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幢大樓像搭了腳手架。」網友在新民論壇上熱議。上海瑞福北大廈西側成排式的曬衣架甚為注目，更被網友戲稱為「上海市區最牛的曬衣架群」。
而欽州南路上的晾衣架高約2米，每個「橫跨」約2米，與行道樹穿插而立，連成一排，直接被安裝在附近小區圍牆外面的馬路邊上。對此，居民張先生覺得：「類似‘萬國旗’的亂晾曬早就被認為是城市不雅景象之一，如今卻鼓勵人們在馬路邊隨意晾曬，一排排的佔道規模那麼大，以後行人就要貼著溼衣服或是內衣褲走路了，真是煞風景！」居民呂女士則抱怨：「把原來的腳踏車停放點佔掉了。」
政府好心辦壞事，原因其實很簡單，以為用幾十萬的高階晾衣架代替居民幾毛、幾塊錢的晾衣繩，市容問題就能得到解決。還是一個「金錢萬能」的觀念作祟。這個觀念也很容易導致「凡是貴的都是好的」的結論。
雖然上海為了世博會的順利召開，花大價錢進行了一系列基礎設施建設和城市「形象工程」。但批評的聲音並沒有停止，且理性而客觀地從城市化和金錢觀念出發，站在遠處，冷靜看待這場不惜代價的盛會。
上海藝術家陳航峰就是少數幾個批評世博會的人之一。他於2010年3月展出了自己的作品「泡沫城市，泡沫人生」。一個鐵籠子包圍著一串不間斷的泡沫，幾乎所有的泡沫最終都會撞上籠壁的鐵絲網，然後破裂。「世博會就像一個造夢機器，產生各種各樣永遠無法實現的烏托邦未來主義想法，」他說。這件作品是不久前在上海ov畫廊舉辦的世博會抗議展覽的一部分。展覽中還展出了一組照片，照片中一座房屋被拆除，而房主當時正在法庭上挑戰拆遷行為。
英國《金融時報》評論說：世博籌備期間，上海市內大片的傳統住宅、街道被拆除。其中也包括了吳江路，這是上海一條著名的小吃街，人們在那裡可以一邊品嚐魷魚串，一邊吃兩口倍受喜愛的上海小餛飩。但這條街也被拆除並重新開發。星巴克（starbucks）和卡卡圈坊（krispykreme）已進駐該街。一位久居上海的外國人說：「金錢逐漸主宰了這座城市，抽空了它的靈魂。」到處是無特色的購物中心、星巴克（starbucks）和無處不在的古琦（gucci）店，「如今上海已很難找到有意思的東西。」
用「高貴的」取代「廉價的」，這就是上海改造的思路，她一塊塊地往自己臉上貼金，讓這座城市越來越富麗堂皇，也越來越貴。漸漸地，你會發現——「城市，讓生活更美好」；或許，只是讓有錢人的生活更美好。
奢侈品「野蠻生長」
上海曾被譽為「東方的巴黎」，整個亞洲大陸時尚與頹廢藝術的大本營，這是帕提·沃德米爾（ft中文網駐上海記者）的觀點。不過他同時認為，因幾十年的缺失而形成的對奢華的渴求，使如今的上海不再僅僅希望成為亞洲的巴黎，而是要成為巴黎本身。
從昔日福開森路的洋樓、戈登路的「鴿子蛋」到今天世界各大奢侈品牌雲集滬上的現狀。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上海，儼然已成為奢侈品的明日帝國。
86億美元，佔到全球奢侈品消費市場總額的1/4。這就是截至2009年1月，中國奢侈品消費的總額。據英國諮詢公司oc&c預計，到2010年，中國奢侈品市場的規模將達到120億美元。
與之相對的，是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歐洲奢侈品消費的增長速度只有2007年的一半，美國與之前基本持平，日本則出現了負增長。但「經濟不景氣並未對中國內地構成太大影響，市場仍有非常大的發展潛力。」亞洲地區奢華品市場調研公司信天翁諮詢公司執行董事christophecais說。
由此，中國這艘奢侈品消費的潛水艇正迅速浮出水面。上海，又在這艘旗艦上扮演著怎樣舉足輕重的地位呢？
根據《2009中國奢侈品報告》對全國21個一二線城市近千名年收入平均達24.3萬元的受訪者的調查結果顯示，上海以最高票數當選為內地消費者首選的奢侈品消費目的地。有33.3%的華東地區消費者把上海作為奢侈品消費地的首選，華南、華西和華北各有一成左右的消費者也會選擇在上海購買奢侈品。
