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國之本在家」，其實也就是「道德之本在家」。
首先，家庭是倫理道德的培養基地。對於任何民族的個人而言，家庭差不多都是他的第一所學校，母親差不多都是他的第一位老師。知識教育、道德教育和審美教育，都從這裡啟蒙。但是，中國人的所謂「家教」，卻幾乎約定俗成地專指道德教育。比如，當我們指斥某人「沒有家教」或「家教不嚴」時，一定是這人在做人、在講禮貌懂規矩方面出了問題，而絕不會是因為他沒有知識或不會審美。事實上，中國的傳統家庭教育也確實是把倫理道德教育放在第一位的。兒童最先學會的詞彙是稱呼父母，而接受最多的文化指令是「聽話」。尊重父母則「孝」，聽話則「順」。孝生敬，順生服。孝敬順服，是中國全部傳統道德的根基。由「孝於父母」，而「友于兄弟」，而「和於夫婦」，而「忠於君王」，而「尊於師長」，而「信於朋友」，一套倫理道德系統，就這樣建立起來。
童年的記憶是根深蒂固的。它可能會變成一種「文化無意識」而積澱到心理深層，成為一個人日常行為的文化指令。比方說，一個從小就「孝悌」的人，在社會上就很可能尊老愛幼；一個從小就「聽話」的人，在單位上也很可能遵紀守法。在家為「孝子」，在鄉為「順民」，在國則便必為「忠臣」。道理很簡單：如果對事實上的父親尚且不能盡孝，那又何以讓人相信他會對名義和禮儀上的父親（君王）盡忠呢？這就叫「忠臣出於孝子之門」。因此，正統的君王和朝臣，對於那些不能盡孝道的官吏，是很難給予真正信任的。甚至在制度上，也做出了相應的規定，即一應在位官吏，無論職位高低，如遭父母之喪，必須去官回鄉，在家守孝三年，叫作丁憂。只有在極為特殊的情況下，國君才可以令其移孝盡忠，戴孝就職，叫作奪情。
家庭不但是倫理道德的培養基地，也是倫理道德的主要實踐場所。傳統社會中的中國人，無論外出做官，還是外出做事，機會都不很多。所以他們學習的倫理道德規範，主要地還是用於家庭，正所謂「學之於家，習之於家，得之於家，用之於家」，因此是家倫理。更重要的是，家倫理都往往不是什麼大道理、大教條，不是空話和套話，而是實實在在可見可聞可模仿可操作的具體規範。比方說，「出必告，返必面」就是。小孩子出去，一定要告訴父母一聲；回來了，也一定要去打個照面。這很現實，很具體，很好學，也很容易做到，但意義並不因此就很小，實際上是在培養一種設身處地替他人著想的道德精神。因為苟不如此，便會無端地讓父母擔憂。這種只顧自己的行為，對父母是不孝，對他人就是不仁，因此必須予以糾正。
相反，一個有家教的人，便不會因為這種小小的疏忽而給他人帶來不便。他到外面做事，到朝廷做官，也一定會懂得事先請示，事後彙報，事中通氣，從而深得領導和同事們的嘉許。可見此事雖小，作用卻大，意義也很深遠，所以既是小事，又是大事。說它「大」，是因為善之為善，本無大小。聚沙可以成塔，集腋可以成裘，而千里之堤，潰於蟻穴。故云「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說它「小」，是指易行而言，不是「挾泰山而越北海」，力不能及。力所能及又意義重大的事，有什麼理由不做呢？
由此可見，家庭，實在是實踐倫理道德的極佳場所。一個人，如果在自己家裡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鍛鍊，那麼，無論他到社會上擔任什麼「角色」，都不會失德或失禮。因為「禮」的儀文雖家國不一，內在精神卻是一以貫之的。對父母孝順的，對君王就忠誠；對兄長敬重的，對長官就恭敬；對子弟慈愛的，對下屬、民眾就仁和。這就叫「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家之重要，實已毋庸置疑。
泛倫理
泛血緣加上家倫理，其結果必然是「泛倫理」。
所謂「泛倫理」，就是把原本並非倫理的關係（比如人與自然的認識關係和審美關係），也看作倫理關係，或者把政治問題、法律問題、教育問題、科學問題、宗教問題、藝術問題甚至經濟問題，都轉化為倫理問題，形成一種「倫理中心論」或「泛倫理主義」。
