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在舊中國，常有兩姓或兩村之間的大規模械鬥。這械鬥的起因，無非或是爭面子，或是爭資源（如共用一河一渠之水的上下游村落，在大旱之年因爭奪水資源而爆發械鬥）。械鬥一旦發生，則兩姓、兩村之人，都會全體出動，爭相投入，有進無退，奮勇當先。如果是有預謀的械鬥，則事先往往還要舉行一種極為殘忍的儀式。在這種儀式上，要先將生擒的「敵方」人員（最好是青壯年或對方首領）剖腹，取出心肝以祭奠列祖列宗，然後架起大鍋，將其煮熟，而本族或本村的全體成員，每個人都要來吃一口肉，喝一口湯。參加「人肉宴」的，有時只限於成年男子，但至少每家每戶必須有一人參加吃喝。依照家本位原則，只要有一人參加，也就全家有份。這就等於全族或全村的每一個人，都成了對方的「死敵」。這種儀式的用心是極深的。第一，它使全族或全村的每一個人，都與對方結下了仇怨，終身無法擺脫，世代無法擺脫，只能橫下一條心來，和對方決戰到底，不會中途出現「變節分子」。第二，它使全族或全村的每個人，都有了罪惡和罪惡感。這種罪惡和罪惡感會使每個人都變得瘋狂，從而在戰場上成為「死士」。第三，它使全族或全村的每個人，都分擔了責任，一旦對方報復或官府追究，便必須施加於全體。對方的報復要施加於本族本村之全體，當然沒有那麼容易（比較容易的辦法，是也從這邊抓一個人回去吃掉）；官府的追究則因「法不治眾」，往往也只好不了了之。可見中國人一旦「抱團兒」，就不大好對付。
既共享資源，又同仇敵愾；既利益均沾，又禍患均攤，這就叫「有福同享，有難同當」，是中國人交朋友、結圈子、拉幫派的基本原則。它給中國人帶來的直接好處，是一個人一旦有難，便不怕沒有救援。讀過武俠小說的人都知道，江湖上有所謂傳「俠義柬」「綠林箭」的規矩，即一方有難，便可向八方求援。同門師弟不必說，便是不同門的朋友，無論親疏遠近，只要接到了「俠義柬」「綠林箭」，全得立即趕到應援，否則便是不義，無法再自立於江湖。非同門的朋友趕到後，如果發現其事於理不合，或雙方都與自己有交情，也可以撤身退出或勸雙方講和，或袖手旁觀，但同門師弟則一般不問是非地「同仇敵愾」。
其實，這種現象並不止於江湖，在日常生活中也比比皆是。比如，一個人犯了錯誤，或者觸犯了刑律，要受處分了，他那圈子裡的人便會絡繹不絕地前去說情，四處奔走，設法營救。這種事，可謂古今如一。在政治黑暗，冤獄遍於國中的時代，它確能使部分好人倖免於難；但在建設民主與法制的今天，又可能會使部分壞人漏網。是非功過，實非三言兩語能夠說清。
代價與是非
但有一點卻可以肯定，即上述好處是要付出代價的。
代價之一，就是消解了個人。在中國歷史上，除極個別的人，如各學派的祖師、各門派的宗師、各團體的領袖，可能會因個人的魅力而成為「核心」，並因此而建立「圈子」外，其餘絕大多數人，要想進入某一圈子，或在某一圈子內生存，都必須儘可能地與圈子認同，甚至包括極細小的方面。比如老鄉們在一起，就要說家鄉話。如果一個人外出多年，依舊鄉音未改，家鄉的父老鄉親們便會對他格外親熱。如果他居然記得只有本鄉本土才有的極「土」的「土話」，就更會受人歡迎。相反，如果他回到家鄉，竟是一口的「官話」「京片子」，大家就會敬而遠之，在內心深處不把他看作自己人。《論語》上說孔夫子他老先生在宗廟裡、朝廷上，說話雖謹慎，但也明白流暢，一到自己本鄉本土，便「似不能言者」，除了表示對「鄉黨」的恭謹外，不知有沒有語言方面的原因？又比如，圈子裡的人要在一起聚一聚，那麼，即便你厭食、胃潰瘍、酒精過敏，也少不得要「叨陪末座」的。因為「一人向隅，舉座不歡」，不能因一人之好惡，掃了大家的興。這些小事尚且如此講究，遇到大是大非，當然也就更沒有價錢好講。這樣一來，個人就成了圈子，或者說「我」就變成了「我們」。一個人的團體意識越強，自我意識就越弱；越是與圈子認同，就越是消解了個人，最後就變得只會說「我們」，不會說「我」了。中國人寫文章，談到自己的觀點時，往往說「我們認為」，而不會說「我認為」，就是這種觀點和習慣所使然。
代價之二，則是消解了國家。孫中山先生早就說過：「中國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沒有國族主義。」如果把類似於家族、宗族的鄉里、幫口、師門、同仁等大小圈子都考慮進去，則孫先生的意思也可以這樣表述：中國人只有「圈子觀念」，沒有「國家觀念」。所以「對於國家，從沒有一次具極大精神去犧牲的」。當然，這絕不是說中國歷史上沒有為國捐軀者，但如果深入分析一下，則不難發現他們多半是集國難與家難、君仇與父仇於一體的人。前方將士抗敵是因為「守土有則」，邊陲士民抗戰是為了「保衛桑梓」，岳家軍、戚家軍作戰英勇是因為他們忠於團體。只要「鬼子」不打到自己家門口，中國人的「愛國主義」往往是口頭上的。故「前方吃緊」，並不妨礙「後方緊吃」，半壁江山淪陷，偏安一隅的小朝廷依舊歌舞昇平。「暖風燻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以致「遺民淚盡胡塵裡，南望王師又一年」。甚至國難當頭之日，朝廷裡的各個小團體，仍不肯放棄一己之私利，一個個「內戰內行，外戰外行」，忙於黨爭，無暇禦寇。這可以說是團體（即「小圈子」）利益高於國家利益之最典型事例。
