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月後，第一批鑑定報告出爐：行動硬碟中有116份富士康檔案，其中68份是非公知資訊。但比亞迪方面卻堅持認為，鑑定報告及相關附錄的大部分系富士康單方面呈交的，公司對此毫不知情。
2007年6月，富士康再次以盜取商業機密為由，向香港高等法院提起訴訟，並索賠51.3億元。一個月後，正值比亞迪原計劃將手機業務在香港分拆上市的日子，由於訴訟，比亞迪上市的第一次申請過期了，之後比亞迪又繼續提出上市申請，富士康也緊隨其後再次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新訴訟。由於受富士康的阻撓，比亞迪最終被推遲半年上市。王傳福也按捺不住，直在公開場合指責富士康是在「故意搗亂」。
糾纏了近兩年的案件在2008年時有了初步結果。當地公安機關在調查取證後發現，案子可能涉及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責任。富士康撤銷對比亞迪在內地的民事訴訟，轉為刑事訴訟。2008年3月20日，比亞迪前執行董事兼副總裁夏佐全被拘留。24日、31日，司少青和柳相軍先後被判處1年零4個月和4年有期徒刑。出乎意料的是，比亞迪釋出公告稱，夏佐全在拘留後的第4天因證據不足被釋放，而另外兩名獲刑員工，在定罪前已與公司解除勞動關係，屬於個人犯罪，與比亞迪無關。
這樣的判決顯然讓富士康不滿，更讓他們意想不到的是，2008年12月3日，比亞迪方面反將一軍，稱公安機關已撤銷針對比亞迪的調查，北京九州世初智慧財產權司法鑑定中心常務副主任趙軍及另外兩名負責人涉嫌毀滅、偽造證據和收受賄賂，被公安機關逮捕。此外，比亞迪前員工張朝正涉嫌接受富士康方面的賄賂，為其非法竊取保密檔案，被公安機關逮捕。富士康似乎越來越被動。而業界也認為，這有可能是比亞迪轉守為攻的重要標誌。
對這場商戰的分析，如《it時代週刊》所說，「王傳福是深圳市人大常委，對深圳中級人民法院法官的任免有重要的投票權，從這一點上來看，富士康就完全落於被動。另一方面，比亞迪是土生土長的深圳企業，當地法院傾向本地企業，在國內見怪不怪。」
郭臺銘對此也十分委屈，「我們不得不選擇香港，在深圳打不贏官司，就像到賭城去，他一面跟你賭，一邊自己做莊。」
這場官司似乎讓富士康有些心寒，一直以來對深圳有著重要經濟貢獻的它，顯然沒有得到公平對待。
法庭上的失利更添郭臺銘的怒火，由此引出一系列的口水戰。郭臺銘常說，「山寨頂多只是抄襲、模仿外觀，有人查還會躲躲藏藏。比亞迪不只是抄襲，甚至派商業間諜竊取我們的資料，然後毀滅證據。」
不過與富士康不同的是，比亞迪從電池延伸出的產業除了手機代工還有汽車產業，這步棋比「求穩」的郭臺銘下的超前一步，郭臺銘稱汽車是其6c戰略（computer電腦、communication通訊、consumerelectronics消費性電子、channel通路、car汽車、content數位內容）之一，但直到現在還沒有大動作，而比亞迪乘著國家新的汽車產業政策與中國龐大的汽車市場之大勢選擇了節能和清潔的發展優勢，已經成為深圳乃至中國著名的汽車自主品牌。
當巴菲特對比亞迪汽車深表賞識，當比亞迪汽車在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的年度股東會上大出風頭，當王傳福這個名字在美國金融界流傳開來，郭臺銘更是火冒三丈，直接拋給力挺王傳福的巴菲特三大疑問：「巴菲特一直標榜只投資有誠信、長期經營的公司，為何要投資竊取商業機密的比亞迪？巴菲特敢不敢駕駛比亞迪汽車上下班？巴菲特是用何種專業知識判斷比亞迪的潛力的？」也不無挖苦地表示：「世界沒有什麼股神，也請小股東們相信，不要聽到巴菲特的名字，就嚇呆了。」還放言「論競爭力，它（比亞迪）絕不是我們的競爭對手，我也不把竊取商業機密的公司當對手。比亞迪在模具等眾多產業領域中，連我們的1/10都不到，如果我輸了，就從這裡跳下去（指著背後的落地窗）。」