隨便舉個例。比如「講衛生」，原本是一個科學問題，因為不講衛生有害於健康。但在中國，卻是一個道德問題，叫「不講衛生可恥」。其實，只有不講公共衛生才是可恥的，因為那意味著沒有公德心。至於一個人，自己在家裡，飯前不洗手，睡前不刷牙，雖然不衛生，卻不知「恥」從何來？又比如，大糞是臭的還是香的？依照純科學的觀點，當然是臭的。但依照泛倫理的觀點，則如果你站在勞動人民的立場，有了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便會覺得大糞不臭了。連感覺知覺這種生理心理現象尚且也要倫理化，焉問其他？
倫理如此氾濫，則中國傳統政治的一個顯著特點，便總是要把政治鬥爭說成是道德鬥爭，把政治問題說成是道德問題。比如，初唐時徐敬業討伐武則天，明明是統治階級內部的政治鬥爭，但駱賓王為徐敬業起草的《檄文》，羅列出來的武氏罪狀，卻幾乎全是道德問題。作為政敵的武則天，被描繪成一個「頭上長瘡，腳下流膿」，十惡不赦，裡裡外外都壞透了的「壞人」。
這種對政敵進行道德譴責和人身攻擊的手法，幾乎是中國曆代政治鬥爭的通則。這個傳統至少在成湯討伐夏桀、武王討伐殷紂時就已經形成了，直到「文化大革命」中仍屢試不爽。同理，如果要在政治上肯定和拔高某人，也一定要先把他描繪成高風亮節的道德楷模，甚至是不食人間煙火的超凡神聖，而且往往要追溯到童年時期的家教，如孟母擇鄰之類。結果就出現了這樣的現象：某個人，政治上得勢時，公眾一直被告知，他是一個廉潔奉公、憂國愛民、虛懷若谷的道德家；一旦倒臺，卻又忽然間被揭發出「大量」「駭人聽聞」的腐化墮落和殘害忠良的事實，並由此證明他原不過是偽君子。政治野心家、陰謀家是偽君子，這並不奇怪，但他的道德敗壞既然有大量事實為證，卻非得在倒臺後的一夜之間才被揭露出來，卻總讓人覺得不可思議。
因此，我們實應進行三個方面的「正本清源」。第一，應把道德和法區分開來。道德和法有關係，但並不同一。犯法的人，並不一定道德敗壞；守法的人，也並不一定道德高尚。以道德代法制，只能弄得道德與法都不健全。第二，應把政治與道德區分開來。政治是一種立場，道德是一種品質。立場表現為態度，品質表現為行為。態度好不等於行為佳，立場對不等於品質優。站在敵對立場上的人，並不都品質惡劣；而同一陣營中人，也可能背後開槍。千萬不要以為某某人在政治上擁護你，就一定是「有德君子」，可以放心依靠。第三，應把一般共同道德和特殊職業道德區分開來。有些道德品質，是作為一個「人」所必須具備的；倘無，則「不是人」。有些道德品質，則是一定崗位上的人必須具備的；倘無，則應掉換崗位。比如軍人應該勇敢堅毅，懦弱的人就不能當將軍；學者應該熱愛真理實事求是，見風使舵、賣論求官的人，就應該從學術界開除出去。至於他們生活上是否艱苦樸素，或是否有曖昧的男女關係，其實不應苛求。
對人如此，對政府也如此。一個好的政府，當然應該科學，民主，清廉。但是，三者之間分量卻並不應該一樣。在我看來，科學應重於民主，而民主又應重於清廉，而且所謂「清廉」，也只能是不貪汙，不以權謀私，而不是過苦日子。可惜，中國人普遍的心理，卻是更看重清廉。只要「清」，就是好官。至於他的作風是否民主，決策是否科學，則不大注意。其實，「清官」不一定就是「能員」，「有德」不一定就能「治國」。比如南朝梁武帝蕭衍，五更即起床辦事，手凍得開裂也不停筆，算是「勤勞」；一頂帽子戴三年，一條被子蓋兩年，一天只吃一頓菜羹粗米飯，算是「節儉」；禮賢下士，連對宮內閹宦都禮若貴賓，算是「謙恭」；民眾犯了重罪，他涕泣，士族犯了重罪一律赦免，算是「慈愛」。但在他的統治下，國政混亂，民不聊生。他的政治舉措，更是荒唐背謬，最後引來「侯景之亂」，自取滅亡。相比較而言，他的吃糙米穿布衣，又算得上什麼功德？
倫理道德無疑是重要的，但也不是萬能的。世界上沒有萬能的東西，再好的東西也不能氾濫。「泛倫理」的結果是「亂倫」，「唯道德」的結果是「失德」。如果什麼都是倫理（泛倫理），就沒有倫理了；如果只剩下道德（唯道德），就沒有道德了。這就是歷史的辯證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