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在廣州、深圳繼續接受永無休止的挑戰，還是，找一個二線城市享受生活？作家阿蘭·德波頓曾表示：現代中國人對城市的嚮往除了基本對財富、地位和享樂的營求之外，更受價值理性的驅動——榮耀、成就、夢想的實現，工作往往不具備快樂的含義。
或許，這時的你應該停下手頭繁忙的工作，好好想一想自己的未來！廣東有句俗語，叫「冇鞋挽屐走」，意思就是「此地不可久留，速離為妙」。你當然不必如此驚慌，因為離不離開並不是關鍵，關鍵在於你是否清醒認識到這座城市的走向——在廣州和深圳激烈競爭的大環境下，確實產生了「擠出」效應，但這種競爭同時也在暗示你，可以更積極一些、更靈活一些：如果前方擁堵，何不繞道而行？
1.廣深產業大挪移
關於「逃離北上廣深」的話題，2010年4月《南方都市報》的500份調查問卷中，有超過52%的白領明確表示會逃離，但暫時找不到機會，僅有6%的表示已經準備好了，半年內就會行動。儘管只有6%，但同樣說明，輿論給予高度關注的「逃離」不完全是停留在口頭，而是已經有人這麼做或準備這麼做了。這一趨勢也受到社會學者的認可，「在二線城市可以過更舒適的生活，逃離是一種理性的迴歸，一種找回生活尊嚴的選擇。」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夏學鑾如是說。
而在這股「逃離北上廣深」的大潮中，企業顯然比個人更清醒，也更積極。
東莞，廣深的「新澤西州」
2010年5月18日，富士康重慶工廠製造了第一臺筆記型電腦；2010年8月富士康鄭州工廠招聘現場異常火爆；2010年富士康深圳工廠員工總數開始縮減，5年內將從目前的45萬人降低到30-35萬人，並且，深圳富士康也將由代工基地逐步轉型為研發、試產、內銷、物流中心。
2010年，富士康的「多事之夏」幾乎成了深圳產業轉型與升級的加速劑。深圳大學產業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魏達志認為，「深圳對富士康模式已越來越不歡迎。深圳已經不是當年對招商引資激動萬分的初級模式，深圳現在稅收最為依靠服務業、金融業和物流業，而40萬就業人口的富士康對深圳地方財政的貢獻很小。但另一方面，由於人口密度過高，富士康牽制了政府很多精力和金錢，還佔用了大量的公共資源。員工收入少，對城市消費的拉動能力有限，但員工管理造成的問題卻不少。深圳的人口密度為全國最高，城市已經不堪重負，產業結構急需調整，因此深圳只能逐步淘汰低附加值的加工製造業，顯然富士康模式不再適合深圳，只適合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地區。」
眾所周知，深圳從南海邊的小漁村發展成今日的國際都市與它不斷的改革和產業轉型有關：從最初的建築之城到以工業為主的城市，到上世紀90年代的高科技產業迅猛發展，再到四大支柱性產業，以及在深圳「兩會」上一再被提起的「加快發展三大戰略新興產業」。
每一次產業結構的調整，最直接的變化是企業的外遷，甚至是全行業的洗牌。
早在2006年6月，由深圳貿工局牽頭展開的一項企業外遷調查就表明，深圳市共有119家工業企業已經或計劃外遷，涉及工業總產值90億元。其中，共有18個工業行業出現企業外遷情況，而機械、玩具、儀器儀表、塑膠四個行業外遷企業數量較多，合計佔外遷企業總數的58%。遷往地點省內集中在東莞、惠州、中山、河源等地，省外則多往湖南、江西、江蘇等地遷徙。2007年6月的調查顯示，僅羅湖、南山、寶安和龍崗四區，已經和計劃外遷的企業多達522家，其中已經外遷的499家。