2010年某個週一的晚上，中雨。恆隆廣場一樓lv店內包袋、鞋子、衣服櫃檯前均有顧客在選購商品，半個多小時內，營業員已經開出多張購物收銀單。該店二樓一位女營業員稱：「我們店生意一直挺好，今天是週一又下雨所以顧客不算多。週末客流會明顯增多，為了給顧客舒適的購物環境，還一度限制人流量。」
在這些消費者眼中，上海無疑是中國的奢侈品之都。林立的高樓大廈間隨處可見巨幅奢侈品廣告，眾多氣派的大品牌旗艦店總有充滿距離感的櫥窗，不停歇的時尚秀、不停歇的名流派對，眼前所能見到的一切都印證著上海正是奢侈品消費的熱土。
上個世紀80年代雷達表的廣告曾在這個城市中時常可見。彼時，這個品牌的腕錶在中國內地還沒有銷售，其宣傳推廣卻已開始。時至今日，更奢華的百達翡麗、江詩丹頓腕錶也早已來到上海。
在蝶億公關公司董事總經理王陵眼裡，上海是奢侈品品牌登陸中國市場的首選。蝶億公關作為國內承接最多奢侈品品牌推廣和活動的公關公司，其發展成長的過程幾乎就是國際奢侈品大牌進入中國市場的歷史。王陵說：「上海這個城市的開放程度非常高，與國際接軌的程度在國內也是數一數二的，大家接受奢侈品的資訊很快。而上海人的行為方式、辦事風格也非常符合國際慣例。對奢侈品品牌而言，上海是他們最容易進入的城市。」
於是，淮海中路西段的798號到806號，一連開出數家名錶店：積家、伯爵、卡地亞、萬寶龍、豪爵（rogerdubius）、寶璣（breguet）。2009年6月，古馳（gucci）於上海鑽石地段金鷹購物廣場上高調開出2000平方米的中國旗艦店，這是此奢侈品牌在上海的第5家門店，也是在眾多內地店鋪中，第一家採用品牌創作總監fridagiannini最新店鋪設計概念的專門店。在古奇的銷售系統中，能享受這一待遇的只有位於紐約、羅馬、慕尼黑、香港和倫敦這些世界著名城市中的店鋪。與此同時，lv入駐力寶廣場、阿瑪尼進入香港廣場的訊息也相繼傳出……
世界各大奢侈品牌搶佔上海灘，已是不爭的事實。而正如王陵所言，上海這座城市和奢侈品之間，是王八看綠豆，越看越順眼。他們彼此，深深相愛。
也許你會問，何謂「奢侈品」？
可擁有但非必需，這是所有權威英文辭典對luxury（奢侈品）的一致定義。此詞引申兩重含義：「創造愉悅和舒適的物品」與「價格不菲的昂貴物品」。在西方文化中對商品有一條明確分界——「奢侈品」與「必需品」。就像今日中國的商品也有一條明顯界定——「高檔貨」與「大路貨」。綜上歸納，對於「奢侈品」顧名思義地體現著高品質、高價格和非必需的特點。
顯然，上海灘如此熱衷於把自己打造成時尚之都、奢侈品的安樂窩，肯定不是因為其「非必需」的特點，而是相中了它的「高階」品質，以及價格。似乎當這些全世界最昂貴的貨物出現在上海街頭的櫥窗裡，這座城市就能與國際接軌了。
所以，上海迫不及待地於2006年舉辦奢侈品展。來自全世界的3000名富豪參會，胡潤富豪榜上的內地富豪們有過半出席。這場「世界頂級生活體驗峰會」，從英文millionairefair直譯過來，展會的名字就是「百萬富翁的盛會」。這裡彙集了世界頂級品牌、藝術珍品、私人遊艇和頂級世界珠寶，由於劉嘉玲、胡軍、楊采妮等明星和眾多富豪的雲集，並不對外售票的開幕式的入場券竟然炒到了1500元的天價。為確保參會富豪和參展奢侈品的安全，光是保安費用就花去500萬元人民幣，展出3天，觀者達1萬人，門票收入700萬元。展出的商品更是價值連城——2.5億元的豪宅，2億的珠寶以及50萬元的狗項鍊……連名模孟廣美都驚呼：「開始沒想到是這樣一個展覽，所以沒怎麼準備就進去了，進去一看，那種感受只能用一個詞來形容，那就是自慚形穢。」
如此奢侈的「上海」，究竟有幾人消受得起，用腳趾頭想想都知道答案了。但上海仍然在為奢侈品消費這根刺激百姓神經的「刺」而辯護：有媒體說，不能因為不少人看不起病、貧困孩子上不了學，就拒絕奢侈品。因為「奢侈品本身在道德上是中性的，取消展覽只會失去與國際高階展出活動聯絡的機會。對上海奢侈品展予以猛烈批評，實在是用正確的槍打錯了靶子。如果富豪的財富來源正當，誰也無法強求富豪按老百姓的標準去消費」。
