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追逐夢想，我們離開故土，在一個陌生的地方開始新的人生。這個地方有著與故鄉不一樣的風土人情，但是，總會讓人「水土不服」。
深圳，因為是一個移民城市，因此來自全國天涯海角的人們也會存在較大的生活差異；因為沒有鄉土社會的「宗族」關係，人與人之間沒有交集；因為工作認識的人們，帶著利益糾葛，平添競爭；因為沒有城市核心價值，因此人們總容易迷失……
廣州，因為有著悠久深遠的「粵文化」，從粵語到粵菜到人際相處都是本土的，因此，對於外來者是天然的屏障。人們很難融入廣州的社會，而當地人與外來者之間也存在著潛在的「防備」與「敵對」……
廣州和深圳對於很多人而言，就像一個驛站，只有回憶缺乏深情的地方……
1.陌生他鄉皆「過民」
廣州對於外地人而言，是非常陌生的一座城市。用易中天的話說，就是感覺會非常「強烈」。你可能會覺得眼花繚亂、暈頭轉向、不得要領和格格不入。這座城市，「它的建築是奇特的，樹木是稀罕的，招牌是看不懂的，語言更是莫名其妙的。甚至連風，也和內地不一樣：潮乎乎、溼漉漉、熱烘烘，吹在身上，說不出是什麼滋味。如果你沒有熟人帶路，親友接站，便很可能找不到你要去的地方。因為你既不大看得懂地圖和站牌，又顯然聽不明白售票員呼報的站名。也許，你可以攔住一個匆匆行走的廣州人問問路，但他多半會回答說「muji」，弄得你目瞪口呆，不明白廣州人為什麼要用「母雞」來作回答。即便他為你作答，你也未必聽得清楚，弄得明白。」
就算深圳的街道十分現代化，但身在其中仍難免有種不安全感，弔詭的是，造成這種不安全感的居然是街道兩旁的樹。特別是晚上，娑娑的樹影讓人提心吊膽，生怕那茂盛的樹背面突然躥出一個蒙面大盜。常理說來，一個如此現代化的城市能在「鋼筋水泥」的叢林裡「寬容」植物的生長，是值得慶幸的。但是，就是很難打起精神將這些無辜的樹「浪漫化」。
究其原因，確實是沒有歷史故事可供追溯。尤其在走過上海的衡山路、杭州的南山路後，差異是很明顯的。
被稱為「上海古樹名木第一街」的衡山路，兩旁種植著460餘株濃密的法式梧桐，幽幽靜靜地散發著一股歷史沉香。走在樹下，很不自覺就會想起上世紀30年代周旋的一曲「夜上海」，而那些歷史名人如過場般輕盈的踩著舞步般劃過這月下梧桐街，留下長篇人文軼事。
但是，在深圳，這些「旁白」卻很難加註。深圳最大的特色在於它所賜予人們的夢想——「淘金夢」。一旦這些具有靈性的生物與金錢、功利聯絡在一起，總會感覺變了味兒。就像一位在深圳生活了7年的媒體人所說的：「這個城市沒有細節，在這兒，你就不太想說‘出去散散步吧’。時間久了，你覺得還是與它很有距離，也沒有什麼可以回憶。」
相比義大利花了5個世紀才建成米蘭大教堂，深圳整座城市的現代化建設只用了30年，所以，所謂雕樑畫棟、所謂耐人尋味、所謂歷史積澱、所謂人與城市的完整關係都被忽略了。這種忽略導致的最嚴重的後果就是沒有容器用來發酵城市精神。所以，現在，來到深圳、離開深圳的人都會感嘆：「這裡沒有歸屬感、人際關係太疏離。我們就像候鳥般，短暫停留，還是飛走了。」
總歸還會走
在深圳，初次見面的人往往都是用這樣一句寒暄對白開場：「你是哪裡人啊？」緊接著就是「你是哪一年到深圳的」。在這座城市，別人這麼問你，並不需要感覺「地域歧視」，因為，現在工作和生活在深圳的1400萬人口中，95%以上是特區設立後進入的新移民。如今的「深圳人」包括了全國31個省、市和自治區的新移民，成為北京之後第二個聚齊了全國56個民族的城市。用《新週刊》裡的話說就是深圳的陌生人指數，它認第二，沒人敢認第一。
