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源
以「家單位」為基礎，「家天下」為模式，「家倫理」為機制，這就是「家本位」。不過，社會制度的建立基礎是家庭，社會價值的計算標準卻不是家庭，也不可能是家庭，而是官位、官職和官銜，這就是「官本位」。
官本位是隨處可見的。比方說，開會的時候，官大的人坐檯上、坐前排、坐中間，官小的人坐後排、坐兩邊，不夠級別或沒有官銜的人坐下面。這時，一個人的氣質、風度、才華、能力等等是不予考慮的。說話時，官大的叫指示，官小的叫講話，沒有官銜的叫發言。這時，他們講的內容如何，是否真有學問和見解，或者是否真有意義和價值，也同樣是不予考慮的。似乎只要「官」大，就一定本事大，學問多，眼界高，見解獨到深刻。甚至一些學術單位，在考核業績評定職稱時，也以論文發表單位的行政級別來衡量其價值。國家級刊物發表的，得分就高；地方級刊物發表的，得分就低。可見，官，確實是社會價值的計算標準。
官本位的思想，也是老早就有了的。早在西周大封建時，便已確立了以爵位的高低來規定諸侯國大小的原則。比如宋國公爵、晉國侯爵、曹國伯爵、莒國子爵、許國男爵。它們的國君在官方正式的史書（如《春秋》）上，便分別被稱為「宋公」「晉侯」「曹伯」「莒子」「許男」，各自的爵位都毫不含糊。這時，他們的國力是否雄厚，他們自己是否有領導能力和領袖風采，也是不予考慮的。至於楚國，因為是「荊蠻」，血統不夠高貴，來歷也不明白，所以其國君只能稱作「子」。其實楚君早已稱王，國力也相當雄厚，但按照官本位的邏輯，他也只能是「子」。儘管官比他大的某些公、侯、伯們（如魯公、宋公、曹伯、滑伯、滕侯、杞侯等）見了他，不要說「子」，只怕連「孫子」都不如，但在官方的史書上，楚王也仍然是「子」。
官為什麼會成為本位呢？就因為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等級社會，中國傳統倫理是一種等級倫理。內外、親疏、長幼、貴賤，都是等差，也都是級別，縱橫交錯，不勝其煩，很需要有一個簡單明確一目瞭然的統一標準。那麼，用什麼來做標準呢？用「君」是不行的。君又貴又少，再說也沒人敢攀比。用「民」也是不行的。民又賤又多，簡直不成標準。只有「官」最合適。官，於君是臣子，於民是父母，人數不多不少，地位不高不低，而且序列分明等級森嚴，承擔這一任務，也就責無旁貸，當之無愧。所以，中國不會有「君本位」，也不會有「民本位」，而只會有「官本位」。
官成為本位，還因為「公私不分」。既然無分「公私」，便只好或代之以「內外」，或代之以「官民」。官，不僅意謂著正式，也意謂著高階。比如學名叫官名，普通話叫官話，官道也就是「高等級公路」，而高階艙位就叫官艙。因為「官方」也就是「公家」。依照群體意識，公家總比私人好，當然要用「官」來做「本位」。
官一旦成為本位，成為身份地位的標誌，則無論與官有關無關，也要千方百計地扯上瓜葛，自己給自己「加官晉爵」。比如妻子要討好丈夫，便稱其為官人；店夥要討好顧客，便稱其為客官。同理，在日常社會交往中，但凡對方有所職司，也一定要把它當作官銜來稱呼，以示尊敬。比如「張會計」「李出納」「王過磅」「劉記賬」之類，真是不倫不類。最有意思的是獄中犯人對守衛戰士的稱呼，喚作班長。蓋因班長兵頭將尾，介乎官兵之間。將戰士喚作班長，就既可尊其為官，又不違背事實，真真妙不可言。
官銜既然如此重要，只要有條件，人們也就都想弄個師長旅長噹噹。所以，明明是學術職銜，也要換算成行政級別，比如相當於正廳或副處。單位也一樣。級別高，單位就「大」；級別低，單位就「小」。不過，這裡的「大小」，並無關乎職工人數、佔地面積、經費裝置和房屋車輛，而主要是指行政級別，所以叫官本位。如科級局、縣級市、地師級企業等。甚至連出家人也不能免俗，據說也評定了「處級和尚」「科級尼姑」雲。
官與級
顯然，所謂「官本位」，其實就是「等級本位」。
