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身立命之所
實際上，單位的產生，正是「群體意識」所使然。
什麼是群體意識？就是認為人首先是「群體的存在物」。離開一定的群體，人就不能作為人而生存。因此，每個人，就都必須依附掛靠某一群體，以為「安身立命之所」。所謂「安身立命」，也就是生活有所依靠，精神有所依託。無此依靠依託，便如無本之木、無水之魚，身既懸於空中，心裡當然也沒有著落。要知道，中國人是不但生前要有依託，就連死後也要有所歸宿的。於是，有錢有勢如皇帝，便在生前大造其陵墓；無錢無勢如平民，則大造其棺材。在舊中國，稍有積蓄者，都要在生前打一副自己喜歡的棺材，堂而皇之地放在家中，既是安慰也是裝飾。孝子在父母生前為他們打一副棺材讓他們高興，病人臨終前望著棺材而心滿意足，似乎一生的勞累就只是為了這一歸宿。
怕死、講吉利的中國人，偏偏對棺材「情有獨鍾」，表面上看匪夷所思，細細一想卻大有道理。原因就在於中國人固然怕死，卻更怕死無葬身之地，成為孤魂野鬼。所以放一副棺材在家裡是極其榮耀的事，也是非常吉利的事。它不叫棺材，而叫壽木，每年都要油漆一次。油漆的次數越多，就越榮耀，越吉利。因為它不但意味著主人的長壽，也意味著他有能力把握生前，安排死後。相反，如果死後連棺材都沒有一口，則多半意味著生前也「身無所憑」。總之，無論生前死後，都要有所依靠，有所依託，有所安頓，否則便會導致強烈的失落感，「累累若喪家之狗」。狗尚且不能喪家，而況人乎？
就中國傳統社會而言，當每個個體都有著或找到了自己「安身立命之所」時，便是「天下大治」之日。反之，則是「天下大亂」。天下大亂的具體表現之一，就是民眾流離失所。「流」是「流失」，即個體脫離群體；「離」是「離散」，即群體趨於解體；「失所」當然就是人們失去安身之所了。大多數人流落他鄉，流浪於道路，成為流民乃至流寇，則天下焉能不亂？天下大亂自然人心浮動，或者說正因為人心浮動才天下大亂。浮則動，動則亂。可見亂因浮起，而浮也就是沒有著落，也叫「懸」或「懸浮」。所以，「平定天下」，也就是「解民於倒懸」，並「厝天下於衽席之上」，讓每個人都有口飯吃，有件衣穿，有個地方安身，各得其「所」。
古之所，即今之「單位」。
所，從戶從斤，也就是家。家當然是最可靠的。小孩子受了欺負，多半要回家告狀；成年人闖了禍，首先想到的也多半是逃回家去。家不但提供食物和用品，而且提供愛情和庇護。更何況，在小農經濟的情況下，家又是最基本的生產單位。這就在經濟來源和社會心理兩方面，保證了一個人的安身和立命。因此，在中國傳統社會里，一般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人們才會離家出走而浪跡天涯。這時，他們也往往要尋求一個類似於家的群體以為寄託，如行會、幫會、門派、黨派。於是，當社會經濟生活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生產資料的「國有制」取代了「家有制」，大多數城市居民都必須「離家出走」，到外面甚至外地去謀生時，他們也就自然而然地把自己「投靠」的單位看作一個家庭，而「出門靠朋友」也就順理成章地變成了「出門靠單位」。
事實上，單位也並不否認自己具有家的性質和功能。許多單位都有諸如「以廠為家」或「以校為家」這樣的口號。家裡是要有飯吃的，因此單位要管飯；家裡是要能睡覺的，因此單位要分房；家裡是要有衣服穿的，因此不少單位要發衣服。這些衣服雖然叫作工作服，其實並不一定只准工作的時候穿。當然，家庭也必須溫暖溫馨，因此單位要組織各種活動，比如春節團拜或假日旅遊，這才能使人產生在單位即是在家裡的感覺。
看來，單位之所以具有前面所述那些「包攬一切，關懷備至」的職能，與其說是一種管理的需要，毋寧說是一種心理的需要。
戀母情結
這種心理需要無妨稱為戀母情結。
中國人不論男女，都一律「戀母」的。因為母親的懷抱和胎腹是我們最早的「安身立命之所」。前面說過，「身」這個字，無論甲骨、金文、篆文，都是像一個人懷胎之形。它對於母親來說是「身孕」，對於胎兒來說是「安身」。胎兒出生後，又要在母親的懷抱裡哺育成長。甚至睡覺，也要在母親的懷裡才能安睡。那可真是「俱為一體」又「血肉相連」。
