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頭箸，讀「蝕（xig，陽入聲）投（teo，陽平聲）住（ju，陽去聲）」。大意是搶先一步、首先去做。類似的說法有「飲頭啖湯」。例：「生人唔生膽，點食頭箸？」（這樣膽小怕事，怎麼搶先一步去做事？）這話兒說白一點，就是第一個動筷子。因為廣東人深悟「食頭箸」的非同尋常，所以這話兒常常借用於許多率先打破陳規陋習的舉止。
1980年8月26日，深圳、珠海兩個經濟特區被批准建立，對於廣東來說，無疑就是「食頭箸」，也是這方水土、這方人中意（喜歡）去做的事——有第一個，就會有第二個，但名次往往是靠爭來的。廣東好「食頭箸」，喜歡爭強鬥勝，這樣的性格適合劇烈變革的時代，但一味求勝的心態也容易使人迷失。
正是在這樣的發展背景和求勝心態下，30年的歷史維度與相距150公里的空間維度交織成一齣中國改革開放的樣板戲，戲名為「春天的故事」，戲裡主角有廣州與深圳。一座千年商埠、一個經濟特區在這場戲裡為80、90年代的中國製造瞭如此多具有衝擊力的字眼，「三來一補」、「土地拍賣」、「證券交易」、「合資企業」……一石激起千重浪，趕潮的年代催生了一批弄潮兒：王石、任正非、馬化騰、馬蔚華、馬明哲等。傳奇加身，他們的故事又吸引著一批一批與之擁有同樣「不安分」因子的人們奔赴至此，來尋夢、來創業、來打拼。
30年過去了，現在的廣州與深圳是否一如當初門戶敞開，是否還是那個都市尋夢人的樂園，是否仍在不斷締造淘金奇蹟？中國有句古話「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站在這條河流邊，我們撿拾河裡的沙子，力圖看清這兩座城市……
1.生猛鮮活話特區
易中天用「生猛鮮活」四字來形容廣東，因為這方水土「不但出思想家，而且廣東的思想家，不是革命者也是革新者，沒有一個是保守派」。如：黃遵憲、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他們無不發出了震驚中國乃至整個世界的聲音。生就是有生命力，猛就是有爆發力，鮮就是有新鮮感，活就是運動性。這是廣東的特色。但凡事皆應有度，一旦衝過了頭，競爭就會使這片土地「發高燒」，甚至陷入無序的局面，而生活在其中的你我他，自然也倍感焦灼。
深圳式第一
「特區」作為一個專業名詞最早出現於延安時期，以延安為中心的陝甘寧特區在內憂外患的雙重壓力下，磨礪出「自力更生」的獨立精神，這一精神而後成為中國的一項國策，用自給自足的方式對抗西方的政治孤立、經濟封鎖和軍事包圍。「特區」一詞一直帶有很強的政治意味，直到1980年，幾件看似偶然的事件造就了新時代背景下的中國經濟特區——深圳，而這偶然很快就演變成了必然。
鳳凰衛視財經評論員朱文暉認為深圳作為中國的第一個經濟特區，主要來自兩個原型：其一，1979年1月6日，中國交通部在香港的下屬企業招商局向國務院提交報告，要求在蛇口設立工業區。這雖然只是一個企業行為，卻從深層觸動了中國計劃經濟體制，它需要各方面的配套。其二，廣東省在1979年初討論在汕頭和寶安建立「出口特區」的想法，建設深圳和珠海出口商品基地時，要求中央在對外經濟活動中給予廣東充分的自主權，加快經濟發展步伐。為此，鄧小平指出「可以劃出一塊地方叫做特區，陝甘寧開始就叫特區嘛！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第一個原型很快就在招商局「第29代掌門人」袁庚的主持下啟動了。荊棘叢生的蛇口，第一個開啟國門，對外開放。第二個原型則在1980年3月24-30日，受黨中央、國務院委託，由國務院副總理谷牧在廣州召開的廣東、福建兩省會議上提出將「出口特區」定名為「經濟特區」。當年8月2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五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五十次會議決定：批准國務院提出的《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正式宣佈在深圳、珠海、汕頭設定「經濟特區」，這就意味著深圳特區正式誕生。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旅遊與地產研究中心主任宋丁說：「它的誕生，是炸開了當時經濟體制的一個缺口，將深圳推向了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深圳的鉅變源頭開始，深圳夢開始起步。」
