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房子，吃飯也是個大問題。
上海浦東大道與福山路的交叉路口上，一對從安徽來的農民工夫婦趁著夜色推出了賣小吃的攤位。他們沒有衛生許可證和營業執照，但是仍然生意興隆，因為價格低廉。來此吃飯的，除了一些與攤主同是外來打工的人之外，也不乏那些從附近高檔寫字樓走出來的看起來衣著光鮮的人。
這就是上海白領的「伙食生活」，這種生活讓他們在美味營養與便宜快捷之間，迅速地選擇了後者。
2009年9月，上海中醫藥大學通過對上海主要商圈cbd（淮海路、徐家匯、虹橋、南京西路、人民廣場、中山公園、陸家嘴、火車站、八佰伴、五角場、虹口、金橋/外高橋等）近3萬白領的生活形態進行連續性跟蹤調查，釋出了《華東區白領生活形態調查研究報告》。資料顯示，上海白領平均午餐花費18.92元；虹橋白領午餐花費最高，人均26.8元；陸家嘴白領可用餐時間最短，人均28分鐘。
問起對午餐狀況的看法時，任職荷蘭國際集團的蔣小姐開玩笑地表示，除了「狼吞虎嚥」他們別無選擇。
金融危機對以金融為主的陸家嘴白領影響頗深，高薪的客戶經理不但收入嚴重下跌，並且時刻面臨裁員危機。原先悠閒的一至一個半小時外出就餐時間，也被自覺自願地縮減至半小時以內，調查顯示陸家嘴白領午餐時間人均小於28分鐘。
根據調研資料顯示，西式快餐由於方便快捷即食，成為了陸家嘴白領的首選（33.8%），外出就餐人數由原先的23.5%下滑至16.1%，甚至有部分員工一週有3-4次在會議中忽略午餐，直接以餅乾、麵包等零食「果腹」。
而對於在淮海路上班的白領來說，在外面吃飯真的很浪費，一個最簡單的盒飯都要16元、18元，有的甚至20元、25元。儘管如此，超過半數（57.7%）的淮海路白領仍不得不選擇外出就餐。究其原因，是由於老外老闆覺得飯菜味容易跑得滿辦公室都是，明令禁止員工帶飯或叫外賣，大家被逼「集體走餐」。
在淮海路香港廣場某外資單位工作的李小姐鬱悶的是公司地處繁華地段，吃飯免不了等電梯、排隊，往往一等就超過半小時，於是水果、零食充飢成了無奈之選。
任職智利駐外商務處的包小姐在外國人聚集的虹橋一帶寫字樓裡上班，雖然月入7000元有餘，但是仍堅持自帶「隔夜飯」。因為以虹橋地段最多見的日韓系餐廳為例，午餐一頓最便宜的人均也要上百元。還有很多臺式、港式的餐廳，一道「蜜汁叉燒飯」或者「蜜汁雞腿飯」平均20-30元。雖然公司有飯貼，但是遠不夠外出aa餐。
包小姐說，一般公司都配有茶水間，身邊的同事大多自帶飯盒，需要時只要把便當放在微波爐裡轉一圈，或者索性繞道東華大學，每天在高校食堂「蹭飯」。相對價格昂貴的快餐，自家盒飯和高校食堂飯菜更經濟實惠。
在上海，白領開銷還有一塊叫做社交成本，這基本上佔到他們月收入的25%-30%。聚會等方面的支出尤其令剛入圈的青年白領大感「身不由己」。
王曉亮（化名）一年多前畢業於上海外國語大學，他的那個大學生同學群體中，不少人每個月的社交費用已接近工資收入的40%。其中，僅聚餐費就在千元左右。小亮現在世界500強的一外資通訊公司工作。
「雖然找到一份不錯的外企工作，但我總覺得錢不夠花。」原來，他除了基本吃、住、行，社交費用常常使他入不敷出。「我一個月也就和朋友出去吃幾次飯，跟同事出去泡泡吧、唱唱歌，但林林總總加起來，也要在1200元-1500元，總要超過預算。」
據瞭解，不少新白領十分習慣過去大學校園中的低物價消費，突然出現的屬於白領特有的高消費讓他們措手不及。「我剛進公司，資歷比較低，同事提議晚上去酒吧喝酒，我就跟他們一起去了，總不可能一個人開溜吧？」王曉亮有些無奈，去普通酒吧人均也就100元出頭，但是碰到自己做東「開酒」，一瓶就是1000元，加上其他小食、拼盤，最厲害的一次花掉他1600元。
