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友之道
朋友有兩種，一種是有益的，另一種則是有害的。
孔子曾經提出過「益友」的三個條件。首先是直。直不但是心裡不拐彎（正直），而且是嘴上也不拐彎（直率）。一般人，做到「正派」並不難，做到「正直」就難一些了。而要能夠看到別人的缺點、錯誤就說出來，尤其是敢於對自己親近的人（如朋友）直統統地說出來，做到直率，就非常之難。難之一在於礙於情面，很難說出口；難之二在於顧忌功利，很難下決心。於人有損（傷了對方的面子），於己無利（自己並無好處），便很難會有人去做這種「蠢事」。然而直言雖然難聽，卻是出於真愛。故如能得一「直友」，實乃人生之大幸。
其次是諒。朋友犯了錯誤，自己能夠諒解；或做了對不起自己的事，自己能夠原諒，這並不算很難。但是，要真正站在對方的立場上，設身處地地予以體諒，就不容易了。尤其是他幹了公認不仁不義的事，直接損害了自己又沒有道歉，還能不顧自己背上黑鍋而予以「曲諒」，那就真是其難無比！一個看重名譽的人，為了名聲而「直」，還不難；一個追求實利的人，要他不顧名聲而「曲」，也不難；而要一個人既不顧名聲又不顧實利地去「曲諒」朋友，就幾乎難得「不合情理」。但只有這樣的朋友，才是真朋友。
最後就是「多聞」了。博學多聞的人，當然也是益友。相反則是損友。損友也有三個特點。第一，外表堂堂正正，但說的都是官話、套話、場面上的應酬話，表面上無可挑剔，內心卻並不正義，所以是「不直」；第二，只知逢迎討好對方，甚至不惜附和錯誤，指鹿為馬，表面體貼諒解，內心卻並無真誠，所以是「不諒」；第三，誇誇其談，言不及義，表面上能言善辯，內心卻胸無點墨，當然不能算作「多聞」。這三種人，頗具迷惑性，其實最害人，所以是「損友」。
因此，君子的交友之道，就有以下幾項原則：
第一是「尚自然」。不強交（不強迫別人交朋友），不苟交（不隨便和別人交朋友）。真正的朋友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你可以去尋找機遇（尋師訪友），但不能製造機遇。輕率就更不好。「生死之交一碗酒」，爽則爽矣，其實靠不住。
第二是「超功利」。因「利」而勾結者，不能叫朋友，只能叫「朋黨」（狐朋狗黨）。這種人，因為唯利是圖，所以利相一致時，便狼狽為奸；無利可圖時，便作鳥獸散；一旦利害衝突，便反目為仇，互相廝咬，哪裡還有情誼可言？只有因「義」而結交者，才既可為正義而並肩戰鬥，也才可能在一方有過時，敢於直言而成為「直友」，或因大義而曲諒其小過，成為「諒友」。
第三是「去嫌疑」。朋友之交，貴在忠信，一有狐疑，便生嫌隙。故曰「識人不可不真，疑心不可不去，小嫌不可不略」。這裡最難做到的是「小嫌不可不略」。因為正派人都難免清高甚至孤高，常自詡為「眼裡容不得一粒沙子」。對自己固然要求嚴格，對他人（尤其是那些被認為「有資格」和自己交朋友的人）要求也不會低，而且往往認為那不過是「起碼」的要求。於是，小有不滿，便課以大罪名，一心只想關係正了又正，友誼純了又純。結果，「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最後只能孤立自己。真正的君子之交，誠應「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著眼大處，不拘小節，求同存異，才是長久之計。
第四是「多寬容」。寬容是雙向的。既要對朋友寬容，也要對自己寬容。不能因為自己做得到，就指責他人有過失；也不能因為自己做不到，就覺得沒臉見人。金無足赤，人非聖賢。每個人，都有力所能及者，有力所不能及者，總有做得到和做不到的事。所以，既不必苛求於人，亦不必苛求於己，以免失去了朋友之間的平等。
第五是「有肝膽」。能不能「去嫌疑」而「多寬容」，全在於有無「肝膽」；而有沒有「肝膽」，又全在於是不是「超功利」。實際上，君子因為重義輕利，個人的進退榮辱成敗得失都無所縈懷，自然胸懷坦蕩；小人因為重利輕義，或害怕所求不可得，或害怕所得不能保，或害怕所保不能全，自然斤斤計較，患得患失。這就叫「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慼慼」。與人交往時，君子襟懷坦白，安詳舒泰，從不以強凌弱，仗勢欺人；小人則矜己傲物，唯恐失尊，難免盛氣凌人，不依不饒。這就叫「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同理，君子求義，只須反躬自省；小人逐利，勢必趨炎附勢。這就叫「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求諸己者，相互之間沒有利害關係，矜而不爭，群而不黨，自然淡泊寧靜；求諸人者，相互勾結，相互利用，少不了吃吃喝喝，拉拉扯扯，說些甜言蜜語，給些蠅頭小利。這就叫「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甜如蜜」。益友與損友，豈非正是君子與小人之別？