2010年，深圳市科技工貿和資訊化委員會、東莞市經濟和資訊化局、惠州市經濟和資訊化局在深圳又簽署了《深圳市東莞市惠州市經貿合作協議》。根據合作協議中的相關內容，三市將進一步加快東莞（惠州）產業轉移園建設，探索建立深惠產業轉移合作基地，扶持協會、商會和企業建設各類產業轉移園。以產業轉移園（基地）為依託，引導三市有轉移需要的企業合理有序的轉移和整合，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有效推進產業轉型升級。
這個協議的簽署意味著第二輪深圳產業轉移東莞風潮開始。
2010年年初，深圳的3g手機生產商宇龍酷派松山湖生產基地首期工程正式投入生產。該基地佔地500畝，投資超過5億元，主要承載3g手機的生產和製造，首期工程的產能為1500萬臺。未來3年，該基地產能將達到4000萬部，成為中國最大的3g手機生產基地。
同樣，在松山湖科技產業園區，華為也一口氣「啃」下了50萬平方米的用地，分一、二期建設，每期投資20億元，建城之後將把散落在深圳南山、坂田等地的一些生產線搬遷過去，主要用來生產交換機等。華為在松山湖專案的總投資達到了40億元，包括4棟廠房、1棟辦公樓、1棟食堂、1棟機房，明年七八月份一期建成將投入使用，一期人員包括生產和管理人員在內，可達到4000多人。
深圳的大企業已經紛紛在東莞版圖強勢擴張，小企業更加趨之若鶩。像深圳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也從2010年7月開始深圳工廠的整體搬遷，目前主要遷出生產環節，而今後漫步者的考慮是將研發力量也搬至東莞，在深圳保留銷售。
深圳企業遷出不僅因為深圳未來產業規劃與政策引導，同樣，與企業、產業的生存環境也有直接關聯。
2006年10月出臺的調研報告顯示，在工業總產值上億元的32家外遷企業中，外遷原因排在首位的是「在深圳用地需求無法滿足」；排在第二位的是「深圳的房地產價格/廠房租金太貴」。
這些客觀因素造成深圳工業企業的生產成本上升，遷出實則「迫於無奈」。就像帝馬數字機器（深圳）有限公司的總經理劉萍所坦言「其實不想走，其實我想留。」這位在深圳打拼12年的總經理用了兩年時間揮別了深圳，和企業一起遷往惠東新廠。致使她最終決定「出走」的是「廠房問題」：「西麗有家廠房面積為3萬平米的公司，由於業務量的迅速擴大，公司有心將企業規模擴大到10萬平方米。現在連從國外訂購的進口機器都已買回來了，公司卻一直未能在深圳找到合適的廠房。弄得現在進口進來的機器連擱的地方都沒有，公司不得不租地方來放這些新機器。」像帝馬這樣遭遇廠房擴容危機的企業不是個別，深圳市機械行業協會機床工具專業委員會主任範紅說，「行業內95%的企業都遭遇這樣的困難。」
1997年由十幾個人發展起來的帝馬公司在2007年時以達到近200人的規模。而隨著業務量的攀升，裝置升級，公司廠房不得不擴容。其時，帝馬公司所在的馬巖白芒工業區，找不到一處合適做廠房的建築。無奈之下，公司不得不在離白芒廠房1公里左右的地方另租了一棟單獨的樓宇勉強用於生產廠房。原來的廠房留作倉庫。這樣一條完整的生產鏈被認為割成兩部分，給帝馬公司帶來了許多麻煩。帝馬公司總經理劉萍稱按公司裝置的要求，廠房層高需6米，但久經選擇後租下的廠房層高只有5.5米，這樣日常一些需要用到吊車的裝置，卻因層高制約，只能採取半人工半機械化操作」和「公司想開個大會都開不成，行政、銷售部門與車間、倉庫分隔兩地。天氣不好時，車間急著要東西也送不過去」等等。
隨著深圳城市規模的增容，市內可利用的工業土地將越來越少。對於規模擴大的企業而言，廠房供求矛盾也日趨嚴重。「籠子太小」這個問題不僅在深圳顯得較為棘手，甚至是整個廣東之痛。
不過，正是由於這樣的遷移和變革，才造就了今天舉世矚目的「世界工廠」東莞。而產業的調整勢必也意味著人才的轉移，有專家預言東莞將成為中國新的「白領窪地」。
中山大學嶺南學院財政系主任、東莞政府特約研究員林江就對這個「白領窪地」的提法，感到很興奮，「事實上兩年前我就有這樣的類似想法。」他稱，東莞夾在廣深之間，隨著珠三角一體化綱要實施，珠三角城軌開通，事實上東莞必將會形成這樣一個趨勢。
