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相」是上海話裡的常用詞，據說其原來叫「薄相」，是蘇州人指小孩玩耍、遊戲等。因為訛寫，變成了「白相」。如今的「白相」已經有了些變化，不再僅僅是小孩的事，連大人也有份。大致可以將其理解成「玩」、「混」。愚弄人或被人愚弄，也可稱作「白相」。
上海就是一座曾被人「白相」，但也善於「白相」別人的城市。
雖然在對待外來人口的問題上，上海的態度和政策貌似比北京寬容很多，但在允許外來人員繳納城保等問題上，「只進不出」的政策，已經表明了其利用外來人口填補自身巨大的「社保窟窿」的叵測用心；外表光鮮的都市白領，也因上海的昂貴而承受著巨大的生活壓力；連實現2020年「國際金融中心」目標所急需的金融人才，也逃不脫上海戴在他們身上的「高稅負」的緊箍咒……這一切都離不開一個字：錢。
1.榨取外來者
雖然許多媒體把上海這次戶籍改革的動向評價為「打破了中國城市戶籍制度改革的堅冰」，但事實上上海市政府於2009年2月23日公佈實施的「戶籍新政」（試行三年），並非免費午餐。
北京大學教授王錫鋅說，上海的這種做法與中國戶籍制度改革的根本邏輯是相悖的。它看學歷、講貢獻，把上海戶口當成了一種有償獎勵，最終也不過是為了滿足其自身利益的權宜之計。
七年之「養」
2009年2月23日，上海市政府釋出《持有〈上海市居住證〉人員申辦本市常住戶口試行辦法》的通知，符合條件的來滬創業、就業人員均可通過申請以獲得上海戶籍。按照規定，符合以下條件者可以申辦本市常住戶口：
（1）持有《上海市居住證》滿七年；（2）持證期間按規定參加本市城鎮社會保險滿7年；（3）持證期間依法在本市繳納所得稅；（4）在本市被聘任為中級及以上專業技術職務或者具有技師（國家二級以上職業資格證書）以上職業資格，且專業及工種對應；（5）無違反國家及本市計劃生育政策規定行為、治安管理處罰以上違法犯罪記錄及其他方面的不良行為記錄。
注意，以上條件必須同時滿足，而非「任選其一」。條件之苛刻，一看便知。
北京大學教授王錫鋅於新政頒佈第二天在央視的《新聞1+1》中表示：上海的一些做法儘管是立足於當前的一些形勢和具體問題的需要而做的嘗試，可以理解，但是它和我們戶籍制度改革的根本的邏輯是相悖的。
戶籍制度改革的核心是解決城鄉二元分割的戶口登記制度，實現城鄉的戶口一體化和統一化，而上海的這項新政，主要仍然是一個戶口管理，更具體的說是關於戶口准入管理的一些改革。
上海戶口為什麼有這麼大的吸引力，因為背後有醫療、福利、教育、就業機會、養老保險、社會保障、公共服務等等這樣一些福利。戶籍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淡化戶口的含金量，而上海市的這次戶籍改革非但沒有降低含金量，反而將使得居住證的份量變得更加沉重。
起初，一聽說持滿《上海居住證》七年就能「轉正」，讓上海600多萬外來人口中持有居住證的450多萬人，歡呼雀躍。滿懷憧憬地期待細則的進一步公示。然而，真到了「東風吹夢到滬上」之時，包袱抖開，見到的卻是一道令人沮喪的「腦筋急轉彎」。
原來傳說中的「七年為期」是有附加條件的：其一是持證期間按規定參加上海市城鎮社會保險滿7年，持證期間依法在上海繳納所得稅，這是經濟條件；其二是在上海被聘任為中級及以上專業技術職務或者具有技師（國家二級以上職業資格證書）以上職業資格，且專業及工種對應，這是身份條件。
在華東師範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丁金宏看來，上海現在面臨著越來越嚴峻的高階人才競爭，而現在戶籍問題實際上成為人才引進的一個瓶頸。戶籍改革符合城市發展的利益，另一方面，能夠完全符合標準的人才非常有限。丁金宏坦言，作為政府的一種工具，本次戶籍改革必定是要為上海市自身利益服務的。
