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日報決定停止在頭版刊登確診人數的時候，我非常不滿，感覺自己遭到了背叛。我開始在其他報紙上查詢。在疫情期間，資訊透明不再是一種權利，而是一種必不可少的防疫措施。
一個易感者掌握的資訊越多——關於感染人數、感染地點、患者在醫院裡的密集程度——就越是能夠採取恰當的舉措。或許並非每個人都是如此，有些人會有出人意料的反應，但大部分人都是理智的。模擬也將我們的意識考慮在內，作為疫情是否減弱的一個因素來考察。
儘管如此，從最初的幾天開始，就有人指責那些數字製造了恐慌。所以，最好是掩蓋它們，或者換一種計算的方法，讓數字看上去小一些。只不過我們立刻發現，這麼一來就真正激發了恐慌：假如他們向我們掩蓋真相，情況就會顯得更加嚴重。兩天後，數字重新出現在報紙頭版，並保留了下來。
這種舉棋不定正是一段懸而未決的感情的標誌。一段在現代社會陷入僵局的三角戀，在這段關係裡，公民、政府機構和專家失去了相愛的能力。
假如說政府機構相信專家，它們並不相信我們，不相信我們控制情緒的能力。事實上，就連專家也不太相信我們，對我們講話的方式過於簡單，以至於顯得可疑。至於政府機構，我們之前就存在懷疑，之後也會如此。所以，我們又回去聽專家的說法，卻發現他們搖擺不定。最後，在不確定中，我們的表現愈發糟糕，也愈發不被信任。
病毒將這個惡性迴圈暴露無遺。每當科學觸及我們的日常生活，這種不信任的迴圈就會開始。恐慌源於這種迴圈，而非源於數字。
再加上恐慌是潘神的一種迴圈性發明。有時候，潘神會怒吼，那吼聲如此強烈，以至於他被自己的聲音嚇到，於是，他在自己製造的恐懼中飛奔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