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病鼓勵我們把自己視為一個群體的成員。它強迫我們做出在平日裡不太習慣的想象：想象我們與他人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絡，在做出個人選擇時要考慮到他們的存在。在疫情期間，我們是一個統一的有機體。在疫情期間，我們重新成為一個群體。
在這些日子裡，人們不斷提出異議：假如病毒的致死率看上去並不高，尤其是對於年輕人和健康的人來說，為什麼我不能冒一點個人的風險，繼續過往常的生活呢？一點點宿命論，難道不是每個自由公民不可剝奪的權利嗎？
不，我們不應該冒險。至少出於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數字層面的。新冠肺炎患者中必須住院治療的比例不容忽視。按照目前的估計，大約有10%的感染者需要住院治療，而情況還會發生變化。如果在短時間裡有太多的感染者，10%就意味著一個非常龐大的數字，醫院裡的床位和護理人員都會出現短缺。醫療系統也將陷入癱瘓。
第二個原因僅僅關乎人性層面。關於易感者中比他人更易感染的那些人：老年人，健康狀況不佳的人。我們將他們稱作超級易感者。假如我們其他人，也就是年輕人和健康的人，我們加大被病毒攻擊的風險，就等於自動將病毒帶到距離他們更近的地方。在一場流行病中，易感者應該保護自己，這也是為了保護他人。易感者也是一層防疫線。
所以，在疫情期間，我們做什麼，不做什麼，都不僅僅是我們個人的事。這一點我不想忘記，即使在一切都結束之後。
所以，我去尋找一句簡單明瞭的話，一個用來記憶的口號，我在一九七二年的《科學》雜誌裡找到了它：moreisdifferent（多即不同）。菲利普·沃倫·安德森撰寫的是一篇關於電子和分子的文章，但他談論的也是我們：我們的個人行為對群體造成的累積效應，與個體影響的總和是不同的。假如我們人數眾多，每個行為都會導致抽象的難以預料的後果。在疫情期間，缺乏團結首先是想象力匱乏的表現。
philipwarrenanderson（1923—2020），美國物理學家，一九七七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