丁金宏說：「首先政府做了一件他應該做的事情，兌現了一個承諾。我覺得上海出臺人才居住證，是一種人才優先或者是發展優先的戰略思路，也就是上海要建立四個中心。特別是經濟金融中心，那麼留住人才，用好人才是必要的前提。」
不過，丁金宏同時指出：「從某種程度上，上海的戶籍新政仍然是一種嫌貧愛富的選擇，這樣一種改革某種意義上還在利使用者口的含金量，就因為它有含金量，所以政府要拿它作為引進人才的工具。」他說，「也就是城市的價值觀至上，這不是一種非常高尚的價值觀，城市利益要得到充分保障，城市的價值要得到優先體現，當然城市當中人的話語權也最強勢，所以這些也都決定了城市自身的利益會放在比較重要的位置上考慮。」
戶籍准入門檻的調整就上海的目的來講，是為了吸引人才。改革開放30年來，上海先後在1994年、2002年、2004年三次調整戶口遷移政策，這次「居住證轉戶籍」改革被稱為上海第四次戶籍制度改革。
「盼了好多年盼來新政策，沒料到與期待差這麼多。」田曉清今年34歲，已經在上海打拼10年，說起戶籍新政，他有些失望。
田曉清2004年底申請獲得了上海市居住證，被卡在了7年這個門檻上。「現在看來，條件雖然誘人，但是真正能夠拿到戶口的人，恐怕只是少數。」居住證持有要滿7年，這一條件幾乎難住他們公司的所有「滬漂」一族。上海自2002年開始實行居住證制度，在他們這家外資公司，同事獲得居住證多在2004年到2005年。
不過，對更多的外地人看來，他們面對的不止時間這一道門檻。
陳崇彬、趙雪林夫婦來自福建，2008年剛剛拿到了人才居住證，多年來一直在上海從事鋼材生意。陳崇彬說：「我們從1994年7月1號到上海，現在已經有15年的時間，我們也期盼成為一個新的上海人，但是我們出來早，文化學習這塊比較薄弱，肯定也沒有這個中級或者高階職稱，這點就達不到。」
妻子趙雪林說：「外地人來上海也做出了不少貢獻，按道理說，我們要比一般的中級職稱的人，對這座城市的貢獻更大，因為我們也解決了很多人的就業，包括稅收等等方面。」
為此，他們撥打了上海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的諮詢電話。但是得到的答覆卻是「沒有中級職稱不能辦理戶口，而且三年後的政策還會變化」。這樣的答案，讓夫妻倆很失望。
事實上，首批符合「累計7年」條件的人只有3000名，同時符合其他條件人數將會更少。而如今，上海市的外來務工人員有600多萬人，辦理居住證的是450多萬人，在這之中擁有上海市人才居住證的，有機會獲得上海市戶口的人數，不過30多萬人，比例不到十分之一，事實上這次戶籍改革與其他的420萬人無關。
有人以所謂國際經驗來解釋上海的「轉證」條件，但立刻在網路上遭到一片聲討，有網友指出：「這些經驗都是國與國之間處理國際移民問題的，拿來對付國內的流動人口或‘非戶籍人口’，這合適嗎？」
「退一萬步說，即使這些國際經驗可用，上海的規定也更為苛刻。譬如，瑞典規定，在瑞典居住6年就可以入籍。我知道一個個案，移民到瑞典後，一直處於失業狀態，但滿了6年，照樣可以入籍。在國際慣例中，除了‘坐移民監’，還有技術移民和投資移民，但那都是沒有時間限制的，只要符合條件，立即就辦手續。而現在的‘新政’是必須同時符合所有的條件才行，這比國際移民還要嚴格得多。」
按照上海市的相關規定，像陳崇彬夫婦這樣沒有高學歷的人，就連拿到一張人才引進居住證都難度不小，更何況是上海的本地戶口。而在上海數百萬外來人口中，真正能滿足五項條件的實屬鳳毛麟角。最終，被寄予厚望的上海戶改新政給人感覺是雷聲大雨點小。
有人說：「從短期看受益的是這次拿到上海市戶籍的人，但是從中長期來看，受益的是整個上海的經濟發展。」