如果把廣州和深圳比作紐約，林江說，那麼東莞就是廣深的「新澤西州」，控制城市的發展規模，保持自己的產業特色，她就既能成為創業的樂園，也能成為生活的樂園。
夾心廣深，離廣深僅有一個小時的車程，房價僅為廣州一半、深圳的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東莞企業前往廣深招攬人才時，紛紛打出了「低房價」誘惑。
「朋友最近給我介紹了東莞厚街一家網路公司，工資也是六七千一個月，找個時間去看看。」一直被生活所累的李睿，目前是某網路公司的合夥人，在廣州打拼了五年，卻感覺一無所有。他說，廣州不是年輕人的天堂。「我覺得廣州生活環境夠差，城中村的住宿條件尤其惡劣，我換了幾個地方都一樣，有的地方黑乎乎的，曬衣服和被子都要和鄰居爭陽光，出門就要和別人爭車道、擠地鐵，甚至連一個小小的電梯都要和別人競爭一番才能趕上不至於遲到。」在廣州待了五年，就和別人爭了五年。這樣沒有盡頭的人生，讓他感到無望。然後，他發現，「東莞房價低，可以在東莞買房，實現人生的第一次飛躍，多奢侈的一個夢想。」
自己能多曬到一點陽光，李睿覺得這個理由已經足夠他「逃離」廣州、奔赴東莞了。
廣東「請走」製造業
2008年5月26日，廣東省政府頒發了《關於推進產業轉移和勞動力轉移的決定》及八個配套檔案——即「騰籠換鳥」政策，對當前最緊急的珠三角產業轉移問題作出回應。
檔案對九大傳統勞動密集型及資源依賴型行業的73類產品製造商下達「逐客令」，「鼓勵」其生產環節從珠三角轉移至粵東西兩翼和粵北山區的產業轉移工業園中。同時，要求將600萬農村勞動力經過免費培訓後，輸入至珠三角先進製造業及服務業。
被要求轉移的製造業包括：
服裝、五金、玩具、製鞋、包裝等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
陶瓷、水泥等建材工業，傢俱產業，再生金屬冶煉產品等高耗能的資源型產業；
it產品製造、家電製造等資本密集型產業中的加工製造環節；
農產品加工等產業帶動功能較弱或帶動後勁不足的產業；
塑膠製品、塗料、油漆等石化產業下游產品行業,以及在東西兩翼和粵北山區等產業轉移園已有較成熟產業叢集或者生產基地的行業，如工藝玩具、音像製品生產、食品生產等產業。
政策的另一端，擬定了一份禁止粵東西兩翼和粵北山區承接的產業清單，主要涉及高汙染、高能耗及帶動功能極弱的產業。
儘管《關於推進產業轉移和勞動力轉移的決定》的主檔案對上述產業用了「鼓勵轉出」的字樣，但在八份配套檔案中，廣東省卻將各地政府執行產業轉移及承接轉移的情況列入硬性政績考核範圍內。
九大檔案為五年後的廣東描繪了一幅美妙圖景：即按照「政府引導、市場運作、優勢互補、互利共贏」方針，著力最佳化區域產業佈局，力爭到2012年，珠三角地區功能水平顯著提高、產業結構明顯最佳化；東西兩翼和粵北山區則形成一批佈局合理、產業特色鮮明、集聚效應明顯的產業轉移叢集；「推動我省產業競爭力位居全國前列」。
《財經》雜誌上採訪過的一位廣東省政府官員曾這樣說：廣東省要完成經濟轉型，進一步在世界經濟格局中迎接挑戰，「必須把這部分高耗能、低產出的企業請走，先把籠子騰出來，才有空間引來鳳凰」。
2.流動，發現新風景
一線城市的生存壓力，尤其是高房價帶來的居住壓力成了橫亙在人與城市間一條難以跨越的洶湧之流。待在城市可能意味著繼續的「蟻居」和「蝸居」，繼續哀嘆「城市居，大不易」，繼續演繹「城市貧民」的悲歌。與其說是「逆勢」而動，不如說是「被擠出去」。
儘管，我們都知道現階段的逆城市化太具中國特色，但是，這個趨勢的興起，也將帶來另一種生活的可能。是一種對「被經濟挾持的人生」的一次「反攻倒算」，這種生活方式與在城市裡做個「罐頭人」相比，顯得更田園、更釋然。
被「逆城市化」
