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誼價最高
毫無疑問，真正的友誼，畢竟是超功利的。正因為如此，友誼才會成為體現真愛之所在。也正因為如此，重義輕利的人，才會把友誼看得高於一切，重於一切。
首先，友誼重於金錢。在許多中國人看來，金錢乃身外之物，最不足惜。不但金錢，一切可以用錢買的東西，一切值錢的東西，一切物質利益和物質享受，都可以為友誼而輕易捨去，「萬金寵贈不如土」。當年，孔子要他的學生顏回和子路談自己的志向和願望，重友情的子路便慨然答道，只願把我的車馬衣服和朋友們一起使用，用壞了也不可惜。這其實也是一般看重友情的中國人的共同心態：自己的金錢財物，只要朋友需要，儘管拿去使用；朋友需要什麼，只要自己有，也絕無吝嗇保留。
這就和西方人不一樣。西方人把友誼和金錢分得很開，友誼歸友誼，金錢歸金錢。不要說朋友借貸，便是父子借錢，也要立字據，打收條，認為這才是尊重人格。因為西方的人際關係，是「契約關係」，非立約不足以規範。中國的人際關係，則是「情感關係」，一立約，便見外，會「傷了感情」。所以中國的朋友之間借錢，很少打借條，甚至諱言「借」字，而說「只管拿去用好了」。
朋友之間，重的是「信義」而不是「契約」，因此在語言表達上，「友邦」「友軍」也要比「盟邦」「盟軍」更親切。朋友有難，本當救助，豈有吝惜財物之理？甚至，僅僅只是為了與朋友共度良宵，以圖一醉，也不惜典當寶貴的財物：「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李白這話，是他客居友人元丹丘的潁陽山居時在宴席上對主人說的。酒錢不夠？你不是還有五花馬、千金裘嘛！拿出去！拿出去！叫你們家小孩子拿出去換酒來喝，咱哥們今兒一定要一醉方休！這種反客為主的慷慨，真非以心換心不拘形跡的豪邁知交斷不能如此。梁啟超詩云：「瀝血一杯酒，與君兄弟交。君母即我母，君仇即我仇。」連至親和仇敵都「與朋友共」，況乎錢財？
不但金錢財物，便是功名利祿、官爵職位，也可以為朋友捨去。比如司馬遷，便正是因替李陵辯護，不但丟了官職，絕了仕途上的前程，而且被下獄問罪，入「蠶室」，受「腐刑」。其時，李陵已然降敵，司馬遷的辯護，並於事無補。戰將降敵，不要說好大喜功的漢武帝，便是一般「愛惜名節」的人，也不能容忍。然而司馬遷卻寧願冒著天大風險，為並不在面前的「叛徒」辯護，這就非「知心」而不可為。司馬遷獲罪後，依律可以出錢贖罪，但他家貧不能自贖，而平日交遊的朋友竟無一人願意幫他。結果司馬遷在獄吏酷刑的淫威下受盡了折磨，而且所受乃任何男子都會感到屈辱的「腐刑」，弄得男不男女不女，生不生死不死。受此屈辱後，司馬遷又忍辱負重地完成了鉅著《史記》，這就非「真君子」「大丈夫」而不可為。司馬遷在《史記》中，但凡寫到為友捐軀或忍辱負重的人物，總是那麼動情，顯然不是沒有原因的。此外，如趙國虞卿為救魏齊而自解相印，中牟縣令陳宮為救曹操而自棄官職，都可以說是「重義輕利」的豪舉。
不但金錢財物、功名利祿、官爵職位等等「身外之物」，可以為朋友捨去，甚至連自己的親生骨肉乃至自己的生命，也可以為朋友犧牲。在有名的「趙氏孤兒」故事中，程嬰為了報恩，以親子代替被追殺的趙盾之子，冒充頂死；公孫杵臼為了友情，又代替程嬰冒充藏孤之人，和程嬰之子一同死於非命；韓厥為了正義，冒險放走真正的趙氏孤兒，然後自殺滅口。這三個人，便正是孟子所謂「捨生而取義者也」。
這種為恩情、友情、正義或情義而不惜獻身的行為，在歷史上屢見不鮮。比如春秋時代齊國人北郭子，家貧不足以養母，曾求助並受惠於齊相晏嬰。後來晏嬰見疑於齊君，只好出奔他國。晏子一走，北郭子便對朋友說，請把我的頭放在竹籃子裡，交給齊王，就說晏先生是天下之賢者，他一走，齊國必亡。與其眼睜睜地看著國破家亡，不如先死！說完自刎而死。北郭子的朋友為了「受人之託，忠人之事」，也為了與友人「同生死，共患難」，又自刎以託付旁觀者，終於驚動齊王，親自坐上驛車去追回晏嬰。
又比如西漢大俠郭解，因犯律被官府通緝，武帝追殺，逃到臨晉。臨晉人籍少公並不認識郭解，見他來求，便設法幫他脫逃出關。後來官府追查到籍少公這裡，少公才知道原來那人竟是郭解。為了掐斷線索，竟自殺滅口。少公與郭解素不相識，並無交情，也居然以身相殉，這就不能說是忠於友誼，而只能說是「任俠」了。