在戰時是團體利益高於國家利益，在平時則是人情大於王法。這類例項實在太多太多，我們在報紙上、雜誌上時有所聞。可以說每辦一案，都難免有人來「說情」，或有人會「徇情」。其實，人情豈止大於王法，而且大於真理。一件事，只要一牽涉到自己的圈子，圈內人處理起來，便往往不問是非，只問親疏。疏則公事公辦，親則大開方便之門。至於公道不公道，姑且放到一邊。有人說中國人只講人情不講原則，其實並不準確。準確的說法，是「人情即原則」。也就是說，講人情，不能六親不認，不能做「親者痛，仇者快」的事，這本身就是原則，而且是最重要的原則。為了堅持這一「最高原則」，什麼真理，什麼公道，什麼王法，都可以不顧，都可以不視為原則。
因此，一旦圈子、團體的利益與國家利益發生衝突，被犧牲掉的往往便是後者。因為國家是「公家」，何妨犧牲一點。反正國家的利益大得很，多得很，「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稍稍犧牲一點也無傷大雅。又反正大家都只關心自己的小圈子，只要不傷害「自家」的利益，傷害了「公家」，誰也不會來管「閒事」。圈子和團體就不同了，這是「自家」。自家門前雪，自家不掃誰來掃？傷了自家人，在自家人的面前就會沒臉見人，當然只好為了維護「自家」而對不起「公家」了。
沒有「國家觀念」，也就沒有「公民意識」。所以，中國人一旦有困難，首先想到的不是去找「國家」，而是去找「自家」。比如，生活發生困難，不會去領社會救濟，而是靠親戚朋友接濟。一旦國家救濟了（如扶貧），又認為是理所當然，並不把扶貧款用來發展生產，而是迅速吃光花光，再等第二回，絲毫也不考慮自己作為「公民」，對國家還有什麼「義務」。又比如，做生意，辦企業，也不是向國家借貸，而是靠親戚朋友集資。即便貸款，也要靠圈子裡的朋友幫忙，託人情，走後門，才貸得到。再比如，受人侵害（被打、被強暴等），也首先不是訴諸法律，而是找自家人幫忙，把對方也痛打一頓，或者索賠私了。總之，在中國人心目中，親戚朋友，圈子團體，要比空洞的、高高在上的、無法直接感知的「國家」更親切，更靠得住。因此，在檢討自己的社會角色時，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屬於哪個圈子，而非首先想到自己是公民。
事實上，中國傳統社會是沒有「公民」概念而只有「臣民」「子民」的。臣是對君而言，子是對父而言。「君」住在紫禁城中，九重天外，遙遠得很。君所代表的國家，便不能不給人以陌生感。各種「父」——家父、師父、父母官，都是看得見、摸得著、靠得住的人，不能不予以特別的重視。更何況，君王的意旨，國家的政策，政府的法令，也只能通過各個種類的「父」，接力棒似的傳達到每個「臣民」或「子民」。這樣層層傳遞下來，不走樣、變味，才是怪事。處於最下層的民眾們，不對國家感到隔膜，也才是怪事。
因此可以這麼說，傳統的中國社會，既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個人」，又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國家」，而只有許許多多的「圈子」（比如行幫和鄉社，家族和家庭）。天下大治時，這些圈子以中央政府為中心，耦合成一種同心圓的結構。一旦天下大亂，中央政府失控，那麼對不起，這些大大小小的圈子便立即自成體系，或群雄割據，或土崩瓦解，一個個乘機興風作浪，渾水摸魚。等到一個或幾個梟雄出來收拾殘局時，也不能不借助各個圈子的力量，把大家再籠絡到一起，重新結構同心圓。所以，外國人說中國人是「一盤散沙」，是不準確的。準確的說法，應是「一盤散圈」。大大小小的圈子，星羅棋佈地「散」在各處，相互之間靠著血緣和地緣，人情和麵子，維持著一種鬆散的聯絡。只要這種鬆散的聯絡尚能維持，政府也能借助這種聯絡收稅完糧，那就是「天下太平」了。
這就難怪中國人特別看重友誼了。個人太渺小，國家又靠不住，只好廣交朋友多結圈子。只不過交異性朋友的時候要注意。紅粉知己雖然令人羨慕，卻也容易招人物議。中國人的傳統觀念是男女有別。若是孤男寡女地弄在一起，就難免會有人要說「閒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