生活，特別是在上海這樣的大都市裡生活，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這其實也是白領們瘋狂工作的根本原因所在。
有位網友這樣形容大上海的「白領」——「幹得比驢都累，吃得比豬都差，起得比雞都早，下班比小姐都晚，裝得比孫子都好，掙得比民工都少，看著比誰都好，其實勉強解決溫飽」。
生育檻
即便衣食住行的問題都解決了，對於上海的女白領們來說，卻還要面對另一個棘手的問題：生育。
《新聞晨報》2009年3月報道了上海東北片某知名高校的三年級女研究生王蕭雲（化名）艱難的求職經歷。
王蕭雲簡歷中的社會實踐一欄滿滿當當，各種證書十分齊全，溝通能力也很不錯，在一般人看來，她找工作應該不是一件很難的事。可是，王蕭雲至今仍然沒有找到「東家」。「有時候在招聘會上和用人單位面對面，明明看我的簡歷挺滿意，可最後還是沒有下文。」
有一次王蕭雲參加了一場綜合招聘會，用人單位看了她的學歷後，直接把簡歷退給了她，於是她當面要討個「說法」，「企業招聘的人回答很直接，如果我是男生就肯定要，本科生也可以考慮，但女研究生年齡到了，進了單位不久就會生孩子，單位還得找人頂替，到時候我復職了還要考慮多出來那個人的安排，覺得很麻煩。」儘管王蕭雲再三表示自己近兩年並沒有要孩子的打算，但對方最終還是沒有給她面試的機會。
在此後的求職過程中，王蕭雲經常會暗示招聘者，自己還沒有結婚的打算，「但沒什麼用，招聘者看到女研究生，就自然而然地和生孩子掛鉤了，後來遇到有的企業說他們工作勞動強度大，經常要加班，所以想找男性員工，但我聽得出來，還是覺得我今年26歲了，面臨結婚生子，承擔不了很重要的工作。」為此，王蕭雲很是苦惱，她甚至準備如果單位接受，她可以寫一張「三年內不生孩子」的保證書。
王蕭雲的煩惱也是目前求職中的女碩士研究生、女博士研究生普遍面臨的問題。復旦某文科專業女研究生小沈告訴記者，自己也發了上百份簡歷，只收到寥寥幾個回覆，而且至今仍未定下來，「我覺得女研究生求職有很多不利因素，很大一個是生育問題，我們專業的所有女生幾乎都遇到這個問題。有人甚至提出，乾脆畢業了先結婚生孩子，等這些事情解決後再出來找工作」。
而一些用人單位的招聘者也表示，企業招人肯定要從多方面考慮，不僅是員工當前的能力和狀態，還有入職後的可永續性。「畢竟新員工前三年正是勤勤懇懇幹活的時候，大四女生年齡尚輕，入職後可以全心工作幾年，但女研究生畢業時已二十六七歲了，正是生育的高峰年齡，到時又不能限制人家，還要找人來頂替，而且復職後的幾年內又要被養兒育女的事所分心，工作的專注性會大打折扣。」一家中小型通訊企業的負責人坦言，招收正處於生育年齡的女員工，單位會更慎重考慮。
華東師大就業諮詢中心副主任沈維宇表示，女研究生在就業上遭遇「生育」檻確實比較普遍，「很多單位不會明說，但在錄用時卻無形地提高其他的門檻」。
為此，一位女大學生在一家公司針對每位應聘者必須填寫的調查表中，這樣回答問題之一：「談戀愛了嗎？」
她說：「我的eq很低，對男孩子沒感覺。所以，五年內保證不戀愛；五年後萬一不慎戀愛了，保證五年內不結婚；五年後萬一不得不結婚了，保證五年內不生孩子；五年後萬一不小心必須生孩子了……那應該是四十五歲以後的事了吧，你們可以考慮辭退我了。」
為了工作，為了在上海生存，女白領們紛紛表示「三年內不生孩子」，或者「五年內不談戀愛」，其實都是一種無奈，並非心甘情願。