不知，擁有這般渴望躋身「國際大都市」行列的熱情，是上海的「進步」，還是這座城市裡普羅大眾的不幸。上海常住人口共1888.46萬人（2008年上海市統計局資料），有多少人消費得起上述昂貴的生活？我們來看一組資料，更直觀地比較一下：
2006年，美國人均收入為36276美元，而同年上海的人均收入為15641元人民幣，約合2306美元。如果和紐約最富有的曼哈頓區相比，這種懸殊感恐怕更深刻。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的資料顯示，紐約市曼哈頓區2007年第一季度人均週薪為2821美元，人均年薪接近14.7萬美元。這就是差距——上海可以把紐約有的高階貨都搬到自家屋裡，貼得滿屋子黃金，但代價是住在屋裡的人必須為此支付更高的房租。
因為擺在面前的好處是赤裸裸的：高力國際釋出2009年春季全球商鋪報告，指出上海首次晉身全球商鋪租金排行前50名；其中香港的優質街鋪租金雖然同比下降了3.8%，但年租金仍達到每平方英尺1192美元（1平方米＝10.763平方英尺），這一租金水平在亞洲區內最高，在全球則排名第三；而上海南京西路商鋪租金升至每年每平方英尺245美元，且從2008年第二季度開始節節攀升。
事實一目瞭然。賺錢，賺更多的錢，這就是這座「黃金屋」的最高目的。
所以，2009年7月，紅火了7年的靜安寺商圈的伊美時尚廣場，閉館裝修。該購物廣場於2002年建成後逐漸成為人氣頗高的地下商場，一直受到年輕人的歡迎。但有關人士認為其經營風格和商品種類與周邊高階大氣的商業氛圍不符。為此，在將近300家商鋪中，一些面向中年人群和學生族的商鋪將被逐漸淘汰，而變身為面向白領人群的中高檔零售商場。對於此番改造，不少市民擔心，「靜安小亭不在了，如果伊美也脫離平價路線，靜安寺商圈會不會離大眾越來越遠呢？」
而這種擔心也同樣適用於上海本身，這座越來越高階、昂貴的城市，是不是離平民大眾越來越遠？也許某天一覺醒來，你悲哀地發現，這座昂貴的「黃金屋」再也無法讓你詩意地棲居。
3.金融大都會
在中國作家中，有「上海記憶的追尋者」「海派文化闡述者」之稱的陳丹燕，評價說：「上海在日益變成一個美國式的全球化都市，並恢復它從前的經濟城市的拜金傳統。這是我所不喜歡的。」
事實上，不管個人是否願意。國務院於2009年正式批覆，上海於2020年建設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城市發展目標的確認，這座城市將和資本、金融，更加密不可分。但是，上海建設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對這座城市以及城市裡的人來說，究竟意味著什麼，是我們不得不考慮的問題。
首先，我們必須意識到，「資金有其自身的侷限。有些城市缺少內在成功的機制，在這些地方，用錢也買不來使一個城市成功的內在機制。更進一步說，在有些地方，錢會破壞產生內在機制的條件，在這種情況下，錢只能帶來很大的禍害。但是，從另一方面說，有了錢就能滿足一些需求，從這個意義上說，資金能夠幫助建立城市內在的成功機制。因為這些原因，可以說資金是一股強大的勢力，既能造成城市的衰退，也能促使城市的再生。但是，有一點必須要弄明白，不是資金能不能到位，而是它是怎麼來的，目的是什麼，所有這些都是重要的問題。」（《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顯然，如何賺錢並花錢，是上海需要不斷學習的本領。
只是，在很多看似美好的建設成就背後，可能已經存在了諸多問題。
1949年以前，上海是中國最大的多功能經濟中心，是與西方聯絡最廣泛、最密切的中國城市。1949年以後，前30年上海是中國的工業中心、商業中心，是除了北京以外的政治重鎮和文化中心。1978年以後，特別是1990年浦東開發開放以後，上海走到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
