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曾說，「世界上唯一不變的就是變化」。如果你還在被廣州與深圳當年層出不窮的「創業神話」、「致富傳奇」所蠱惑，那就請重新睜開眼吧。
現在的廣州與深圳正在經歷廣東「騰籠換鳥」的產業轉型與升級，這一改變使得兩者曾經的「尋租」權利與資源逐漸趨向飽和，同時，就業結構也逐漸發生改變。
低端產業被轉移出去，低端人才在城市的生活也舉步維艱。高階產業順勢而起，高階人才也相應得到重視。無論是2010年召開亞運會的廣州，還是慶祝30歲生日的深圳特區，在對待人才的態度上，其內部都在發生著微妙的變化。那麼，你要如何應對？望天打卦嗎？
廣東人用「望天打卦」一詞來形容下一步沒有著落。為事業，為婚姻，為住房，總有人會遇上這樣或那樣「冇著落」的問題，難免要「望天打卦」。比如某先生的住房問題吧，早兩年因為未婚妻讀研未畢業，事業落腳點該選廣州還是深圳一時半刻定不下來，買房子的事打算放一放再說。殊不料房價近一兩年間瘋了一樣地往上長，放銀行的存款眼看連交首期都成問題了！顯然，這並非某先生一個人的故事。「打卦」與否，均不好預測未來，不「望天」又能幹什麼去？不是沒有做過努力，無奈人生某一步的陰差陽錯，便纏成這解不開的結。
也許，在進入這兩個激流勇進的城市前，你應該自問，「這兩個城市現在的產業形態是否需要我這樣的人才，而我的籌碼又有哪些？」
1.廣州港駛出一個「李寧」
上個世紀80、90年代，廣州身處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盡得先機，因此，人們在這裡也很容易「搵食」。但是，近年來的廣州，光景卻不如從前，南下的人們又重新北上尋找廣闊的天地。縱觀廣州的經濟、文化歷史，廣州似乎都只是一個「港口」，是「下海」的人重新起航的「港口」，是小企業為拓展疆土暫時停靠的「港口」，是外國先進思想登陸的「港口」。最終，還是從這個港口出發尋找更廣闊的天空去了。「體操王子」李寧就是這些人中的佼佼者。
makethechange，行者有路
李寧在黯然退役後也是從廣州重新轉型踏上了經商之路，廣州接納了他，卻不是成就他的地方。因此，廣州更像是一個跳板，而非一個領獎臺。
李寧的成名是在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上，「全世界的媒體和觀眾看到了東方‘體操王子’的出世。在全部7個專案的比賽中，他橫掃千軍，接連將自由體操、鞍馬、吊環、跳馬、單槓和個人全能6塊金牌收入囊中。這一次，李寧果然一舉打破了蘇聯選手連續五屆取得世界盃冠軍的神話。李寧‘一人獨得一次比賽中7個專案的6項冠軍，創造了體操歷史上空前的奇蹟，至今仍無人能夠打破這個紀錄’。當年的世界體壇轟動了，誰也沒有料到東方這塊神奇的土地孕育了一個19歲的體操奇才」。那年，他讓整個中國都為之沸騰。從此，李寧被人們譽為「體操王子」。世界體壇轟動，各國媒體都開始報道這位「中國王牌」、「體操大王」、「小飛人」。2010年，李寧在接受《經理人》雜誌採訪時說，「（得獎後）回到廣西，那裡幾乎是傾城出動，我坐在一個敞篷車裡，到處都是歡呼的人群。我很享受，覺得人生不可能再有第二次了。」
但是，4年之後的漢城奧運會，他卻從吊環、鞍馬上摔了下來，那「讓人有點緩不過來」的一摔與之後無味雜陳的一笑使得他從「英雄」成為了「罪人」。回國後，有人甚至給他郵寄去了「上吊的繩子」和「子彈」。李寧後來說，「我喜歡笑，這是一種性格和態度。」但那個年代的中國剛剛從封閉狀態解脫，到處充滿了急需揚眉吐氣的渴望，「人們需要冠軍，不需要體育」。
離開賽場，落寞的李寧坐在奧運村外面的草坪上說：「以後就退役了，我的運動生命就終止了，我就永遠無法彌補這個損失了。」那麼，未來的路在何方？
一般而言，地方體委都希望本地的著名運動員退役後回家鄉擔任體委副主任，廣西體委已經對李寧發出了擔綱副主任的邀請。這是一個穩妥且順理成章的選擇。還有另一條老路就是當教練，也有很多退役的冠軍運動員會選擇這條道路。國外也希望李寧去擔任他們國家隊的教練。但是，這兩種選擇對李寧而言都顯得保守了。對於李寧而言，比其他著名運動員退役時多出來的一個選擇是，加盟演藝界。他對演出挺有興趣，也隱隱地希望自己能夠往演藝事業上發展。不過，這個選擇雖然快樂卻缺乏足夠的智力挑戰，所以最後也未能進入李寧的視野。