根據上海人民政府官網2008年公佈的《在滬白領生育意願專項調查》結果顯示，滬上白領生育願望強烈，平均生育意願為1.7個。這一結果，無疑顛覆了人們的習慣思維。所謂「丁克」，實際並非是滬上白領們的自願選擇。
30歲的張小姐在滬上一家外企工作，三年前與同為外企員工的裘先生結婚。婚後，雙方家長都期盼著能早一天抱上小寶寶，可左等右盼了好幾年，卻遲遲不見動靜。
小夫妻倆直截了當地告訴家人：三年之內暫無計劃。追問其原因，得到的答覆是「現在生孩子對雙方的事業發展不利」：有了孩子之後，受家庭拖累，從事銷售的裘先生不可能再經常出差，這些年好不容易積累下來的客戶，就有可能被別人奪走。況且，房貸要還、生孩子後開銷增加，勢必會影響生活質量；而張小姐眼看再過幾年就可以熬到行政主管的位置，這個時候生孩子，不僅影響經濟收入，而且以後的職場前途也將面臨重新定位。
面對高昂的生活成本、撫養費用和就業壓力，生兒育女已不再是滬上白領家庭的天然選擇。親愛的，我們生個孩子吧？哦，這可不是你我就能決定的事情，需要先核算一下成本，看上海這座城市是否允許我們這樣掙得不多的人享受生育的權利。
3.金融才俊的「高稅」夢魘
上海到2020年，也就是10年之後，計劃要變成與紐約齊名的國際金融中心。
這個目標，自然要靠人、靠人才去完成。相比較其他國際金融中心，紐約有77萬金融從業人員，其中華爾街就有40萬人，而倫敦僅金融城內的金融從業人員就有30萬。但是，上海全市的金融機構從業人員只有區區20萬，金融人才缺口巨大。
如何儘快填上這個大窟窿？上海最快想到的方法，就是設立金融人才獎，給金融高管們塞錢。但這個錢一開始就是用稅收的形式，從金融人才們的口袋裡堂而皇之地掏出來的，如今卻要以獎勵的名義塞回去一些，並希望人才們因為上海的「借花獻佛」而深受感動，以致心甘情願地跑來給你賣命。這就是上海揣著2020年的小九九，打著的如意小算盤。
減稅，加人
「和其他國際金融中心相比，上海最大的差距可能就在於稅收偏高。」在被問及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短板」時，摩根大通董事總經理李晶不假思索地回答。
按中國現行稅制，個人所得稅起徵點為2000元，分為九級，最低一級稅率5%，每級遞增5%，最高一級為45%。收入動輒百萬的金融高管，幾乎都適用於最高一級稅率標準。
「按照現在的稅法，我們高管收入中的40％都要掏出去繳稅。」註冊在上海的一家銀行高管說。
全球最大的人力資源服務公司之一的任仕達，於2010年4月8日釋出的「國際金融中心人才吸引力指數」尖銳地指出，雖然政府在政策上支援國際金融人才來華工作，但上海在稅收、福利、生活、醫療、教育等軟環境上可能落後於其他國際金融中心。
根據任仕達國際金融中心稅收環境指數顯示，香港位於第一，紐約其次，上海位居第三，倫敦排後。
根據其調查，起徵點和稅率結構對於中高收入者的影響最大。香港稅率有4級，最高一級17％，中高收入者的平均稅負僅為15％；美國稅率有5級，最高一級為35％，對於中高收入人群，其平均稅負小於30％；中國內地有9級，最高一級45％，對於年薪過百萬的人而言，其平均稅負約40％。
據kcs凱譽管理諮詢有限公司中國業務發展主管張寶玲介紹，即便是外籍人士，只要在中國工作超過183天，就得按照中國的標準繳稅。「雖然目前內地為外籍人士提供住房、教育等五個方面的稅收抵扣優惠，但如果和香港等城市相比，內地稅負確實要重很多。」張寶玲說。
鳳凰衛視曾在2009年8月4日播出《解碼陳文茜》欄目中，以「雙城爭豔，金融海嘯後上海香港競爭金融中心」為題，討論上海和香港兩座城市各自未來十年的戰略發展格局，並認為「上海的重新定位，某個程度威脅最大、競爭最大的就是香港」。
