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臺銘，這位臺灣科技界的「成吉思汗」，在馳騁疆場37年之際，於閃光燈裡低下了他的頭，於對手注目下「北上西進」。1988年，郭臺銘揮斥方遒、因時而動、渡江過海、入主深圳，因此，成就了他的「代工帝國」；而今，在深圳的競爭浪潮下，郭臺銘再度選擇離開，離開總會平添幾分落寞與傷心，但是，遠處的擴張似乎也宣誓著這位被《商業週刊》譽為「虎與狐」的梟雄更大的野心與計謀。
結緣深圳
1974年，郭臺銘以母親標會的20萬新臺幣與十名員工成立「鴻海塑膠企業有限公司」，生產、加工塑膠成品，以黑白電視機的旋鈕為主。當有人問「鴻海」為何意時，他總會說：「‘鴻’在天，‘海’在地，鴻海就是一家要做天地間生意的公司。」1976，掙得第一桶金的郭臺銘轉型模具領域。成熟的模具技術加上敏銳的商業嗅覺，使得郭臺銘在其他同行還留戀家電業之時，又迅速轉型生產個人電腦聯結器，他以聯結器、機殼等產品為重心，力行「量大、低價」的競爭策略，迅速佔領市場，1982年，公司更名為「鴻海精密工業有限公司」。為了使公司進入全球市場，1985年，郭臺銘在美國成立分公司，並創出「foxconn」品牌。
郭隻身一人拎著皮箱去美國，在此期間，他僱傭了一個美國人做行銷經理，同時兼任司機與英文口語教師，倆人就此組成了這家美國分公司。郭臺銘一直稱鴻海是「四流人才、三流管理、二流裝置、一流客戶」，因此，為了爭取一流客戶的訂單，郭臺銘幾乎跑遍了美國50個州中的32個，住是12美元一晚的汽車旅館，食則丹尼斯（denny’s）這類的連鎖餐廳、就連選單他也能倒背如流。一直以來，正是這種「拼命三郎」的勁頭才將對手一一比下陣來，原定2008年退休的他，同年在鴻海系遭遇金融危機和經濟下行的挑戰之後，再度出山，以每天工作15小時的精力、59歲的高齡站崗。
80年代中後期，臺灣由於經濟大環境的變化，傳統產業在新臺幣的大幅升值、工資與土地等生產成本迅速上升下，生存困難，被迫外移。
郭臺銘與鴻海也在第一批外遷浪潮中。因為，郭臺銘有一個著名的「全球成本競爭」概念，就是「社會成本+國家成本+公司營銷成本」的競爭。他認為，「只要是製造業，就無法不思考人力及土地的成本。」
當時臺灣人月基本工資已超過新臺幣1萬元，大陸的人工則摺合新臺幣僅2200元，兩者相差近5倍。特別在臺灣有錢也請不到人，而內地工廠門外卻是排著長隊進廠的打工仔、打工妹。
同時，經濟起飛帶動臺灣土地價格節節上揚；而當時的大陸，土地資源要多少有多少，並且各地方政府為積極招商出臺的一系列優惠政策也頗具吸引力，除了提供服務，為廠商鋪路整地，就連主要的稅收也優惠得誘人，從「二免三減半」放寬至「五免五減半」，即前5年免稅，後5年只需交一半，若廠商繼續投資，還能繼續享受優惠。
那時，他已看中深圳這處靠近香港的中國改革前沿。於是就在鴻海集團成立14年後的1988年，設立了深圳寶安區西鄉鎮黃田村的鴻海精密有限公司，生產電腦周邊接外掛。隨即又在寶安區龍華鎮成立鴻富錦精密工業(深圳)有限公司。因此，郭臺銘也成為當年少數突破兩岸政治風險、正是進軍大陸的臺商之一。但與日後的大發展相比，80年代末期的「手筆」只能算是「試試水」而已。
1993年，第二波以資金密集型為主的臺商投資大陸熱潮又興起，這時的鴻海已經在積累了一定的力量，擁有了擴張的條件。1993年，大量的企業在深圳龍華買下土地，郭臺銘也看中了緊靠在深圳市區的龍華，當時的龍華還是一片荒野，野草比人長得還高，郭臺銘站在一個高處，對當地的政府官員說：「看得見的土地我都要了。」這就是現在佔地2.3平方公里龍華園區的雛形。從1996年開始，富士康深圳的廠區就朝龍華園區搬遷，自此，這成為富士康在大陸最大的一個廠區、富士康工業地產的源頭、全球最大的個人計算機組裝基地。
郭臺銘詮釋他選址的理由時說過：「開放的移民城市有著無限的活力」，他認為，龍華一定會成為「全世界製造技術的聚合地，全世界創新研發的最前沿」。那時，大個子總裁郭臺銘站在150位新員工面前訓話：「我們要做全球最大的企業!」下面有員工不禁偷笑：「這個人真能吹牛。」就憑這一棟廠房，百十號人？沒人敢相信。
多年之後，奇蹟真的發生了，這個在1993年僅有100多人的小廠變成了今天擁有40多萬人的工廠叢集。