他回憶，「當時，我原本最有可能去做總教練或者選擇當官，但我一生氣，一拍屁股就走了。」李寧最終選擇的是經商，引路人正是他的忘年交，健力寶集團原董事長李經緯。1984年，當李寧叱吒體壇風雲的時候，也正值李經緯這個酒廠廠長憑著一紙飲料配方，開發出一款橙黃色的飲料——後來響徹中國的健力寶的時候。李經緯建議他：「我覺得你是不是應該把目光放長遠一點，想得深一點，跳出運動員退役後不是出國就是當官的模式，重新設計一條道路，並讓它也成為一種模式？」
後來，李寧說，「那時候，我特別崇拜他。」而且，在李寧的心裡也隱藏一個夢想，那就是：「當運動員時，每次在國外比賽，自己常常因為穿著外國的運動服而被誤認為是日本人、韓國人，甚至臺灣人、香港人，那時我就在想什麼時候我能穿著中國人自己的運動服出現在國際的賽場上。想法很簡單，也不知道最終會如何。」於是，李寧便以此作為自己的夢想與自己的興趣，通過在李經緯身邊去實現「做一箇中國自己的品牌」。
當然，李經緯覺得「李寧年輕、聰明、人品好」，他對李寧的態度，就是「把他扔在游泳池裡，讓他自己去學。我只是在岸上看，做救生員，不行的時候，再伸手拉一把。然後我再放開，再看。幾次下來，李寧就會遊得比我好，超過我。」
「李寧牌」起航
1989年4月，春意漸濃的廣州，在無數鎂光燈和快門聲中，李寧從李經緯手中接過了廣東健力寶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特別助理的聘書。初到健力寶的李寧主要分管公關宣傳、市場策劃等工作。憑著一種天生的直覺，以及多次出國比賽所培養出來的眼界，李寧提議健力寶應該拍一條有衝擊力、富於體育動感的廣告，並且由他親自出演。這個建議，連同在當時屬於天文數字的60萬元廣告費，得到了李經緯的全力支援。廣告在中央電視臺播出後，掀起了巨大效應。這一年，健力寶的銷售額增加了3000萬。
後來，李寧便向李經緯提出想辦一家體育服裝廠，並希望由健力寶投資。但也許當時的李經緯已經隱隱意識到健力寶自身產權不清會留下後遺症（因為體制原因，健力寶雖然由李經緯一手創辦，但在資產上依然屬於三水市政府的國有企業），便委婉地建議道：「如果能夠引入外來資金，就不要全部用健力寶的錢。」隨後，他陪著李寧一同尋找投資。1990年，一家新加坡公司同意出資，就這樣，由三方共同投入的中新（加坡）合資健力寶運動服裝公司掛牌成立，李寧出任總經理。經過緊張的施工，不到八個月，一幢5000平方米的廠房在三水市竣工了。屋頂上，一塊由三個字組成的巨大招牌異常醒目：李寧牌。自此，一個有6個英文字母組成的中國商業神話便開始了……
1990年8月，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身穿白色李寧牌運動服的李寧作為運動員代表，莊嚴地從藏族姑娘達娃央宗手裡接過了第11屆北京亞運會聖火火種。這是一個標誌性事件，北京亞運會是中國第一次承辦國際大型綜合性比賽賽事，而李寧則是中國第一家贊助國際體育比賽的本土體育品牌。為了拿下亞運會火炬接力傳遞活動的承辦權，李寧拿出250萬元，但他獲得的回報是，有2億人直接參與，25億中外觀眾從新聞媒體知道了李寧牌。
此後，李寧牌發展得愈加順利，每年的營業額都以100%的速度增長。在1992年的巴塞羅那奧運會上，李寧終於實現了自己的夢想，當中國奧運體育代表團穿著印有鮮明logo的李寧牌運動服出現在開幕式上時，李寧激動地流下了眼淚，他回憶道：「那一刻，我體會到了此生最大的榮譽，那種成就感超過了我以前所獲得的所有獎牌的總和。」
但是，他也清楚地明白：「1990年我抓住了歷史的機遇，此後也確實是有這樣的一個過程，我的影響力帶動了品牌的競爭力。但是那只是一個階段，畢竟我的影響力是那個時代的特殊產物，當年的女排精神、我們那一批運動員的拼搏精神確實激勵了一代人，但是那些都是超越競技體育本身的榮耀。面對未來的競爭，我肯定無法再依靠那種影響力去幫助李寧品牌贏得更多。」
1991年到1994年期間，李寧繼續走贊助體育活動的路線，並開始了多元化產品嚐試，李寧運動服、李寧鞋，甚至李寧皮帶、李寧領帶等，產品不一而足。雖然李寧公司1993年就有了贏利，年營業額以近100%的速度增長，但是在李寧的心中，有一個永遠的結，那就是「孩子的身份」——李寧公司是健力寶的全資子公司，而健力寶的控股股東是廣東三水縣政府，是國有資產。在李寧心中，他更希望公司朝著現代企業模式發展。這在當時看來並不易，起碼有兩個核心問題必須解決，一是對公司進行股份制改造，另外一個是將李寧商標從健力寶中分離出來。
1994年初，在證券報一個記者的引薦下，李寧同有著「中國股改第一人」之稱的首都經貿大學教授劉紀鵬見面了。劉紀鵬從1988年開始即進行企業的股份制諮詢，從他多年關注企業改制的經驗來看，李寧公司的產權不清這對於李寧今後的發展將是致命的，他極力鼓動李寧脫離健力寶。