但是，吳曉波在《激盪三十年》中提及當時情況，卻這樣說道：「國家拿出3000萬元的貸款專供開發深圳經濟特區，這一數字的微不足道與日後開發浦東相比，真不可同日而語，由此可見，特區在當時純屬試驗性質，中央政府對之並不抱戰略性期望。」
這是一場夢想與現實的較量。深圳在「殺出一條血路來」的口號下，在「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格言中，力圖向世人交出一份滿意的答卷。
在這一過程中，深圳創造了很多個「第一」。
1980年，時任深圳市房管局副局長兼羅湖區建設工地總指揮駱錦星就在他的《敢為天下先，黃土變成金》的文章裡講述了這樣一件事：
「那時有香港人對我說，‘你們是捧著金飯碗沒飯吃，英女王能把黃土變成金，你們共產黨為什麼不能將黃土變成金？’」他被一語驚醒。於是盤算通過出租土地來換現金，但是，這一想法在當時無疑於一個深海炸彈，他翻遍了馬列原著，希望找到社會主義理論支援，終於讓他在《列寧全集》裡查到這段話「……住宅、工廠等等，至少在過渡時期未必會毫無代價地交給個人或協作社使用。同樣，消滅土地私有制並不要求消滅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雖然是改變過的形式—轉交給社會」。有了革命導師的金玉良言，駱錦星也敢大膽去想了，於是，他支了這一招，就是採用補充貿易法：深圳出土地，香港投資商出錢，建城房子按比例分房子或分利。
當時，香港妙麗集團董事長、《天天日報》社長劉天就聽說了這一訊息，第二天就迫不及待從羅湖橋來到深圳。由於那時從香港到深圳還沒有公交車，更沒有計程車，情急之下，他找來一輛腳踏車讓別人騎著，他則坐在後架上一路顛簸來到深圳市政府臨時辦事處。
雙方在爽快的談判之後，劉天就開發出了一個樓盤，那就是著名的「東湖麗苑」。第一期共有108套新房，他把房子的圖紙設計出來後就開始在香港叫賣，僅三天，108套還在圖紙上的房子就一售而空了。「東湖麗苑」的一炮成功，讓深圳人大大開竅，他們很快拿出新方案，提出了收取土地使用費的思路，每平方米收土地使用費4500港幣，這個地價僅相當於河對岸的香港的1/11。深圳用收進的數億元錢削掉土丘、填平溝壑，開通公路，通電、通水、通郵政。從1980—1985年的5年裡，深圳實際利用外資億元，累計完成基建投資億元，建成了一大批新的能源、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工程，初步形成了九個工業區，香港和國外商人紛紛湧進特區辦廠、開公司。
老蛇口人常林石經常說：「這在當時可能是無意，但是在今天看來，這卻是中國第一個商品房的雛形。」事實上，這只是當年深圳所創造的無數先例、「第一」中的一件而已，之後，深圳還創下了物價改革、企業產權轉讓、住房制度改革等眾多「中國第一」。這些「第一」在常林石看來體現出的最大特點就是「放權」，在深圳發展早期，這點表現尤為明顯。
正如《大道30》所總結的那樣：深圳是中國市場經濟的教科書，比經濟價值更重要的，是它為整個中國所提供的觀念價值和制度價值。但是，常林石很遺憾，現在的深圳開始慢慢地失去了這些特點，很多改革都在原有的體制裡面兜圈圈，制度創新沒有突破，現在官員的行政級別和機構設定和內地已經沒有任何差別，無特可言，當年深圳政府機構辦事的雷厲風行現在已不是深圳特色，再往前走，還能走多久，還有什麼問題沒解決，需要考慮。
時至2010年8月26日，深圳經濟特區迎來了她的30歲生日。各大媒體爭相報道，大家最關心的話題是：誰能給深圳「第二次高潮」？因為就在深圳30年來取得的輝煌成就的背後，瀰漫著一股焦躁不安和憂心忡忡的情緒，這是來自北京、廣州和深圳的經濟專家的一致判斷。
從最直觀的經濟資料上看，讓經濟特區一直引以為豪的「深圳速度」近年來在國內已毫無優勢可言。「天津近幾年來的經濟增長率每年均在16%以上，深圳的生產總值年增長率大概是11%左右」，深圳市委黨校副校長譚剛坦言，「一個經濟特區沒有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來支撐，那麼特區的優勢體現在哪裡，就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了。」
