著這種想法一路下去，任何把互利當做利他合理化藉口（而不僅是利他的原因）的人，最後都可以隨心所欲地選擇：只對對自己有幫助的人好，至於其他對自己沒幫助的人，就不用浪費時間或金錢在他們身上（不會再去的餐廳，就不用給小費了）。因此，想更進一步找出為何利他行為本身就是一種回報，我們需要這些宗教賢哲及科學家們再加把勁：如果沒有來世回報，也沒有互相回報，自我犧牲對我們自己還會有好處嗎？
難題難答：施比受更有福
聖保羅曾引用耶穌在《聖經》中說的話：「施比受更有福。」「施」有「賜予人快樂或富足」之意。幫助別人真的可以賜予我們幸福或富足嗎？到目前為止，我還找不到助人者能從助人的行為中得到金錢的證據，但卻發現助人者常因助人而樂。從事義務工作的人通常會比不做義工者更幸福健康。不過，我們必須反向思考一個互為關聯的問題：是不是天性較樂觀的人本來就樂於助人，所以會去做義工，他們很可能是因為天性使然，而非為了助人為樂。
★★★幸福實驗：
心理學家艾麗斯·伊森（aliceisen）的研究充分證實這個「因快樂而行善」的假設。伊森在費城各個角落的公共電話退幣口留下硬幣，然後發現，與用自己的硬幣打電話的人相比，這些用在電話退幣口找到的硬幣去打公共電話的人，之後更會幫助一個不慎掉落一疊紙的人（這疊紙會在打完電話者要離開時剛好掉下來）。伊森做過許多類似的善行研究：她在街上發過餅乾、整袋糖果及文具；她還操縱電動遊戲的結果（故意讓打電玩的人贏）；拿快樂的圖片給受訪物件看等。不管是哪一種方式，最後得出的調查結果都一樣：快樂的人對人的態度比較和藹，也比較樂於助人。
然而，我們要找的是相反的結果，即助人會讓助人者感到幸福或得到其他長期的益處。「美國紅十字會」的宣傳口號「捐血一袋，讓你快活無比」這句話是真的嗎？心理學家簡·皮利亞芬（janepiliavin）曾針對捐血人進行過相當仔細的研究，她發現捐血真的會讓捐血人感到幸福，對自己感到滿意。皮利亞芬還搜尋過各種文獻，找尋所有跟義工有關的研究報告，結論是：助人確實對自己有益，但有益的方式各不相同。有一份針對「服務學習」而做的研究便得出相當鼓舞人心的結果：「服務學習」使青少年的犯罪率降低，行為問題減少，提升其公民參與，並強化其對正面社會價值的認同。不過，「服務學習」對提升個人自尊或快樂並未產生太大影響。
成人的情況則有所不同，一項長期性的研究證實了「助人會讓助人者感到幸福」的因果效應。這項研究許多年來長期追蹤好幾千名義務工作者的工作及身心康樂狀況，研究結果顯示：當一個人將義務工作當做生活的一部分，其投入義務工作的時間多了，在一段時間後，個人身心快樂及安康的程度便會變高。義務工作對老年人的幫助比其他成人更大，尤其是如果該義務工作是直接與人接觸、幫助他人或是通過宗教組織來助人的，效果就更為明顯。義務工作對老年人的幫助大到能改善健康，延年益壽。這是密歇根大學的布朗教授及她的同事，在研究一份大規模且長期性的老年已婚伴侶的相關資料時發現的一項驚人證據。給予配偶及親友較多幫助與支援的老人，會比沒有這麼做的老人活得更久。不過，接受別人幫助的老人，並不會因為接受的幫助越多就活得越久。布朗的研究結果指出一個明顯的事實：起碼對老年人而言，施確實比受更有福。
利他行為對助人者的影響會因年齡不同而有所不同，從這項發現中我們可得知義務工作會為人帶來兩大益處：第一，讓人與人之間更接近；第二，讓人們勾勒出一種麥克亞當斯式的人生故事。青少年已身處綿密的人際關係網中，但他們才剛開始勾勒自己的人生故事，所以不太需要這兩種益處。隨著年齡增長，每個人的人生故事開始成型，利他行為對個人人格的影響也跟著加深、變廣。到了老年，人際網路因親友的凋零日益薄弱，所以義務工作帶來的社交上的幫助也達到最高（事實上，人際關係最孤立的人，從義務工作所得到的獲益也最大）。更深入而言，到老年階段，生產力、人際關係及精神層面的重要性更加重要，但事業成就的重要性已相形失色，後者在中年時期才比較重要。因此，具有「回饋社會」作用的利他行為與老年階段的人生非常合拍，能讓人得到滿意的人生句點。
○美德的未來○
科學研究已證實美德假設是成立的，即便將其簡化到「利他行為對助人者是有好處」，這種說法也是成立的。如果我們像富蘭克林一樣，從更寬廣的角度來評估美德假設的主張，就會更加確認這項主張確實正確無誤。然而，這也讓我們不得不思考一個問題：文化保守派對現代生活及現代人偏狹、放任式的道德觀的批評是否為真？西方人是否應該試著迴歸到一個更以美德為重心的生活？