但是，國家資訊中心資訊資源開發部主任徐長明卻說，「郭臺銘質疑比亞迪汽車質量的說法沒有道理，它在國內自主品牌裡還算過硬，它們的糾葛是雙方的積怨所造成的，與汽車無關。」
據說，現在，但凡駕駛著比亞迪汽車的人是無論如何不被允許進入富士康工廠的，在門口時，保安就會將其攔下，並且會一本正經的告之：「比亞迪挖我們的人，兩家公司有競爭，公司老闆規定不讓進，就像兩國家打仗一樣。」
在這場仗中，與王傳福高超的商業手段與背後各方勢力的支援相比，郭臺銘顯得有些力不從心，也不再風光如初。這場競爭中，郭臺銘焦頭爛額，也亂了方寸。
「鄰居」受寵
曾有學者說：「以華強北為代表的‘山寨’文化、以富士康為代表的工業文化和以華為為代表的研發文化，構成了深圳製造學缺一不可的三位一體核心，只要這一核心繼續完好無損，並且內部相互影響，就足以使深圳在未來能繼續保持充沛的活力。」可惜，這「三位一體」在四個難以為繼（土地、能源、環境、人口）下，正在被有意識的改變。
不得不承認，當深圳在推動新一輪的產業升級與大規模城市升級改造之時，深圳政府與富士康的12年「熱戀」也有些冷卻，兩者也在重新審視彼此。2010年5月，在廣東「珠三角規劃綱要」會議上，一位高官更直言富士康要把低端產業鏈轉移至內陸，深圳已不再視富士康為「生金蛋的鵝」。
與對待富士康截然相反的態度，深圳政府竭力「獻媚」富士康的鄰居「華為」。因為華為是製造業遍地的深圳為數不多的科技企業，當深圳提出要做創新性城市時，華為更是一張閃亮的名片，深圳明白華為對它而言、意義非同小可。
在龍崗流傳這樣一句話「華為一咳嗽，龍崗就開始打擺子」，因此，無論如何是要將華為服侍周到。自2005年起，龍崗就細微體貼地成立了「服務華為工作領導小組」，組長即市長，從上至下，區裡、街道都設立同類機構；2006年，距離華為十幾分鍾車程辦公的坂田街道辦還乾脆在華為對面租了棟廠房，將街道辦的領導都集中在此辦公，同時，也專門成立了「華為周邊整治辦公室」，其中包括一隻特別為此成立的城管執法的機動中隊。全街道唯一一輛專用機掃車每天唯一的工作也是從早上7點至晚上9點，不間斷的圍繞華為基地轉。
2010年，就在富士康傳出「出走」訊息時，深圳政府更提出要為華為打造一個「華為新城」。事出新上任的深圳龍崗區區委書記蔣尊玉的華為之行，此行蔣見識了華為員工所說的「進門時歐洲，出門時非洲」的景象，華為基地美輪美奐，雙向四車道寬闊乾淨，園內一片現代的歐式建築；園外卻被大大小小的城中村重重包圍。
當時，負責接待的華為常務副總裁郭平只是開玩笑道，「華為總部周邊沒有什麼地方可以消費。希望有關部門能夠多建設點好吃好玩檔次高一些的設施，華為人都比較喜歡吃，有幾家上檔次的餐館就好了。」
認為「華為的事就是深圳的事」的領導卻聽在耳裡，記在心裡，而且甚至做了更大的盤算：一方面,政府想改善華為周邊的環境；另一方面,也想傍上明星華為，藉機發展。通過打造華為科技城為華為這個強力的「火車頭」提供一個更能發揮能量的平臺。
不管如何，深圳政府對華為可謂是呵護備至、寵愛有加，相比之下，富士康則被冷落一邊。
爭搶富士康
產業內外的競爭都向富士康施壓，不管是「負氣」還是「負重」，富士康這回真的是「走出深圳」了，原本低調的郭臺銘在這次「北上西進」中，也頻頻出現在鎂光燈下。相比在深圳的待遇，富士康的「內遷」成了郭臺銘大出風頭的舞臺。
富士康轉移深圳的訊息一經傳出，各地方政府就紛紛向其丟擲橄欖枝，為爭奪這個巨型企業暗戰不休。對於內地城市而言，富士康絕對是gdp的寵兒。
僅河南一省，鄭州、開封、南陽、鶴壁四地就為富士康落戶本地而積極奔走。2010年6月20日，河南省省長郭庚茂在35c的高溫下專程迎接降落在新鄭機場的郭臺銘。離開機場後，一行人便驅車前往振新路東側的大片空地，這裡就是之後的富士康工業園所在地，而後，郭臺銘還被帶去參觀了鄭州新區cbd，此處是當地斥巨資新建的一個現代化商業中心。晚間，賓主還共進了一場晚宴。在此過程中，頗值得玩味的是，郭臺銘摟著一歲多的女兒，一邊逗笑一邊與河南高管洽談的場面。
