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中國工業化與城市化的社會程式，廣州與深圳成為最早、最大量接納內地「移民」的城市。「異鄉人」在擁擠的城市空間裡謀求生存並融入城市社會，就面臨著權力與力量的爭奪，競爭由此而生。
這裡風雲變幻，對於「都市新移民」而言，就要看你有沒有實力、有沒有眼力、有沒有財力、有沒有權力，因為，城市本身無情，若你稍不留神，就會被快速變化的局勢淘汰出局。
對於生存、生活，廣東人有個形象的說法，叫「搵食」。讀穩（wan2，陰上聲）蝕（sik6，陽入聲），本義為找吃的，引申義為工作、謀生活。廣東人「搵食」常掛於齒，實則是點破了工作的主觀動機，普通話中的「工作」則表明了「搵食」的客觀過程，實屬同一問題的不同表述。
而到處可見的激烈競爭，則讓在廣州與深圳「搵食」的外來者，衣食住行處處堪憂。
1.房價「吹漲」
吹漲，讀炊（ceu，陰去聲）賬（zeng，陰去聲）。意為真是氣死人。例：「食碗麵反碗底，問你吹漲未？」（忘恩負義小人一個，請問你是否被氣死？）人總是會生氣，外省人一張口就是「氣死」了，而廣東人的「吹漲」好過「氣死」，但「吹漲」本身也非常不過癮。例如，房價上漲的速度也和廣東造樓的速度比拼，房價漲得離譜，人也就被「吹漲」了，但又無處發洩——買不起，連租都成了問題。
2006年，一深圳網民根據鳳凰傳奇的《月亮之上》改編的這首《房價之歌》，入木三分地唱出了無數深圳買房者的心聲：
我在遙望，大盤之上，有多少房價在自由地上漲。
昨天已忘，風乾了好房，我要和你重逢在沒房的路上。
房價已被牽引，質落價漲，有房的日子，遠在天堂。嘔也，嘔也，嘔也。
誰在呼喚，行情多長，掙錢的渴望像白雲在飄蕩。
東邊割肉，西邊喂狼，一摞摞的鈔票，就送到了銀行。
在房價滄桑中，房子在何方？
跟政府商量：讓房價降降。
眾所周知，深圳是一個典型的移民城市。30年前，深圳的原住民只有一些農民，但是，截至2010年5月，深圳總人口已經達到1450萬，其中，戶籍人口246萬。同時，美國《福布斯》雜誌也公佈了全球人口密度最稠密城市排行榜，深圳以17150人/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位列全球第五，併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國「最擁擠」城市。比起上海的13400人/每平方公里及北京的11500人/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都要高出一大截。
就在這個由移民創造的城市中，「居者有其屋」對外來人口都是一種無法企及的奢望，除了需要面對房價火箭式的增長速度、搜房網統計出的新房均價深圳no.1，還有深圳原住民坐享cbd「豪宅」、香港人投資深圳房產、海歸享受政府住房優待等一系列住房隱性競爭。
同樣，廣州打工者的住房境遇也十分堪憂，北京有唐家嶺蟻族，廣州也有石碑村職場新鮮人。這些在深廣的打工者就像美國新聞人李普曼曾描述的：「我們所有人都是工業世界中的移民，沒有什麼權威可以依賴。我們是背井離鄉之人，剛剛到此不久，就成了暴發戶。作為一個民族，我們身上帶著所有粗俗不堪的特徵，精神上支離破碎。現代人在他的世界中立足未穩。這個世界很大……我們像風中的垃圾一般隨風飄舞。」
圍田造房
2010年7月，深圳市房地產研究中心副主任、知名房產學者王鋒的一份報告讓人不禁為之一怔，報告中指出：目前佔深圳常住人口26%的戶籍人口住房條件很好，原住居民人均住宅建築面積達到388平方米、住房自有率高達99%；但是，佔全市常住人口74%的非戶籍常住人口及未納入統計的近400萬非戶籍流動人口居住水平卻極差，人均住房建築面積僅為10平方米和6平方米。這與原住居民相比，分別相差了將近40倍和60倍！目前，深圳共有住房4.04億平方米，僅城中村私房就佔到了總量的42%左右，達1.7億平方米。
這些拿著城市居民身份證的「都市農民」，隨著上個世紀90年代內地淘金者的蜂擁而至，紛紛「圍田造房」。從此，一本萬利。
位於深圳核心cbd的崗廈村片區約有15萬平方米，其中409戶人家就建了580棟樓房，幾乎全部用來收租。當時，一位化名文福貴的農民隨著潮流在自家三間瓦屋上加建起了二層小樓，二樓3個房間就專門用來出租。後來，村裡的房子越蓋越高，文福貴原來的二層小樓，又變成了7層樓房。這幢樓四周方正，就像一座碉堡。除了一條樓梯，所有空間都被分割成了一個個房間。整棟樓共有45個房間，每間每月租金在800到1200元不等，文福貴每月就坐地收租約5萬元。
2008年，深圳福田區政府開始對崗廈村實行拆遷，這些曾經的「包租公」、「包租婆」此時又有了新的身份——億萬富翁。按照政府給予的拆遷補償標準——住宅公寓每平方米補償1.28萬元，商業物業每平方米補償2.38萬元，文福貴家的7層樓房，每層200平方米共計1400平方米，補償金額已近2000萬。實際上，這筆補償金額在崗廈400多戶原住民中只能位列中游。對於村內的「名門望族」，補償甚至接近億元。一片舊樓倒下去，一批富豪站起來了。
「非深圳戶常住者與深圳原住居民人均住房面積相差近40倍，這簡直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這種現象折射出住宅制度存在缺少公平和財富分配不平均及住房分配上的不公平性，暴露出中國戶籍制度的弊端和地方保護主義。可想而知，在制度或規則不公平情況下，非戶籍人口的住房條件很難得到改善。」著名房地產營銷策劃專家謝逸楓對此現象如是解讀。
