勢利與良心
其實，比世故更可怕的還有勢利。
勢利與世故是不同的。表面上看，它們都是以一己之私利，為考慮問題、為人處事的出發點。但是，世故者在謀私的同時，尚能顧及他人，或顧全大局，勢利者則只有自己沒有他人；世故者尊重人情法則，只不過利用人情法則為己牟利，或在不違揹人情法則的前提下打小算盤，勢利者則從根本上違揹人情法則，並對此法則起到一種破壞作用；世故者往往特別顧面子，無論如何謀私，面子上總過得去，勢利者則完全不要臉面，赤裸裸地表現出對權勢的巴結和對財利的追逐；世故者為了更長遠的利益可以犧牲眼前小利，甚至有意吃虧，勢利者則鼠目寸光，見利忘義，在人格上也更為卑下。所以，中國人對世故和勢利，也就有不同的情感態度。對於世故，是一方面批判，另方面卻有意無意地加以提倡或暗中學習；對於勢利，則只有批判，而且表現出極大的蔑視。
勢利不但可鄙，而且有害。試想，一個人，得勢時門庭若市，車水馬龍，眾人趨之若鶩，一旦失勢，便樹倒猢猻散，甚至牆倒眾人推，豈不可怕？又試想，群體興旺時，大家都來吃它用它依附它，一旦面臨危難，便作鳥獸散，誰也不來保衛和維護，這個群體豈不在頃刻之間土崩瓦解？顯然，一種以群體意識為思想核心的文化，絕不會允許這種嚴重後果產生。
於是就有了「良心」和「義氣」。
所謂「良心」，從字面上看，就是良善之心。但在事實上，卻並非一切善心都是良心，也並非一切惡行都是沒良心。比方說，見他人悲哀而無動於衷，見他人遇難而不思救助，就只能叫作沒有同情心；損人利己，損公肥私，在公共場所胡作非為，就只能叫作沒有公德心；光天化日之下幹不要臉的事，或幹起壞事來公然置輿論於不顧，就只能叫作沒有羞恥心。這些都不能叫作「沒良心」。只有那些知恩不報、見利忘義、賣友求榮、吃裡扒外的行為，才被斥為沒良心。比如一個人，先前受過別人的資助，後來別人有了困難，明明自己有能力，卻不肯伸以援手，反倒裝聾作啞，作壁上觀，便是沒有良心。又比如，一個男子，在落難時得到一個女子的體貼和關懷，發達後卻另攀龍門，甚或停妻再娶，也是沒有良心的。可見，良心，是專門用於人情回報的一個道德範疇。
有良心就是有情義，就是美，也是好，合起來叫「美好」。沒良心就是無情義，就是醜，也是惡，合起來叫「醜惡」。美好的事物人見人愛，醜惡的東西人見人憎，這就從心理上確立了人情法則。一個人，如果不通人情，不講良心，那就是內心醜惡，不但他人憎惡（嗤之以鼻），自己也應羞愧（無地自容）。這就會造成一種心理壓力，使那些不講良心的人無法心安理得地活下去。
顯然，良心之於人，是一種「軟控制」，靠的是每個人是否安心。因此，一個人，無論多麼不講良心，也無論有多少人認為他「太不像話」，如果他自己並無於心不安之感，別人也無可奈何。有一次，宰予和孔子辯論守喪的事。孔子堅持「三年之喪」，宰予則認為只用一年。宰予說，父母死了，要守喪三年，為期也太久了吧？陳米已經吃完，新谷又已登場，打火用的燧木已經改了四次（古人鑽木取火，四季不同，一年一個輪迴），該可以了吧？孔子反問，父母去世，不到三年，你便吃那白米飯，穿那花綢衣，心裡安不安呢？宰予坦然地答道：「安！」孔子便氣哼哼地搶白說，你覺得安，你就去幹吧！一個君子，在居喪守孝的日子裡，吃著美味不覺可口，聽著音樂不覺快樂，住在家裡不覺得舒適安逸，所以才不這樣做。你既然心安理得，你就那樣幹好了！
宰予與孔子的這場辯論，現在看起來有點好笑。不就是一個只守一年，一個要守三年嗎？也值得爭？再說，宰予的話，也不是一點道理也沒有：「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然而孔子卻不肯講價。因為一個小孩子，生下來三年以後，才能離開父母的懷抱。父母既然予我有「三年懷抱之愛」，則我們也應該有「三年守喪之回報」，否則便是沒良心。但是，這種回報，父母顯然並不能享受到它的真正好處，所以，歸根結底，也仍然只是我們自己是否安心的問題。因此孔子聽了宰予的大放厥詞後，第一個問題便是問他「食夫稻，衣夫錦，於女（汝）安乎」，宰予竟然答曰「安」。孔子即便渾身氣都不打一處來，也只好發脾氣說「女（汝）安則為之」，一點辦法也沒有。聖人尚且無奈學生何，我們又能拿那些勢利小人怎麼樣？
良心與義氣