「香港最大的優勢是法治，人才，金融監理為亞洲翹楚，還有貨幣自由兌換，這些上海短期內都追不上。」
滙豐（hsbc）、蘇格蘭皇家銀行（royalbankofscotland）和湯森路透（thomsonreuters）的高管已經遷至香港，而摩根大通（jpmorgan）也於2010年3月宣佈該公司從紐約派遣了其高層私人銀行家，以利用亞洲的發展機遇。
他們表示，與其他西方地區相比，香港的財富不斷增加、居民的投資傾向更強，並且能夠從全球經濟低迷中快速反彈。但是，在所有這些正兒八經的理由後面，還發生著另一件誘人的事：據管理諮詢企業hay（合益）集團稱，香港也是亞洲勞動者實得薪水最高的地區。
沒錯，收入！同樣是快速發展中的金融中心，既然付出的勞動相等，得到的回報，在香港比在上海多得多，那有何理由選擇可愛的東方之珠？
hay（合益）集團完成了對管理人員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國家的年度排名，它綜合了工資、住房補貼和保險等其他形式的薪酬，以及當地生活成本和稅負（甚至包括額外福利指標，如員工獲得的汽車型別和品牌）。hay（合益）集團的paynet分析師利用標準方法衡量56個國家的工作範圍、薪酬和福利，進而收集資料。
hay（合益）集團最新的「全球高層薪水報告」（globalmanagementpayreport）顯示，就員工購買力最高的亞洲地區而言，緊隨香港之後的是泰國、新加坡、韓國和澳大利亞。中國內地位居第八。
在亞洲，香港名列榜首。儘管這座被譽為「東方之珠」的城市因高房價而保守爭議，但住房通常也包括在薪酬福利裡面，因此香港管理人員的消費能力通常比美國管理者高出40%。
hay（合益）集團香港辦事處主管williamlo表示：「香港是金融中心，必須吸引大量的人才，因此工資相當高。由於稅收也低，因此消費能力較高。這就是為什麼很多西方國家落後於香港的原因。稅收無疑是香港和其他地區名列前茅的首要原因。」
在「人才戰」依舊激烈的中國和東南亞等地，比較薪酬選擇非常重要。「這些地方的發展趨勢是第三世界的新興市場，這裡高階管理人才緊缺，必須透過高薪來吸引人才，」hay（合益）集團薪酬資訊服務總經理nidthiachelvam說。
顯然，稅收仍是吸引人才流動的重要砝碼。因此，為了躋身國際金融中心之列，上海市政府於2009年出臺了《上海市集聚金融資源，加強金融服務，促進金融業發展的若干規定》。其中提到，按照建設具有國際競爭力金融人才隊伍的要求，對為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做出顯著貢獻的金融人才，市政府給予金融人才獎勵。
上海市金融辦一位官員說，目前香港個人所得稅15％，上海最高一級達到了45％，因此上海希望降低個人所得稅25％左右。不過由於地方政府難以改變稅收政策，因此，他們通過設立金融人才獎的方式予以返回。
上海市金融服務辦公室主任方星海坦言：「對內地的金融行業而言，我們覺得這些金融人才的稅負可能有些過重，所以說，上海會在未來進一步降低這方面的稅負。我們希望能夠吸引更多的人才來上海工作。」
願望是好的，方向也是對的。只不過要真正落實，想要在金融稅收方面有大動作，除體制因素外，還面臨不少細節上的難題。「如果最終方案是：上海決定對這些金融高管超出國際水平的稅收部分進行財政補貼；那麼針對補貼的部分，國家稅務總局會不會再次徵稅？」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胡怡建說。
