鬥爭武器
如此看來，閒話其實「不閒」。唯其「不閒」，所以歷史上和現實中，就有人用了它，來做鬥爭的武器。
這似乎匪夷所思，然而卻是事實，且有道理。
首先我們得弄清楚，中國歷史上的鬥爭，基本上是窩裡鬥。既雲「窩裡鬥」，當然也就是朝廷內、家族內、圈子內，自家人鬥自家人的內部鬥爭。這就不能「公開化」。一旦公開化，不但會家醜外揚，讓外人看了笑話，鑽了空子，而且自己臉上也不好看。再說，自家人，「抬頭不見低頭見」的，總不能公開翻臉吧？見了面，總得「皮笑肉不笑」吧？有什麼看法、意見，總不能「當面鑼對面鼓」地直說吧？所以，無論心裡面如何地咬牙切齒，暗地裡如何地弄拳踢腳，表面上的安定團結還得維持，故而不能公開「鼓譟」，只能背後「嘀咕」，則「輿論」也就變成了「閒話」。
其次，這種鬥爭，不但不能「公開化」，而且也不能「激烈化」。不到萬不得已，一般不能大打出手，刀兵相見。閒話這玩意，又閒又不閒，「提起來千斤，放下去四兩」，用來做武器，最為合適。再說，既然是「內部鬥爭」，則其勝敗的最終裁決者，也在內部。倘若採取其他手段，可能會引起「自家人」的反感，先不先就脫離了群眾。閒話卻是人人愛說，個個愛聽的。運用「閒話」做武器，就容易被大家所接受，所容許，也就能夠保證自己立於不敗之地。即便露了馬腳，被人發現了，也不要緊。不就是說閒話嗎？難道你沒說過？自然說過的。那麼，「和尚摸得，我摸不得」？你能說閒話，我不能說？何況，我說了你，你也說了我，兩下里也就扯平，你還鬧什麼鬧？
最後，中國曆來缺少民主程式和輿論監督，什麼事都是「頭家」說了算。在國內是皇帝說了算，在家內是父親說了算，在家族、行幫、門派內部是族長、幫主、師父們說了算。制度既為「一言堂」，則這些「君父」們要體察「下情」，就只好去聽閒話。因為暗中的舉報有告密的嫌疑，公開的批評又好像是在向「君父」們的權威挑戰，只有不動聲色地倒些「閒話」，把足以置人於死地的輿論「閒閒」地娓娓道來，才既能「驚動聖聽」，又確保自身無虞，真正收到「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效果。
何況「君父」們也是人，也愛聽閒話。對於他們來說，聽閒話的好處甚多。「言者無心，聞者有意」，沒準能從閒言碎語中聽出點什麼名堂來。聽出來以後，想當真，可以追究，因為「無風不起浪」。不想當真，也無妨一笑了之，因為原本不過街談巷議。同樣，對那些倒閒話的人，想整治查辦，可以說他「別有用心」；想包庇縱容，也可以說他「有口無心」。反正是不是閒話，是故意誹謗還是隨便亂說，從來就沒有一個客觀科學的標準，全憑握有生殺予奪之權者一句話。
這就靈活、便當。所以，歷代王朝，都有指派詩官特為採風（蒐集民歌民謠），指派稗官收集「街談巷語，道聽途說」的事，或規定言官（監察部門的官吏）可以「聞風奏事」。民歌民謠也好，道聽途說也好，都是平民百姓「揹著」皇上說的閒話，比如漢時的「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之類。有的還直接罵到皇帝頭上。比如明朝嘉靖愛抄家，民謠就說「嘉靖嘉靖，家家乾淨」。這類閒話，歷朝歷代都有，時下也很不少。除前面提到的「十億人民九億侃，還有一億在發展」「十億人民九億搓，還有一億在琢磨」外，還有「十億人民九億商，還有一億在開張」，「十億人民九億倒，還有一億在思考」，「十億人民九億賭，還有一億在跳舞」。這些民謠都反映了社情民意，有的還反映了時代的變化，如從「學會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到「學會數理化，不如有個好爸爸」就是。故「王者」認為可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當然要派人去收集整理。
不過「聞風奏事」這規矩，就不大好講。所謂「聞風奏事」，即無論聽到什麼閒言碎語，哪怕只是捕風捉影，均可直接報告皇帝，而不必核實，也不受「反坐」的處分。說句不好聽的話，這就簡直是在公開鼓勵「倒閒話」了。
妙處多多