港人投資熱
得益於「近水樓臺」以及未來深港同城的發展路徑，港人一直偏愛在深圳置業。據置業國際統計資料顯示，2009年1-5月份，港人在深圳購置物業約達5000套。
以港人的收入水平，在深圳購置物業並非難事。他們在深圳的置業目的無外乎：投資、出租、備用。據香港中通社2010年1月21日報道，「香港最新公佈的一項調查顯示，港人於去年購買深圳物業作出租投資之用的比率達30%，創下歷史新高」。在三十年前，香港人被深圳商人稱為「水魚」（別名甲魚、王八），看到香港人就好像看到了錢。而現在，一切都反過來了，現在是香港人看到深圳人就像看到了「水魚」，看到了錢。所以，香港人在深圳投資買房的熱情逐年高漲，深圳市商業聯合會副會長李小平說：「從2000年以來，香港人每年都會10%以上的增加比例，到深圳來置業，現在已經佔到深圳商品房供應比例的15%-20%，而且購房逐漸從低端走向高階。」
就像從事外貿行業的香港商人駱先生，他在深圳福田某小區一次性就購買了十餘套小型公寓。他說，「一套40平方米的單身公寓，我買的時候每套總價不到40萬元，就算十套400萬，價格也只夠在香港港島買一套房子的錢。」現在，這些單身公寓每個月都在給他帶來數萬元的租金收益，「如果出售的話，價格幾乎全部翻倍了。」
除了深圳原住民與港人在深圳房產市場的先天優勢，對於意在提高深圳競爭力的政府來說，他們也更樂於在住房上照顧海歸人才。
海歸優先住「豪宅」
就像《天下無賊》裡黎叔的一席話：「21世紀，什麼最重要？人才！」但是，「過去人才孔雀東南飛的局面已發生變化，面對內地城市的競爭，深圳對人才的吸引力已相對弱化。」其中，由於高房價等問題帶來生活成本劇增成為深圳對高階人才的吸引力持續下降的主要原因。
曾在美國生活將近10年的曾凡(化名)博士2008年選擇回國發展，憑著在美國的積蓄，2009年9月，她在深圳買了一套自己並不滿意的商品房，售價16500元/平方米，還不帶小區。曾凡說，這是她在美國沒有想到的情況，在佛羅里達州的奧蘭多，帶游泳池、花園的小洋樓房價在三十萬美元左右。然而在深圳200萬元，只能買到一百多平方米的房子，而相對於國內的收入而言，月供負擔很沉重。
為了消除像曾凡這樣高階海歸的擔憂，深圳政府從均價超過3萬元／平方米的「首地容御」豪宅區購置一批「保障房」，並將其中的348套房提供給「海歸」高階人才。
顯然，這隱含了一個大前提：「海龜」比「土鱉」更優秀。這種做法，相當於用政府有形之手，降低了「海歸」的競爭成本，使得本土人才在還沒有開始競爭時，就已經處於劣勢，這相當於對他們的排斥。
白領嘆：買不起，租太貴
如果你既不是原住民也不是港人和海歸，那麼，即便你勉強稱得上「白領」或「中產階級」，在深圳和廣州買房、租房都是生活中的「一座大山」。
2007年時，在深圳一家報社工作的吳芳準備和男友結婚。當時，他們四處看房，希望在結婚前把這個重大問題給解決了。剛好那會兒深圳有房交會，他們便興沖沖地跑去了。在房交會拿到展會的地圖，粗粗瀏覽一遍，吳芳發現：參展的樓盤，只有一個位於深圳的二線關內。其他的要麼是在關外的，比如龍崗、布吉，要麼就是在房產商宣傳的「一小時生活圈」裡，比如在東莞、惠州、珠海、中山，等等。
這些房子確實比深圳的便宜不少，比如惠州的一個大型樓盤，有山有水，據說開盤價僅6000元一平米。「在深圳1萬多買公寓，還不如在惠州買套別墅！」吳芳的男友說。「好呀，週六跑過去，打掃衛生，然後週日回來！」吳芳反唇相譏。嘴上這麼說，吳芳也在想：「我們真的會住到惠州去嗎？」每天在路上顛簸一個多小時，往返就是3個小時，回到家已經天黑，什麼山山水水都看不到，萬一再遇到堵車……吳芳想想都覺得頭大。
在深圳租房住已經快6年的吳芳，一直把居住地到工作單位的車程控制在30分鐘以內。她算了這樣一筆賬：住到惠州去，每天在路上多花2.5小時，按一個月20個工作日算，一個月多50小時，一年多600小時，相當於25天。也就是說，差不多每年少了一個月，12年就整整少了一年！
還是立足深圳吧！吳芳和男友直接衝向他們之前就商量好的片區，發現房價又漲了！科技園南區，1.6萬-1.8萬；就連離市中心比較遠的西麗片區，一個不知名開發商的小樓盤，沒有任何環境優勢、區位優勢，開盤價據說也將在1萬以上。
再去關外看看，寶安中心區一個樓盤的二期正在發售。寬闊漂亮的小區花園，法式裝修的樣板房，每套房裡贈送的十幾平方的入戶花園……處處都在「挑逗」著吳芳。
看完後，吳芳亦喜亦憂。喜的是，吳芳的男友2005年買的同一樓盤的一期，當時單價是7000元，現在中介的掛牌價已經是1.2萬元。新發售的二期，單價最低的1.3萬，最高的達到2萬。二期開盤的當日，已經賣出了80％。憂的是，寶安尚且漲成這樣，關內的樓還不知道會怎樣？
萬科「第五園」的三期前些天開盤，吳芳他們也去看了一下，現場人潮如織。在小區門口吳芳遇見了以前的同事，他買的一期，那時候是1.3萬，而一年之後的三期，開盤2.6萬，單套總價最低500多萬的「庭院別墅」聽說已經賣出了70％。吳芳和男友感慨：「深圳的有錢人真多啊！」
但是，吳芳他們的收入也不低啊！吳芳年薪將近10萬，是個白領，她那做貿易的男友也已經有了上百萬的積蓄。對他們來說，買房尚且是件困難的事，那些工薪階層的夫妻，面對現在深圳動輒上百萬的房子，什麼時候才能實現自己的安居夢呢？
對於買房，吳芳的朋友意見不一：
有的人說，現在股市好，人家都在把房子抵押貸款來炒股呢，買什麼房子呀，先租吧!