我相信西方人確實已失去一些重要的東西——一種依眾人共信、共享的美德及價值觀而建立的豐富生命價值。只要看過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電影，你就會發現，當時人們的言行舉止具有非常深厚的道德內涵。電影中的人物關心自己的榮譽、自己的名聲，還會注意自己的外表是否得體。孩子通常是由父母以外的成人來教育。好人最後一定獲勝，犯罪的人一定沒有好下場。這種論調對現代人而言，聽起來有點兒保守、沉悶，但這就是重點所在：設些限制對我們現代人是好的，絕對的自由會產生後遺症。社會學家涂爾幹發現，脫離社會束縛與自殺行為兩者互為關聯，所以涂爾幹想出一個用詞——「失範」（anomie）。「失範」是指，一種沒有明確規則、規範或價值標準的社會所呈現的狀況。身處失範的社會中，人們可以為所欲為，但人們會因社會缺乏明確標準或權威社會組織來建立價值標準，反而難以找出自己想做之事。失範會讓人產生無限空虛及焦慮等感覺，使社會出現更多沒有道德及反社會的行為。現代社會學方面的研究已充分證實涂爾幹的主張：要預估一個社群居民的健康狀況，最佳的預測指標就是該地區成人居民對別家孩子出現犯罪行為時的反應。一旦該社群建立起道德標準，社群內就會產生一定的約束力與合作力量。如果大家都是自掃門前雪，那麼社群內必然出現自由放任及失範現象。.
品德為何可能會死亡
社會學家詹姆斯·亨特（jameshunter）是我任教的弗吉尼亞大學的一位同事，亨特將涂爾幹的社會學主張進一步延伸，帶進現今的引發大眾討論的品德教育議題。亨特出了一本名叫《品德的死亡》（thedeathofcharacter）的書，該書一齣版便引起了相當廣泛的討論，亨特在書中探究美國人如何一步步地喪失對以往的美德及價值觀的堅持。在工業革命之前，美國人非常推崇「生產者」的美德。所謂「生產者」是指工作勤奮，自我剋制，願為未來犧牲，肯為大眾利益而犧牲自我福祉之人。然而到了20世紀，人們日趨富裕，原有的生產者社會逐漸轉變成大眾消費社會，於是產生了另一種「自我觀」——一種以個人偏好及自我實現為中心思想的價值觀。於是原本充滿道德意味的用詞「品德」不再受眾人青睞，反而由不具道德意涵的用詞「個性」所取代。
亨特還提到造成品德死亡的第二個原因——包容性（inclusiveness）。第一批來到美國的殖民者在美國建立了一個種族上、宗教上及道德上都具相當高同質性的屬地，但美國曆史卻是一部日趨多元的歷史。為適應此多元之趨勢，教育工作者只好勉力找出一套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道德觀，但這套道德觀的範圍卻日趨縮小。到了20世紀60年代，這套約定俗成的價值觀最後縮小為「價值澄清理論」（valuesclarification），該理論的宗旨就是不教育孩子任何價值觀,只教孩子如何找尋自己的價值觀，還要求教師不得將價值觀灌輸給學生。這種以包容性為追求目標的運動其精神雖值得讚許，但卻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後果：豐富的傳統、歷史與宗教孕育了過去的各種美德，「價值澄清」運動則切斷了學生與這些傳統的聯結。我們可以用水耕法種植蔬菜，但水耕法還是需要將養分加入水中，蔬菜才會成長。用水耕法來要求孩子培養美德，在自己身上找尋指引，這簡直就像要求每個人自創一種語言一樣——因為這種語言根本找不到可以溝通的物件。
我相信亨特的分析是正確的，但對現代人因道德偏狹以致整體每況愈下的說法，我個人持比較保留的態度。每當看這些老電影及電視節目時，最讓我不舒服的就是以前的婦女及黑人的生活受到重重限制，即便到20世紀60年代，情況仍未見太大改善。我們為了包容性付出了代價，但卻也為我們自己建立一個更人道的社會，給予少數民族、女性、同性戀者、殘障人士等人——也就是所有人，更多選擇與發展的機會。即便有些人覺得代價太高，我們也不能走回頭路，不管是回到消費社會之前，還是回到以前那種單一種族的社會，這都是不可能的。我們只能找出方法，在不排除大多數社會階層的同時，亦達到減少社會失範現象的目標。
該提倡「多元化」嗎