郭臺銘有句名言：「一個人如何看待自己和你周遭的人，就決定了自我的格局。如果一個人對自己看得比較長遠，空間就比較寬廣，就不會對得失看得太重。」或許，正是得益於不計一城一池得失，郭臺銘才在對的地方與對的時間，打造了全球代工企業。《中國時報》更是在解析郭臺銘與鴻海的成長時稱，「從1985年剛擠進臺灣製造業‘一千大’的傳統模具公司，到全球最大的代工企業，這和郭臺銘1988年著手在深圳建生產基地、利用大陸低成本的生產優勢有絕對關係。」
飢餓的巨人
郭臺銘祖籍是山西，所以骨子裡也流淌著晉商的血液。一直以來，他都追求建立「大中華製造工廠」，他曾自述：「我父母是從山西省到臺灣的，我們不僅僅是臺灣的思維方式，更是大中華的思維方式，臺灣與中國內地的生意應該結合在一起。」因此，他也躊躇滿志：「大陸未來將是我們製造技術的實驗戰場，在那裡我們要挑戰製造、銷售的最高境界。」
1996年2月1日，富士康龍華基地破土動工。邊建廠邊生產邊出貨，從此，富士康走上每年最少成長50％，有的年份增長100％的高速發展之路。2009年第2期《中國外資》評價其為，「這個從1996年開始就以年複合增長率超過50%的速度成長的製造體，就像一輛剎不住的跑車。」同樣，在富士康員工中也流傳著一句話：「看千年，看西安，千年古都；看百年，看北京，百年古城；看十年，看深圳，十年變化；看一年，看龍華，富士康速度。」
郭臺銘也善於利用深圳這塊規模尚小但發展迅速的業務來招攬潛在客戶。自進入個人電腦領域，鴻海的潛在客戶就鎖定了戴爾、康柏、英特爾等。1995年戴爾總裁邁克爾·戴爾到訪華南時，郭臺銘以安排戴爾與他熟識的地方政府官員見面為交換，獲得駕車送戴爾去機場的機會，然後，郭臺銘又在途中安排了一次戴爾參觀他工廠的小插曲。當時，戴爾公司尚未躋身全球五大個人電腦廠商之列，而鴻海也還未生產戴爾直接購買的零配件。但是，郭臺銘卻看準戴爾是顆明日之星，因此一心想與他結識。如今，鴻海已成為戴爾最大的供應商之一。
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這一標誌性的事件助力了郭臺銘的帝國擴張。從2001年到2008年，富士康科技集團的年營業額從200億元飛躍到4207億元，8年增長了21倍；其中出口總額更是7年蟬聯商務部統計的中國內地企業出口冠軍。
而這幾年，郭臺銘也登頂人生巔峰。2005年3月12日，美國《福布斯》雜誌全球富豪排名中，55歲的郭臺銘以32億美元身價名列第183名，首次躍升為臺灣首富。與此同時，富士康在《財富》全球500強企業的排名也從2005年的371名上升到2009年109位。
從深圳出發，富士康的版圖已經遍佈全世界。在國內：2001年，北京科技園開幕；2003年，上海松江科技園、山西太原科技園、杭州錢塘科技園開幕；2004年，山東煙臺科技園、深圳觀瀾科技園、上海富士康廠開幕；2005年，深圳松崗廠開幕；2006年，天津科技園開幕；2007年……至此，全國四個直轄市、十餘個省市都遍佈著郭臺銘的生產基地。在全球佈局，日本、美國、英國、芬蘭、捷克、巴西、越南、俄羅斯等國家建立了生產和研發基地。
2007年9月，郭臺銘在第四次中國網商大會上演講，這也是第一次在大陸企業界公開亮相演講。講到富士康的成功之道，他說，富士康贏在策略。策略是什麼？策略就是方向、時機、程度。南轅北轍就是方向不對，車再好馬再壯車伕再強，但永遠不能達到目標，成吉思汗會贏，是贏在方向，贏在策略。
投資大陸、成立鴻海全球基地的「黃埔軍校」——深圳龍華工業園，無疑都成了他稱霸世界的舞臺。
郭臺銘曾說：「富士康是一個飢餓的巨人，永遠不會撐得打飽嗝。」然而，就在一路順風順水之時，新秀的崛起、經濟環境的轉變、福地生禍端卻為這位巨人帶上了「鐐銬」，叢林不再是鴻海一家獨大，掠食者虎視眈眈。
「大佬」恩仇
深圳，一直以來都被奉為競爭最慘烈的商業戰場，有時半路殺出的一匹黑馬也會讓老將失算。更何況，還是代工這片血腥之海，幾乎是大逃殺一樣的生存準則。然而，初生牛犢總有著一種不管天高地厚的豪氣，不按常理出牌反使老將難以招架。
2002年，郭臺銘邀請王傳福（比亞迪創始人）和孫一藻等人參觀富士康臺灣總部，本意是對王傳福示好，希望拿下比亞迪電池塑膠盒的代工業務，誰料，這一舉動反成了「引狼入室」。
當時，比亞迪只是做手機電池的小企業，而且，處於筆記型電腦、手機等電子產品的暴利時代的末期，生產手機電池的利潤也深受威脅，據相關資料顯示，自2003年以來，充電電池的價格正在以每年10%的速度下滑。同時，隨著日本廠商對中國的技術開放，鋰電池生產門檻大幅降低，很多廠商蜂擁進入這個行業，分享利潤。