有的人說，現在不買，等下去，還會漲！
有的人說，現在房價的租售比（每月租金與房價之比）已經高達350甚至400，遠遠高於國際上200的平均水平，說明房價已經遠遠脫離了實際的住房需求，還是租房合算。
有的人說，2008年奧運會開完，房價肯定跌，等那時候再買吧！
吳芳和男友非常困惑。一個地產中介對他們說：「中國的房價以後究竟怎麼走，連經濟學家都說不清楚。」後來吳芳在網上說，「我經常想，我只是想買套房子，和親愛的人一起，就一直住著，簡簡單單生活，也不管房價是漲還是跌。可這樣的要求怎麼也這麼難以達到呢？」
買？還是不買？在2007年的5月，對許多像吳芳一樣憧憬著未來生活的人來說，這是個問題。
現在已經是2010年了，這3年來「安居樂業」的人又有了什麼新故事呢？
小姚和老公是「博士+碩士」的家庭組合，年薪合計20萬。兩人結婚3年，工作也只有3年，存款不多就打算買個兩房：70萬元總價，月供3000元左右。
「我基本上是懷著憧憬看房，揣著失落回家。如果說4月份的房價還不算過分，那麼現在的房價簡直就是離譜。我們打算要小孩了，百分百的剛性需求，但現在我堅決不買房。」小姚說，用六個字形容看房全過程——驚喜直降失落。
小姚和老公工作地點在深圳的兩頭，一個龍崗，一個寶安。就買房地點兩人就討論了無數次，最終決定還是在寶安中心區買。「因為是過渡房，想著要換，寶安中心區升值空間要大一些。當時也覺得龍崗太破，沒多大潛力，但現在也就能買得起龍崗的房了」小姚說。
確定買房區域後，兩人開始零星看房「當時二手房成交不景氣，但價格也不便宜，我們頂多算是湊個熱鬧。一套兩房當時要80萬左右，感覺還是貴了點，中介挺熱情，三天兩頭打電話來。」小姚說。
在小姚印象中，中介推薦的房子一套比一套便宜，是2008年6月份開始的事情。她關注的富通好旺角兩房，在8月份時有一套放盤價才7800元/平方米。「當時我被憾到了，這樣算的話，我買一套90平方米的小三房也就70萬左右。但身邊所有朋友都勸我不要買，那時候房價一個勁地跌，身邊沒一個人出手買房，儘管房價其實已到預期。」小姚說。那套房一週內就賣掉了。但後來中介也不斷推薦一些價格還不錯的房子，基本都在8000元/平方米左右。「房價在那個時候最心動，中介、業主的態度都好得不得了，可惜我們錯過了。」小姚說。
春節回老家之後，兩邊的長輩都開始唸叨買房的事情，兩人也計劃今年要小孩，不得不再回頭看房。但此時的樓市今非昔比。「春節後我們租的房子要出售，72平方米掛牌71萬，後來有買家出到70萬，業主沒賣。一週後業主掛牌78萬，再過一週掛牌80萬。看得我們心驚肉跳，這市場到底怎麼了？」小姚說。隨後她親自看房也驗證了這一點，2008年8000元/平方米的兩房一年裡噌噌地漲到11000元/平方米，當初的預算已完全不夠用。「我們只好被迫往西鄉方向轉移，甚至重新考慮已被排除的龍崗區。」小姚顯得很無奈。
這不僅僅是吳芳和小淘的經歷，對於多數的深廣白領而言，他們都普遍感覺到「收入不見漲、房價不見跌、租金卻暴增」。
2010年，轉眼房貸新政已經出臺兩個多月了，人們期待中的房價下跌遲遲沒有到來，反而近期租賃市場暗流洶湧，房租急速上漲。
住在崗廈的女白領小賽就遭遇一波漲租衝擊。
某天，她收到老公的簡訊，說「房東今天來電話了，要漲房租，從2500漲到2800。」
看到簡訊後，小賽心裡一沉。在一家證券公司工作的她，和老公、自己的父母住在崗廈福華新村的一套小兩房裡，已經有一年半了。
雖然房子在一樓有些潮溼，客廳裡的地板年久失修，斑駁的痕跡看上去比房子本身還顯老，洗衣機總是半夜發出巨大的轟鳴……但小賽還是習慣了崗廈附近的配套。出行不必說，地鐵就在家門口。除此之外，對於小賽這個貪吃佬說，周圍的美食之地也不少，沒事去附近的四川豆花吃個川菜，或者是去東北虎來盤醬排骨，都可以讓她把工作中的不愉快拋到九霄雲外。
考慮到現在住所的諸多方便，即便要漲300塊錢，小賽還是決定在買房之前先住崗廈了。
小賽被漲的房租還算靠譜，更有甚者，一日之內，漲了600元。海王地產海文分部的高階經理尹延慶就舉了他經手的一個例子：「在深圳大學周邊某個小區有一套58平米的房子，房東委託給他們代理出租時最初的開價是2600元/月，當天便有租客看中該房並交了訂金，誰知房東在瞭解近期租賃市場概況後，馬上把價格提高到2800元，後來又再次臨時變卦，漲至3200元。這套房子雖然一天內漲了600元，但最後還是成交了，那名租客由於之前的房子到期，不得已搬到賓館住，現在遇到這套合適的房子，也只能接受3200元這樣的價位。」