在深圳，外來者也分為兩批：「新移民」和「過民」。新移民從歸屬意義上講，很難算作是「深圳人」；但從現實意義上講，又不可不算「深圳人」。因為他們人數是如此之多，隊伍是如此之龐大，任何人都不能無視他們的存在。他們當中不乏科技精英、文化名流、藝術天才，以及高新技術人才，他們往往是深圳舞臺上叱吒風雲的人物，經過與深圳的融合，他們往往會「直把他鄉做故鄉」。然而，被稱為「過民」（王增進《深圳的「過民」文化》）的人則不一樣。對於他們而言，深圳只是一個大舞臺，他們只是在這個舞臺上匆忙亮相、混個臉熟、走個過場。他們並不打算把自己的根紮在這裡，只想闖蕩幾年，過把癮就走。
每年一到春節，就可以看到羅湖火車站、深圳寶安機場浩浩蕩蕩的回鄉大軍。當「異鄉人」回鄉後，深圳就成了冷冷清清的一座「空城」。
郭海鴻在他「剝皮集」的部落格中寫過2009年深圳春節的景象：
今天，寒潮襲擊無冬的深圳，北風呼嘯，室外溫度少有地降到6度。
這是節前「最後一班崗」，不敢怠慢，按往常一樣早起出門趕車上班。昨天尚為擁擠的公交地鐵，忽然變得冷清異常，像被放幹了水的池塘，車廂空蕩蕩的。
半城深圳人都回老家去了。往日擁擠堵塞的街道，如今暢通無阻，站臺空落，行人漸稀。
過年過年，年年皆相似，今年不尋常。
早在若干時日前，深圳的返鄉潮就開始湧動了，那些工廠歇業，提前放假的外來工們，早早就打道回府，避開了春運高峰。
按官方數字，深圳現有1300萬人口，其中70%屬於「暫住」，也就是流動人口。而戶籍人口中，屬於深圳本土居民，恐不過百萬，也就是說，深圳不是絕大部分人的「老家」，他們的根不在這裡。
作為一座移民新城，逢年過節，它的熱鬧總是來之不易。
如果上世紀90年代初期在深圳呆過的人，一定對過年的景象記憶深刻。那時候，一到過年，要在深圳的街頭找家飯館吃飯，幾乎比登天還難——飯館老闆也回老家了。
後來，為了增加年味，有好幾年，政府竭力提倡「深圳留你過大年」，通過各級政府，社群組織，工會婦聯，層層落實，組織聯歡遊園，免費吃年夜飯，給企業補貼留深人員過年開銷，市區街道各級領導與打工人員拜年等等，各種方法應有盡有，目的無他，就是讓「外鄉人」留下來，給深圳的春節增添點人氣。
就近兩年，口號不再是「深圳留你過大年」了，大概變成「深圳送你回家過年」，深情歡送，目的在於，讓大家感受深圳的人情味，明年希望你們還來，早點來——在去年的「民工荒」期間，「明年你還來嗎」，成為深圳的一個痛。春運期間，市政府組織免費回鄉大巴，市委書記市長親自到車站送回鄉勞務工上車，深情寄語：歡迎你們再回深圳。
今年不同了，似乎「留你過年」跟「還來不」，都很難表達城市的心情——這不僅是深圳，全國各大城市大抵如此。
一個熱鬧慣了的城市，突然走了半城人，那情形多少有些令人傷懷。
對於出門人來說，今年春節也許都別有一番滋味，「有錢沒錢，回家過年」隱含了太多太多的滋味。
我身邊不少五年八年沒回家過年的人，今年都早早準備，傾巢歸鄉。
我父母兄弟，早一週前就回了梅州老家，我妻子的兄弟姐妹，也全回去了，兩大家子把家裡鑰匙交給我們，委託澆花餵魚。而我同一樓層的其他三戶鄰居，也破天荒地「集體離深」，回家過年去了，交代我們「看看門」。
都回去了，我就留下來給深圳守歲吧。
只有在過年的時候，「家」這個概念在深圳才特別明顯。很多在深圳生活幾年的人，都認為深圳只是一個「中轉站」，匆匆的來了，最終也會默默地離開。
西祠衚衕裡一位叫做「雙火」的人舉了他身邊人的例子：我熟悉的一些同事，到深圳打工就是想撈上第一桶金。這不有一位在深圳打拼了4-5年的同事，和我說了聲「該回老家結婚了」，就毫無眷戀的踏上北去的列車；一位在深圳做了6年廣告業務的40來歲的南京人，對他的朋友語重心長地說，「我該回南京的家了，那是我熟悉的地方。」以上種種例案印證了「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的深圳人口結構現象。而昂貴的住房(租房)，較高的生活消費也同樣制約著打工者的「安家落戶」的信念，一批批像候鳥似的飛來又飛回。