交友之情
交朋友，要講「交情」。
交情有深有淺。交情深的是「深交」，交情淺的卻不叫「淺交」，而叫「一面之交」。中國人講情面。見了面，就有情。但畢竟只見過一面，交情尚淺，雖然也可以託人情，但往往不大好開口，也不能重託，除非是一見如故。「故」就是見面很多、交往很久的意思，又叫故人、故友、故舊、故知，如老同學、老同事、老戰友、老鄰居。老則深，深則入。即使不能「深入」，「老」本身也是面子，總比「一面之交」來頭大。
的確，中國人的交情，一般是與交往時間的長短成正比的。因為「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而交情一如美酒，越陳越醇。沒有經過時間考驗的交情，總讓人覺得不那麼「靠得住」，也難以產生戀戀不捨的「戀情」。故民諺曰：「衣服是新的好，朋友是老的好」；「新婚情烈，舊友情深」。友情不同於親情，親情是天然的，比如自己生的孩子，自然疼愛；友情則是慢慢建立起來的，要靠積累。積累則厚，厚則深，叫作「深厚」；不積累則薄，薄則淺，叫作「淺薄」。淺薄的人，胸無城府。表現在交往上，一是「多言」，誇誇其談，自我炫耀；二是「泛交」，輕諾寡信，不知自重。真正的友誼，應該是「面淡如水，心甘如飴」，就像真正的學問和藝術一樣，「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厚積而薄發。
交情雖然以「老」的好，但「故舊」並不一定就是「深交」。反倒是口口聲聲宣稱自己與某某要人是「老交情」者，其交情往往可疑，就像時下某些「青年學人」，專好賣弄古怪澀口的新名詞、新概念，把文章寫得誰也看不懂，不過是以其艱深飾其淺薄而已。交情老，只不過意味著面子大。「老交情」有事來請幫忙，那麼，「不看僧面看佛面」，看在交往多年的面子上，也不能不有所「照顧」，當然也可能只不過「面」上敷衍，這就全看交情的深淺和事情的難易了。從這個角度講，「故交」也不一定靠得住。
真正的「深交」，是「知交」，即「知心之交」。要結知交，第一要「誠」，即以誠相待，「我無爾詐，爾無我虞」；第二要「忠」，即忠於友誼，「受人之託，忠人之事」；第三要「信」，即恪守信義，「言必信，行必果」；第四要「權」，即通達權變，「不拘泥，不苟且」。四者之中，「權」最難。孔子說：「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也就是說，一般人，我們可以和他「同學」，但未必「同道」。因為道路可選擇，各人選擇的人生道路，未必都一樣。可以和他「同道」，但未必「同志」。因為選擇人生道路的動機、目的、志向並不一定相同，雖然走在同一人生道路上，說不定只是「同路人」，沒準什麼時候還要分手。可以和他「同志」，也未必「同權」。因為志是方向，叫「志向」；權是便宜，叫「權宜」。大徹大悟之人，為了最終地實現道與志，有時不得不略做變通，以為權宜。但這很容易被誤認為是不忠誠，或不誠信，一旦起疑，也就不再「同心」，所以，非得真正的知交，才可與之同權；而一旦同權，也就真是「將心比心，以心換心」了。
由此可見，結交知心朋友，真是其難無比，故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許多人終其一生，也難得一知己。但是，有一種朋友，雖不一定知己、知心，卻最可依賴，這就是「患難之交」，即「同生死，共患難」的人。或是在戰場上，救過自己的命；或是在受害時，掩護或救援過自己；或是在危難時，和自己同心協力，共渡難關。這種經歷了生死患難考驗的朋友，將是最忠實的朋友，是刀架在脖子上都不會翻悔的朋友，所以又叫「刎頸之交」。
道理也很簡單——真正的友誼是超功利的。生死患難，功名利祿，最能鑑定友誼的真假和交情的深淺。司馬遷在《史記·汲鄭列傳》的讚語中說，有個下邽（讀如歸）人姓翟的，起先當廷尉（最高司法官）時，賓客來往極盛，把大門都塞住了，罷官以後，則大門外可以張設捕捉鳥雀的網羅（「門可羅雀」一詞即出於此）。後來，翟公又當了廷尉，賓客們又準備前往翟府交結，翟老先生便在門上用大字寫下一句話：「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說得真是再透徹也沒有了。