李寧當然知道這時的健力寶之於李寧(公司)，如同母親的胎盤之於成熟了的嬰兒，價值使命已經完成，但在李寧心中，李經緯對他有再造之恩，如同他的再生父母，他怎麼可能去背叛李經緯？對於劉紀鵬的建議，李寧問得最多的一句話是：「如果脫離健力寶，別人會不會說我忘恩負義？」
而在劉紀鵬看來，作為國有企業的健力寶並不屬於李經緯而屬於三水市政府，在日後的產權分割上必然存在無法想象的阻力，作為健力寶的子公司，李寧與其在一條前景不明的大船上航行，不如現在抽身自立門戶。於是，劉紀鵬則反覆對李寧闡明產權不清的利害關係，勸他說：「你只是脫離健力寶，並不是脫離李經緯，健力寶並不完全等於李經緯。」最後，性情爽直的劉紀鵬甚至拉開椅子站起來，對李寧說：「如果你拉不下面子，我去跟李經緯談，跟三水縣政府談。」1994年底，李寧和他的服裝公司離開健力寶，當初集團投入的1600萬元，李寧分三次用現金進行了償還，李經緯甚至沒有提出補償增值部分的要求。
著名商業作家吳曉波在《大敗局》一書中對這次分家寫下了這樣的評論：「李經緯‘扶上馬、送一程’把心愛的後輩朋友帶上了一條比他自己要順暢得多的商業大道。」
8年後劉紀鵬的論斷竟然一語成讖，2002年1月15日，與李經緯交惡已久的三水市政府在達成「不能賣給李經緯及其團隊」的原則下將健力寶作價3.38億元賣給了資本炒家張海。當時的李經緯猶如一隻被棄的老戰駒，默默地坐在簽約會場一角，「含淚仰天，不發一語」。9天后，他在家中突發腦溢血，直至今天仍孤單而屈辱地躺在病榻之上。
駛出廣州
如果說李寧是由李經緯帶進商界，由劉紀鵬幫助整理公司構架，那麼，1996年初，李寧將公司總部從廣州遷到了北京，並更名為李寧運動服裝公司，就是徹底告別健力寶，獨立邁向輝煌的一步。李寧自己也曾感慨地說，「李寧公司如果當年不從三水搬到北京，就沒有今天。」
1996年，李寧集團的業績達到了顛峰，實現了歷史上最高銷售收入6.7億元。但是，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卻席捲而來，製造業極度萎縮，李寧集團身陷囹圄。「通貨緊縮」使得老百姓的購買力大受影響。賣不動了怎麼辦？1997年，李寧公司兩次大型市場促銷活動——「97暴風雪系列」、「正在機會」，背後的含義都是以超低價位清理庫存。此後數年，李寧公司的銷售收入始終徘徊在7億左右。體育用品市場容量已經放大，李寧公司的市場地位卻在下降。為此，公司高層不得不開始思考從製造為先向品牌為先的整體佈局。在一次會議上，李寧說道：「我們不是一家做鞋做服裝的公司，我們要做一家推動運動文化發展的公司，因為沒有一個消費者是因為一個品牌而喜歡一項運動的，都是因為喜歡某項運動而喜歡某個品牌的。」
於是，1997年，處於困境的李寧萌發了強烈的上市衝動。這次，李寧是瞄準了香港。為上市綢繆，李寧又把集團總部搬到了上海。這時集團的大股東變成了4個，其中有李寧任總經理的柳州市李寧企業發展有限公司(註冊資本800萬)，還有李寧體育產業有限公司(註冊資本3000萬)、北京廣健東貿易有限公司、廣東李寧體育用品有限公司。
1998年12月，為了把李寧最好的資產打包上市，上海李寧體育用品控股有限公司在浦東新區註冊成立——李寧集團內部親切地稱之為「母體公司」，主要職能是資本運作和資本經營。
2000年初，李寧遇見了王亞非（海問諮詢公司副總經理、光華管理學院emba培訓班教師），第一次見面，王亞非就對李寧說「你應該上市！」這一下正中了李的下懷。
於是，一場大刀闊斧的調整也展開了。2001年6月，北京李寧體育用品有限公司，整個李寧集團的經營核心部分，進行了更符合國際潮流的拆分。12家地方分公司、304家專賣店的分銷零售部門被切下來，組建了「上海一動體育發展有限公司」，不只代理「li-ning」一家品牌。北京李寧體育用品有限公司主要經營「李寧牌」品牌部分（《環球企業家》）。
2004年6月28日，已經是中國最知名、規模最大的國產體育用品公司的李寧集團在香港聯合證券交易所上市。開盤當日，開盤價即上漲了8%，在香港公開發售的認購數量為暫定發售股份總數的132.2倍，國際配售也出現了約11倍的超額認購。李寧家族控制著46%的公司股份，其身價高達16億元。那天，他面對媒體淡淡地說道：「我不是一個明星偶像，我只是一個擁有十幾年企業經營史的企業家，一個商人。」
在通往國際的道路上，李寧又跨出了一大步，上市後，他更加快了步伐。