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所宏觀經濟室主任黨國英表示，當中國經濟向世界全面開放之時，尤其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中央給予經濟特區的優惠性政策優勢已逐漸消失。「創造特區就是為了讓特區經驗給全國分享，總給某些地區特殊政策，別的地方還怎麼發展啊？」黨國英分析說，「從某種角度說，創辦特區的初衷就是為了讓特區‘不特’，讓全國來學特區。在中國全面走向世界之後，特區‘視窗’意義下降，這塊招牌現在已經不再包含多少政府資源。」
這是深圳不得不面對的尷尬，無論是最初的「戰天鬥地」，還是如今的改革動力弱化、改革精神淡化，實際上深圳始終都是一個參賽者的身份，習慣於為自己尋找一個「假想敵」，然後在競爭中，搏輸贏。否則，這座城市就會失去了前進方向，甚至是發展的動力。「過去改革的主要動力很明顯，那就是改變貧窮的狀況，」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副院長郭萬達說，「現在深圳人均gdp超過1.3萬美元，很快就成為世界級的發達經濟區，那麼未來深圳特區發展的動力在哪？」這是眼下，深圳最大的困惑，她被自己的「速度」絆住了。
傳奇締造者
萬科的董事會主席王石在接受《城市中國》關於「深圳再生」專題採訪時說：「歸根結底，深圳的成功在於：制度因素。深圳能湧現出優秀新興企業群體，更像是歷史必然程式中的偶然事件，那樣的制度環境，那樣的機遇，已經不可再現。在未來，只有湧現出更多優秀的新興企業，深圳才能證明自己，並昭示歷史本身。」
1983年，任職廣州一機關幹部的王石辭去了公職，孤身一人奔赴深圳。那年頭，能在國家機關裡謀上一官半職是大多數人的目標。但是，王石卻做了這樣「離經叛道」的決定，而這一舉動也有個新名詞叫「下海」。
來深圳後，王石經歷了一年的撲騰，也悟出了些許門道。1984年，他組建了現代科教儀器展銷中心，任總經理，利用特區在進口方面的優惠，「倒賣」起當時非常走俏的錄影機，公司規模和利潤急劇膨脹。1988年時，公司的淨資產已經從1984年的「0」躍增至1300多萬。提起這段發家史，王石也會很坦然：「在市場秩序和規則建立以前，成功的背後肯定是投機，是冒險……英雄莫問出處」。但是，王石的野心決不止步於曇花一現的暴發戶，很快他就和同事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對公司進行股份制改造。儘管遇到無法想象的阻撓和壓力，公司還是迅速地完成了股份制轉換，成為中國大陸第一家按照國際慣例向社會公開發股的工商企業，並且更名為「萬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與深發展、深寶安等一道，被稱為股市的「老五股」。
鳳凰涅槃，經歷了這次改造，萬科贏來了之後戲劇性的發展。萬科從1988年開始介入房地產開發，由於缺乏政府背景，他們拿的第一塊地的地價高出市場價十倍以上！對此，萬科人有一個形象的說法：當年的萬科就像個野孩子，別的孩子有飯吃，萬科卻得自個找飯吃，甚至是去搶飯吃。正是由於自己是個遲到者，萬科才自我定位為「領跑者」以此激勵自己不斷提高。這點讓同行覺得萬科人都有點「怪」：從最初的「物業管理牌」到「規劃牌」、「環境牌」，再到如今的「環保概念」、「高科技智慧化概念」。
萬科的故事可以說的很長，但是萬科卻是當年深圳新興企業的集體縮影：「靈活」、「創新」、「大膽」、「拼搏」。這個城市的試驗培育了這樣的因子，以至於不管你來自哪裡，只要到了深圳也會被這種氛圍所衝擊，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種你追我趕。
「外貿之都」的尷尬
上世紀80年代，「千年商埠」廣州也在改革開放的傳奇中為自己謀得了一席之地。當時，以香港資本為主要投入的「三來一補」企業群落成為最前沿的新生力量，日夜轟鳴的機器聲推動著珠三角製造業的發展。有產就有銷，產銷結合自然催動了貿易的繁榮。
廣州自唐宋時就成為中國的第一大港，在對外貿易方面，除了在全國範圍內最早設定市舶司之外，商品的經營也佔全國之冠。北宋《萍洲可談》記載：「崇寧初，三路（廣東、福建、兩浙），各置提舉市舶司，三方唯廣最盛」。廣州也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清朝時的「十三行」更是廣州早期商貿的雛形，當代，著名的「廣交會」又是中國對外貿易的主要視窗。再者，廣州處於珠三角的中心，這地緣優勢與歷史背景都使廣州對「外貿之都」的地位當仁不讓。