對於這些勉強承受上漲房價的人來說還能「死守」陣地，但是一大批孤軍作戰的白領已經開始被迫轉移——從商業住宅小區到城中村。
沙頭出租屋綜管所所長陳定強告訴《深圳晚報》的記者，「上沙裡面住的不全是一般的打工仔，一些白領也選擇把住處搬到這裡。粗略統計，整個上沙居住的白領有30%以上。」他說，「對工資收入在五六千元的白領來說，租商品房動輒兩三千元，同樣大小的房子，在上沙只需1500元左右，他們何樂而不為？」福田保稅區和天安數碼城內的不少白領都願意到上沙租房。
但是，現在連上沙村這樣的農民房也開始跟風漲租，迫使居住在該區域的一些白領也萌生去意。劉小姐便是其中一位。劉小姐在天安數碼城內一家手機整合公司任部門經理，2008年時在上沙租了一套月租為700多元的房子，2009年底房價已經上漲到了900元左右。如今4月和6月房租又分別被漲了100元和50元。她說，自己已經委託朋友到龍華去租房，「聽說那邊單房也就500多元，已經有不少同事在龍華那裡租了房。」
再見，石牌村
在深圳，白領被房價、房租「驅趕」，飄搖無著、居無定所；在廣州，原來為年輕人提供夢想棲息地的138個城中村同樣也開始被拆除。「那裡的空氣永遠混雜著潮溼的氣息和人體的味道，夜裡會有妖豔的女子出沒，人們操持各種方言，每一扇窗戶下，都有一個年輕而不羈的靈魂。夢想在這裡孕育滋長，也在這裡破滅沉淪，搬走的人再也不想回來，青春的印記卻已經烙在心頭；這裡不是假象，卻一樣有深深的鄉愁。」一個曾在楊箕村住了5年的外來者，在得知楊箕村即將被拆後，寫下如此傷感的文字。
同樣，剛把家安置於五羊新城的謝小姐在楊箕村被拆搬家後也一直不停地向朋友抱怨：「一個單間要1200元/月，而一房一廳更是要1600元/月。你說，我的租房成本提高了一倍，這怎麼活啊？」
謝小姐2006年時畢業於汕頭一所大學，畢業後的她進了天河的一家軟體公司做文員，剛開始時謝小姐每月只拿到1000多元的底薪，天河那些高樓大廈動輒兩千元以上的房租對她來說無異於「天價」。在師姐的介紹下，謝小姐與師姐的同事在離天河只有咫尺距離的楊箕村合租了一個單間，當時租金只要500元，分攤下來每人只要250元，加上水電費差不多300元左右。「當時真想不到能在離天河北這麼近的地方租到這麼便宜的房子，每天只搭一程車上班。」謝小姐強調：「不用倒車，這樣交通費也就省了一筆。」哪知，才安穩了不到四年，楊箕村的拆遷導致了謝小姐的租房成本直線上升。
謝小姐坦言，與普通商品住宅小區相比，楊箕村的居住環境顯然不能說好，對女孩子來說還有治安的擔憂；但其最大的好處則是租金低廉，對剛來廣州的外地人而言，卻也是一個極好的棲身居所。而且其好處是外來的年輕人可以聚集在一起，成為互相幫忙的伴。自己現在跳槽到另一家公司，且拿到4000多元的月工資，但是，住房成本也隨之上漲，抵消了加薪部分。
目前，隨著城中村改造的步伐不斷推進，以往以租價低廉的城中村房子為依存的外來打工族確實面臨嚴峻的考驗，儘管目前尚沒有具體的資料可以顯示有多少外來打工族或者是大學生在城中村居住。但有一個可參考的資料是：按照越秀區房管局拆遷前的相關資料顯示，楊箕村裡蝸居著至少4萬外來人口，即使是以三口之家為單位，那也有1.3萬多戶人是租房子的。那麼，再加上以往已經拆遷的獵德村、林和村，以及同樣步入了拆遷改造步伐的冼村等等，市民對低廉房屋的租賃需求有多大也就可想而知了。那些剛步入社會、沒多少積蓄的年輕小白領到底該在哪裡尋得一個棲身之地呢？
也難怪，從城中村的老房子裡傳出孫燕姿的這首《完美的一天》，會讓人更加動容：
我要一所大房子
有很大的落地窗戶
陽光灑在地板上
也溫暖了我的被子
我要一所大房子
有很多很多的房間
一個房間有最快的網路
一個房間有很多的吉他
一個房間有我漂亮的衣服
一個房間住著朋友和他的愛人
一個房間一個房間
我也不知道該放些什麼
我們晚上不睡覺
白天在床上思考
小狗在屋裡奔跑
度過完美的一天
2.出門「爆棚」
有人說，作為一座新興城市，深圳交通卻「未老先衰」，經常擁擠到癱瘓。廣東人用「爆棚」一詞來形容人太多。
一位西方學者曾做過這樣一個實驗：籠子裡養了幾對老鼠，起初，它們和睦相處，生兒育女，一隻只很健壯。籠子裡的老鼠越來越多了，便開始互相撕咬，爭奪空間。終於有一天，鼠輩們在擁擠不堪的籠子裡全都死去——這就是「爆棚」。
滿城盡是機動車
2010年4月16日一條標題赫然出現在《晶報》上：深圳汽車贏來「150萬輛時代」。這個訊息為深圳之最又新增了一筆，那就是「汽車密度全國之最」。
