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最重要的性格特徵就是重利和趨利，由此延伸出日常生活中的實用主義，以及樂於用高檔消費來進行身份的表演。對上海人來說，消費不是目的，只是手段，他們真正追求的是這項消費帶來的「身份感」，這就是通常所謂的講排場、愛體面。
同時，上海人更看重實際利益的結果，這也使他們不拘泥於過去，欣然將殖民建築林立的外灘作為城市的標誌，並基於交流的便利性，而使上海話逐漸衰落，轉而使上海成為一座「不說上海話可以，不會普通話或英語就萬萬不行的城市」。
一切都指向了上海人的實用主義和功利性。正如一位上海青年打算與農村戶口的姑娘戀愛，遭家人反對而心煩意亂。《新民晚報》的「全家福信箱」就這樣開導他：如你倆已難捨難分，分手後會影響你一輩子，則要三思而後行；但如尚未發展到這一步，根據現行戶口制度，子女往往跟女方入戶，婚後孩子、口糧、讀書問題很多，加之夫妻分居，久而久之也會影響感情，「與其這樣，不如趁早分手好」。上海人的實用理性可見一斑。
1.銅鈿眼裡翻跟頭
全國人民對上海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精明和小氣。其實，說穿了就是上海人趨利、重利，以及對金錢和物質的極大推崇。聽過一則笑話，是說北京老太和上海老太的。清晨的公園，兩個老太太在聊天——說「您琢磨著本·拉登這小子究竟跑哪兒去了」的，一定是北京老太；說「我前天買的那隻股票又漲了」的，一定是上海老太。
財富焦慮
自從1990年12月19日，新中國第一家證券交易所在上海掛牌成立，股票就成了這座城市的寵物，就像倫敦人見面聊天氣一樣，幾個上海人湊在一塊兒就必定聊股票。2006年「滬深股市是牛市」的定局，讓2007年的上海沸騰了，大街小巷，幾乎全民炒股。可以在正常上班時間內增設半小時休息時間，以「方便讓員工炒股」的公司規定，恐怕也只有在上海才能看到。
2008年，臺灣《smart智富》與上海《理財週刊》合作，針對上海市與臺北縣市居民，進行理財行為大調查。資料顯示，上海民眾比臺北民眾在理財方面更多焦慮，最近1年臺北民眾50%沒有投資理財，而上海有理財的民眾高達97.8%，多數臺北人不理財，焦慮感自然較低。此現象背後多層意涵值得注意。
從人生經驗與財富累積階段的關聯來看。臺北民眾已經歷過臺灣經濟高速成長的階段，房子、家電、汽車等資本財產多半都已擁有，也有一定的財富基礎，這是朱浩民認為沒有太大理財焦慮的原因。反觀上海，正在重演臺灣1980年代的高速成長與興盛，民眾賺錢改善生活的慾望凌駕一切，脫離貧困、買房子、累積財富等都是目標。
還有是薪資水平與理財目標的差距為生活中最現實的焦慮。從兩個城市民眾的薪資所得來看，上海居民的收入約為臺北的1/3-1/2（依據官方統計資料，臺北民眾年薪約為32-42萬新臺幣；上海民眾為4-5萬人民幣，以人民幣兌新臺幣匯率4.2比1估算，約合新臺幣16.8-21萬元），但物價水平卻因是外資匯聚的國際金融中心而大幅提高，以星巴克咖啡為例，小杯拿鐵的價格與臺北相當，但中杯與大杯的價格卻比臺北貴。
最後可由兩地民眾對退休金額的設定來觀察。相較於32.8%的上海民眾認為退休前需要存到200萬-500萬人民幣（約840萬-2100萬新臺幣）才安心；臺北民眾卻有32.4%認為只要存到新臺幣500-1000萬元就足夠，顯示上海民眾面對平均薪資低、物價水平持續上升的環境，又懷抱財富每年儘可能增值的期望，理財焦慮當然就高。
從這項調查，可以看出目前狀態下，上海人面對這座城市裡豐富的物質誘惑所表現出的巨大的渴望和對金錢的追求。
實用主義