2004年簽約世錦賽冠軍西班牙國家籃球隊、2005年初簽約nba併成為nba官方合作伙伴、2006年初成功簽約nba克里弗蘭騎士隊後衛達蒙·瓊斯，隨後又與大鯊魚奧尼爾簽約，李寧的品牌logo開始在nba的賽場上頻繁亮相。而李寧合作的版圖依然在擴張，2007年與阿根廷籃協約定，今後的6年，雅典奧運會冠軍阿根廷國家男籃與女籃都將身穿李寧戰袍征戰國際賽場；2008年，「李寧」又成為瑞典奧委會官方合作伙伴，為其設計、製作該代表團參與北京奧運會的各項裝備……
「在國際市場的推廣策略上，李寧愈發顯的穩健而又成熟。」在《財富》雜誌「最具競爭力的中國本土公司」的文章中，商業評論家這樣形容。
2008年，當李寧在半空中手舉火炬奮力奔跑、點燃奧運主火炬的那一刻，開幕式達到了令人窒息的高潮。3分鐘點火後的48個小時，湯姆斯路透資料就顯示，李寧所持有的公司賬面財富已經增加1.6542萬港元（1.44億人民幣）。
儘管曾經李寧對於他個體的身份很強調，從下面的事件可以看出來，但事實上，「李寧」的個體與品牌身份，從一開始已經交織在了一起。
他說，一次，王石在西安旅遊，有小販高叫：「我認識你。」王石很開心。小販又叫：「你就是王石，那個中國移動的老總。」王石更開心：「我就是喜歡萬科離開我而獨立存在。」「我呢？我最高興能有那麼一天——很多孩子買了李寧牌，但完全不認識我，這就是我最需要的。」
現在，李寧又在北京近郊建立了一塊佔地100畝，花費高達1.5億全新的總部。這座由澳大利亞著名體育建築設計公司cox設計的辦公園區看起來就像一座體育主題公園，4座三層高的辦公樓用紅色跑道貫穿著；透過一片巨大的玻璃幕牆可以看到碧波盪漾的游泳池；籃球場、羽毛球場、足球場、攀巖牆像景觀一樣隨處可見。正如李寧ceo張志勇所說，「新的李寧總部意味著李寧公司新的起點」。李寧說：「因為我就是一個不喜歡被束縛的人，所以我希望我的員工隨時都能處在自由放鬆的狀態中。」因此，這裡被一本商業雜誌評為「中國本土最國際化的辦公區」。在張志勇看來，它擔負著「李寧公司作為中國第一運動品牌和未來世界五大品牌的企業形象」。而在我看來，這裡將完成李寧公司走向國際的進化，因為在這個新的總部，最大的兩個部門是市場和研發。
李寧與「李寧牌」從廣州出發，最終在北京開始了它國際化之路，這一過程不由的讓人產生疑問，為什麼，廣州這塊地方能夠誕生企業與名人，卻留不住它們。就像廣州所提倡的「總部經濟」，而今，這些巨頭的總部也紛紛北上，與首都北京相比，廣州總有「起了個早趕了個晚」的遺憾。
最早進入中國全球500強之一寶潔也選擇了「離開廣州」。作為在中國投資時間最早、投資金額龐大的跨國企業之一，寶潔2010年在北京新成立的研發中心註冊資本達7000萬美元，總投資額達8000萬美元，擁有來自16個國家的500多名員工。「當年進入寶潔的時候，我就是在廣州的研發中心工作的。」回顧往事，北京研發中心總裁朱建文說，「其實，研發中心早已在1998年搬到了北京。」（《羊城晚報》）
雖然總部還在廣州，但寶潔的核心已經到了北京。「選擇北遷，我們主要出於三個方面的考慮。」朱建文坦言，「第一，北京是中國文化、教育、技術中心，這裡的高校多、科研力量強大，我們可以在這裡招到人才以及跨國的合作伙伴；第二，這裡是首都，我們可以更快地瞭解研發創新的法規，也可以和中國政府保持更緊密的關係；第三，從我們的人才考慮，研發中心裡有不少來自國外的工作人員，而北京是最多外來人才定居的城市，深厚的文化和歷史都吸引著他們留在這裡。」
這樣的分析無疑表露，北京已經是寶潔的最優選擇。
同樣，2009年3月，誕生在廣州的著名網際網路企業網易，也有傳言要北遷至北京。北遷計劃以網易科技頻道為例，就是在廣州、上海各駐守一名記者，其他廣州總部的編輯全部遷至北京。半年之後，業界再度傳聞稱網易旗下游戲事業部將搬往浙江杭州，因為負責暴雪旗下魔獸運營的網之易公司是在上海，所以傳言並非沒有理由。對此，網易ceo丁磊做出澄清，表示遊戲部不會搬離廣州。但是，丁磊卻對外表示，網易2009年給廣州交的稅比2008年還高。至於究竟交了多少稅，不得而知。
2.深圳夢進退維谷
文化批評家朱大可曾說，「‘深圳夢’是上世紀80年代中國人的集體情結。它不僅是關於一座城市的願景，更是對中國現代性場景的想象。」這個中國社會變革最轟轟烈烈的現場成了「全民夢工廠」，但是，30年光陰流轉，這個夢卻開始慢慢「褪色」。
80年代，小人物「闖深圳」
1982年，時任蛇口工業區「掌門人」的袁庚去清華大學招攬人才，那時的他激情澎湃地「描繪理想」，還不忘調侃：「現在來蛇口，正是時候，10年後的蛇口，你們要進來，就像今天戶口進北京一樣困難。」