一直以來，河南只是激烈的富士康爭奪戰中的一員。對於富士康而言，邀請的話已有很多，而省級領導的親自拜訪也不再少數。郭臺銘並不擔心富士康沒有「落腳地」，相反，他大可根據各地開出的條件，擇優選擇。因此，他在逗弄女兒時顯得那麼悠閒怡情。
此後，由河南省常務副省長和分管招商的副省長帶隊的幾十人相關領導代表團更是前往深圳，與郭臺銘進一步洽談相關事宜。其中，參與談判的鄭州市出口加工區管委會副主任張寶成說，「當時，富士康的事情就是唯一的工作，我們就住在龍華。」由此可見，對於河南省而言，他們誓在拿下富士康。
在爭取富士康的過程中，河南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例如以「政治任務」安排鄭州幾乎所有的職業學校畢業生去富士康實習；發動居委會協助富士康招工，為富士康在各個居民社群張貼告示，派發報名表等。這種大規模的招工行動一方面是在為富士康遷豫做準備，一方面也在向競爭對手釋放煙霧彈。
其實，早在幾年前，河南鄭州市就已經成立了富士康投資專案協調推進領導小組，專門負責富士康的招商工作。而鄭州也開出「在土地供應、保障、稅收、用工服務等各方面最大限度的優惠」的「支票」。
河南省省長也對部下做出這樣的要求：「現在的一些專案，也別是大專案、好專案，往往多家、多市、多省在爭，越是大專案好專案，業主投資越謹慎，往往提出各種條件，這就有一個決斷的問題，所以在做好大量前提工作的基礎上，必要的時候主帥出征，果斷決策。」
這一系列舉動讓人不禁聯想3年前富士康科技園落戶秦皇島的簽約儀式上，郭臺銘的一席話。當時，他說「河北省從上層、中層到底層，大家理念一致、行動一致、服務一致。你們做事的細心、做事的認真、做事的精緻，真是把我的心俘虜了。」
2010年，河南鄭州「俘獲」郭臺銘的心，無疑也是找對了郭臺銘的興奮點。像郭臺銘這樣被美國《商業週刊》評為「亞洲之星」的人，像鴻海這樣的「電子代工航母」怎麼能夠忍受別人的「白眼」，當然，更是不願自討沒趣。因為「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就像2年前富士康集團總裁特別助理孫玉麟所說的：「每個月甚至每一天，都有地方政府來富士康蹲點，開出優惠條件，排隊邀請我們去投資，我們選擇餘地很大。」
在這輪「示好」中也不乏原先就有合作的武漢。2007年時富士康入駐武漢時，就享受了武漢政府為其量身定做的17個重點配套專案方案，包括土地徵用、專用鐵路線建設等。為了進一步擴大富士康在武漢的生產線，武漢市政府也為其送上了「贊助60萬平方米新廠房」和「代建職工廉租房」的聘禮。（《第一財經日報》）
再往前追溯，2009年2月，重慶市市長黃奇帆親自到臺灣會見郭臺銘，據說，見面第一句話就是「我不是來招商的，我是來給你送訂單的。」（《中國證券報》）當時，惠普在重慶建立了筆記型電腦基地，而黃奇帆則立馬為富士康這樣的龍頭代工企業牽頭，解決其「訂單」壓力。
不管怎樣，在這場內遷的戲裡，郭臺銘充分演繹了他的「大佬」派頭，做足了「你不優惠，還有好多地方等我投資」的姿態，這些都足以抵消離開深圳的落寞。
結語
從富士康的身上，很容易看出上世紀80年代末深圳拓荒者的影子。12年間，郭臺銘這位來自海峽對岸的「拓荒者」就用自己的雄心壯志在龍崗的荒草叢中打造了一個「代工紫禁城」。但是，與富士康同步發展的深圳，也在這12年間成長壯大了。現在的深圳，就是角鬥場，就連富士康這樣的行業龍頭也倍感壓力。
或許，經歷了臺灣轉移的郭臺銘早已料到深圳製造業遲早也有升級的一天。因此，尚且可以將其早年在內地的「南征北戰」作為「攻城略地」的卒子，郭臺銘常說「天下沒有完美的辦法，但有更好的辦法」，在適當的時機「以退為進」大概就是其下的最絕的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