顯然，僅用良心，實不足以對抗勢利。更何況，勢利的存在，也未嘗沒有一定的合理性，這就是：趨利避害乃是人的本能。這可不是一句「沒有良心」便可以輕易打發的。如果說，利的誘惑尚能抵禦，那麼，害的威脅便幾乎難以抗拒。西元前265年，秦昭王為了替其相范雎報仇，誘拐軟禁了趙國孝成王的弟弟平原君，要他交出藏匿在自己家中的魏相魏齊（范雎的仇敵）。趙王聞訊，為了救自己的弟弟，發兵包圍平原君府，魏齊趁著夜色逃出，求救於趙相虞卿。虞卿又與魏齊一同自小路逃往大梁，希望通過魏國信陵君的關係逃往楚國。信陵君得到通報，因為畏懼秦國，「猶豫未肯見」，故意裝糊塗說，虞卿是什麼樣的人呀？信陵君的「上客」侯嬴在旁邊看不過去，便接嘴說，虞卿是什麼人？是個趿著草鞋，扛著雨傘，隨隨便便地前去遊說趙王，才見了三次，就拜相封侯，普天之下都爭相結識的人。那魏齊窮途末路，求救於虞卿，虞卿不敢看重高官厚祿，解除了相印，辭掉了封爵，連夜抄小路來到大梁，只為急他人之難而求救於公子，公子卻問他是個什麼樣的人！信陵君一聽便臉紅了，連忙駕車趕到郊外相迎。但魏齊早已聽說信陵君的留難，怒而自剄了；而虞卿遭此打擊，深感「世態炎涼，人情薄如紙」，從此鬱鬱寡歡，只好去發憤著書。
平心而論，信陵君絕非小人。八年以後，他為了救趙之危，竟擔了天大的干係，竊取兵符，刺殺晉鄙，奪魏王軍權以攻秦，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信陵君救趙」，曾一再被演繹成小說、戲劇和電影。信陵君這一義舉，是否受到「魏齊事件」的影響，我們不知道。但信陵君不是小人，則可以肯定。不但不是小人，而且是有名的君子。「齊有孟嘗，魏有信陵，趙有平原，楚有春申」，如此德高望重，尚且難免勢利，況芸芸眾生乎？
因此，要對抗勢利，除了要有良心外，還要有義氣。魏齊對於信陵君是否有恩？想來沒有。事實上侯嬴也並未譴責信陵君不講良心。其所以打動信陵君者，還是虞卿「急士之窮」的「大義」，一種不願看到一個國士竟走投無路的「不忍之心」。這種「不忍之心」當然是一種愛心，一種見人落難油然而生的「惻隱之心」，一種設身處地推己及人的「同情之心」，一種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好義之心」。其實魏齊與范雎的恩怨，與虞卿和侯嬴都沒有什麼干係，他們純粹是「多管閒事」。而且，魏齊對於范雎，也確曾犯有不可饒恕的罪惡。當初，范雎地位低下的時候，曾隨同魏國中大夫須賈一起出使齊國。須賈為了推卸自己出使失敗的罪責，竟誣陷范雎「裡通外國」。作為國相的魏齊，只聽了須賈的一面之詞，便喝令手下把范雎往死裡打。范雎裝死，魏齊又令人將其扔進茅廁，讓喝醉酒的賓客往他身上撒尿，真乃「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范雎得勢之後，必欲置魏齊於死地，也是情有可原。問題在於，如果這時范雎還只是一個布衣，則無論他如何復仇，復仇的手段如何無所不用其極，都會被視為義舉。但這時范雎已為秦相，恃強秦而凌弱國，便未免有點仗勢欺人的味道了，因此才引起虞卿、侯嬴等人的義憤，非得要幫那其實也並不怎麼樣的魏齊不可。
由此可見，在有恩報恩，有仇報仇的一般回報原則之上，還有一個更高的原則——義。義與利是不相相容的。「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義氣是勢利的剋星。一個人做了壞事，如果既未受良心譴責，又不能良心發現，其他人就有理由制裁他，制裁的行為就叫「義舉」，而制裁的動機就叫「義氣」。這樣，一個人如果因勢利威脅利誘而不顧交情，那麼，他即便不怕良心的譴責，也要忌憚義氣的制裁。江湖中人之所以比別人更講義氣，就因為在充滿危險的江湖道上，利的誘惑和害的威脅都更大。久而久之，義氣便差不多變成了江湖上的專用名詞。
義氣無疑也本之於人情，所以又叫作情義。然而，無情者固然無義，有情者卻未必有義。有的人，平時不乏脈脈溫情，緊要關頭卻畏畏縮縮，便是有情無義。顯然，情是「感」而義是「氣」。氣有血氣，有習氣。血氣剛烈者勇，富於「勇氣」；習於仁義者正，富於「正氣」。加起來就成為「節操」，叫作「氣節」。有此氣節，於己，則忠信誠毅智仁剛勇；於人，則坦蕩磊落正大光明。既視死如歸，又疾惡如仇，當然也就能「路見不平一聲吼，該出手時就出手」，為維護正義和主持公道不惜大義滅親、捨生取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