從土地面積來看，中國四個一線城市中，北京為16410平方公里，上海為6340.5平方公里，廣州為7434.4平方公里，而深圳卻只有1952平方公里。深圳的土地總面積，遠遠比不上其他三個一線城市：不到上海的32%，只有廣州的27%，北京的12.3%。但是，北京截至2009年年底機動車輛只有400萬輛，車輛密度為244輛/平方公里，而深圳的車輛密度卻高達753輛/平方公里。也就是說，深圳的車輛密度3倍於北京。
有人以很形象的比喻算出目前深圳本地150萬輛汽車加20萬外地牌照車共170萬輛車的概念：按照平均每輛車4米算，170萬輛車排成一行則是6800公里，這一數字已經遠遠超過了深圳市的道路總長5250公里。難怪，深圳還有一綽號「車輪上的城市」。
車輛的持續增加直接造成塞車現象的嚴重，不管深圳還是廣州在這方面都表現得十分明顯。
瘋狂的塞車
還記得電影《天下無雙》裡有一段很有意思，當時小霸王與無雙公主掉進陷阱，苦等人來救，終於一位老太路過並且願意找人幫忙，可是，她用了幾個時辰卻只挪了半步。當然，這只是喜劇片裡的搞笑橋段，如果現實生活中遇到這樣的情況，那不急死人才怪！
但偏偏，這樣戲劇性的事情幾乎成了深圳與廣州道路的家常便飯。《深圳晚報》曾報道過梅林關口的「黑色」星期一。
早晨8時，從梅龍路向梅林關口行駛的路上，車輛擠的水洩不通，排隊車輛中幾乎有一半是公交車。滾滾的車龍，像蝸牛般緩慢的往前爬，車速甚至不超過5公里/小時。習以為常的計程車司機從副駕駛位上拿起一本書開始閱讀起來，一位私家車裡的小姐還化起了妝，先擦點胭脂、再塗個唇膏……這時，交通電臺路況播報說，前方立交橋下發生一起擦碰事故，造成梅林進關全線擁堵。繼續乾坤大挪移，好不容易過了事故點，車行速度也見增長，但沒出幾百米，到了皇崗路和彩田路分流路段，車速又慢了下來。見縫插針，選擇一條車速相對較快的路走吧，沒行多遠，又是一個擁堵點。繼續往前，終於看到了進關後的第一個紅綠燈，短短6.2公里的行程，手錶上的指標已是8時34分。
這是深圳的塞車「日記」，與深圳相比，廣州的情況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廣州，很多人從小就聽著這樣一句話長大，那就是「不塞車，非廣州」，隨著廣州城建的擴張，城市交通更是每日都在堵塞大戰。2008年時，《新快報》公佈了一份「廣州道路交通狀況公眾評價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市民對廣州道路狀況的滿意度僅有18.2%，不滿意度達35.9%，市民認為道路狀況的最大問題就是塞車問題。對於廣州交通，市民只能「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在這道路網中，有7條線路又是著名的「死亡公路」。（《大洋網》）
天河北路：從時代廣場到天河北路尾進五山那段，每50米一個紅燈，每個大概停40秒，十字路口則要160秒，如果你的車不靠近十字路口，恭喜你，請再等160秒。每次經過這個路段，我都想跳車，基本將我畢生會的粗口都奉獻給了這條路。
廣州大道南—廣州大橋一段：從中山一立交轉到廣州大道南，想跳車的感覺又出現了。一落橋，又要恭喜你了，雖然這裡就兩三個站，但分分鐘你要預半個小時才過得了。真係「頂癮」
公園前—中山八路：這段路雖不長，但起碼有50個紅綠燈！每隔50米一個！有人說他5點半上車，8點半才下車！
天河立交、區莊立交、環市路—環市東：兩個立交雖然沒有上述三個要命的公路那麼「頂癮」，但是也不差。它們都位於廣州另一個cbd，鬼佬多，酒吧多，大使館多。路比天河北窄，有那麼多要命的紅綠燈，塞車經常有。
三元里出解放北一段，途經大北立交：我小時候以為，全廣州市最塞車就是這裡了。因為次次去文化公園，公交車基本是螞蟻爬行。現在這裡修了天橋，結果差不多。公交車在廣園路上機場立交出解放北，肯定沒法下橋，因為堵死了。等死你不償命，急死你就算了。
黃埔大道：由黃埔大道進去科韻路還是比較暢通的，假如你想從黃埔大道去東風路，或者中山一路，就能塞到你跳車+粗口。十字路口多，紅綠燈多，經常癱瘓。特別是下午3點到7點，你可以在車上睡一會兒，等你醒來，恭喜你，還未上中山一立交。
人民橋：這個橋是連線西關到河南的要道，在這裡塞半個鍾要偷笑，塞1個鐘不算命衰。
對於一個城市「過客」，一位網友在西祠衚衕上也發表了他在廣州的塞車感受。