當年，廣深因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興起與開放大潮下一批批民營企業的創辦而成為內地人的夢工廠。「工業化」促進了廣深的高速「城市化」，據《浙江日報》的資料顯示，1980年時，發達國家的城市化水平為70.2%，發展中國家為29.2%，中國城市化水平僅為19.4%，然而，2010年4月，中國社會科學院釋出的《宏觀經濟藍皮書》指出，中國截至2008年的城市化率達到45.68%，但依然遠遠低於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其中，廣東省的城市化率高於全國平均水平達到了63.37%。
根據國際經驗，城市化水平超過50%，就標誌著經濟社會結構的重大轉型，就進入工業化、城市化程式的中期加速階段，即「同步城市化期」。儘管如此，這個階段至「逆城市化」還有一段距離，以現階段中國的城市化水平來看（包括一線城市）尚不充分。
「逆城市化」的概念是1976年由美國科學家波恩首次提出的，是用以描述在城市化的後期，由於大城市城區人口過於密集、就業困難、環境惡化、地價房租昂貴、生活質量下降，引起人口向環境優美、地價房租便宜的郊區或衛星城遷移；城市產業結構的調整和新興產業的發展，帶動了城區人口的外遷；交通、通訊的現代化大大縮短了城市與郊區的時空距離等原因，出現了人口尤其是大城市市區人口郊區化、大城市外圍衛星城鎮佈局分散化的趨勢，也就是城市發展過程中人口重心發生變化、城市人口向鄉村居民點和小城鎮迴流的現象。
然而，目前，中國一線城市的「偽逆化」卻是由於城市化過程中的現實矛盾所致：
易豔剛在《長江商報》上這樣總結：「一方面，現行的戶籍制度仍然是年輕人進入大城市的制度性藩籬；另一方面，基於收入分配製度和社會勞動分工的城鄉二元分割之勢不減反增。」
《「逆城市化」現象的多重啟示》一文中也認為，中國的「逆城市化」是戶籍制度製造的怪胎。文中提到：誠如《中國經濟轉型30年》一書所言，城市戶口的福利含金量造成了戶籍制度改革的悖論，越是在戶口中附著較多福利內容的地區，戶籍制度改革越難推進。「戶籍福利」不能剝離，人們只會湧向福利更好的地方，戶籍改革便會遭遇更大阻力。《金融時報》專欄作家葉檀舉了一例，她說，「我有朋友在深圳教書，為得到深圳戶籍自願從大學轉到中學，即使在中學，他見識了體制內外完全不同的待遇。體制內外的教師工作沒有絲毫差別，收入差距相差一倍，為此他不得不以極大的代價獲取體制內的身份。這樣的事發生在改革橋頭堡深圳，說明這座城市有未老先衰的可能。」
除了戶籍，最核心的就是「生存問題」。如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所研究員張翼所言，「事實上，這和發達國家的白領轉移有著很大不同，這是一種被迫的轉移，我們處在工業化中期，這個階段白領離開特大型城市，主要是房地產市場畸形上升，以及物價的昂貴，給這個階層很大的擠壓，中產階層的品質得不到保證。另外，由於高校的擴張，這些剛畢業的大學生擠壓了原本屬於有工作經驗白領的部分空間而讓他們感到競爭激烈壓力過大，他們更希望在生活成本低、競爭較少、幸福感較明顯的城市。」
生存與生活
2010年7月初，鄭文鋒在自己的部落格上說，他想「逃離都市，回去當農民」。
帖子裡講到從春節到現在，他已回了五次江西的老家贛江。他寫道，「我在老家承包了380畝山地，準備養雞養魚，做一個農民。」當戴著眼鏡，滿臉書生氣的鄭文鋒說出這番話的時候，他身邊的朋友都覺得鄭文鋒不可理喻。今年30歲的鄭文鋒2002年來到深圳，很快就開了一家小型的機電裝置維修公司，然後又成立了海爾星級服務中心，並投資一朋友開的小廣告公司。這三項業務，每個月能給鄭文鋒帶來4-5萬的收入。依靠這些收入，鄭文鋒買了兩套房，幾輛車，在同齡人當中，不失為一個成功者。「可是我不快樂！」學醫的鄭文鋒覺得自己乾的事自己並不喜歡。「剛來深圳的時候，還很有幹勁，可後來，這種幹勁消失得無影無蹤了。說了你可能不相信，我的那個機電維修公司，現在是我的堂弟在打理，我自己已經三年時間沒有去開拓客戶了。海爾星級服務中心也轉包給別人了。」