上有所好，下必效焉。「倒閒話」既為至尊天子所認可，並公然使之制度化、合法化，則普天之下的「閒話愛好者」，其欣然雀躍為何如？更何況，閒話這種武器，具體地使用起來，又確有許多妙不可言的好處。
第一是「合理合法」。在說話這個問題上，中國人和西方人的觀點是不大一樣的。西方人主張言論自由，認為說話是一個人的天賦人權，誰也不能限制和干涉。故西哲有云，我堅決反對你的意見，但我寧願犧牲生命，也要捍衛你發表這個意見的權利。所以西方人說話比較隨便，國是可以議論，總統可以批評，上帝是否存在也可以懷疑（當然要在中世紀以後）。即便說錯了，也只能說你說得不對，不能說你「不該說」。
中國人就沒有那麼隨便了，並不是什麼人都可以說話，也不是什麼話都可以說的。比如「階級敵人」「專政物件」，就不能允許他們「亂說亂動」。又比如，犯上作亂、造反謀逆的「反話」，不但不能說，連在心裡想一想都是殺頭的罪，其罪名就叫「腹誹」，也就是在肚子裡誹謗「君父」，同屬「大不敬」。其實，豈止是誹謗批評不得，就連他們的名字也不能說。比如五代時有個叫馮道的，當官前曾當過先生。有一天教學生讀《老子》，一開頭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學生為避先生之諱故，不敢說「道」字，只好大聲念道：「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的確，中國人的許多話，確實是「非常不敢說」的。
不但「反話」不能說，「正話」也不能隨便說。說的時候，要看場合，要看物件，要看自己的身份（有無資格說這些話），還要注意態度、語氣、方式、分寸。倘若犯規，君父、長官、老爺大人們便會一聲斷喝：「這裡豈有你說話的地方？叉出去！」或令「掌嘴」。所以懂規矩的中國人，一般都不會亂講。不分場合不看物件不注意態度語氣地信口開河，至少也會被目為不懂規矩、沒教養。
「正話」不能亂講，「反話」更說不得，這樣算下來，大約只有「閒話」，可以隨便說，或說得比較隨便。所謂閒話，也就是非正式的話。前面已多次說過，中國人說話辦事，極其講究規格、格式。這些規格、格式無非官民之別，朝野之別，內外之別等等，總之是「正式」與「非正式」之別。正式的話是「官話」，非正式的話是「閒話」。民可以講「官話」（如宣讀官方檔案，傳達官方意圖，在官方組織的會議上發言等），官也可以講「閒話」（在非正式場合上的非正式發言都是）。故「閒」與「不閒」，全在於是否「正式」。但凡「非正式」者，都可以謂之曰「閒」，而無論其主體是否當「官」。這就官民皆便。
何況只要是人，就要說話。正話反話都不能說，或不能隨便說，如果連閒話也禁，豈不把人憋死？所以歷朝歷代，都沒有禁閒話的「法」，也沒有禁閒話的「理」。茶館裡張貼的告示，也只會說「莫談國事」，斷不會說「禁止閒話」的。其實，「莫談國事」也就等於多說閒話。因此，在中國，「國事」往往也會變成閒話，比如變成小道訊息和政治民謠，也沒有聽說過會遭禁的。因為所謂閒話，也就是「隨便說說」的意思，當然說得再隨便，也「合法」。
至於「合理」，則本之於「群體意識」。依照群體意識的邏輯，每個個人都是群體的。群體的也就是大家的，既無分公私，亦無分你我，每個人的私事、家事、閒事，也就是大家的事，大家也都有權來關心，來過問，來議論，來品頭論足，說三道四。所以，中國人歷來不承認個人有什麼「隱私權」，也不會懂得要去尊重別人的隱私權。要求享有和尊重隱私權，是近幾年才有的事。在先前，一個人如果要求隱私權，不但得不到尊重，反倒會被視為咄咄怪事：「怎麼，他難道有什麼不可告人的隱秘？」在不少中國人看來，「不可告人」的，也一定或多半是「不正當」的，否則為什麼不能告訴大家？這就只能進一步引來閒話。
總之，我是群體之一員，你也是群體之一員。我可以議論你，你也可以議論我，正所謂「誰人背後無人說，哪個背後不說人」。反正「大家一樣，人人有份」，這就「公平」，也就「合理」。
壞事傳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