然而正是這次浦東的大規模開發，被《建築上海》一書的兩位作者愛德華·丹尼森和guangyuren認為是「一個被錯失的巨大機遇」。英國《金融時報》駐上海記者傑夫·代爾則表示支援這一結論，「將上海描繪成新模範城市的宣傳多得讓人喘不過氣。在這樣一個年代，兩位作者對上海當代規劃的尖銳批評，可謂一劑苦口良藥。」
傑夫·代爾說：「與外灘隔岸相對的浦東一隅被指定為金融區，但市場行為主導了浦東其它地區的土地分配：大量土地被廉價售給出價最高的競標者，這些收益使上海的財政‘錢包’鼓了起來。」
「其結果是，一群風格前衛、雄偉壯觀的高樓大廈拔地而起。它們從遠處望去頗具震撼力，但卻被孤立在不同的地塊上，彼此缺乏關聯。現代中國在大事和大框架上表現得十分出色，但對於一些能夠產生長期影響的細微之處，卻有些粗心大意。在這片金融區周圍逛上一圈後，你可能會發現八條車道的大街上，人行橫道寥寥無幾。在一個似乎事事有規劃的國家裡，浦東令人驚訝地缺乏整體規劃。」
過分追求速度，缺乏經驗，可能就是上海犯下的錯誤。
目前，公認的全球性國際金融中心是倫敦、紐約。除此之外，世界上還存在著許多區域性的國際金融中心，如歐洲的法蘭克福、蘇黎世、巴黎，亞洲的香港、新加坡和東京等。
在人類文明的歷史過程中，「金融」這種東西的出現就是一種奇蹟，而奇蹟中的奇蹟就是，「金融」已經在主導整個世界。短短一條華爾街，它的影響力不會弱於美國白宮，很多城市為了爭取「金融中心」的位置，處心積慮經營了數十年甚至上百年（《城市戰爭》）。
上海有著打造國際金融中心的長遠目標並誓與紐約比高下。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長屠光紹在2009年6月的一個洽談會上不經意地露了底，他專門分析上海與紐約這個國際金融中心的差距，而對於處於同一區域的主要競爭對手香港，則隻字不提。隨後，屠光紹又會見到訪的倫敦金融城市長，交流發展國際金融中心的經驗。
2010年7月8日，全球首份突出發展能力的「新華—道瓊斯國際金融中心發展指數」報告在上海釋出。在入選的45個國際金融中心城市中，中國的香港、上海、北京和深圳均處於金融中心成長髮展的繁榮區階段。其中，上海以63.8分的綜合得分排名第八（紐約、倫敦和東京排名前三甲），但在「成長髮展」這一分項上，上海毫無爭議地以87.4的得分高居榜首。
在後危機時代，以上海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金融中心表現令人矚目。但除了「成長髮展」外，上海在金融市場、服務水平和綜合環境等方面的落後亦提醒公眾，從陸家嘴到華爾街的距離，遠不是報告排名反映的那麼接近。
屠光紹也毫不諱言上海與紐約的差距：一、上海的法治建設不行。屠光紹解釋說：我們現在要打造國際金融中心，我們和國際接軌的稅收、信用這些法律體系有差距。二、國際化程度不行。屠光紹認為上海充其量只是一個金融聚集稍微多一點的城市，離國際、金融中心兩個方面還遠遠不夠。三、市場化程度不夠。屠光紹指出，上海在建設過程當中對怎樣發揮主體的作用，主體怎樣創新發展這方面的考慮還不夠，特別是上海行政化的色彩多一些。四、上海的金融人才不足。上海金融人才與倫敦、紐約就不是一個數量級。五、金融信用環境方面還有很大不足。
不過，在上海興致勃勃展望未來的同時，也有人對這一城市發展目標提出了異議。北京港澳戰略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蒯轍元就提出質疑：中國有必要建兩個國際金融中心嗎？（另一個指的是香港）他的結論是：沒有必要。「即使在2020年都無必要建兩個國際金融中心」。他的主要理由是：
首先，從世界金融發展史和現實來看，至今在任何一個發達國家都無兩個旗鼓相當的國際金融中心並存並立。世界性國際金融中心和地區性國際金融中心都是歷史形成的，絕不是政府說建就能建成的，也不是靠宣傳吹成的，更不是自封的。同時，他列舉了德國，其陷入八個國際金融中心並立競爭的混亂狀態，至今仍未改變。