單位也一樣。當然，一個人新到一個單位，還不會一下子就有這種念頭，這正如一個嬰兒的形成，必得十月懷胎一樣。但久而久之，只要這個單位確有家庭般的溫暖，這種情感便油然而生，甚至調走之後，還會懷念。哪怕是因待遇不公憤而出走，在憤恨之餘，也仍會多少有些懷念。這時就會出現這樣的奇怪現象，憤而出走的人自己咒罵原單位即可，如果別人也來參加咒罵，則又可能「翻臉」。在這裡，不但有面子方面的原因，也未嘗沒有情感方面的原因。
中國人之所以特別依戀母親，還因為在中國的傳統社會里，幼兒的哺育期特別長。現代醫學證明，嬰兒吸食母乳可獲天然的免疫力，但斷奶太晚則又會導致缺鈣。中國傳統的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恰恰具有這兩方面的特色：一方面是極其注意「免疫力」的獲得，比如不要讀「壞」書，不要唱「壞」歌，不要看「壞」電影，不要沾染壞習慣，不要受精神汙染；另方面，卻又往往忽視「鈣」的補充，比如很少教育子女和學生獨立思考，獨立判斷，自己對自己的行為負責等，更遑論鼓勵他們接受一點「離經叛道」的觀點，或對有爭議的問題進行討論。這兩方面集中到一點，就是「乖」「聽話」，或者說，「好」。在家要做「好孩子」，在學校要做「好學生」，到了單位要做「好同志」，其結果是造成一大批精神上心理上永不「斷奶」的「好人」。這種人好則好矣，可惜多少都有些「軟骨病」，不「靠」上什麼，自己就站不起來。我認識一位女研究生，是很典型的乖學生。朋友們熱心地幫她介紹了一位很出色的男研究生做物件，得到的回答卻是「回去問問導師再說」，弄得大家十分掃興。
正是這種精神上和心理上的永不「斷奶」，造成了人們嚴重的依賴感。比如大學裡的新生，往往要由父母送進學校，並代為報到。又比如一個人新到某地，便一定要有親朋好友或接待單位去接站，安排食宿，代購回程票。親朋好友或接待單位往往也習慣於這樣去做，否則便是不近人情。小事尚且如此，遑論終身大事？於是便有這樣的怪事：一個青年在選專業、找單位或搞物件時，竟會把一切事務都交給父母、親朋或單位上、組織上去操心代勞，自己則無動於衷地袖手旁觀。
這樣一種總是想「吃奶」又嚴重「缺鈣」的人，當然必須為自己尋找一個「可靠」的單位。事實上，單位也往往視事事處處都依靠自己的人為可靠物件。這看起來有些滑稽，卻又是事實。一般地說，任何單位對那些「聽領導話」的幹部職工總是優待有加，而對那些「不太聽話」「愛提意見」「愛出頭」「鬧彆扭」的「刺兒頭」，則往往要將他們「入另冊」。這些人在單位上，也往往佔不到什麼便宜。我們並不主張大家都應該和領導鬧彆扭，持不合作態度，更不主張員工應該違紀亂法，胡作非為。但同樣地，也不主張以「聽話」與否來分別親疏。遵紀守法和令行禁止是必須的，盲從和依賴則不應提倡。其實，不少人的不太聽話，只不過是希望自己獨立思考；愛提意見則往往因為有著「事事關心」的愛，否則何苦要來管「閒事」？相反，有些人雖然當面從來不提意見，但背地裡也未嘗不嘀咕，暗地裡「吃」起單位來，也毫不嘴軟，而一旦有難，卻又因平時早有隻知聽話不會拿主意的印象，正可以躲到一邊去「涼快」，或「腳下擦油，溜之乎也」，這種人，才真正是靠不住。
不但個人有依賴感，而且單位也有依賴感。事實上，國內許多企事業單位，都因有國家和政府的扶持和資助，才「賴」以生存。一旦因改革的需要而宣佈「斷奶」，便立即失去了生存的能力。甚至各級地方政府，如鄉、鎮、縣、地、市，對上級政府，如省、自治區、中央，也十分依賴，要錢，要物資，要人才，要援助。一到扶貧工作組下來調查，大家便一起爭相哭窮，因為大家都深知「會哭的孩子有奶吃」的道理。結果是誰叫得最兇，誰佔的便宜就越多。扶貧款一到手，立馬花掉，然後下次再要。至於怎樣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改變貧困落後局面，則較少考慮。反正「母親」不能看著自己的兒女沒飯吃，何妨「今朝有奶今朝吃，明朝無奶再叫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