不過，官這玩意，原本可不是「級」。它的意義，是職責和功能。實際上，許多官位就正是從職司任務轉變過來的。比如尚書是主管文書，巡撫是巡查撫慰等等。於是，便既有「有官無級」者（如欽差大臣），又有「有級無官」者（如襲封誥命），還有看不出級別者（如主任委員）。這就要小心。比如孫悟空就上過一兩回當。這位老兄，在花果山上，佔山為王，自在逍遙，原本待得好好的，一聽說玉皇大帝要給他官做，便立馬上天受封，還一本正經去上任，並興沖沖地問御馬監的同僚，這「弼馬溫」是個幾品官兒。聽得同僚如實答曰「未入流」，便勃然大怒，反下天庭，並開出價錢，要當「齊天大聖」。大聖且與天齊，面子夠大的了，可惜還是不靈。原來雖有頭銜，卻並未「列級」，王母娘娘蟠桃大會的嘉賓名單裡，就沒有他的一席地位。於是又鬧，直鬧得不可開交不可收拾，最後被如來佛祖壓到五行山下才算了事。可見「級別」這玩意是何等重要。齊天大聖尚且不能沒有級別，我等下界凡人，要為自己和自己單位爭級，也就不足為奇。
級別之所以如此重要，就因為它不僅意味著地位的高低和麵子的大小，而且意味著待遇的高低和實惠的多少。在中國傳統社會，對於什麼級別享受什麼待遇，歷來有極其嚴格的規定。明制規定七品官不能騎馬只能騎驢，結果弄得派出去「代天巡狩」的巡按們都十分狼狽。因為巡按向以監察御史充任，品級不過正七品，而被監察的物件，一省的按察使、都指揮使正二品，布政使從二品，知府正四品，知州從五品，只有縣太爺與之平起平坐，也是個「七品芝麻官」。但御史是朝廷所遣，巡按一方，官不大，權不小，與三司（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揮使）同城理事。三司騎高頭大馬，巡按跨矮腳小驢，實在有失觀瞻，不成體統，後來只好特旨準騎驛馬（仍無「專車」）。由此可見，「級別」實在比「官銜」更重要。
級別不僅意味著「貴賤」，而且意味著「親疏」。所以西周大封建時，就不但定出了公、侯、伯、子、男五等「爵」，還進一步肯定了商制的甸、侯、綏、要、荒五等「服」。京畿五百里內，是天子近鄰，治田以服事天子，所以叫「甸服」。甸外五百里，是天子拱衛，有保衛王室的義務，所以叫「侯服」，又叫「衛服」。侯外五百里，是天子之所安撫者，相當於賓客，所以叫「綏服」，又叫「賓服」。綏外五百里，是與天子有盟約者，實際已非臣屬，而是締約國，所以叫「要服」。要外五百里及其以上，已是天荒地遠，天子鞭長莫及，只要名義上象徵性地承認周王為天下共主即可，所以叫「荒服」。甸服者須供應每天的祭品，侯服者供應每月祭品，綏服者供應四季的祭品，要服者每年納貢一次，荒服者一生朝見一次也就可以了。這就叫「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可見越遠也就越疏，義務也就越少，當然人情也就越淡薄。
爵明貴賤，服定親疏，爵明待遇，服定義務，這就從縱橫兩個方面，建立起一個立體結構的等級制度，而後代的官僚體制，則不過是等級制度的集中體現罷了。官越大，地位越高，待遇越優厚，與天子也越親近。首相元輔，三公九卿，軍機大臣，六部尚書，或官居極品，或近在君側，自然為世人所仰慕。總督巡撫，位在封疆，在地方上固然威風八面，在聖上面前也極有面子，可以專折言事，甚至彈劾京官。至於知州知縣，則不過風塵小吏，在本州本縣是「太爺」，進了京便是「孫子」。甚至詹事科道，雖是京官，但官卑職小，人微言輕，也難得一睹天顏。可見官與級，大體一致。級別這玩意，既是面子，又是實惠，既是貴賤，又是親疏，則誰人不想，哪個不爭？
告別官本位
那麼官本位，或者說等級本位，好不好？不好，很不好。