最讓我不可忍受的，就是交通。廣州的交通，只需要一個字來形容——塞。白天塞，晚上塞，凌晨還有可能塞。塞車的時間用來睡個覺絕對沒問題，談個戀愛離個婚也行。以中山大道為例，自環市西路至天河黃村，基本上兩百米一個紅綠燈或十字路口，道路狹窄，體形龐大的公車又多，行人也不少，走走停停，換檔都能煩死。看著無數的摩托車像蝗蟲一樣的飛馳而過，那個痛苦——恨不得用老牛來拉車。東風西至黃埔大道也好不到哪裡去，見著縫你就得鑽，一不留神後面就是一大排。廣園號稱快速路，也就那個鳥樣，白天速度還上不了70碼。還三天兩頭的出車禍，一天一堵，一堵一天。廣州橫貫東西的動脈也就這三條，條條不通羅馬。當然，更不用提增槎路這種王牌堵車路段了，我路過幾次它就堵幾次，好端端的車都得弄陽萎了。想起死回生，就只有北二環和機場高速了。你要是坐公車上班，那就聽天由命了。20公里以內，一個鐘頭有保障。超過了，那就懸了。要是還要路過東圃、崗頂、天河北之類的地方，等著堵吧。某個站沒有堵上20分鐘，那就是好命了。
如果把城市比作人的肌體，那麼，交通就是血管，血管經常性的不通淤塞，就會導致中風！現在，廣州的交通就已經超國際警戒線了。
2010年3月，美國、英國、中國香港以及內地的11位專家共同「問診」廣州式擁堵。
自2009年起，廣州道路交通擁堵迅速擴散開來，主要道路的車速普降30%左右，擁堵高峰時段跨越2-3小時。高峰期主城區幹道平均車速為18.7公里/小時，低於國際公認大城市交通擁堵警戒線20公里/小時，擁堵路段總長較上年增加14.3%。「高峰期的車速和腳踏車相當，這已經到了市民無法忍受的地步。」華南理工大學交通學院副院長徐建閩認為。（《新快報》）
再加上亞運會施工，廣州交通更是受到不少的影響。深受道路擁擠之苦的廣州人，也作曲一首《廣州，歡迎你》以消遣那被堵的時光。
我家路面常開啟樂不樂意隨你
一到下雨深不見底你會愛上這裡
不管新舊隨便挖開請不用客氣
東西南北都是工地我們歡迎你
我們養著規劃局書寫每段「傳奇」
中山立交變成罵名他們不會在意
東西南北同時開工請不要拘禮
施工快慢都沒關係反正按工期
廣州歡迎你為你開天闢地
流動中的空氣充滿著塵泥
廣州歡迎你在天河路上屏住呼吸
在崗頂十字路上堵死你
我家的車很難開一小時一公里
到了上下班的時候更是恐怖時期
天大地大都是紅燈五十米就停
內環路和brt只為堵死你
廣州歡迎你像音樂感動你
讓我們有時間去聽聽調頻
廣州歡迎你有道德誰都看不起
有勇氣你就插隊去
廣州歡迎你為你開天闢地
空氣中充滿著塵泥
既然，擁堵問題已經成為困擾廣州和廣州人民的大問題，那麼，有什麼辦法來解決它呢？
「11人專家團」帶來了國外的治堵經驗——徵收「交通擁擠費」。美國能源部阿崗國家實驗室的資深科學家王全錄認為，解決交通擁堵，已不光是技術問題，而是一個社會問題和經濟問題，「按用水量分段收水價、錯開用電高峰計電價，都是非常有效的方法。設立交通擁堵收費，是一種解決交通擁堵的經濟手段。如果堵車情況因此改善，乘坐公共交通的市民都將受益。」
但是，這項「讓開車的留下買路錢」的提議似乎並不得民心，而且還備受爭議。就像有人所說：「買車政府既然收了稅，就要保證道路的暢通，不能結合於消費者身上，政府怎麼不控制買汽車呢？買一輛汽車是交完了稅的，就應該享受行駛的權利。中途再設收費專案，那是不合理的。買車的時候，怎麼不說要收這個費用呢，如果說有這個規定，那就不買車了。買車也是促進消費，促進經濟發展，再這樣搞一下，買車的人不是又增加一門支出嗎？」
即使這項提議通過了，也有細節有待商量，就類似於廣州一名政協委員韓志鵬的「有差別收費」，他認為，「開賓士、寶馬的總不能和開夏利、qq的繳納一個標準的交通擁擠費吧！」但不論是哪種車型的私家車，只要進入收費區域，每天的交通擁堵費「最低消費也應該收25元！」而賓士寶馬一類的高檔車車主，「一天交100元也不過分！」
亞運會施工還在繼續、每天車輛還在持續增多、「交通擁擠費」可不可行也是個問題，看來一時半會兒，廣州的交通還是繼續「梗塞」。
沒有最擠，只有更擠
2010年初，英國諮詢公司雷格斯公司的一項調查顯示，中國上班族每天在上班路上(從家到單位單程)花費的時間領先全球。緊隨這份報告，《2010年中國新型城市化報告》也公佈了中國50大城市上班耗時，其中，北京市上班平均花費的時間最長，為52分鐘，其次為廣州48分鐘、上海47分鐘、深圳46分鐘。
不過，這個資料似乎有些保守，在廣東論壇上，許多人紛紛表示，自己的上班時間在1個半小時以上。
這個上班時間不僅得是正常車速行駛時間還得加上路上堵的時間和等車的時間。而在深圳和廣州，等車時的「十八般武藝」也夠人瞠目結舌的。