今年以來，鄭文鋒讓自己閒了下來，基本上是一週雙工作日，常常掰著指頭考慮怎麼打發時間，很多時候將自己關在住房裡，看碟、打遊戲，或者出去k歌、喝酒、洗腳按摩……燈紅酒綠之後，鄭文鋒會覺得很空虛，覺得沒有意思，覺得自己在墮落。「總之情緒很不好，越來越抑鬱。」
讓鄭文鋒情緒低落的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感情生活沒有著落。每當相貌英俊，有房有車的鄭文鋒說自己沒有女朋友，找不到結婚的物件，周邊的人都不會相信。「可能是圈子小吧，一直沒有找到合適的女朋友。父母親經常逼著我結婚，我也想結婚，可是沒有合適的。」為了找女朋友，鄭文鋒在加入了一個交友網站，先後與6-7個女孩有過接觸，但都無功而返。「深圳的女孩，太現實了。」
鄭文鋒說，他厭倦了深圳這個城市的虛偽、浮躁。「這哪裡是生活啊？有種莫名的壓力感與厭惡感。任由現在這種狀態發展下去，肯定會毀了自己。一定要改變。」鄭文鋒的理想，是帶著女朋友，回農村買一大塊地，修一幢小別墅，修個游泳池，周邊種滿鮮花，養很多可愛的小狗，再建一個農場，種蔬菜，果樹，養雞養豬，自給自足，活在桃花源。「再也不用看客戶的臉色了，也不再有城市的噪音塞車的煩惱，一切都是那樣的自然，日出日落，兩個人的身影被夕陽拉得很長，很長……我真想問一下大家，有女孩會願意陪我去鄉下當個現代農民嗎？」
在鄭文峰已經動了「回鄉」過「採菊東南下，悠然見南山」的日子的念頭時，中國十佳時裝設計師、福建七匹狼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商品總監的劉勇已經「出逃」，去了海邊花園廈門。
到了廈門，劉勇深深感覺到，「沒有深圳的喧鬧，大都市中急功近利的浮躁氣息被陽光下的愜意和閒適代替。一個海濱城市，不僅近在咫尺就能感受大海擁抱，而且擁有浪漫的海濱長廊，海上明珠「鼓浪嶼」，閒暇時或漫步或靜坐或思考……」
劉勇在深圳工作了兩年，而2008年的工作上調動，讓劉勇從深圳來到廈門，現在的他已經愛上這個城市，而且也在廈門置業，享受獨有的時尚生活。
對於他來說，一線城市與二線城市的環境對於工作具有不同的影響，他說「身處在一線城市的設計師一般是感受都市的流行和時尚的未來及人們的生活方式，但是這個只是‘流行’的動向客觀規律，對於我的設計和創作影響不大；相反地，在寧靜、舒適的環境下工作，有時候會更利於我整理和思考。」
哪怕和一線城市相比，廈門的人力資源發展不是那麼健全、商業環境不夠那麼濃、各類指導資訊比較少……但正是這些差距，恰恰就是廈門的發展空間。遊歷過許多發達的一線城市，考察過國際頂尖的服裝之城，劉勇期待廈門城市綜合硬體的飛速發展，能成就第二個香港維多利亞，留下了願意將就生活環境的高層人才，這樣，也吸引了周邊需要提升的企業來廈門。雖然如今的廈門並不時尚，特別是服裝業的發展，若把「深圳女裝」和「廈門女裝」進行對比，恐怕大多數的業內人士還是會選擇「深圳女裝」。可是這在劉勇看來並不是大問題，「因為獨特的地理位置，近幾年來，廈門逐漸形成了海峽交流的中心點，成為時尚之城的日子指日可待。」劉勇對此很有信心。
與深圳一樣，身處廣州的人也開始將自己的人生託付給「競爭壓力小、生活成本低、生活節奏慢」的宜居之城，就像王彥君的例子。
王彥君2010年畢業於廣州中山大學醫學院研究生院，3年前，考上研究生的他一門心思想留在廣州工作生活，但是，從上學第一天，王彥君的導師就給他潑冷水：「你們這批同學畢業後肯定很難留在學校的幾家附屬醫院，留在廣州其他好一點的醫院都比較難。」在隨後的三年裡，每每談起畢業後找工作的事情，導師總是善意地提醒他：「去二、三線城市挺好的。以學校的名聲，研究生畢業之後至少能進當地最好的醫院。即使留在廣州，房子這麼貴，工作競爭那麼激烈，生活質量肯定好不起來。」
