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魚袋，石榴裙
禮儀，其實也是很麻煩的。
穿衣要怎樣才「合禮」？無非兩條。一是合身份，二是合場合。所謂「合場合」，就是在不同的場合下，相應地使用不同的服飾。比如參加正式會議，穿著太隨便就不合適；而閒居在家，西裝革履的也很可笑。所以，稍微有點身份的人，尤其是古代那些既有身份又注重禮儀的人，常常就會不停地換衣服。比如，行禮時著禮服，祭祀時著祭服，治喪時著喪服，上朝時著朝服，閒居時著燕服。穿什麼衣服，就得配什麼鞋。穿祭服著舄（重底鞋），穿朝服著履（一般的鞋），穿燕服著屨（葛麻制單底鞋），出門著屐（木底鞋）。光是鞋就有這麼多種，別的就更不用提了。
但這些規定，都必須嚴格遵守，否則便是「失禮」。
不過更重要的還是要合身份。中國古代的服飾是有制度的。什麼人用什麼服飾，包括款式、面料、色彩、紋飾，都做了嚴格的規定。比如周代的時候，只有天子、諸侯、大夫、士這些有一定地位的男子，才能使用上衣下裳的款式，婦人和庶人就只能穿衣裳相連的「深衣」。漢代的平民百姓則只能穿本色麻布，染個顏色都不行。唐以後，又規定明黃色為皇帝專用，所以趙匡胤「黃袍加身」，也就意味著登上了帝位。明代則規定官民人等不得服用蟒龍、飛魚、鬥牛等圖案，或一定品級的官員可用蟒，不得用龍。蟒袍和龍袍是不同的。穿蟒袍的是大臣，穿龍袍的是皇上，並不是隨便什麼人都可以「龍飛鳳舞」。
用了高於自己身份的服飾，便是「僭越」，犯了「大不敬」的罪；但如特許使用，則是極大的恩典，應予特別的炫耀和宣告。比如，宋朝的時候，凡有資格穿紫色、緋色公服的官員，都必須佩掛金、銀裝飾的「魚袋」。服紫佩掛金魚袋，服緋佩掛銀魚袋。服紫色要三品或四品以上，服緋色也要六品以上。如職位品級太低，又有特殊情況（如出使等），需要佩掛魚袋，必須先借用紫、緋之服，時稱「借紫」「借緋」。如果穿紫佩魚是皇上所賜，則是一種較高的榮譽，在填寫自己的職銜時，必須加以申明。例如宋初向太祖上《三禮圖》，奏請重新制定服飾制度禮儀的博士聶崇義，就被賜紫服、佩金魚袋。因此這位老兄的正式職銜的全稱就是「通議大夫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柱國賜紫金魚袋」。身上穿件紫衣服，腰裡掛個金魚袋，也算一種職稱，必須添進「幹部履歷表」裡去，或印在「名片」上，還要特別說明是政府頒發的而不是借來的，這在今人看來未免可笑，但在古人看來則極為正常。
顯然，在中國古代，服飾的等差，首先並不取決於貧富（有沒有錢），而是取決於貴賤（有沒有銜）。沒有地位，錢再多，也是白搭，此即所謂「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獨異」也。漢制更規定，平民凡有一人經商者，其全家人均不得服用錦、繡、綺等絲織品，也不得服用毛織品、細葛布和白細苧麻布。所以到了可以「賣官鬻爵」的年代，商人們都願意花成千上萬的銀子，去「捐個前程」，買個官位，比如清末商人胡雪巖，靠幫左宗棠籌餉而賞穿黃馬褂即是。總之，不穿衣服固然是「失禮」，衣服穿得不對頭同樣是「失禮」。
既然一定的身份才能使用一定的服飾，那麼一定的服飾也就代表了一定的身份，成了人們的身份證明，或成了身份、地位、職業的代名詞。比如大家熟知的「冠蓋」（達官貴人）、「布衣」（平民百姓）、「袈裟」（佛教僧侶）等。