過去上海一些區級政府為了招商引資而對個別金融企業實施了財政獎勵，以彌補高稅收的影響。
任仕達市場總監朱寧透露，一家國有金融企業曾經向政府申請，將部分個人所得稅以財政獎勵的方式返回給高管，這種優惠的有效期為兩年。「但實際上，申請優惠大部分是招商引資的土政策，大部分是一事一議，政策不透明也不公開。」朱寧表示。
將區級政府的「土」政策上升為金融中心的全面政策，仍有很多問題有待解決。雖然金融人才獎提出已久，但金融人才獎針對哪些機構、哪些級別的高管，目前仍沒有對外公佈具體實施細則。
「我們還沒有收到類似資訊，也不知道是否對我們上海本地金融機構實施。」一家上海銀行高管表示，預計該政策實施仍有一定的難度。
顯然，能否真正將已經進駐或打算為上海效勞的金融才俊們的「高稅」夢魘擊退，吸引更多人才入滬，是上海打造國際金融之都的關鍵任務，但也任重道遠，至少目前「減負」也只停留在嘴皮子上。
小白領的大煩惱
高稅收對金融高管們的影響最大，也是他們最關心的問題，但在全上海的20萬金融人才中，小白領才是主力軍。他們和這座城市之間的「雞毛蒜皮」，同樣關係到上海偉大的2020年目標的實現，難道不是嗎？除了高稅負之外，這座城市昂貴的生活成本，實際上對他們的影響更大。
2010年二季度，中國gdp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是中國人均gdp卻只有日本人均gdp的1/10，只有3800美元，在全球排在第105位左右。而按照中國人收入1300元的貧困標準線，全國還有4000多萬人沒有脫貧。
上海的「金融城」，小陸家嘴地區，集聚著逾500家金融機構，10萬多金融從業者。在這座「金融城」裡生活的金融人，同樣面臨著巨大的「貧富差距」。
2009年《解放日報》曾對金融城內的150位從業人員進行調查問卷。結果發現，陸家嘴金融從業人員的月收入水平從3000元以下到5萬元以上不等，上限與下限相差很大，收入水平集中在1至3萬元之間，佔比約為41.2%。按照《2009上海統計年鑑》，2008年上海職工平均月工資為3292元，第三產業職工平均月工資3849元。有超過70%的金融從業者，收入水平高於全市平均水平。
不過，薪酬雖高，金融行業人員的流動性是顯而易見的。在被訪者中，有68.2%的人工齡超過5年，而在金融相關行業工作超過5年的人數，剛剛達到50%。這也意味著，有相當一部分從業者「轉行」自其他行業，也從側面說明了金融行業准入起點相對較高，需要有相當的工作經歷。
調查中，70年以後出生的人佔到95.9%，70後、80後幾乎各佔半壁江山，80後一代在金融行業已經成為中流砥柱。在目前從事金融行業的人員中，學歷水平大多集中在本科和碩士水平，分別佔到54.3%和39.2%，博士這一學歷層次在金融業所佔比例並不高，僅0.7%。從分析來看，大多數金融從業者的學歷越高，所處的職位也就越高。碩士在中層領導崗位上佔比較高，70後則是目前銀行中層崗位的主力軍。
陸家嘴金融城聚集了上海最多的金融白領，他們大多供職於名氣響噹噹的金融大企業，身穿面料挺括、做工考究的衣裳穿梭於這座城市最集中的高樓之間，是大多數人眼中令人羨慕的一群。但對於他們而言，上海的「昂貴」依然是個問題。
的確，在《解放日報》的調查中，僅有6.8%的受訪者對陸家嘴的滿意度投了贊成票。而更多人認為有缺憾，需要改變。金融白領們最不滿意什麼？首選答案是交通出行，有56.1%的人將不滿意的目光投向了陸家嘴的交通問題。
每天，陸家嘴金融城都早早「醒」來。