真到了畢業的時候，就業形勢正如導師之前的判斷，此時廣州的物價和房價比三年前漲了近一倍。而他的工作去向也不是在廣州，想要他的是江門市的一家三甲醫院，王彥君決定去看看。去了以後，他發現那家醫院還真不錯，算是粵中南部實力最強的醫院之一了，關鍵是院方對他有非常大的興趣，積極邀請他來院裡工作。
與廣州相比，僑鄉江門城市小而乾淨整齊，交通也挺便利，開車去廣州大約1個小時，最讓他動心的還是這裡的房價，市中心最貴的商品房均價也只有每平米五六千元，而廣州房價則是動輒上萬甚至幾萬。
最終，王君彥與這家醫院簽訂了協議，在心頭糾結了小半年的情緒也平靜了下來，就等著畢業後去報到。
3.珠三角的機遇
「我不知道將來的工資能否足夠支撐起日常開支，更不知道將來的日子能否有足夠好的心態去面對成為房奴蟻族或者蜂族亂七八糟的境況。假若生存的意念將升職、加薪、遇上伯樂等等願望和誘惑通通扼殺掉，我想我會逃到二線城市去。」廣東商學院廣告專業大四學生葉素筠說。
新華網記者凌廣志說，2009年1月8日國務院正式批覆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年）》，就是珠三角的「尚方寶劍」。而嗅覺靈敏的內資和港資銀行，也已在珠三角的二線城市拉開戰線，貼身火拼。
外面已然風生水起，而你還在廣深「城中村」的小黑屋裡，裹足不前嗎？
築夢二線城市
儘管中國目前的城市化水平尚未達到真正的「逆城市化」，但是，一線城市的生活工作壓力已經讓生活其中的人紛紛有「出走」的意願，也有一些人實行了「撤離」。據新加坡《聯合早報》在《一線城市「蟻族」開始逃離》的文章中所說，網上調查顯示，目前在北京、上海、廣州等中國一線城市工作的白領，59%有離開打算，另有11%已展開離開行動。對一些人而言，逃離北上廣是解脫或創造機會。
2010年5月job88招聘網站上釋出的2010年深圳人才吸引力調查報告中，接近83%的受訪者不滿意自己在深圳的發展現狀，60%的受訪者未知是否會呆在深圳繼續發展。
《南方都市報》關於《二線城市搶走深圳人才》的文章中提到：化工公司hr經理冷望東表示，「以往的傾斜只是人才來了會流走，現在的狀態是人們直接選擇二線城市作為就業生活的地方。」而白領芳子的諧趣說法也正是現在大城市白領的心理寫照，「大城市裡職場人定義白領二字不同以往，以前隨便混混都是個白領，現在如果不是牛氣轟轟的，學歷高，收入高，有房有車，誰敢說自己是白領，只敢說工資‘白領’！」曾有網站調查顯示，目前僅有不到20%的職場人認為辦公室員工是白領，他們都認為白領應該是企業的中高層管理者，而不是供不起房、買不起車的「窮光蛋」。職場人提高了對自己的要求，在職業發展上有更長遠的考慮成為他們「出走」深圳的主要原因。
當初前赴後繼來到深圳的大學生們正是看到了深圳的年輕、開放和較高的福利待遇，而隨著深圳的房價居高不下，各類生活成本的不斷攀升，大城市浮躁氣氛讓人形成的攀比心理，「白忙族」收入支出比低，不得不一有機會就另謀高就。
房價過高、交通擁堵、生活壓力巨大漸漸掩蓋了深圳原本的光芒。調查報告中，月支出3000-5000元的受訪者高達40%，所以60%受訪者對未來3-5年繼續留在深圳發展持不確定態度，甚至有13%的人選擇不會繼續留在深圳。只有25%的受訪者願意推薦自己的親戚朋友來深發展。
hr冷望東說，「為了謀取企業的利益最大化，赤裸裸的職場生存法則就是優勝劣汰，公司肯定是用強調物質激勵配合嚴苛管理的。相比之下，二線城市的企業氛圍更溫柔，更有人情味，歸屬感也更強。而一些人剛來深打拼，不僅得承受巨大的工作壓力，而且經常要面臨職業瓶頸和被隨時淘汰的危險，這種狀況，對自己的前途都充滿未知，怎麼會推薦朋友過來一起打拼。那麼，人才的吸引力又會進一步降低了。」