在深圳，336路是出了名的公交擂臺。往往車一到站，乘客就一擁而上，爭先恐後地上車，幾十個人足以把車的前後門堵得嚴嚴實實。不消一會兒，車子裡就已經擠滿了人，還有沒能擠上去的乘客在車門前做「瘦身」運動，試圖把自己縮排那滿滿當當的空間。
2010年8月3日，《深圳特區報》報道了人大代表去關口視察公交出行，許多乘客現身說法。他們說，每天在上班路上花1到2個小時太正常，遇到堵車花3個小時也不稀奇。其中，一位姓魏的先生說：「我在站臺上已經等了40分鐘，還沒坐上336路公交車」，說這話時，他已被強烈的陽光照得滿頭是汗。
在深圳，經常看到嚴重超載的公交車，像胃脹氣一樣，咕咚咕咚地往前挪著。
當然，廣州的情況更嚴重。在廣州，流傳著這樣一句話「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這句話就是用來形容無車族所經歷的擠公交專項運動。《南方都市報》生動描繪這個場面：遠遠看到公車的那一刻，人群就跟著公車一陣小跑。前門欲開未開之時，大家開始往前擠，佔據有利位置。門一開啟，乘客搶閘而出，把準備就緒的羊城通一刷，零錢一投，同時眼睛一掃，瞄準想要的位子狂奔過去坐下，這時才稍稍舒了口氣。
每日擠公交當然也擠出了乘客的苦水，一位叫做「寵愛得意的笑」的網友就戲謔：住在棠下，每天擠240和515到體育東上班。發現擠車還是真的要靠身體，憑經驗以車門為圓心，以0.5米為半徑畫半圓，我肯定在這個半圓裡面；一位名為「xht_tototo」的人也說：每天坐283，令我有一種靈魂出竅、被製成罐頭的感覺；還有一位叫「飛」的乘客舉了一老外的例子：一輛車進站，一直等車的老外都著急了！兩手抓住車門，司機老大也急了，他衝著老外一邊擺手一邊說著標準的英語「no!no!no!」
這擠公交百態讓人無奈，輕則像一位吳先生所坦言：「每天上下班的擠公交使人身心疲憊，慢慢的，我開始討厭坐公交車，任何時間都是。週末的休息時間，我會選擇呆在家裡面，討厭去任何地方，因為我呆在家，終於就有一天可以不坐公交車了。」重則甚至會因此離開這座除了又堵又擠的城市，潘茱（化名）就是因為這個原因逃離廣州的白領。
潘茱住在岑村，在執信路一家律師事務所工作，實現自己的律師夢想一直是她大學四年的志向。但是，在廣州工作兩年，每日擠車上班讓她很難適應。這次她遞上辭呈實在是像她所說：「我實在是再也受不了了，不想再過這樣的日子，每天早上六點五十分點起床，七點三十分等車，坐b10，八個站，塞一下車，又一次的遲到。」她認為，「我不是對現實投降，是對這個城市的交通投降。」
潘茱舉了一個例子，她早上七點二十分開始等車，等了十五分鐘，期間來了三輛車，人滿為患，她都沒有擠上去，第四輛來的時候已經是七點四十分了，但是相對不太擠的車讓她還是有一點小希望，八點半應該可以趕到。可是在體育中心站突然湧上一群人，潘茱被擠到公車一角緊緊抱著扶杆，一男子從後也伸手扶著扶杆，身體近得像在後熊抱著她，她一點都動不了，想稍微轉身都不可以。忍受了很久終於等到錦城花園，不少乘客下車，潘茱想借此機會移動位置，擺脫後面男子的擠壓，但下車的乘客擠得太厲害，好幾個人的手提包劃過她的腳，她還是動不了。忍到執信路下車，用她的話來說是，「那不叫下車，叫被推下車，更悲劇地發現絲襪已經被劃破了兩個口，看看手機，顯示時間為八點三十四分。上到公司已經遲到，剛好上頭心情不好，抓到我就罵。心情不好，我的情緒也爆發了，就遞了辭呈。」
這樣因為交通遲到被罵的情況對潘茱而言已經不是一次兩次了。好幾次還打計程車上班，還是塞車遲到。本來就只有三千多的工資扣去遲到一次二十元，她已經不能再忍受因為交通造成的經濟損失，最重要是心情也被搞壞。潘茱說，她已經很久沒有過好心情了，在這樣擁擠的城市裡生活她開始笑不起來。於是，她接受了親戚之前介紹的在佛山的律師助理工作，她說，「再這樣下去我會瘋的，每天上下班已經累得不行了，還要擠得不像人樣，自己的心理都有點變態了。我的離開，是在挽救自己。」
有人也為在深圳和廣州生活的人的算了一筆時間成本：如果按3小時的路程算，那麼一天的1/8時間就花費在了路上，一年也就是比每天1小時上下班的人少了一個月的自由時間。並且這一個月還是在與陌生人你推我擠，你拽我拉的「貼身」接觸中度過……