對於這一觀點，王錫鋅教授表示：「有條件的同意，因為從短期來看，我想這個短期還需要加上一個長期條件，就是戶口背後的一些特殊福利必須要維持。維持了，我拿到戶口才有用。如果我拿到一個戶口僅僅是為上海人這樣一個符號，而後面這樣一些特別的福利沒有了，那短期內可能我們也不一定得到，所以你必須要承認這些福利要保證。從長期來看，是否對上海的經濟是一個推動，當然我們現在還很難預測。但是我可以說從長期來看，我們需要考慮國家關於戶籍制度改革一個總體的戰略，比如說2020年左右，學者估計，那時候我們要啟動實質性的戶籍制度改革。戶籍制度改革的目標是城鄉一體化，城鄉二元分割的體制恐怕是要破除的，而現在這樣一個改革可能與那個目標是有距離的。」
言下之意，一旦全國正式啟動戶籍制度改革，也是大勢所趨，那麼，任勞任怨在上海熬了七年，為了職稱，為了保住工作按時繳納各種稅收，勤勤懇懇的外來者將上海居住證變成上海戶口之後，得到的只是一個上海人的符號，戶口本背後附帶的珍貴的各項福利，將因為戶籍制度的全面改革而被打破——你有的，鄉下老家的人也有了。專家預測，這種情況或許就會發生在未來十年間。那麼，當初在大都市的隱忍和堅持，又是為了什麼？可能很多人都將「亦喜亦憂」吧。
丁金宏也認為，因為不符合戶籍改革的根本目的，所以上海的這次「戶籍新政」註定也會像上海市前三次改革一樣成為權宜之策。
政策隨時會變，而你為了上海耗費的七年青春，永遠一去不返。如果你只是為了一張上海戶口，而忍氣吞聲地留在這座城市裡，那麼你就該再次認真掂量，這樣的交換到底值不值？
為「上海人」買單
事實上，除了吸引人才來滬工作，用他們的聰明才智為這座城市添磚加瓦之外，從外來者身上獲取經濟利益，直接榨錢，也是上海在對待外來人口的態度上更「開明」的原因——「社保（全稱社會保險，對居民而言，社保即通常說的「五險一金」，「五險」即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一金’即是住房公積金）基金嚴重穿底，僅2008年上海市級財政收入為上海社保基金託底170-180億元，佔到了市級財政收入的17-18%左右，而預計今年還需要增加60-70億才能把社保基金的窟窿補上。」2009年1月6日，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在與市政協委員座談時稱。
2008年，上海市地方財政收入2382.3億元，同比增長13.3%。與之相對的是，上海市2008年地方財政支出2617.7億元，比2007年增長18.9%。在外界看來，地方財政收支嚴重不平衡的背後，折射出上海正面臨財政收支矛盾日益突出的問題。
顯然，上海市政府在資金排程上已「心有餘而力不足」。「很多人說為什麼上海不像北京一樣把公交包下來，上海沒條件。北京不貼社保養老金，所以每年貼100多億給公交，而上海每年財政要貼160億給養老保險。」上海市市長韓正在2009年會見政協委員的時候表示。
韓正說：「目前上海已運營的軌道交通線路230多公里，每天客流300多萬，2008年收入35個億，但是僅需要返還的利息就高達28億，收入僅夠支付利息，銀行貸款的本金如何歸還，還是個未知數。」
韓正還特意再次給政協委員算了兩筆帳。韓正說：「按照規劃，上海的軌道交通1-13號線，總里程350公里，預計總投資2380億，政府至少要拿出35%近833億的資本金。在已經將1、2號線的回收資金平鋪用於新開工的線路專案資本金的情況下，現在只到位近700億元，還有200億元，我也不知道哪裡來。」
根據上海市財政局在上海市第十三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所做的《關於上海市2008年預算執行情況和2009年預算草案的報告》，2009年市級財政安排對社會保險基金等補貼121.4億元。隨著上海老齡化程度加深，及社保體系「隔代支付」的特點，上海未來社保的支付壓力會越來越大。