那個年代的深圳完完全全的開放，就像一列列免票的列車，只要你願意隨他高速執行，都可以上車。於是，轟轟烈烈的南下大軍，懷著英雄主義情結的人們去到那方宣洩血性的角鬥場闖蕩。就像北大客座研究員、深圳財經作家徐明天所言「南下深圳的人大多抱著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氣概」。因為，最初到深圳就意味著要割斷與過去的所有關係，沒了工作、沒了戶口、沒了糧食供應，成為「盲流」，選擇到深圳是得有點勇氣的。不過這些都不能阻擋新的城市模式和新的價值觀帶來的吸引力。深圳的「原始夢」是複雜的，但有一個主要價值指向，那就是關於現代性的想象，其中除了對西方時尚元素的期待，更多還是對先鋒、叛逆、自由、浪漫和原創性的期待。在某種意義上，「闖深圳」和「告別傳統」可以說是同一個意思。要闖深圳，就必須告別傳統。甚至，闖深圳，原本就是為了告別傳統。
華為掌門人任正非在創業之初對他僅有的8位員工說：「我們這些辭職或停薪留職的科技人員，離開國營單位，自己出來找飯吃，大家都有背水一戰的危機，人人奮力拼搏，沒有內耗，沒有扯皮現象。在一個國營企業裡，廠長、經理往往要用60%的時間去處理人際關係，想幹成一件事是很難的。」而深圳的誕生則是建立在一個沒有家長，也沒有所謂監視者的政策基礎上，這意味著它也沒有那麼多束縛。深圳就像一個單細胞城市，這裡慾望明確、規則明確，達成目標的方法簡單，就是要靠「闖」。
相比北京、上海，深圳沒有歷史，也沒有包袱，所以具有對未來開放的無限可能性，北大教授張頤武形容深圳是最有企業家精神的城市。深圳以在特殊時期在全國開創先河的市場化模式，重塑了一代人的價值觀，提供了新的經驗、新的想象力，從無到有地實現從受制於身份到平等自由的契約精神的現代性轉變。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做夢，但把夢變成現實，深圳是，至少一度曾是創造了最好條件的地方。
因此，當年的深圳是「英雄不問出處，只論成功」。全國各地各種族群都可以到這平等的起跑線上重新開始人生。這些人既有從秘書到深交所創始人的禹國剛，也有曾經的國務院副總理吳桂賢，或者因為逃婚到深圳卻開創了攸縣計程車司機的湖南妹謝吳豔。無論是香港富豪、內地打工妹、外國金融家，還是剛剛畢業的大學生，都相信自己能在這個城市找到一席地位，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間。
在這夢想照進現實的年代，一批批神話就此誕生，其中之一就是平安保險，而深圳也成了平安保險董事長馬明哲的命運中轉站。
生於1955年末的馬明哲，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摩羯座性格。只有初中原始學歷的他首先在廣東省湛江市八甲水電廠做工人，然後擔任了當時的廣東湛江地委工交政治部通訊員。1983年的一次人事調動，馬明哲到了深圳市蛇口工業區並被選中擔任當時蛇口工業區總經理袁庚的專職司機。
馬明哲顯然志不在「馬車伕」，30歲時的他對袁庚說的一句「100年後我們重操舊業好不好」就是他保險業夢想的萌芽。對於改革者袁庚，這句話也點燃了他的另一個興奮點，他親筆寫信給中央領導，詳述成立平安保險的必要性。1988年，中國人民銀行發文批准成立平安保險公司，馬明哲任命為總經理。
自此，馬明哲帶領一個13人的隊伍在400平方米的辦公場地從產險開始起步打造著他的金融航母。22年過去了，平安保險在馬明哲的戰略中從一家總資產5312萬元的小企業，發展成了一家集保險、銀行、投資為一體的綜合金融集團，並在《財富》雜誌2010世界500強排行榜中，再次入選並榮登中國內地非國有企業第一的寶座。馬明哲用他的「過橋哲學」與開創精神締造了一個時代的神話。他說，「中國的保險事業起步較晚，起點較低，也沒有多少時間讓我們事事都摸著石頭過河。如果河上已經有橋，我們就不必去冒險涉水，付一些過橋費就可以過去了。風險小，也贏得了時間。」而圈內人對他的評價是，「我最佩服的人是平安的董事長馬明哲，我想的事他肯定想到了前面，我沒有想到的事他也想到了。他做事總是具有前瞻性。」
上個世紀80年代深圳與奔赴深圳的創業者都成了特定的歷史註解，就像1985年來深圳的詩人王小妮在《一個詩人的深圳史》裡寫道：「你來深圳想做什麼？這是1980年代中後期新移民之間最自然的對話。有人為理想，有人為自由，有人為愛情，有人為逃避。」唯獨沒有為賺錢。隨著1990年的到來，奔赴深圳的夢想也開始了轉變。
90年代，年輕人的淘金夢
上世紀80年代，深圳演繹的「解放」、「掙脫束縛」讓整個中國都看到了另一種生存方式。隨著經濟優勢在「深圳速度」下的快速顯現，隨著現代城市管理制度和用工環境的初步建立，隨著基建、招商引資、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上世紀90年代的「淘金熱」興起。