又如「縉紳」，原指「系紳帶而插笏」。笏，是古代大臣們上朝時，隨身攜帶用來寫「發言提綱」或做「會議記錄」的狹長板子，有點像今天的「商務通」。這板子在不用時，就插在腰間那條紳帶上，就像今人把呼機或手機別在皮帶上一樣。所以，縉紳也就是大臣。後來，凡是有系紳插笏之資格，再後來，凡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人，便都稱為縉紳，又稱紳士，用今天的話說就是「皮帶族」。不過，今天的「皮帶族」可不都是紳士，甚至可能連白領都不是。至於現代紳士們，則八成是不會把手機、呼機、商務通「一個都不能少」地全都別在皮帶上的。
此外如「烏紗帽」「石榴裙」，也都用於指代某些特定身份的人。「烏紗帽」是明代公服，「石榴裙」是唐代時裝。戴烏紗帽的好歹也是個七品縣令，穿石榴裙的則多半是都市麗人。再如「紈絝」，原本是指用細緻潔白的薄綢（紈）做成的一種不連襠的套褲（絝），類似於今之開襠褲。這種服裝，依例只有貴胄子弟才能服用。貴胄子弟穿著這樣又輕又薄的開襠褲到處吃喝玩樂，尋花問柳，自然「輕薄」得可以，所以「紈絝」又用來指古時的「高幹子弟」和「輕薄少年」。至於長衫，則為儒生之服飾。孔乙己的一件長衫，儘管又髒又破，卻絕不肯脫下，就是害怕丟了他讀書人的身份之故。
人生禮儀
一個人的服飾既然由身份來決定，那麼，身份的獲得也就當然由服飾來表明。比方說，授予學位要戴博士帽，授予軍銜要換肩章等等。人的一生中，身份顯然要屢屢變化：成年、婚娶、生子，最後要死。有的人，還要擔任和晉升職務，獲取功名。這樣，服飾的變換便貫穿一個人的終身，成了一個人的人生禮儀。
人生禮儀中最重要的是男子的「冠禮」和女子的「笄禮」。冠禮和笄禮，說白了，就是改變髮式。清代以前，古人是留全發的。嬰兒生下三個月後，要選擇黃道吉日，剪一次頭髮，只保留兩小撮。這兩小撮頭髮，男孩留在左右兩側，有如牛頭，叫角；女孩則一前一後，有如馬首，叫羈。也有按男左女右的方位只留一小撮的。也就在這一天，母親把孩子抱去見父親，父親拉著孩子的右手或撫摩著他的頭，給他起一個「名」。這一儀式，無妨叫作命名禮。它標誌著承認孩子已正式來到人間，加入家族。
剪去的頭髮長出之後，便不再剪，而是向兩邊分梳，長齊眉毛，叫作兩髦。所以兒童又叫童髦。或者把兩髦總束起來，紮在頭上，一邊一束。這兩束頭髮，男孩的狀如獸角，叫作總角；女孩的狀如樹椏，叫作丫頭。所以孩童時代又叫總角之時，年幼或地位低的女孩又叫丫頭。
男孩長到二十歲（二十歲左右），女孩長到十五歲，就要舉行「冠禮」和「笄禮」。所謂「冠」，就是把頭髮盤到頭頂上，先從根部束住，盤成髻然後加冠以固定。「笄」則是不用冠，只用「笄」或「簪」固定。冠笄之前，要先用「筮法」來決定日期和加冠加笄的來賓，叫筮日和筮賓。這日期，便有似於西方之受禮日；這來賓，則有似於西方之教父。屆時，來賓就在一定的禮儀程式中把規定的服飾授予該青年，併為他們取一個「字」。賓取之字與父命之名，一般都有一定的聯絡，其意義或相同，或相反，或相關。如顏回字子淵，取「淵乃回水」之義；又如曾點字皙，取「點乃小黑」而「皙乃色白」之義；再如蘇軾字子瞻，蘇轍字子由，蓋因軾是車前橫木，瞻是憑軾觀看，而「轍由軌出」。這兩個人的名和字，倒與他們的性格相符：蘇軾做人行事較為前瞻，蘇轍則循規蹈矩得多。
有了字，也就有了尊稱。直到民國時期，中國人如要表示尊敬或客氣，都要稱對方的字，有如俄國人之稱「父名」（彼得洛維奇之類）。卑者對尊者說話，只能稱字。尊者對卑者說話，則直呼其名。但是，無論尊卑，自稱都不能稱字。子路固然只能說「由也為之」，便是孔子，也只能說「丘也聞之」。如果自己稱字，便是失禮，也是大笑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