任俠
任俠，又叫「尚義任俠」「為氣任俠」「使氣任俠」，也就是「好帶意氣，以俠義自任」的意思。據《史記·太史公自序》及《遊俠列傳》所云，我們可以總結出俠或任俠的三大特徵，即：重然諾，講義氣，輕生死。
重然諾，是俠的第一個特徵。所謂「不失信，不背信」，「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說的都是這一點。所有的俠們差不多都是這樣：只要答應了別人，便一定堅守「然諾」，不計利害，不避風險，千方百計地去實現這一諾言。至於這一諾言是在什麼情況下立的，其內容本身是否合理，有沒有能力和可能去實現，在實現諾言的過程中產生什麼問題，其結果是否果真正義，都不在考慮之列。「三杯吐然諾，五嶽倒為輕」，似乎「重然諾」本身便是最高的合理性。比如《水滸》中的宋江，只因當年在清風寨時曾對矮腳虎王英許下諾言，「日後別娶一個好的，教賢弟滿意」，打下祝家莊後，便硬把扈三娘許配給他。那王英身材矮小，相貌醜陋，武藝平常，又是個「色鬼」，哪裡配得上出身大戶、年輕貌美，且武藝高強的「一丈青」？連宋江自己也覺得不甚「般配」，只好對扈三娘實話實說：「我這兄弟王英雖有武藝，不及賢妹，是我當初曾許下他一頭親事，一向未曾成得」云云，似乎求婚的倒是他宋江本人。扈三娘心裡當然不願意，但迫於宋江「義氣深重，推卻不得，兩口兒只得拜謝了」。大概連施耐庵自己也覺得尷尬，這才不得不用了「只得」二字。這除了再次說明中國的傳統婚姻是「無愛之婚」外，也說明「重然諾，講義氣」，在江湖中人看來是何等地高於一切。
講義氣，是俠的第二特徵。義氣其實是一個很含糊的概念，有時講的是「正義」，有時講的又是「情義」。「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救人於厄，振人不贍」，講的往往是「正義」；「君母即我母，君仇即我仇」，「為朋友兩肋插刀」，講的往往是「情義」。正義具有普遍性，也具有抽象性，並不限於某一特定物件，所以俠們往往會為素不相識的人挺身而出，因「看不慣」而「管閒事」，甚至不惜得罪江湖同道，把自己也變成追殺的物件。情義具有個別性、具體性，是針對具體特殊物件而言的，所以俠們有時又會因「哥們義氣」而不顧大義王法。
儘管俠們天真地堅信，他們所守的具體「情義」和社會普遍公認的「正義」，一定是完全一致的，但可惜事實上並非如此。比如宋江和官府作對（搭救晁蓋或造反上山）時，正義與情義是一致的；後來他一門心思要投降，正義與情義就矛盾衝突了。這時，是「跟著正義走」，還是「跟著情義走」，對於眾好漢就成了一個「問題」。其結果，當然是情義壓倒了正義，一夥人都跟著宋江投降去了。甚至，最具俠肝義膽，也最不願意投降的幾個弟兄，如李逵、吳用等，還為此斷送了性命。這是他們的悲劇，也是俠的悲劇。
輕生死，是俠的第三個特徵。俠們都是不怎麼怕死的。他們把「然諾」「義氣」看得很重，卻把自己的生命看得很輕。一旦生與義發生衝突，便毫不猶豫地捨生取義，不是觸槐觸階而死，就是自刎自剄而亡。如前述韓厥，是為正義而死；北郭子，是為恩義而死；公孫杵臼，是為情義而死；而春秋時晉國的力士鉏麑（讀如鋤泥），則是因兩「義」之難而死。鉏麑是晉靈公派去謀殺趙盾的刺客。這個晉靈公是歷史上有名的無道昏君，而趙盾卻是讓人肅然起敬的國家重臣。這下鉏麑為難了。殺這樣的人，是不「忠」；受命而不克，是不「信」。兩條罪名有一條，就該死。當然，回去把晉靈公殺了，也是不行的，那是「弒」。於是鉏麑只好一頭撞在趙盾家的槐樹上，把自己殺了。這件事，《左傳》和《國語》都有記載，而「鉏麑觸槐」也成為「俠肝義膽」的同義語。
俠們殺起自己來既然毫不猶豫，殺起別人來也往往滿不在乎。比如梁山好漢為救宋江而劫法場，便是「不問軍官百姓，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渠」，李逵更是「掄兩把板斧，一味地砍將來」，「一斧一個，排頭兒砍將去」，殺的豈非多是無辜？即便是黃文炳，無論多麼該殺可殺，似也不必「把尖刀先從腿上割起，揀好的，就當面炭火上炙來下酒，割一塊，炙一塊」（幹這活的又是李逵）。這就近乎以殺人為樂，幾乎是殺人狂了。俠們往往武藝高強，又不怕死，又愛意氣用事，又不把國律王法放在眼裡，甚至故意和官府作對，所以韓非子稱「俠以武犯禁」，把他們列為禍害國家的五種人物之一，稱為「五蠹」。