交友之態
翟公的話，可以說是關於交往之道的至理名言。他不僅談到了「交情」，而且談到了「交態」。所謂「交態」，就是結交朋友的意向和態度，也指人世間社交的常態，即「世態」。前面講到的「君子之交」和「小人之交」，也可以說是兩種交態，但那只是兩個極端。因為世上真正的君子和真正的小人都不多。大多數人，處在君子與小人之間，無妨稱之為常人。常人的「交態」也就是人世間社交的「常態」。
通常的「交態」，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是「有目的」。常人交朋友，都是有目的的。這種目的，不一定是小人那種急功近利的目的，也許只是覺得人生在世，不能沒有三五友人。「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一個籬笆三個樁，一個好漢三個幫」，沒有朋友，就無法自立於人世，也無法做人。所以，就大多數人而言，都會有意識有目的地去尋找和結交朋友。大體上說來，這些目的又可分為三類：一類是為了事業，或是尋找事業上的指導者，或是尋找事業上的支援者，或是尋找事業上的參謀者，或是尋找事業上的合作者，如古代大政治家的「廣納天下之士」，或學者詩人的「四方尋師訪友」，都屬於此類。一類是為了生活，比如工作上有個方便，生活上有個照顧，在遇到緊急情況和特殊困難（如生病住院，購買車票等）時有個幫襯，這些都需要有朋友，否則便寸步難行，投靠無門。還有一類是為了心靈的交流。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感情，這些情感都需要與他人交流；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遭遇，這些遭遇都需要向他人傾訴；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隱秘，這些隱秘有時也需要向一兩個人透露，否則憋在心裡會生病的。但是，自己的家人、親人並非都能充當交流、傾訴和透露的物件。比如夫妻感情不和，就不能向丈夫或妻子傾訴。又比如初戀的秘密，有時就不能向父母透露。這就需要朋友，以便把一些不能對父母親人講的話講出去。中國傳統文化把「朋友」和「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一起，列為最重要的五種倫理關係，稱為五倫，不能不說有其獨到精闢之處。
第二是「趨利害」。趨利避害本為人之常情，更何況是有目的地交朋友，當然就不能完全沒有功利的考慮，也不能一概地斥之為「小人」「不義」。一個人在選擇和開始交朋友時，兩人之間，尚無情義，如果趨利避害，又怎能說「不義」？歷史上如信陵君之結交侯嬴，公子光之結交專諸，嚴仲子之結交聶政，燕太子丹之結交荊軻，都有明顯的功利目的，也都未被視為不義，又怎能要求常人之交往，完全不計利害？嚴格說來，只有那些共患難而不共富貴，為小利而忘大義，賣友求榮，一闊臉就變的人，才是忘恩負義的小人；也只有那些不顧身家利害，甚至承擔著風險，仍要去結交身處逆境甚至困境中朋友的人，才是大義凜然的君子。處於二者之間的是常人。常人在初交時趨利避害，是應予理解的；若能在對方失勢落難時仍維持友誼，便更是難能可貴，應視同君子了。
第三是「多離合」。常人交友，既以需要為目的，則需要發生變化，朋友關係也會發生變化，或加深，或疏遠，或轉移。所以常人的朋友關係，往往會不斷地重新組合，老朋友漸次疏遠，新朋友紛至沓來。這既是一種正常現象，也無妨說是一種好事，因為能擴大交往的範圍。中國傳統倫理觀念視朋友如夫妻，一味強調「從一而終」，既不現實，也不盡合理。因為對人的認識要有一個過程。在交往過程中，如發現對方與自己志趣不同，性情不合，道路有異，亦不妨說聲「再見」，從此各奔前程。單方面強調「從一而終」者，往往都有一種「霸氣」，以一己是非為是非，以一己善惡為善惡，要求朋友處處與自己相同，事事與自己相合，倘有異議，便視為叛徒，這其實是「同而不和」。其結果，不是變成「小人之交」，便是變成「孤家寡人」。許多人終身無一知己，道理往往在於此。如果還要以「古來聖賢皆寂寞」來做遁詞，便未免阿q精神了。「古來聖賢皆寂寞」，多因其思想超前，觀點獨異。但聖賢固然多寂寞，寂寞者卻不一定都是聖賢。非聖賢而又寂寞的人，多半是心理過於狹隘之故。狹隘並無好處。因此，我們還是把自己的心理調整到常態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