俞正聲說：「我來上海之前，曾向中央領導包括曾經在上海工作的老領導請教，上海發展中應該注意什麼。有些同志和我講，上海現在的錢多得用不完，我來上海之後感覺錢是很多，但我隨後發現上海財政遇到一系列的問題，沒有我當初想的那麼好，上海各類財政支出的壓力很大。」
在一系列財政問題中，最讓人苦惱的是上海社保基金的「入不敷出」：「這一情況已經到了出現嚴重穿底的境地，而未來二十年這一用財政收入填補社保基金窟窿的局面會越來越嚴重。」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官員稱。
就在上海市地方財政收支嚴重不平衡，社保基金的窟窿越來越大，連俞正聲都不得不強調這一點的時候，上海做了什麼？讓外來人口一起參與進來，與上海市戶籍人口一起繳納基本養老保險。但是，只有入口，沒有出口。
2009年7月1日起，上海市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俗稱「城保」）對非上海戶籍的外來人員開啟一扇門——允許非上海戶籍的外來從業人員在上海繳納城保。
根據上海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的最新規定，從2009年7月1日起，外省市城鎮戶籍的從業人員，與屬於參加上海市城鎮基本養老保險範圍的用人單位建立勞動關係的，且年齡在45週歲以下的，應當參加本市城鎮基本養老保險。
外省市非城鎮戶籍的從業人員，與屬於參加本市城鎮基本養老保險範圍的用人單位建立勞動關係的，且年齡在45週歲以下的，並具有專業技術職稱，或者具有技師、高階技師證書，或者為單位需要的其他專門技術人員等，與用人單位協商一致，也可以參加本市城鎮基本養老保險。
2009年2月公佈的戶籍新政，也意在吸引符合條件者申辦上海市居住證，這樣的人群，在上海市有近200萬，而7月份改革之後，上海納入城保範圍的是幾乎所有外省市戶籍在上海就業人員，資料顯示，這一人群的數量達到600萬之巨。
以一個持居住證者月平均工資5000元計，其企業繳納的「三金」額一個月即達到1080元，全年即12960元，目前上海市持居住證人口約21萬，僅此一項，社保基金每年增加收入約2.7億（社保資金中企業繳納部分進入統籌賬戶的比例分醫保和社保，略有區別，難以精細計算，但企業繳納的絕大部分都是進入統籌賬戶的）。
而從遠期來看，上海有約200萬外來人口都是辦理人才類居住證的，如果這200萬人全部辦理居住證，那社保統籌賬戶每年可增收27億，可以相當程度上緩解社保「穿底」的壓力。
但是，上海在對外來人口開啟這扇進門的同時，另一扇出口的門卻還緊緊地關著——沒有上海戶籍的外來從業人員，即使在上海繳納了城保，也無法在上海領取養老金。
「這是一條只看得見進口，看不見出口的路。」在上海市某臺資企業工作的王蕾說。在上海，和王蕾處於一樣狀況的人有近600萬。眼下的問題是，只能繳費卻無法領取保險金嚴重影響了這600萬人的繳費熱情。
「按照目前的政策，參加‘城保’之後，拿到的錢可能更少。」這是王蕾研究完新政之後的結論。
根據新政，沒有上海本市戶籍的人員，即使在上海繳納「城保」，在男性年滿60週歲，女性年滿55週歲之後，也無法在上海領取養老保險金。「按照現行的政策，繳費人可以自己去戶籍所在地的社保機構申請，將已經繳納的養老保險繳費金額和年限轉過去，但是，能轉移走的只是個人賬戶部分，進入統籌賬戶的不能轉。」社保局的相關人士表示。
這就意味著，在上海工作的外省市戶籍人員，離開上海時只能提取個人繳納的8%部分，企業繳納的22%部分進入統籌賬戶，不能提取轉至外地。醫保賬戶的情況也和此類似，離開上海時只能轉移走個人繳納的2%，企業繳納的12%則不能提取。
據上海市人力資源和勞動社會保障局提供的資訊，參加綜合保險的外來人員，每繳滿12個月，可獲得一張老年補貼憑證，在男性年滿60，女性年滿50週歲之後，可一次性拿到一筆養老金，目前大約是1000多元。