前面說過，所謂「本位」就是價值標準。以什麼為本位，亦即以什麼為價值標準。我們評價一個人，一件事，一個物件，在一定的範圍內，都只能有一個標準。比如在認識領域，這個標準就是科學，或者說真理；而實踐，則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又比如，認定一個人有罪還是無罪，罪大還是罪小，該重判還是輕判，也只能有一個標準，即法律。可是，官本位卻要來插一腳，結果就變成了雙重標準。比如，認定一個人有罪無罪時，還要看他是官不是官，或官們有什麼看法和意見，則法庭也就很難公正，法制也就很難健全。更糟糕的是，官本位還可能取代應有的標準。比如一個決策或一種理論，已被實踐證明是不科學的，但因為是一個大官做出或提出的，就仍要說它正確，還要硬著頭皮幹下去，則其對於國計民生的危害，也就不言而喻。實際上，「官」一旦成為本位，則天底下也就只剩下一個標準，即：是官是民和官大官小。比如官與民意見分歧，則必是官對民錯。如果一個更大的官出來否決了那個小官的意見，這個小官也只好自認倒霉。從前，許多案子之所以要「告御狀」，請皇上老爺子來最後仲裁，道理就在這裡。在這樣的情況下，什麼科學、民主、法制，什麼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根本談不上的。
其實，官本位不但害民，也害官。而且，既害小官，也害大官。因為依照官本位的邏輯，小官總是沒有大官英明正確，也就總是難免要犯錯誤。那麼，小官們又有什麼積極性和主動性呢？沒有。他們只有混，或琢磨著如何往上爬。結果，有能力的也會變得沒能力，或正派人也會變得不正派。那麼，大官們一貫正確，豈非很好？不好。因為這樣一來，便等於把所有的責任都攬到自己身上來了。結果，明明是下面的錯誤，但因為是在你「英明領導」下發生的，當然由你負責。而官們尤其是大官，是不應該犯錯誤的。於是，一個大官，如果不幸在政治鬥爭中落了下風，就很可能成為一切錯誤的替罪羊。
當然，真正受害的，還是國家和民族。我們知道，國家的強盛，民族的興旺，社會的進步，取決於科學的進步，政治的昌明，道德的完善，法制的健全。說到底，取決於全民族的素質。然而，官本位造就什麼呢？它造就的是思想的平庸，政治的腐敗，道德的墮落，法制的破壞，以及全民族素質的低下。
為什麼會這樣？因為價值體系被破壞、被搞亂了。試想，一個人，只要當了官，便當然地擁有真理，就當然地有學問，有水平，還有什麼科學可言？又有誰願意吃力不討好地去從事科學研究？反正真理都在官們那裡，只要鸚鵡學舌地跟著念檔案、喊口號就行了。久而久之，自然是思想平庸，思維遲鈍，靈感枯竭。同樣，既然什麼都是當官的說了算，還要民主幹什麼？沒有了民主決策和民主監督，自然是政治越來越黑暗，越來越腐敗。想不黑暗、不腐敗也是不行的。因為「本位」與「官位」已成一體，保住和提升官位已成為唯一追求和目的，哪裡還顧得上別的？為了保住和提升官位，開始可能會言不由衷，慢慢地就會口是心非甚至口蜜腹劍；開始可能只不過文過飾非，慢慢地就會謊報軍情甚至製造謠言；開始可能僅僅是爭風吃醋，慢慢地就會爭權奪利、賣友求榮、爾虞我詐、相互傾軋、落井下石、借刀殺人、為打擊政敵往上爬而無所不用其極，則道德的墮落也就成了題中應有之意。至於法制的建設，也是根本談不上的。在官本位的體制下，「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有什麼法可言？既無法制，又無道德，剩下的也就只有權術和陰謀。一個只有權術和陰謀的社會，是不會有真善美的。沒有了真善美，則全民族素質的提高，也就是一句空話。
無疑，這只是極而言之，並非說現實就是如此，也不等於說以後我們就不要官了。為了管理好國家和社會，官總是必不可少的，只是不要成為本位。一個現代社會的官員，只能是公務員。什麼是「公務員」？就是執行公務的人員。這個公務是公眾委託他去執行的，因此應以公眾的利益和意志為本位，而不是以自己的官銜為本位，否則就是本末倒置。公務員當然也要有權力，但這權力是公眾賦予他的，而且是公眾賦予他執行公務的。因此，只有當他執行公務，而且是代表著公眾利益和意志執行公務時，才有此權力。除此之外，他不應有任何特權。也就是說，官與民，公務員與非公務員，作為個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在權力和義務上也是平等的。平等，才有民主和法制；平等，才有科學與道德。顯然，要做到這些，就必須廢除官本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