第二，從中國自身和世界發展的趨勢來看，中國建「合作雙贏」的兩個國際金融中心尚無必要。從根本上來說，這是由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模式所決定的。這種帶有半計劃性或較強計劃性的市場經濟發展模式，註定了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真正實現市場化和國際化的難度很大，也很難獲得西方國家的認同。
第三，從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和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同建的戰略考量而言，現時建上海國際金融中心並無完全必要。蒯轍元認為中央匆匆將上海打造成國際金融之都，可能就是出於市場經濟姓「資」、姓「社」的考量。而他覺得香港經濟，香港國際金融中心業已是中國經濟、中國金融業、金融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無需為此另起爐灶。
事實上，對於非專業人士來說，確實很難理解，建立一座國際金融中心的意義和必要性，以及城市和城市裡的人為此需要付出的代價。那麼，我們不妨換個角度重新審視。如果上海於2020年如願以償，成為與紐約和倫敦比肩的國際金融之都，那麼我們將面臨怎樣的局面。
這時，就不得不提及，已經引起人們足夠重視的「交通、貧困和汙染」之外的另一大「城市病」——金融，一種超級城市病。
以紐約、倫敦和我們最熟悉的香港為例。「與它們在金融界的地位相匹配的是，2008年的次貸危機之後，紐約首當其衝成為金融危機的發源地，倫敦緊隨其後，成為金融危機的扛旗者，香港應聲起舞，成為金融危機的重災地。直至今日，儘管美國瘋狂印刷鈔票以求自保，紐約仍然心力交瘁；而英國財長出身的前首相布朗也是絞盡腦汁，但倫敦還是遊行四起；更慘的是香港，夢魘纏身」。
也就是說，一旦上海更加依賴「金融」發展，由此引發的金融危機，也將對這座城市和城內的居民造成更大和更深遠的傷害，且避無可避。
「不僅僅是這三大金融中心（紐約、倫敦和香港），還包括其他許多城市，無論是政府主導型的亞洲城市模式，還是市場主導型的歐美城市模式，城市化過程都沒有擺脫金融資本極度膨脹所帶來的金融危機的困擾（如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大蕭條、90年代前期歐洲發達國家的貨幣危機、後期新興市場的危機等）。」
「解決‘金融’這一‘城市病’，簡單依靠監管部門就能達到效果——事實上，每次危機後金融監管都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同樣需要人們提升對金融資本的認識水準，並小心平衡金融創新和金融監管之間的衝突；更需要發揮科技進步的威力，找到解決金融資本超速膨脹問題的途徑。然而，讓我們失望的是，這一‘城市病’不僅無法根治，而且每隔數年隨著病情爆發，還會變得越來越兇猛」（《城市戰爭》）。
結語
上海，顯然是一座崇尚物質享受的城市，無論過去、現在，還是未來。所以，同樣對自己的拜金毫不遮掩的「文學超男」郭敬明就能在這座城市如魚得水，他說自己的《小時代》是一部「獻禮上海」之作，更有時代性，主要反映當今上海這座城市裡年輕人的生活狀態。而韓寒卻調侃這部小說：「盡是lv、愛馬仕的，我覺得就是給那些縣級市的讀者做品牌普及的吧。他（指郭敬明）說要寫一整個時代，我想就是‘恆隆時代’吧。」
我們不去討論小說是否反映了時代，但郭敬明和他的文字，至少反映了上海的喜好。什麼樣的人更容易在上海生活，更容易被這座城市接納，在「郭富豪」的身上表露無遺。
而上海「魔都」的特性，除了提供聲色犬馬之外，也在於她的索取。她越是金光燦燦、嫵媚動人，你就越要為了靠近她而付出昂貴的代價。對上海來說，這很公平，這就是一筆交易。你付得起，留下；沒錢或者嫌貴，走人。公平，但也冷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