「我算了一下，基本上等於幾十年後拿回本金，但好歹還能拿到單位為個人繳納的部分，而一旦參加繳納‘城保’，將來轉回原籍，等於單位繳納的部分一分錢都拿不到。」王蕾說。
儘管擁有居住證的公民一樣可以在上海享受子女就學、繳納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等各項社保政策，但是細究起來，其待遇卻大不相同。
首先，擁有上海市戶籍者，必須參加上海市城鎮保險，企業必須為勞動者繳納四金，即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和住房公積金。而辦理居住證的勞動者只強制繳納「三金」，企業無須為勞動者繳納住房公積金。
其次，居住證和戶口最大的區別在於：持居住證者儘管在上海繳納養老保險，但並不納入上海的養老體系，不能在上海支取養老金。換句話說：企業為持有居住證的勞動者繳納的養老金，勞動者離開上海時只能提取個人繳納的8%部分，企業繳納的22%部分進入統籌賬戶，不能提取轉至外地。
醫療保險的情況也是一樣，持有居住證者，退休前可在上海享受上海本地醫療保險。而退休後上海不承擔居住證的醫療保險，退休後需要轉回原籍，只能轉個人繳納的2%，企業繳納的12%不能提取。
正是這些支取條件的限制，加上從2002年至2009年1月，居住證轉戶籍的大門一直緊閉，使得上海市居住證的辦理比例一直不夠理想。
資料顯示，截至2007年底上海市外來人口近600萬，辦理居住證的外來人員超過433萬人，但這其中佔多數的是臨時居住證，達到392萬人，臨時居住證的辦理者多數辦理的是外來人員綜合保險而非城鎮保險，而可以辦理城保的人才類居住證的不過20萬人。
上海600萬外來人口中，有200萬屬於吸引辦理人才類居住證的物件，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院長彭希哲表示，但這部分人群中，辦理居住證的比例並不高。
上海公共行政與人力資源研究所公共行政研究室提供的一組資料更能反映問題：2002年推出居住證制度的當年，上海辦理人才類居住證7500人，當年戶籍引進4.67萬；2005年，辦理居住證人數才首次超越辦理戶籍人數，至2007年，上海辦理居住證5.43萬人，當年辦理戶籍2.42萬人。而這背後的背景是：從2004年起，上海大幅度提高了進戶籍的門檻，60%以上的本科生申請不到戶口，只能申請居住證。
在這種情況下，為居住證轉戶籍撕開一道口子，好讓更多外來人才積極主動申請上海市居住證，以便增加繳費人員的數量，成為上海最現實的選擇。《持有〈上海市居住證〉人員申辦本市常住戶口試行辦法》的具體條文中，也鼓勵參保人多繳社保。在第六條（激勵條件）中提出：最近連續3年在本市繳納城鎮社會保險基數高於本市上年度職工平均工資2倍以上的，技術管理和關鍵崗位人員可不受第五條第（四）項規定的專業技術職務或職業資格等級的限制，可以優先申辦本市常住戶口。
仔細一瞧，上海市實施的一系列對於外來人口、人才引進、戶籍改革的措施，全都可以落實到一個字：錢。而上海的所有改革能否成功，在這座城市看來，就是你願不願意為了她的魅力掏錢，關鍵就在於你是否願意為了「成為上海人」買單。
2.白領被「白領」
究竟什麼樣的人可以被稱為「白領」？按美國的標準，白領是指年薪在8萬美元、從事純粹腦力勞動的人。
但在高速發展的中國，這個詞又變了味兒。所謂「白領」，就是今天發了薪水，交了房租、水電、煤氣費，買了油、米、泡麵，摸摸口袋剩下的錢，感嘆一聲：唉！這月薪水又白領了！——有位網友這樣解釋自己的白領身份。事實如此，近些年，白領們頭頂的光環已漸漸退去。
尤其是在昂貴的上海。對「白領」們來說，上海就像吸血鬼，將他們的人生瓶蓋開啟之後，插根吸管，把瓶子裡的「青春、熱情和希望」一飲而盡——三分之一拿來養活現在的自己、三分之一存起來養活未來的自己，另外三分之一拿去養活「別人」，所謂「別人」包括餐廳老闆、ktv業者、服飾店小姐，還有航空公司和旅行社……