我的生活不關你事
在深圳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就像一本關於深圳的小說所提的，深圳人認為「我的生活與你無關」，也就是說在深圳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十分淡漠、沒有交集。
深圳沒有這樣的傳統，原因就像易中天在《讀城記》一書裡所分析的「深圳這個城市，原本就是自行其是。在建市之初，這個城市做的，都是別的城市不做或不能做、不敢做的事情。這時，確實這時，確實要有一點‘我的生活與你無關’的意識，才能避免許多不必要的爭論。所謂‘不爭論’，不但有‘幹了再說’的意思，也多少‘各幹各的’的意思。事實上在相當一段時間，深圳和內地也確實是‘各幹各的’。深圳嘗試著市場經濟，內地則還在搞計劃經濟，當然毫不相干。同樣，闖進深圳的，差不多也都是些自行其是的人，否則就不會來。因此，他們大多有較強的自我意識和競爭意識，不大容易為別人所左右。況且，他們不畏艱險地闖進深圳，是要尋求個人的發展，而不是來管別人的閒事。既不想管別人，同時別人也管不了，最後的結論，便是‘我的生活與你無關’。」
這點與北京、上海不同。北京有「事兒媽」、有「小腳偵察隊」，上海有嘴上說著「關儂啥事體」卻又愛窺私的市井小民。這是農業社會聚族而居者常有的一種「好奇心」，鄰里街坊間會像氏族或鄉親一樣互相守望。但是，在深圳，公司裡、單位上、同事之間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素不相識、非親非故，因此，對於別人的生活並不會產生興趣，也造就了一種距離感。
而且，深圳又是一個人員流動性極大的城市。寫字樓裡，幾乎每天都有新面孔，也幾乎每天都有人不辭而別。今天還在共事的，明天可能就告別了。不是被老闆炒了魷魚，就是炒了老闆的魷魚？人情淡淡，經營感情對深圳人來說有太大的不確定性。誰也不知道大家究竟能相處幾時，也就沒有必要知道那麼多，只要相互之間工作上能配合，就是好同事，何必有太多交集呢？
深圳不相信眼淚
深圳從一開始發展，便充滿了競爭。深圳有很多機會，但都是靠人不屈不撓的攫取而得的。剛來深圳的人都會聽到一句話「如果你愛一個人就把他送來深圳，因為這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一個人也將他送來深圳，因為這裡是地獄。」
每個闖蕩深圳的人都要在出行前做好「北京人在紐約」的那種受苦準備，因為，差不多每個「深圳人」都能講出「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來：在內地是血氣方剛、滿懷青春夢想和改革激情的天之驕子，興致勃勃地來到深圳，卻驚異地發現他們面前並沒有鮮花和紅地毯。於是，他們不得不收拾起簡單的行囊（那裡面裝著薄薄的幾件衣裳和厚厚的一疊證書），從一個單位跑到另一個單位，從一家公司跑到另一家公司，來也匆匆，去也匆匆，就這樣風雨兼程。渴了，喝口自來水；餓了，啃塊泡麵；累了，在街頭歇歇腳，看著日新月異的深圳市，意氣風發的深圳人，心裡頓生無限感慨，也難免一絲惆悵。華燈初上之時，深圳的酒樓飯店燈紅酒綠觥籌交錯，自己卻飢腸轆轆氣若游絲，即便「男兒有淚不輕彈」，也保不住傷心的淚水湧上心頭。親戚家的客廳或朋友公司的地板是不好意思再睡了，就到公園的草坪上去數星星。那滋味，可不比「躺在媽媽的懷裡數星星」。因為並沒有什麼溫暖的懷抱，也沒有媽媽的安慰，你得自己去考慮「明天的早餐在哪裡」。