城市工業大發展背景催生了無數用工機會和淘金夢想，也就在這一時期，「淘金地」成為深圳的代名詞。「全國人民都知道，深圳有金可淘，高中低端人群來者不拒。」深圳「網路四劍客」之一、《深圳青年》雜誌主編陳宏舉例，深圳某遊艇會老闆，便於此時來到鵬城（深圳別名），而他最初不過是在基建工程兵的食堂裡幫廚打菜。
讓美國《時代週刊》驚呼「有史以來最大人口流動」的百萬民工南下潮也發軔於1989年，百萬民工南下。資料顯示，1992年第一季度，僅從深圳匯往全國各地的匯款單近140萬張，共計7.03億人民幣。匯款人群中，最常見的是三五成群的打工仔、打工妹。
這段經歷像極了1848年的美國，著名傳記作家兼歷史學家布朗茲在《黃金時代：加利福尼亞淘金熱和新美國夢》中這樣記錄那段歷史：淘金熱對於美國曆史而言是比南北戰爭更為關鍵的時刻，淘金熱改變了國家的精神，使美國脫離了富蘭克林式的「穩當和勤勞」的清教倫理，轉而朝向一個新的美國夢——「迅速致富」。然而，深圳網路小說家慕容雪村也在其熱銷的作品《深圳向左，天堂向右》也見證了深圳的「淘金夢」：深圳就像一個迅速膨脹的大面包，每天都有數不清的公司成立，每天都有數不清的人懷揣夢想、拿著邊防證湧進這個南海邊的小漁村。一夜暴富的傳奇隨風飄揚，公車上經常能聽到這樣的對話，一個破衣爛衫的傢伙說：「我明天有一船貨到蛇口碼頭，你要多少？」另一個同樣破衣爛衫的傢伙一臉不屑：「作貿易？那不是糟蹋錢嗎，我剛在寶安圈了十幾畝地，作房地產才能賺大錢，兄弟！」
那個年代的深圳彷彿「鈔票滿天飛」，隨手抓來都是機會。因為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深圳就像一位專家所分析的「當時，國內工業化程度都不高，產品供給程度也不豐富，屬於物質稀缺的時代。只有深圳率先啟動了加工貿易還是工業化，這就奠定了深圳作為全國產品的供應中心的地位，也就是說任何人來到深圳，都可以借深圳有利的地理位置，成為全國的‘供應商’，其中蘊含的創業機會也是其他城市所不能具備的。」
現任深圳互通科技的總經理霍強回憶那時說，「1992年來深圳，自己都被嚇一跳，香皂、電子錶都是成堆賣，運回內地，買一堆電子錶的錢，賣掉一塊表就能掙回來，而且這些都是內地人聞所未聞的新潮貨，賺錢太容易了。」
「淘金夢」成了青春飛揚的年輕人奔赴深圳的最鮮明的訴求，深圳網路三劍客之一的老亨認為，90年代，人們投奔深圳的目的就是為了賺更多錢，有更多自由，尋找實現個人夢想的更多機會。而事實也證明，當時的深圳確實能夠為這些具備淘金意識、尋求個性發展的人提供極大的想象空間和豐厚的回報。霍強覺得，現在深圳的中產階級大多也是從90年代開始進行資本積累的，因為單從當時在老賽格市場小櫃檯採購各種電子零配件賣到全國各地的生意就可管中窺豹。那會，這些小櫃檯一個月幾萬元的生意是不在話下的。
雖然淘金還在繼續，但是，深圳的轉變也開始初露端倪。關內相繼停止發展「三來一補」企業並持續出臺鼓勵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政策等，這似乎宣告了「此時深圳已經開始轉向技術密集型的產業，純粹依靠兩隻手打拼、淘金或者投機的創業模式已開始不能適應城市的發展，隨著創業的難度加大，創業也走向了精英化的路線上來。」隨便什麼人都可以進入深圳乃至分得一杯羹的80年代開始遠去，淘金夢的主體也慢慢地變成了知識分子、技術人才、大學教師等數以萬計的南下精英，這些人最終促成了一個以電子資訊、網際網路為主的創業黃金時代。
「整座城市在向高科技轉型的過程中製造了大量的創業機會，太多人在前兩個階段的搏殺中積攢了第一桶金，生髮出強烈的轉型需求，深圳的優秀企業家大多成長於這個時期。另一方面，深圳的現代化城市特徵越來越明顯，城市門檻逐步提升，低端機會驟降，藍領開始泛白，高階白領、海歸扎堆。」陳宏把1992年視作城市人口結構的分水嶺，1992年之前，大規模城市基建、工業化提供了巨量的低端工作機會，1992年後，深圳開始轉向技術密集型，低端工作崗位飽和，農民式、草莽式的創業模式已不適應當時的城市環境，城市淘金價值弱化，階層分界逐漸清晰。「城市門檻的提高也帶來心態失衡和治安惡化，1992年後，有的人成了大企業家，有的人還一無所有，湧入深圳的低端群體找不到合法的生存機會，拍頭黨、砍腿黨也有了，送去樟木頭的人越來越多。」
馬化騰就是在那個時代技術型創業的典型。1993年，畢業於深圳大學的馬化騰進入深圳潤迅公司，成為軟體工程師，從事尋呼軟體的開發工作。1998年11月，馬化騰和同學張志東註冊了騰訊公司，為深圳電信、深圳聯通和一些尋呼臺做專案，而qq只是公司一個無暇顧及的副產品。