2009年10月，萬寶盛華對全球將近71000家企業，包括中國大陸地區4317家企業開展了僱傭前景調查，調查顯示，中國大陸地區在2010年第一季度的就業前景繼續向好，其中重慶、西安、青島、武漢、蘇州等城市的僱傭前景超過北京、廣州和上海，預示著二線城市將為求職者提供更多的工作機會。
在珠三角，除了廣州、深圳不乏具備實力、發展後勁的二線城市。可以說，這些城市的居住條件更好、生活成本也低、工作競爭壓力相比較輕，而且城市未來的發展空間也比較大，更加宜居宜業。
珠海新機遇
2010年8月26日，和深圳共同度過30歲生日的，還有珠海經濟特區。面對珠海30年來的發展，珠海市委書記甘霖說，「可以用兩個‘翻天覆地’和三個‘歷史性貢獻’來概括。兩個‘翻天覆地’，指的是珠海從一個落後的邊陲小鎮發展成為初具規模的現代化花園式海濱城市，經濟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gdp增長了210倍，年均增長20.3%；人民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人均gdp突破了1萬美元，居民生活質量居珠三角城市前列，被評為‘中國十大最具幸福感城市’之一。」
同時，珠海選擇在而立之年轉變發展方式，通過錯位發展填補經濟結構的缺陷，推動「上天入海」的專案，從而建立現代產業體系。
「上天」即建立珠海航空產業園區。自2006年，珠海舉辦第一節國際航空航天展覽後，已逐漸建成亞洲最大規模的航空發動機維修基地和國內最大的飛行員培訓基地，與航空產業相關的航空電池、電子等產業發展迅速，在珠海與香港機場合作管理珠海機場之後，珠海發展「臨空經濟」具有了良好的基礎，使珠海具有發展航空產業必備了得天獨厚的資源。
產業園計劃通過5到10年的努力，使航空產業成為珠海經濟的重要支柱，形成一個體系完整的產業叢集。（《中國證券網》）
「入海」即打造珠江口西岸未來的新引擎：高欄港區。高欄港經濟區包括中海油、中船在內的港區在建、籌建的重大產業專案現已有15個。其中，在建的中海油深水海洋工程裝備製造基地、lng接收站、寶塔石化、成城瀝青、宏昌電子專案等，總投資為245億元，預計建成後年產值可達683億元。另外，10個正在籌建的專案，包括中船船舶和海洋工程裝備製造基地、中海油南海天然氣陸上終端、中海油天然氣發電、珠海電廠5號6號機組等重大產業專案，總投資1050億元，預計建成後年產值可達1324億元。這意味著，一個在廣東乃至在全國都排得上號的新興裝備製造基地正在加速崛起。
珠海高欄港經濟區管委會主任盧曉鳳認為，《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中提出，珠海要加快建設「三區一基地」，這一區一基地就是高欄港工業區和海洋工程裝備製造基地。這就意味著高欄港在2020年前的10年，將面臨高發展要求。圍繞高欄港區的建設，珠海臨港產業帶也會相應延伸到斗門等地，這將有助珠海形成重要的現金製造業基地。
珠海的錯位發展理念，不僅體現產業選擇上，還體現在產業區域佈局等諸多方面。除了「上天入海」，珠海還有一句口號就是「東軟西硬」，其具體內容是，在經濟較為發達的東部地區，重點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生產服務業和高品質生活服務產業；經濟基礎較弱但發展空間大的西部地區，則側重發展加工和製造業，「上天入海」等大專案，大都集中在這一地區。這樣佈局，既有利於解決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又可以使不同區域集中培育幾個特色產業，增強競爭優勢。（《經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