幸福感最低
上海最早的一批office先生和小姐出現於上世紀80年代中期。
1984年8月，上海市對外服務公司成立，它是當時惟一經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的、向外商駐滬機構派員的市屬國有企業。從此，外企在上海的派駐機構僱用本地員工有了通暢的正式渠道。
1985年5月，上海第一幢涉外高階寫字樓聯誼大廈開盤。這幢上海第一幢全玻璃幕牆建築，讓當時還沒見過多少世面的上海人「彈眼落睛」（上海方言，泛指好看，也有眼前一亮的意思）。進出男女個個西裝革履、體面至極，以致一些上世紀80年代畢業的大學生如今還在說：「當時我的理想就是能在聯誼大廈上班。」
然而，根據可銳職業顧問事業集團於2005年對京、滬、穗、深四地平均月收入在1.5萬至2萬元、年齡在23歲至38歲、所屬不同行業的白領的一項調查顯示：在上海的高檔寫字樓裡當白領，物質滿足度相對其他城市可能較高，但幸福感最低。
53%的上海白領購買過奢侈品，以23-30歲這一年齡段為主；而北京的比例為45%，以28-35歲白領為主；廣州為37%，以25-32歲年齡段為主；深圳為28%，年齡段以27-35歲為主。
上海白領奢侈品消費主要集中在購買高檔服飾、傢俱用品以及古董收藏等方面。可銳首席職業顧問卞秉彬分析說，23-30歲的年齡段是四地中最低的，說明上海成熟白領對奢侈品消費漸趨於理智，但年輕的高收入白領們卻大多抱著盲從的心態在消費奢侈品。
為什麼上海的年輕白領會出現這種心態，而隨著年齡的增長，對高檔消費品的購買行為又逐漸減少呢？可銳同期對京、滬、穗三地跳槽白領生存狀態的調查，可以給出答案。
該項調查結果表明：對於工作現狀，78%的上海白領表示壓力較大，北京為53%，廣州為47%。
分析認為：上海是精英雲集的「高壓所」，強大的經濟實力、豐富的資訊資源，以及國際化大都市的地位使身處其中的人不由自主地感受到了壓力；其次，上海是一個工商社會，其一大特徵就是分工明確，講究細節的完美，在這種環境下生存需要很大的抗壓能力；再次，雖然上海擁有開放的心態和開放的市場，但上海人的排外意識比較強，愛比較、看品牌，只要你行事言談做派稍不注意，就可能引起周圍人的異樣目光，生存壓力可見一斑。另外，上海的消費、就業環境等帶給人們的物質壓力更是明顯。
雖然收入和對奢侈品的消費都遙遙領先，但在四地白領幸福度的比較中，上海白領所感受到的幸福度卻是最低的。可銳職業顧問通過幸福指數的比較，比如友誼、健康、金錢、事業、時間等為重點進行綜合調查，上海白領的幸福度最低，北京白領的幸福度最高，隨後是廣州、深圳。
說白了，上海白領的壓力來自於對物質的追求，這種追求，有時主動，但絕大多數都是被動的——在上海生活的成本太昂貴，而置身於這個繁華大都市，貧富差距格外鮮明且刺眼，別人有的，為什麼我不能有？
不如蝸牛
《解放日報》曾於2009年刊登了一篇對該市白領生活狀況調查的文章。該文透露，上海白領生活中的住房開支在其總收入中的比重較高，給大部分白領帶來壓力。
在被調查者裡，每個月掙3000元以下的員工中，住房開支幾乎全部在10%以下，這些人都是有住處的上海本地人，因為如果需要支付租房或還房貸的費用，3000元以下的收入無法維持生活所需。而平均月收入在3000－5000元、5000－10000元，以及10000－30000元這三檔收入水平的員工中，住房開支佔收入的比重分別在10%、10%-30%、30%-50%這三個檔次。
「在上海，買不起房，工作壓力又大，生活成本又高，在這樣的情況下不如歸去！」這是白領小於在離開上海前發的最後一個帖子。小於從上海大學畢業後一直在一家日資企業工作，和丈夫兩人的月收入稅後都有7000多元。然而，這樣一對業績可觀的白領最近卻考慮「出海」——「跟著老公回重慶」。小於說，她和丈夫的工作都不錯，不僅待遇優厚，公司還經常會有去日本培訓的計劃。「如果我們有套房子的話，在上海的日子其實是很滋潤的。」