清晨7時多，居住在城市四面八方的金融白領，開始向這裡匯聚，開始了一天的陸家嘴生活。金融城的第一法則就是準時準點。於是，金融白領的每一個工作日，都得「趕早」。
供職於陸家嘴某基金公司的張興華，有兩點「與眾不同」。一來堅持在家吃早飯，而且「自給自足」，為了趕在8時30分前到達辦公室，家住浦西的他往往需要更早起來；二來選擇以「公交+擺渡」方式出行，他認為這樣可以避免不確定的擁堵，保證「準時準點」。上述，也是為了更省錢。
陸家嘴「金融城」的生活，難逃壓力的困擾。在《解放日報》調查統計的8項產生壓力的因素中，上下班費時費力這個因素被選了82次，在所有出現的因素中佔22.2%，有56.6%的在陸家嘴從事金融工作的員工由於這個因素而感到有壓力；生活成本高被選擇了81次，在所有出現的因素中佔21.9%的比例，有55.9%的在陸家嘴從事金融工作的員工考慮了這個因素。
在眾多壓力和煩惱的來源中，住房的壓力不容忽視。
調查發現，住房開支在收入中所佔比重較高，給大部分陸家嘴金融白領帶來壓力。在被調查者中，有35%的人住房開支佔收入比重低於10%；35.8%的人住房開支佔收入比例在10%-30%之間，23.6%的人住房開支佔收入比重在30%-50%之間，有5.4%的人住房開支佔收入的50%以上。
伴隨著收入的提高，金融業從業人員對住房質量的要求也相應提高，因此儘管陸家嘴地區的收入水平總體不低，但上海高昂的房價，讓他們同樣感受到住房帶來的壓力。
4.冒險家的樂園？
三十年間，上海為什麼沒有出——哪怕一名全國聞名的企業家？這是一個很讓上海人尷尬的話題。中央政治局常委、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也曾感嘆上海為什麼沒有馬雲，「過去上海是冒險家的樂園，現在深圳是冒險家的樂園，上海應該成為冒險家的樂園。」但是，上海沒有。
「上海的城市精神是朝兩個方向展開的，一個是王安憶小說中的市民文化，管好自己，沒有做大事的衝動；另一個是冒險家的樂園，這在許文強時代有，在浦東大開發時代有，後來就泯滅了，上海要成功轉型，還是需要冒險家精神的。」上海社會科學院城市與區域研究中心秘書長屠啟宇分析說。
「上海需要一場‘文藝復興’。」屠啟宇舉例說，李顯龍就任新加坡總理之後，提出新加坡不僅要整潔、美麗，還要加上x元素，就是人們到了那裡之後就會莫名興奮，有幹事的衝動，「這種感覺在海南有，甚至在廣西北海也有，今天卻在上海蕩然無存。」
上海為什麼出不了榮宗敬或馬雲這樣的企業家？
知名財經作家吳曉波給出的答案是：「沉默」的原因與地緣經濟有關。
其一，作為國營企業——特別是輕紡和輕工產業的重鎮，在上世紀90年代之前，上海一直被計劃體制壓得喘不過氣來，人才、技術和市場被周邊數以十萬計的江浙小企業分割蠶食。自上海證券交易所恢復及浦東開發以來，上海迅速復興，不過，它的特徵卻是政府強力主導，民營企業家仍然無大作為。
其二，上海自開埠以來，就成為航運、金融和製造業的中心，由於體量驚人，因而形成了以我為中心的「坐商模式」，百商匯流，坐地興市，成為一種慣性思維。所以，上海企業家吸力足夠，呼力不足，很少看到他們滿頭大汗地跑到窮鄉僻壤去打市場的。在消費品領域，上海產品只能夠在一級市場曇花一現，缺乏滲透力和親和力，這些是上海企業的通病。
其三，以上海的區位優勢，百年以來，最容易做大做強的產業分別是航運碼頭、金融、地產、文化和重化工業，而上述產業絕大多數仍是國有資本密集之地，所以，上海容易出大企業，卻出不了大企業家。