隨著競爭的加劇以及產品盈利空間的一降再降，比亞迪在電池領域的成本優勢和技術優勢也受到了很大挑戰。王傳福也說：「電池這個行業，再過兩三年，我們恐怕就要捅破天花板了。我們需要找一個有更大發展空間的行業去做，但是我們又希望那是一個與電池相關的行業。」
這句話其實已經為後來的轉型埋下了伏筆，只是，郭臺銘並未料到這艘小舟竟敢打它這個手握幾十億美元訂單的世界級代工航母的主意。
沒人知道，當郭臺銘領著王傳福在車間參觀時，王傳福腦裡在勾勒著怎樣的藍圖。但是，從王傳福踏出鴻海的門後，宣告王、郭交火不可避免的展開。
最先，憑藉著之前比亞迪為手機巨頭們長期生產電池過程中建立起來的信任關係，2002年，比亞迪正式進入手機代工領域，主要從事手機模組及元件製造，包括手機外殼、液晶面板、攝像頭、柔性電路板、手機模具等業務。
而後，王傳福用了短短幾年「克隆」出了與富士康近乎相同的手機代工產業鏈，從2003年起，比亞迪從富士康挖走400多名員工。同時，也從富士康那裡「搶」來很多訂單。
郭臺銘一直喜歡講一個故事：一個聰明的乞丐在恩客給的50元和100元鈔票之間應該選擇50元的，只有不貪心，才能細水長流。所謂的「不貪心」在他的經營哲學裡就是「為了客戶，死扣成本，壓低價格，別一口吃個胖子噎死。」因此，他的報價總能比對手低出20%，甚至更多，為的是讓利給客戶，以求細水長流，基業長青。因此，郭臺銘在業界也留下了「costdownterry」的綽號。然而，一山更比一山高，據說，同一個手機方案，比亞迪的成本要比鴻海低20%。
短短幾年，比亞迪在手機代工領域就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2004年，比亞迪手機業務實現營收9.93億元，佔比亞迪總體收入的14.7%。2005年年收入達到了19.06億元，佔比亞迪總體收入的29.3%，比2004年增長了103%。在比亞迪電子上市之前的2006年，比亞迪手機代工收入增長高達169.3%，達到了51.35億元，佔比亞迪總體收入的39.67%。同樣是在2006年，比亞迪的手機代工部門已經得到諾基亞「手機機械部件解決方案」15%的業務，摩托羅拉3%的業務。金融危機開始後，比亞迪股份的財報卻很樂觀，2008年較2007年還增長了26%，實現了淨利潤10.21億元，其中，手機業務收入為119.33億元，同比增長30%。
與比亞迪的一路長紅相比，富士康顯得有些戰戰兢兢。《it時代週刊》中曾經採訪過富士康的員工劉根（化名），他說，「富士康的光景大不如從前，比亞迪搶走了我們太多生意。特別是去年（2008年）下半年，公司又遭遇金融風暴，訂單大幅萎縮。」從2008年富士康公佈的財報看來，較2007年，營收減少了14.61億美元，降幅13.61%；淨利潤1.21億美元，較2007年的7.25億美元狂跌83.22%。儘管，金融危機成為不太樂觀的財報的託詞，但是，投資者還是很清楚，這並不是問題的全部，事實上，正是比亞迪正在將富士康拉下高速增長的神壇。
睥睨天下、脾氣火爆的郭臺銘還是被激怒了，商業糾葛升級為一波三折的戰爭。
其實，讓郭臺銘最不爽的就是比亞迪的「商業剽竊」，而他也一直譏諷比亞迪是「山寨」不如、靠盜竊技術起家的企業。因為，比亞迪在手機代工上走的路徑與富士康有著驚人的相似處，而且從富士康跳槽的400多名員工都是從事手機設計、製造等業務，更包括富士康花費幾十萬元派送歐洲培養的高階技術人才和高階管理人員，其中還包括日本的研發高階核心主管，並連帶了一項冶金提煉合成技術。
脾氣火爆的郭臺銘不僅連續兩年在股東大會上炮轟對手，強烈譴責對方竊取富士康1萬多份機密檔案；最後，乾脆將比亞迪告上了法庭。
2006年5月4日，富士康的網檢系統檢測到王偉等富士康員工向比亞迪傳送了大量的系統檔案，公司當即報警。富士康隨後請求深圳中級人民法院採取證據保全措施，法院在比亞迪的辦公地點查扣複製了該公司員工柳相軍和司少青的計算機硬碟內容。證據顯示，該硬碟中有富士康檔案頭字樣的word檔案，以及富士康相關主管人的簽字。2006年6月，富士康向香港高等法院、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訴訟，控告柳相軍、司少青兩人在跳槽比亞迪後，洩露富士康的商業機密，向兩人索賠500萬元，並要求法院判令比亞迪立即停止侵害富士康的不正當競爭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