清高
與「任俠」處於另一極端的是「清高」。
清高者的特點，是輕易不肯與人交往。任俠者因為「專趨人之急」，有如「救火隊」和「救世主」，所以往往交遊極廣，甚至弄得天下之人，「莫不延頸願交焉」。清高者則不同。在清高者看來，這個世界基本上是骯髒醜惡的。眾人皆濁我獨清，故曰「清」；眾人皆俗我獨雅，故曰「高」。他們不願過問俗事，更不願結交俗人，甚至聽見了俗言，哪怕是至尊至貴至聖至神的「堯舜之言」，也要趕忙去洗耳朵。比如歷史上最古老的高士許由便是。當時，帝堯要任命許由當「九州長」，許由一聽，便跑到潁水河邊去洗耳朵。正好他的朋友巢父牽著頭牛犢兒來飲水，一聽是這麼回事，連忙把牛犢牽開，說這河水已被你洗髒了，連牛也飲不得了。高士們清高如此，哪裡還會像俠們那樣去管「閒事」？所以與任俠正好相反。前者廣交遊，好結友；後者避世人，愛獨身。俠們可能有一大群朋友，清高者們則可能終身只有一二知己。
然而，任俠與清高卻有相通之處，即他們都把友誼看得高於一切。正因為把友誼看得極為珍貴，所以任俠者會不惜獻出生命，而清高者則不願輕易與人交往，也就是生怕褻瀆友誼之故。所以俠中也有清高者，而清高者也大都有俠骨。如魏晉名士嵇康，因被鍾會進讒而遭殺害，臨刑前，竟然能索琴而彈奏之。這種視死如歸的態度，就是一種「俠氣」。所以，俠士和高士，往往都脾氣大得嚇人。俠士是動不動就要和人「過招」，高士則是動不動就要和人「絕交」。比如管寧（東漢末年名士），早年曾和華歆「同席讀書」。有一次，讀書時，門外有達官貴人的車馬儀仗經過，管寧讀書如故，華歆卻扔下書跑出去看熱鬧。回來以後，發現管寧已把席子割開（所以後世稱朋友絕交為「割席」）。小小年紀，脾氣就這麼大，真不知後來會怎麼樣。
任俠者和清高者脾氣之所以這麼大，是因為他們要做的，實非常人所能做到者，故非以「氣」使之不可。其實，華歆也不是什麼小人，也是多少有點俠骨的。有一次，華歆與魏國司徒王朗同船避難，有一個陌生人也要上船。華歆開始並不同意。王朗說，地方還很寬嘛，有何不可？後來，賊人追上來了，王朗又想把那人扔下去。華歆說，我當初猶豫，怕的就是出現這種情況。現在既然已同意了他的請求，又豈可因情況緊急而相棄？於是照舊攜帶庇護這個人。這種「重然諾」的精神，不也正是一種「俠肝義膽」麼？
管寧之所以要和華歆絕交，是因為他認為華歆太勢利。其實，華歆只不過修養略差而已。他倆一起在園子裡鋤菜時，「見地有片金」，管寧揮鋤如故，與見到瓦片石塊沒有什麼兩樣，華歆則把它拾起來又扔掉。這就有高下之別了，但畢竟也只是「略差」而已。然而，徹底的任俠和清高，是容不得半點功利的。任俠者要「救人於厄，振人不贍」，當然要過問世事，清高者也未必一定不出仕，但有一個共同的嚴格要求，就是「不計名利，功成身退」，在為國家、為他人做了貢獻，做了好事以後，決不索取報酬，甚至羞言感謝，更遑言自吹自擂，叫作「無伐善，無施勞」。這也是當年顏回對孔子「各言爾志」的回答，被看作真友誼、真義氣的一個標準，也是真俠與假俠，真清高與假清高的分水嶺。
總之，任俠也好，清高也好，共同強調的都是一種人格力量和人格精神。這種精神力量，使他們或蔑視權貴，或蔑視權威，視功利如糞土，置生死於度外。甚至，還能使不具備這種人格精神的人在他們面前自慚形穢。有一次，擔任了衛國「相爺」的子貢帶著人馬浩浩蕩蕩開進窮街陋巷，來看老同學原憲。原憲卻戴著破冠、穿著破衣來見他。子貢覺得老同學太「掉價」，便問：學兄就這麼可憐嗎？原憲答道：我聽說，沒有錢財只叫作貧窮，學了「道」而不能實行，那才叫「可憐」哪！像我原憲這樣的，只能算作貧窮，不能算作可憐。子貢一聽，羞得滿面通紅，拂袖而去，並終身以此言為恥，這就是「清高」的勝利。又比如，東漢末年的名士荀巨伯，有一次大老遠地去看望生病的朋友，正好胡人攻進城來，見荀巨伯居然膽敢一個人留在這裡，大為驚詫。巨伯說，朋友生病，不忍心遺棄他，請讓我代友人一死。胡兵互相看了看說，「我輩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於是班師而還，一郡因此獲救，這就是「俠義」的勝利。人格精神力量之大，一至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