其中，第一和第三點都屬於歷史客觀原因。而第二點提到的「坐商」模式，則反映出上海自身的問題。如果將上海看作一個商人，那麼這個人習慣於坐在自家舒適的鋪子裡，等著顧客上門，卻不會想到可能有客人覺得店子太遠不方便而不光顧，更不會花錢去離顧客住家近些的地方開個分店。需要他首先花錢，然後才可能得到回報的事情，上海這個商人是不肯幹的。儼然一副守財奴的模樣，把手裡的錢看得太重。
2002年，時任上海市工商業聯合會黨組書記張亞培試圖回答這個疑問。他總結了四條原因：一是缺乏企業家成長的文化傳統，二是缺乏善待企業家的社會環境，三是尚未形成有利於著名企業家成長的制度，四是上海企業家自身缺乏成為領軍人物的意識和素質。看上去，這是四條十分嚴厲的結論。
香港大學商學院副教授許德音的意見稍有不同，他認為「上海曾經是一個馬雲迭出的地方」。上世紀30年代，上海「五方雜處、華洋共居」，被稱為「冒險家的樂園」。一大批國際冒險家在上海留下了深深的印跡。比如1937年，美國記者兼成功商人卡爾·克勞（carlcrow）出版了著名的《4億消費者》一書，記述了他在上海開辦廣告公司25年間種種的軼聞趣事、奇思妙想，影響了整整一代美國人的中國觀。
許德音教授說：「最近十幾年上海在物質上的繁榮，反而讓我們更加忘記了這段歷史。多少上海人在津津樂道這些表面的成就，卻不知道我們已經不知不覺地丟失了這座城市最寶貴的精神遺產。因為這些成就太過依賴外來的資金和技術：已經功成名就的大公司——其中有些正是從上海走向世界的——在這裡建立了地區總部。」
「這些早已經官僚主義化的大企業讓我們上海文化中的一些被過分渲染的方面——職員文化、敬業主義，重新有了用武之地。但是它們未能帶來過去曾經帶來過，而且被老上海人視為英雄楷模的冒險家，以及他們的創業精神——不是因為世界上沒有了冒險家，而是因為幾十年的歷史斷層侷限了我們的眼界，讓我們忘記了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麼，以至於今天的上海被譏為缺乏冒險精神的城市。」
上海市政協常委鄭韶對這個問題也有類似的觀點，他說：「上海人有其人文‘基因’上‘奉令惟謹’、不願冒險的歷史弱項。在上海成為計劃經濟尤其是工商業重鎮的年代，這種不善開拓而長於奉命管理的文化有了充分發揮的新空間，這種消極狀態的正面效應是為上海育成了中國一流的近代化管理人才和管理文化，代價是窒息了以破舊立新、敢為人先、冒險開拓、拼搏進取為要求的創新文化。」
無論是「職員文化」，還是「奉令惟謹」，說的都是一件事：上海務實。不會為了看不見的未來，放棄摸得著的現在。
其實，說好聽點，是務實，難聽點兒的話，就是見利忘義，這個「義」就是精神，冒險精神。既然外來資本和大企業已經把我喂得飽飽的，我又幹嘛傻乎乎地不去關照這些送上門的大資本，而分心關注一個瘦巴巴的窮小子呢？你說你來創業，你說你有本事。但是，現在呢？現在你有錢嗎？現在你有錢大把大把地繳稅去填上海的大胃口嗎？
結語
如果把上海和湧入這座城市的外來者之間，看作是房東與房客的關係。那麼，上海就是一個十足的守財奴的苛刻房東，恨不能天天漲租金不算，還老是懷疑住進來的房客覬覦他的財產。有房客打算免費幫忙粉刷房子，這位房東就會臉色蒼白，連連搖頭，認為這會嚇跑他的其餘住客，甚至可能導致他破產。天曉得！他否決的原因僅僅是看不到這麼做的經濟利益，如果今天刷一下房子，明天住客就擠破頭要進來，縱容他把房租一漲再漲，或者粉刷用的是「金子做的漆」，那麼他肯定舉雙手贊成。
這就是上海。當你踏進這座城市，身邊來來往往的都是上海人的時候，這種「守財奴」和「勢利房東」的城市形象，就會更具體、更鮮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