1999年，qq變得大受歡迎，註冊人數瘋長，很短時間內就增加到幾萬人。而此時騰訊卻遇到了資金方面難題，在尋找融資無門的情況下，馬化騰萌生了把qq賣掉的念頭。幸運的是，同年，深圳舉行了首屆高交會，馬化騰在那裡獲得了第一筆風險投資，qq獲得了生存發展下去的基礎。此後5年，騰訊成功在香港上市，成為中國最值錢的網際網路公司。
00沉沒年代，夢歸何處
作為試驗田的深圳，它的命運從一開始就充滿了未知。上世紀90年代末的深圳又一次轉變，這時的深圳街頭有些迷茫。2000年，深圳走到了十字路口。2003年，在深圳生活了6年的資深媒體人金心異已為人父、做了「奶爸」,當他行走在深圳街道上發現有越來越多扭秧歌的老人,越來越多的孕婦和嬰兒的手推車,人們走路都慢下來,他寫下「一個城市終於從他的發情期和交配期進入了繁殖季節」。
著名的網文《深圳，你被誰拋棄》也成為咼中校當時對深圳形式的反思。全文洋洋灑灑1.8萬字的長文，針針見血、毫不客氣地指出深圳當時發展所面臨的困局。他從深圳的五大企業——招商銀行、平安保險、中興通訊、華為科技以及沃爾瑪的「遷都」上海傳聞說起，進而廣泛而深入的人才引進、投資環境、行政效率、國有企業改革以及文化氛圍等諸多方面去剖析，他認為「深圳過去22年的發展更多是得益於政策傾斜和優惠，而沒有建立起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也沒有確定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城市發展戰略，而是形成了一個高度發達的‘尋租’社會。特區所特有的權力和資源，為尋租提供了條件；而特區發展中出現的巨大經濟利益，則提供了強大的尋租動機，而制度上的缺陷導致尋租成本特別低，結果導致尋租無所不在。——拋棄深圳的不是別人，正是深圳自己！」
這篇網文一石激起千層浪，闡釋了深圳跨入「特區後時代」的危機與迷惘。這種城市的改變也使得追夢者發生了改變，張閎說，「深圳夢從一開始就是強者為王，贏者通吃。得以實現夢想者寥寥，但由於它較早開放，多得先機，相對於封閉的內地，其夢想實現的機會還是要多得多。早期深圳是有美國夢相類似的幻象，但這種東西難以為繼。一小塊樣板，不可能真正成為夢想的樂園，單是《邊防通行證》，就阻斷了大多數內地公民的夢想之路」。
淘金夢遠去，城市門檻提升，拒斥低端人群。而到了2002年後，創業夢淡去，這個城市的白領群體也開始躁動起來。機會越來越少，物價、房價卻日日攀升。曾經在深圳身後亦步亦趨的內地城市持續發力，政策優勢不再「一枝獨秀」的先鋒地位淪喪，人口結構固化，城市高階群體失去改革精神。深圳似乎變得與一部分發展較快的內地城市並無明顯分界，甚至在某些方面還略遜一籌。「這個城市和城市裡的人一同陷入迷茫與困頓之中，看不清自己的夢究竟指向何方，看不懂這座城市究竟走向哪裡。」陳宏也感覺到，突然之間，「逃離深圳」的衝動氣氛在城市裡暗潮湧動。這個曾經譜寫徐明天所言的「人才引力定律」的城市，漸漸失去了它對人才的吸引力。以前，當一列列從北往南的列車裝載著飽滿的青春之軀，抵達深圳時，夢想也同時抵達。現在，夢想在何處，已經慢慢模糊。
10年代，沉重的「大城市夢」
同濟大學教授、文化批評家朱大可說「每個城市的居民都有自己的個人夢想，但都比較零碎和單一，不像深圳夢那樣影響了整整一代移民，並且有鮮明的自由人本主義特徵。深圳夢猶如初生的太陽，照亮了中國城市現代化的程式。但令人遺憾的是，30年以來，深圳不斷背棄著對先鋒、叛逆、自由、浪漫和原創性的原始夢想。它的嘴臉，跟中國其他城市越長越像。」
深圳已經不在是當年那個3萬人的小漁村，也不是「遍地黃金」的夢工廠，深圳與創業是同義詞這個命題也需打問號了，深圳資源似乎基本完成了初始分配，深圳城市的進入門檻也抬高了，總而言之，深圳特區已經不特了，深圳現在與北京、上海、廣州一樣，都有一個新稱謂中國的一線城市或準一線城市。
一位叫「低燒」的網友在紀念深圳三十而立的「深圳永珍」系列中，這樣表述他對深圳與深圳夢變遷的感想：
「這個城市已不再被夢想所激勵,而且這種倦怠已深深地傷害了人們的心。」這個是很難兩全的。即所謂城市要發展，又要人人有飯吃。這從來都沒有出現過。它不可能滿足所有人，但是卻一定會繼續滿足一個百分比的人數。從來都是如此，沒有例外過。照我幾十年的深圳經歷來看：80、90兩個年代所謂的黃金髮展期，是因為當時法律制度比現在更不健全，深圳也更處於發展的初期階段。那時的深南大道還是泥土路，只要你肯幹，幹什麼都能發財。