因為交通擁堵、車廂擁擠，許多人不得不在人行道上追回失去的時間，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人行道之怒」。這個詞源於英國，說的是走在接踵摩肩的大街上，不少人都曾因為前方的行人動作慢吞吞而怒火中燒，有人甚至因此發生衝突。就像倫敦的商業黃金地段——牛津街，大約有6萬人在這一帶工作。一項調查表明，在牛津街區域56%的人都會遭受不同程度的「人行道之怒」。為此牛津街一些商家於2000年12月4日發起「人行道之怒覺醒周」活動，向市議會送呈提案，希望政府把街道兩旁的人行道分為兩條——「觀光人行道」和「快速人行道」，並增派巡警，安裝步行速度監測攝像機，規定在「快速步行道」上的步行速度不得低於3英里/小時，對步行速度低於3英里/小時的行人處以10英鎊罰款。
同樣在深圳，你也會發現人們走路的速度總是比其他城市快半拍。扶手電梯上也幾乎看不見站立不動的人，都是借力爬電梯的。這樣快進的人生與巴西停滯的時間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就像詩人邁克爾·富蘭克斯在《沉睡的吉普賽人》裡的描述：「在巴西的深處一天才行進一公里，時間也停止了步伐。」
3.戶籍「埋堆」
如果說每日擠公交還是看得見的「折磨」，那麼，暫住證就像一個夢魘如影隨形，儘管，它現在有個新名字叫居住證。從暫住證到居住證的日子，外來人口在廣深的權益和待遇是不是又有了提高呢？不能忘記的是那拿著「暫住證」如二等公民般的日子，而如今，廣東3000萬流動人口依舊奔波在爭取居住證的途中。
因為只有從戶籍上得到認同，你才算進入某個圈子，才能融入某一堆人。這就是廣東人所謂的「埋堆」。「埋」，現代漢語的引申義是隱藏。不顯山不露水地，讓自我融入了某一堆人，或曰進入了某一圈子——「埋堆」說白了就那麼一回事。而如果你不小心孤零零地暴露在外，那在廣東，是十分危險的事。
暫住證之殤
2010年之前，大多數在廣州漂泊的外來者，一提到暫住證，難免心有餘悸。2003年的「孫志剛事件」也已成為「暫住證年代」不能忘卻的黑暗一筆。
那時，《南方都市報》報道了「一大學畢業生因無暫住證被收容並遭毒打致死」，也就是孫志剛事件。
27歲的孫志剛畢業於武漢科技學院，在應聘到廣州一家服裝公司後，就落地廣州了。2003年3月17日晚10點，孫志剛一如往常出門去上網，由於剛到廣州20天，還沒辦理暫住證，碰巧那天出門也未帶身份證。事情就演變成了他在《城市收容「三無」人員詢問登記表》中所填寫的：「我在東圃黃村街上逛街，被治安人員盤問後發現沒有辦理暫住證，後被帶到黃村街派出所。」
那晚，他打電話給自己的室友成先生（化名），讓他帶著身份證和錢去保釋他。但是，當成先生去了派出所，卻被警方告知「孫志剛有身份證也不能保釋」。成先生親眼看到許多人被陸續保了出來，但他先後找了兩名警察希望保人，但那兩名警察在看到正在被訊問的孫志剛後，都說「這個人不行」，但並沒解釋原因。他很納悶，於是打電話給廣州本地的朋友，他的朋友告之，之所以警方不願保釋，可能有兩種情況，一是孫志剛「犯了事」，二是「頂了嘴」。後來，成先生回憶說，之後他在派出所的一個辦公視窗看到了孫志剛，於是偷偷跟過去問他「怎麼被抓的，有沒有不合作」，孫回答說「沒幹什麼，才出來就被抓了」。而在跟孫志剛的對話中，他承認跟警察頂過嘴，但他認為自己說的話不是很嚴重。
第二天，孫的另一個朋友接到孫從收容站裡打出的電話，據他回憶，孫在電話中「有些結巴，說話速度很快，感覺他非常恐懼」。於是，他通知孫志剛所在公司的老闆去收容站保人。之後，孫的一個同事去了一次，但被告知保人手續不全，在開好各種證明以後，公司老闆親自趕到廣州市收容遣送中轉站，但收容站那時要下班了，要保人得等到第二天。
3月19日，孫志剛的朋友打電話詢問收容站，這才知道孫志剛已經被送到醫院(廣州收容人員救治站)去了。在護理記錄上，醫院接收的時間是18日晚11點30分。成先生說，當時他們想去醫院見孫志剛，又被醫生告知不能見，而且必須是孫志剛親屬才能前來保人。20日中午，當孫的朋友再次打電話詢問時，得到的回答讓他們至今難以相信：孫志剛死了，死因是心臟病。護理記錄表明，入院時，孫志剛「失眠、心慌、尿頻、噁心嘔吐，意識清醒，表現安靜」，之後住院的時間，孫志剛幾乎一直「睡眠」：直到3月20日早上10點，護士查房時發現孫志剛「病情迅速變化，面色蒼白、不語不動，呼吸微弱，血壓已經測不到」。醫生在10點15分採取注射腎上腺素等治療手段，10分鐘後，宣佈停止一切治療。孫志剛走完了他27年的人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