然而，今年已經年過30的小於懷孕了，這讓她和丈夫必須要考慮房子的問題：「我們兩個的存款過日子綽綽有餘，但是要買房卻是望塵莫及。」小於說，自己和丈夫幾年前就考慮過要買房，但是當時的房價已經很高了，無奈之下，丈夫在老家重慶的解放碑附近買了一個10平米不到的小商鋪。
「當時我們想先投資買個商鋪，租金可以存起來在上海買套房。」不過，幾年下來，小於靠著重慶商鋪出租賺來的租金遠遠抵不上上海樓市漲價的腳步。即將到來的小寶寶又需要住房，於是，小於和丈夫就考慮著要回老家了。
由於在上海有金融工作背景，小於的老公在重慶得到了一份外資公司客戶經理的職務，月薪9000元。小於說，來到重慶，「錢賺得不比上海少，而生活質量卻明顯提高，我們現在的房子位於重慶的市中心。考慮到小寶寶馬上要出世，我們剛買了一輛車，日子過得非常舒適。」
2010年，上海的房租在樓市的頻頻跳價中，不斷攀升。年輕白領想要在上海落腳的夢想在高昂的房租面前日漸脆弱，房租所帶來的生存壓力讓不少白領望樓興嘆。「我希望能夠在上海擁有一個落腳的地方，不需要面朝大海，只要能放下我安居的夢即可！」27歲的童睿（化名）感嘆說。
童睿說，雖然自己是外地人，但是憑藉刻苦和努力，畢業時他以一人獨得6個offer的成績「笑傲」全班，在眾多企業拋來的橄欖枝中，廣告專業的童睿最終把一家大型公關公司作為自己職業生涯的起點，當時這家公司給出的月薪是5000元。
「5000元並不是一個小數目，要知道，當時我們班不少同學都為找不到工作煩惱，而大部分同學得到的工資都在3000元至4000元左右，像我這樣拿到5000元工資的畢業生真的可以算是佼佼者了。」
帶著即將踏入社會的喜悅以及得到較高月薪的驕傲，童睿在自己公司所在的南京西路附近找到了一處一室一廳的房子租住。「當時的房租是1500元，我覺得相對於我5000元的工資來說絕對可以承受得起。」
可是，童睿的美夢並沒有持續多久。正式工作後，他才發現，5000元的工資扣除稅、養老金、公積金等費用後，真正拿到手的錢是3700元左右。「我一個月的房租是1500元，而水電煤等費用加在一起也要200元至300元左右，這樣算下來，我可支配的金額只剩下2000元不到了。」
童睿說，由於自己一個人在上海生活，一日三餐即便都吃盒飯，一天至少也要花費30元，一個月的飲食成本少說就得900元。「再加上我的交通費、手機費，以及為了上班穿正裝而必須花費的置裝費用，我每個月還沒有到月底就只能依靠信用卡透支過日子了。」
上海市政協十一屆四十四次主席會議，曾公佈一份關於上海市民幸福指數的調查報告。結果顯示：市民的總體幸福指數為69.16，指數整體水平為中等偏上；其中，近五成受訪者感到幸福，感覺到非常幸福、比較幸福、一般、不太幸福和很不幸福的上海市民分別為6.7%、41.7%、43.2%、6.8%和1.6%。
張玲認為，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調查結果，原因只有兩個：一是造假，二是結果屬實，但被調查的物件絕大多數都是上海本地居民，有房有戶籍。
「要是讓我選，我肯定選‘不太幸福’那項的。幹了四年多了，連個自己的窩還沒有，天天在外面啃盒飯，我能幸福嗎？」張玲是上海張江地區某臺資企業的高階主管，福建人，大學畢業後留滬，目前住在單位給他們那些管理人員集中租借的白領公寓裡。
張玲覺得，上海灘最火的周立波說對了一個事實：人不能和蝸牛比。蝸牛生來就揹著父母給的房子了。而在上海，像張玲這樣的「無房」白領，始終找不到歸屬感，「不覺得自己是這個城市的一分子，只是一個過客。」
掙扎在溫飽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