一時間，「粵貨北伐」倍顯意氣風發。大江南北都流傳這樣一句廣告詞：「好空調、格力造」；《女友》專欄作家桃之夭夭也愛在其時尚雜文裡「淘廣州外貿」。商品捎帶著「粵語文化」、「粵菜館」一路北上，讓整個上世紀80年代的內陸都搖曳生姿起來。
但是，如今的這種盛況卻漸行漸遠，正如企業界流傳的一句話：上世紀80年代看廣東，90年代看山東，21世紀看浦東。中國經濟版圖上呈現出一片南雁北飛的景象，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上海浦東大開發啟動，珠三角的強勢地位便遭威脅，一方面政策優勢與區位優勢喪失，中國加入wto，全國都呈現出全面開放的格局；另一方面，成本優勢也喪失，當年香港工業北移首先登陸珠三角，現在長三角城市卻成為國外工業轉移的首要物件，長三角土地規模和人口規模是珠三角的兩倍，從城市化發展水平和經濟實力來看，中國經濟實力最強的35個城市，有10個位於長江三角洲，全國綜合實力百強縣，該地區也佔了一半。
深圳、廣州這兩座珠三角「雙子星」在上世紀80年代的改革浪潮中閃閃發光，但實驗性的產業結構卻磨損了它的光芒：外資帶來的「世界工廠」和內資促成的散兵遊勇使得其在新時代的資本市場角逐中，缺少了戰略依託和核心競爭力。
2.速度「話事」
話事，讀蛙（wa，陽去聲）士（xi，陽去聲）。本義是用說話去傳述事情，引申為行使權力。廣東人的飯桌上常常出現這樣有趣的現象：大家推來讓去，總不去吃那隻唯一的雞頭、魚頭或乳鴿頭一類。因為或雞首或牛頭，均有一個指揮全身各系統的大腦和一張代表大腦發號施令的嘴巴。廣東人對這一首腦行為一言以概之：「話事。」
改革開放以來，在廣東「話事」的一直是經濟發展和這一發展所必需的現代化速度。但是，過快的速度和白熱化的競爭，也讓廣州，尤其是深圳逐漸失去了「廣東味兒」。易中天說「深圳是一座沒有方言的城市」，而即便是粵語主陣地的廣州，也在亞運年「掘金」之際，讓廣州人感到尷尬。
一位資深旅行社經營者說，廣州也想趁2010年亞運會之際學上海世博會，搞旅遊開發，但是「前幾年還比較流行廣深珠遊，可展示改革開放的成果和麵貌，而現在內地城市也發展起來了，廣州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已經沒有太多東西吸引內地遊客。對國外遊客而言，廣州本地的傳統文化如西關文化等，隨著城市的大拆大建，也已逐漸消失」。
30年內擴張30倍
「深圳不像北京、上海那樣耐讀，也不像它們那樣易讀。北京有城門，上海有外灘；北京有衚衕，上海有里弄。望城門，串衚衕，一路吃著冰糖葫蘆或蘿蔔賽梨，一路聽著嫩黃瓜般清脆的北京話，你會發現自己很快就進入了北京城。逛外灘，走里弄，一面辨認著舊租界和老公寓，一面聽上海人用直截了當的上海話飛快地討價還價，你很快就會感覺自己已置身於上海灘。北京和上海，在你心目中是感性具體的，也是生動鮮活的，還是形象鮮明的。」（《讀城記》）
那麼深圳呢？我想，造成深圳城市語境缺失的原因正是在於它的年輕，與北京、上海擱一塊，立馬就沒有歷史上下文的照應了，唯一找到的座標便是深南大道。
深南大道是深圳的標誌，30年內從200公里拓寬到6000公里——整整30倍的記錄，也是典型的「深圳速度」。深南大道位於深圳特區中部,東起羅湖區沿河路新秀立交，西至南山區南頭特檢站，全長28公里，橫穿羅湖、福田、南山三區，是一條東西走向的城市主幹道和景觀大道。最初，深南大道只有7米之寬，設計部門提出要將其拓寬至50米。關於這個提議，很多人反對：「小小的深圳，有多少車啊？需要修這麼寬的路嗎？修這麼寬的馬路要花費多少錢？簡直是資源浪費嘛。」難怪當時的人們會這樣想，有誰會料到它幾乎記載了深圳的變遷史。
「空談誤國、實幹興邦」，這邊還在議論，那邊已經有人開始建設了。建設者們把道路中的一個個山頭剷平，把路拓寬、拉直。與此同時，一幢幢高樓沿深南路拔地而起。1983年，最早的2.1公里長的一段深南路拓寬已完成，這時，人們發現，就連50米寬的路也開始堵車了。
深圳的發展總是在一眨眼間，50米後，深南大道又迎來了它的再次拓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