在從無到有的這20多年，不論是循規蹈矩的，還是鋌而走險的，都更有機會得到回報。當年在賽格買下鋪位的人，恐怕想不到今天能那麼值錢。但是今天想再找這樣的鋪位就很難了。社會在發展，淘金的模式也是在改變。你不改變，則必然被淘汰。而此時的深圳，初具規模，競爭更加激烈，淘金卻不那麼容易，這是社會發展的正常現象。記得90年代初期，是所謂的創業高潮。大學畢業生，天之驕子。國營企業都不願去，要自己創業，學比爾蓋茨，考公務員根本不是受歡迎的。而現在，恐怕競爭之激烈超過高考。
每年來到深圳的淘金者與每年去到曼哈頓的淘金者一樣。都沒有必然成功的道理。社會不欠誰的，它有它發展的軌道，不可能一直出於高峰，卻是螺旋式上升。今天的深圳在我看來，遠沒有那些沒有來過的人們腦海中想象的那麼美好，也絕不是已經失望的人心裡所厭惡的那麼差。
深圳依舊在前進著。當初年少無知的我們已經成家立業，安居樂業。在我身邊，也從來不缺乏新的少年人來到深圳打拼，他們有的失望而歸，但更多的是堅持了下來。不論是在小區裡賣早點的鄉親，還是在科技園裡設計產品的學生。都有自己的生活。
十幾年前，年少的我們工資只有2000多，那時的房價也只有2000多。
十幾年後，年少的他們工資還是2000多，但是房價也許要20000多（再降也不會降到2000多了，除非經濟崩潰，它總是要慢慢升上去的）。
陳宏認為，深圳經歷了兩個創業時代，前三十年，創業者受益於改革開放帶來的城市更新、政策優勢，以及經濟高速發展下的商機迸發，「60後」、「70後」創業者憑藉誠誠懇懇、吃苦耐勞就可能獲得成功。如今，隨著國內各地經濟增長，深圳已經進入了一個「拼時代」，創業者不僅要考慮資本、行業、技術、產品等問題，還要考慮選擇什麼樣的突破口與整個深圳發展的大勢結合。
同樣，對於「80後」而言，進入深圳的目的與「60後」、「70後」已經截然不同了，「80後」更加追逐城市化下光鮮亮麗的「大城市生活夢」而不是掘金、創業。雷泓霈在《別讓大城市妄想症壓垮自己》裡說道「我能理解現在的年輕人渴望擠進大都市的念頭和行動，大城市裡豐富快速的資訊、相對公平的競爭環境、相對充足的就業機會，還有它推動你不得不前進的氣場，這些資源是二三線城市無法企及的。但是我們必須正視的是，大城市無論怎麼發展，它都不可能無限制地容納所有憧憬它的年輕人，它終歸是有一個‘飽和度’的。當它處於‘相對飽和’的臨界點時，它無疑會有意無意地設定一些有形或者無形的門檻，這些門檻在一定程度上提醒著渴望融入它懷抱的年輕人，擠進大城市是需要高成本的。」
「80後」已經無法像當年到深圳闖蕩的人，白天干活，晚上睡在橋墩下，因為這個城市已經過了那段歲月，而「80後」與「60後」、「70後」所面臨的社會背景也不一樣了。現在，擠進深圳的生活成本已經遠遠超出上世紀80、90年代。
同時，深圳的產業轉型也在持續，對人才的要求與篩選也加劇了人才間的競爭。就像宋丁所說：「深圳要大力扶持三大產業（高新技術產業、金融業、物流業）,要再造一個深圳,人口肯定要收縮。捨得捨得,有舍才有得。現在很多藍領工人在內地就業,這對國家來說也是好事。深圳要不斷往高處走,成為一個有活力有創造力的年輕城市,就應該選擇那些更加符合時代潮流的強大、蓬勃的年輕產業。目前深圳面臨的是人才結構調整所帶來的一些變動,我們不能拿90年代的眼光來看待這些問題。」
三代人、三十年的「深圳夢」，有人說「這個夢不是在消退而是在外溢」。現在的深圳已經不在是當年快速成長需要大量補給的深圳了，現在的深圳追求「效益」、「品質」，包括對人才也是一樣。比起幾十年前，深圳的競爭壓力更加大，人才淘汰率更加高，就像一個人說的「選擇了深圳就等於選擇了壓力」。說白了，就是深圳經過歷史積累，現在已經很牛了，它有足夠的資格挑選他們需要的人，人才要削尖了腦袋擠進來。
3.代工帝國背影
在深圳，有這麼兩家企業很典型，一家是富士康、一家是華為。內遷之前的富士康在深圳擁有40萬員工，85%都是「80後」、「90後」的技工，屬於典型的勞動密集型企業；與富士康一牆之隔的華為，企業員工幾乎都來自中國一流大學，是「後世界工廠時代」的技術密集型企業。這兩家企業的員工生存現狀幾乎可以代表深圳同型別企業裡的員工生存現狀，從這兩家爭議性、話題性的企業身上，也折射出深圳企業與勞動者發展的軌跡以及未來深圳的發展方向。
擠上流水線
2010年初至5月份，短短幾月間，富士康就發生了「十二連跳」。坊間紛紛議論這個「血汗工廠」對工人的盤剝、壓榨，然而，讓人奇怪的是，既然這個「魔鬼工廠」如此「恐怖」為什麼還有數以萬計的人擠破了腦袋要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