因而，內地人認為在深圳打拼的人骨子裡都有一股「狼性」，一股「狠勁」。在深圳「英雄不問出處」，所以，人們的出身可能千差萬別，但是目標卻是一樣的，那就是要獲得儘可能多的財富和機會。正所謂「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在這樣的「叢林法則」下，高手博弈，「勝者為王，敗者為寇」。所以，深圳也只會以「成敗論英雄」。人與人之間自然多了些提防與猜忌，而不是「同是天涯淪落人」的顧憐。
易中天說：「在深圳呆久了的人常常會產生孤獨感和失落感，有一種不知‘此身何屬’的茫然。難怪一到節假日和下班後，深圳的飲食娛樂場所會生意火爆人滿為患，這裡面並不完全是商業上的應酬，也有心理上的需要。的確，深圳人是很看重娛樂的，以至於有‘樂在深圳’一說（前三句則是‘玩在北京，穿在上海，吃在廣州’）。這裡面的原因也很多：第一，深圳是一個年輕的城市，年輕人總是比老頭子愛玩；第二，深圳的生活節奏太快，工作太緊張，很需要放鬆；第三，‘拼命工作，盡情享受’是一種現代生活觀念和現代生活方式，而深圳人是最具有現代意識的。但有一點也很重要，那就是不少人還沒有對深圳產生家園感。深圳之於他們，只不過是謀生存求發展的競技場，因此一旦有了自己的時間，就應離它而去，而且能走多遠就走多遠。有車一族會在雙休日開車到東莞去釣魚，如果有三天以上假期則會離開深圳外出旅遊。再不濟，也得到歌舞廳茶藝館坐坐。那裡和競技場（公司或單位）相比，畢竟‘別有洞天’。反正這個時候，是沒有多少人會呆在‘家裡’的，有的人甚至會通宵在外。因為在這個心理上感情上並不屬於自己的城市裡，我們原本就無家可歸」。
在深圳，人感受不到「家」的感覺，與這個城市總是有距離，而在廣州，人與城市也有一層隔閡，這個隔閡就是「粵語」，語言這個本用來日常交流的工具，卻成了一種身份標籤，是「本地人」與「北佬」的識別標誌。
2.粵語同你「拗撬」
拗撬，粵語裡的念法是坳（ao，陰去聲）叫（giu，陰去聲）。意思是鬧矛盾、過不去。例：「個仔生性中意同人拗撬（這孩子生來喜歡與人過不去）。」很多外地人到了廣東，別的先不論，單是語言關，就很不好過，常常讓人感覺是粵語故意與你「拗撬」。
不過，廣東人有時也覺得是普通話在擠兌粵語。2010年7月25日下午，廣州地鐵江南西出口附近的廣場聚集了1萬多名市民，這些市民通過「粵語散步」的行為抗議廣州政協委員的提議——「把廣州電視臺的綜合頻道或新聞頻道改為以普通語為基本播音用語的節目頻道，或在這兩個頻道的主要時段中用普通話播出，以適應11月前來廣州參加亞運會和旅遊的國內外賓客語言環境的需要」。
雖然提議本身是出於這樣的考慮：對於不懂粵語的遊客來說，增加更多普通話播出的節目以便於他們更多的瞭解廣州、獲得資訊。但是，卻似乎觸動了廣州人捍衛「本土文化」的神經。這種反應不免讓人困惑，因為現在每個衛視幾乎都是用普通話播音，方言類的節目反而招致非議。但是廣州卻相反，電視播音幾乎一律為粵語，增加普通話的內容反而引起牴觸情緒。
也許廣州人會為自己辯解，他們與粵語的感情有多深。就像李公明所言：「我是一個地道的廣州人，從小生長在廣州的老城區，在街道中一起玩耍的夥伴也是土生土長的本地人。我們對粵語的感情很濃。首先它是一個生活交往的基本載體，它不僅僅是相對於漢字的發音系統，而更多的包含了廣州人歷史文化的各個方面。很多粵語是無法被準確地翻譯為普通話的，當要勉強翻譯的時候，就會失去粵語本身的很多神韻與味道。這在各種語言的翻譯過程中也是共通的。所以，當我們越來越意識到在現代全球化大一統的時代下，粵語的確是廣州人能夠交流的獨特載體。說起小時候的粵語表達方式，總會有一種親切感油然而生。」