我並非社會學家，也非教育政策專家，在此我並不想設計出一套顛覆性的道德教育法，我只想將個人關於多元化的研究心得與大家分享。1978年，美國最高法院針對「加利福尼亞州大學董事會訴貝基」一案做出裁定——美國各大學依其種族偏好而建立的種族配額入學制是違法的，但是利用種族偏好以提升學生的多元化則可。自該裁定成立之後，「多元化」這個用詞開始出現在美國人的日常用語中。至今，「多元化」已成為眾人共同支援的理念。對許多自由派而言，多元化已經跟正義、自由及快樂一樣，成為毋庸置疑的人生至善，多元化程度越高越好。
不過，我個人對於道德議題的研究卻刺激我去質疑「多元化」這個理念。人們本來就很容易因些微差異，將別人歸類為對自己不友善者，所以在我們推崇多元化的同時，是不是也強化了人與人之間的區隔？相反，如果我們推崇人與人間的共同性，是否就可幫助大家團結一體，達成共識？於是我瞭解到，多元化可分成兩大類：人口學多元化與道德多元化。人口多元化指的是人口統計學上的分類，比方種族、種族特點、性別、性傾向、年齡及殘障等，支援人口多元化其實就是在呼籲社會公義，呼籲將之前被排斥的團體納入主流價值中。然而，道德多元化本質上則是涂爾幹形容的失範：一種對道德規範與價值缺乏共識的狀況。一旦做此區隔，你就會發現沒有人能立場前後一致地支援道德多元化的主張。假定你對墮胎議題採取贊成立場，難道你還可以主張大家對這個議題可以有各種不同的意見，無須達成最後主張嗎？還是你希望大家跟你立場一致，且該律法能反映出大家的共識？如果你對某項議題希望有多元化的意見，那麼這項議題對你而言就不是道德議題，而只攸關個人品味。
我跟我的學生霍莉及羅森伯格一起在弗吉尼亞大學針對幾個團體做過研究。研究發現，學生大多很支援人口多元化的主張（如種族、宗教及社會等級的多元化），即便是自認屬於政治保守派的學生，立場亦是如此。然而，道德多元化的主張（如一些較具爭議性的政治問題）在一般的情況下就不容易得到大家的共鳴，只有在研討會上，學生的反應才比較熱情。學生在課堂上願意討論道德多元化的主張，但跟自己的室友或朋友就不太願意碰這個話題。我們的結論是，多元化跟膽固醇一樣，有好有壞，或許我們不該追求兩者的最大化。
自由派主張社會應對每個不同的社會團體採取開放態度，這樣的立場是正確的，但保守派主張我們應更加努力去建立社會的共同價值、共同認同，保守派在這點上也是對的。雖然在政治上我是自由派，但是我認為保守派對道德發展（這裡指的不是道德心理，因為保守派太執著於善惡二分法的神話）的瞭解，要比自由派更加深入。保守派希望學校授予學生以下的課程：能讓學生形成正面且獨特的美國認同的課程，課程中美國曆史及公民教育的分量要大幅加重，以英語為唯一的官方語言。自由派對白人沙文主義及愛國主義等論調秉持比較謹慎的態度，但是我認為所有關心教育的人應該記得美國人的座右銘——「合眾為一」（epluribus，unum）其實包含兩部分，當我們推崇群體的同時，也應該通過政策來鞏固個體的價值。
或許，一切為時已晚，或許在現今白熱化的文化論戰中，沒有人能肯定敵對陣營所提出的任何價值觀，但或許我們能以富蘭克林為師。富蘭克林反省，歷史是人們及群體在追求個人利益的目標下推動而成，因此富蘭克林提議建立「美德聯合黨」，該黨是由矢志培養自身美德之人組成，一切行為都以「追求人類共同利益」為出發點。不過，這種論調即便在富蘭克林的時代也顯得過於天真，而且要那些「人格高尚又有智慧的人」同意由富蘭克林提出的主張，我認為也是困難重重。
不過，富蘭克林對誰來帶動美德發展的風潮，看法卻相當正確。美德發展的風潮不會來自政治明星，而會來自群眾運動，如來自同一鄉鎮的居民為了不同地區的孩子，而努力建立共同的道德觀。這種運動已經出現了，發展心理學家威廉·戴蒙（williamdamon）稱此為「青年約章」運動，這些運動涉及所有與兒童教養有關之團體——父母、老師、教練、宗教領袖及兒童本身的參與。「青年約章」中列載了大家對該社群的共同理解、義務及價值信念，並期許所有人在任何情況下都將共同支援同樣高標準的行為。或許，提出青年約章的社群在道德廣度上比不上古代雅典人，但他們建立的社會正義則遠超過雅典人的水準，他們要克服的是如何減少社會失範的現象。
蒲式耳（bushel，縮寫bu），一種計量單位。在英國，一蒲式耳相當於36.268升。在美國，一蒲式耳相當於35.238升。——編者注
若想了解該調查的內容，可參見塞利格曼的著作《真實的幸福》。——編者注。
也稱隱含性正義、上蒼公正。——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