實際上，在廣州人強烈捍衛粵語的同時，他們忽視了粵語施加在客家話、潮州話和閩南語之上的「暴力」。「香港在上世紀70年代初仍然是一個多方言共存的社會，人口超過1%的方言組別有九個」，而如今「幾乎是粵語為單一語言」（《從方言雜處到廣府話為主》）。面對粵語在廣東、香港等地的強勢，以及客家話等方言的式微，作家圖騰子在《南方週末》撰文稱，客家話等其他方言不是天生比廣府話劣質的，「至少，不要充滿優越感地誇誇其談，不要自大到以貶損其他方言（包括普通話）為樂，不要對大魚食細魚、細魚食蝦毛無動於衷吧。如果你覺得大魚吃小魚天經地義，那麼遲早有一天你會在更大的魚面前束手無策。」
無疑，在這場所謂的「粵語保衛戰」背後，我們可以看到由經濟、文化、政治等因素造成的語言之間的競爭關係。「作為強勢文化，粵語在廣東省境內對其他方言的作用，與從全國視角看，普通話對粵語的作用十分接近，就是一個背景實力更強的語言對另一個語言的排擠」（《「粵語保衛戰」背後的荒誕與可悲》）。
而面對這樣的競爭，面對粵語「吃掉」其他相對弱勢方言的結果，其母語為客家話的香港作家陳雲卻在2010年7月20日的信報專欄文章裡，這樣表明立場：「霸權不要緊，粵語也霸道，在廣東排擠了客家話、潮州話和苗、瑤、壯、侗、黎等少數民族語……此中既無政府權力威逼，也無文教機構倡導，一切自然生成，豈無合理之處？」但是，語言學家劉鎮發撰寫的論文《香港兩百年來語言生活的改變》等，都揭發了此中的「人為」因素。
我們無意在此討論粵語的是是非非，只不過當事人對競爭後出現的「吞併」現象，持樂見其成的態度，值得玩味。在廣東人看來，狹路相逢勇者勝，這是天經地義的。無論你當時持有何種「武器」或「暗器」，能擊敗對手，最終從千軍萬馬中殺出一條血路，那你就是當之無愧的英雄。廣東人認可並施行這樣的處事原則。
於是，面對激戰之後獲勝的粵語，即便這並非他們或自己父輩的母語，也照樣力挺之。這是他們對待勝利者的態度。而外來者要融入廣東人的生活，就必須接受語言上的「挑戰」。適者生存。
於是，對於所有身處廣州的外來人口而言，粵語向他們日常生活和工作發起的「挑戰」，就成為他們融入這個城市的一道桎梏。一位網友說：「在廣州生活2年，唯一對廣州不滿的就是到處講廣東話，包括電視臺（除了廣東衛視外，其他臺基本上都講廣東話）、電臺、交通工具以及其他一些公共地方。這給外地人帶來很多不便，比如看電視基本都看不懂，90%都是講廣東話，連大陸拍的電視劇也翻譯成粵語！還有就是本地人與人交流基本上都講廣東話，而我每次都要多說一句‘對不起，你能跟我講普通話嗎。’其實對於一個有著大量外來人口的大城市，在全省推廣廣東話是不可取的，因為這不僅不方便外省人、也不方便本地人（廣東其實還有很多方言的如：客家話，潮汕那的閩南話）。保護地方方言是好的，但廣州做的太過火了，要是每個城市都像廣州一樣，那中國的方言就遍地開花了。而我感覺廣東捍衛粵語的原因卻是：（1）廣東經濟實力強，外出工作的人比較少；（2）受香港影響，感覺說粵語很有優越感。廣州不是隻屬於廣州人，廣州的發展同樣離不開外地人，難道你就不能大度點、包容點嗎？既然普通話全中國的人差不多都聽的懂，你何必還要多此一舉呢？難道你們廣州人眼裡只有你們廣州人嗎？或許有人會說去一個地方要入鄉隨俗，我們何嘗不想融入這個社會呢，但學一門語言容易嗎？我不想因為語言不通而造成生活和工作的不順。」
同樣，《聯合早報》特派廣州的記者楊永欣，作為一個「外來者」也有他的感悟：「我在廣州工作和生活的兩年半里發現，一般廣州人雖然可以包容外地人在廣州討生活，但外地人若要真正被接受，就得先掌握粵語。例如，一些本地的計程車司機會堅持講粵語，儘管乘客很可能對粵語一知半解；兩個廣州人交談時用的是粵語，即使是當著聽不懂粵語的外地人的面；最近乘搭廣（州）九（龍）直通車到香港，也發現車上的列車員只講粵語，不講普通話，給人一種只有講粵語的人有條件去香港似的。對於粵語，廣州人還是存在著一種優越感，也希望身邊的人都能使用它。不過，正如全國人大代表、曾任多屆全國政協委員的鐘南山院士日前指出，普通話有4個音，粵語有9個音，因此外地人要學會粵語相當困難，他們聽可能沒問題，但要他們會講就有點過分要求了。」
方言在現代意義上已經不再是單純的地方語言，由於地區經濟的發展使得這些方言的地位也逐漸提高，相應的，人們的優越感也逐漸在方言上體現出來。
粵語在內地的吃香從現在已成永久性的詞語身上就可以看出來，像「t恤、打的、埋單」等，而廣東曾幾何時的經濟地位在「東西南北中，發財到廣東」這句流行語中也可見一斑。經濟發達加上流行文化使得廣州的粵語情結更加傲慢。許多在廣州流浪多年的人都覺得對廣州人對普通話確有一種毫不掩飾的隔膜感。
當然，對於一個外地人而言，如果不能融進當地的語言，也很難融進當地的社交圈子，也就永遠只能游離在外省人的邊緣狀態。即便聰明機靈的外省人試圖通過模仿粵語「入鄉隨俗」，但還是會在廣州本地人面前被識破——「此兄不是說粵語的」，因為本地人的粵語尾音很難學會。
廣州使用「粵語」將外來打工者與本地人自然分隔與邊緣化，外來人在一個不同的語境中生存，難以產生親切感與共鳴，反而，倍增「異鄉人」的孤零與漂泊感。
3.「市態」之城
易中天曾言，廣州「市態」種種，此「市態」就表現為商業性。在廣州話中有一個使用頻率很高的字——「抵」。抵就有忍受、忍耐的意思，如抵（費勁）、抵肚餓（捱餓）等，但更多地還是表示「等值」。最常用的，是「划得來」、「花得值」；到酒樓美餐，吃得大快朵頤，叫「抵食」；到商場購物，買得稱心如意，叫「抵買」；到歌舞廳夜總會娛樂中心瀟灑一回，玩得興高采烈，叫「抵玩」。顧客滿意、老闆開心，看著大把的票子進賬，心裡暗叫「抵賺」。會賺錢的也會花錢、會花錢的多半也會賺錢，這就叫「抵手」（能幹、有本事）。如果沒有賺錢的能耐，那就只有坐以待斃，大約也就只好叫「抵窮」乃至「抵死」。廣州人的商業意識和價值觀念可見一斑。
市場化歌手
廣州人對於「商業」的詮釋到了如火純情的地步。樂評家金兆均回憶：「流行化的商業演出，廣東相對在這方面就是比較早。1979年，廣州就出現了所謂的‘音樂茶座’。1977年，畢曉世就組織流行樂隊。1984年和1985年，北方還在對流行音樂爭議的時候，那邊流行已經比較社會化了。1984年，歌舞廳已經很多了。我1986年第一次去廣州，它的電影院已經變成商業化的了，那時候的電影院裡面已經有了檯球廳，就是連唱帶玩兒的都有了。」
「音樂茶座，最開始是想針對香港的客商。」廣州著名的詞曲作家陳小奇說，「因為當時廣東一直在搞廣交會，音樂茶座就是為廣交會服務的。最早的時候一般市民進不了，因為它的門票不是人民幣，當時是兌換券。後來茶市場需求越來越大，茶座越來越多。老百姓就誰都可以進去了。接下來從音樂茶座發展到歌舞廳，從歌舞廳發展到夜總會。」當時，最早創立音樂茶座的是廣州東方賓館的花園餐廳，他們在1978年冬季辦起了一個由本地歌手以演唱港臺歌曲為主的音樂茶座，廣州其他的賓館酒店紛紛效仿。一年後，廣州的音樂茶座達到75間，座位數超過當時廣州所有戲院的座位總和。
音樂茶座在酒店和賓館的流行，也使得輕音樂隨之興起。這些輕音樂隊的名字往往以「紅」字開頭，比如「紅玫瑰」、「紅棉」、「紅牡丹」等等，樂隊與掛靠單位之間的關係也相當複雜，「走穴」、「炒更」（粵語，指從事第二職業）的提法就是從那時開始的。這些樂隊演唱的曲目不但包括港臺流行音樂，也有國內如蘇小明、王潔實、謝麗斯等人的曲目。演一場的報酬在3元到5元不等，一個歌手一天可以走幾個場，這樣的收入在當時算高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