這種趨利、重利的心態，落實到生活中，就是作家池莉驚歎的「上海的硬道理」，即上海大街上的標語口號，如：「電動腳踏車一定要入庫，不然幾秒鐘就會失竊」、「不存放電動腳踏車，省了小錢失了大錢」，等等。在池莉這個湖北仙桃人看來，這些標語都是「特別露骨頭露鮮血的危險與警告」。
即便是上海某些裝修得十分詩情畫意的餐廳，也在餐椅背靠上標明瞭這樣赤裸裸的警告：進餐帶套一防汙染二防被盜！「這是很突兀很嚇人的話，如果對上海的現實主義沒有足夠的瞭解，多半要被‘進餐帶套’嚇得詩情畫意全無。」
池莉說，「凡訴諸文字的口號標語廣告詞之類，人們寫出來的時候，自然就會考慮一點對稱與壓韻，含蓄與藝術感染力什麼的，上海卻不管這些，上海的文字個個都砸到實處，要叫你懂得害怕，要叫你明白人人都在覬覦你的錢，這就是上海的習慣做法和春夏秋冬，是日復一日的上海日常生活了。」
上海人趨利、重利的心態，實踐到生活中，就變成了典型的實用主義。
這種實用主義使上海人在思考一個問題時，首先想到其中的經濟糾葛、利害關係，而非道德倫理或政治理想。
《新民晚報》「鹹淡人生」專欄，就曾刊登一篇《請神容易送神難》的文章，針對一位出國女性希望為留在國內的丈夫找一個臨時替代她的女友的善良願望進行規勸，無道德教訓，只細陳利害：1、現在女孩太厲害，要她們不為結婚，光跟你玩玩，沒名沒利的人，她們可不會瞧一眼；2、找一個純情女孩，對你丈夫一往情深，你兩人的夫妻關係如何維護？3、若遇到一個刁難女子，與你糾纏不休，對簿公堂，情況就更糟糕了。所以還是早打退堂鼓。
這樣「明察秋毫」的陳述，也只可能出現在上海的報紙上。
另有《青年一代》（1991年第2期）的一篇題為《君子好色而不淫》的文章，則自詡滿足於在公共場合，「用眼睛捕捉女士們的眼睛，直至她們時不時露出一絲小鹿般的驚慌，我便會感到一種略含惡意的快樂。」然後引證審美的「距離說」，認為將上床視為最高境界划不來，不僅費力破財，「花上那麼多精力，求得片刻之歡，還要躲躲閃閃，遮人耳目，……赤裸裸如同喝白開水，還要研究如何撒謊」，如果「最後還不得不承擔社會責任或受到譴責」，便是「大大的得不償失了」。這種教人如何省錢省力地「意淫」的文字，大概只能見之於上海，堪稱奇文。
而最日常的小市民的生活中，更是時時在在可見類似的實用主義。就拿上墳掃墓來說吧。這在上海，是每年的一樁大事。清明前後，公交公司都要為此開闢公共汽車專線。2010年的軌道11號線也為了分擔掃墓客流，而趕在清明前試運營。
上海人的掃墓供品中，最基本和最常用的是青團。麥青草與糯米和豆沙製作的一種糕點。池莉在《熬自滴水成珠》一書寫道：
「我在一家大超市買青團，六隻一盒，三元錢。回來路過好德便利店，青團卻是一盒六元了。我就不明白為什麼同一天，同等大小數量的青團，價格可以相差一倍。好德便利店是上海人自己開的，是開在家門口的雜貨鋪，它的服務員是阿姨型的，四十多歲五十出頭，胖或者微胖，性格溫和，一口上海話，上海的人情世故，無有不懂。」
「阿姨好脾氣，耐心教我道理，說：‘這青團是好的呀，那青團是擺擺樣子的呀。要是自己吃嘛，一定要買這青團。那青團呢，大家都是拿去做事的呀。’做事就是上墳。上墳的供果，因最終都是給看墓人拿走，上海人便會選擇一些便宜的瓜果糕點，擺擺樣子，讓儀式得以完成。如此看來，上海人就顯得薄情寡義了；可是要說上海人不講感情，那也不對，年年的清明，家家都出動，大舉地做事，其態度與規模，其他任何城市都難以匹敵。一旁忖度忖度，才明白，上海人是實在與理智，怎麼也不肯花冤枉錢。清明是一定要上墳的，悼念也是一定不要忘記省錢的。」
「細雨濛濛的上海，滿大街奔波著掃墓人，昂貴的鮮花與糕點，照樣還是消費不了多少。眼裡是要噙著淚水的，東西還是要尋找便宜的。上海人把事情做得哀而不傷，有節有度，感情上再難過，心地裡總是有把守；鈔票花費到什麼程度，手指縫都還是捏得出分寸來，絕對不會恣肆汪洋。這便是上海式的現實主義了。」
餘秋雨也在他的《文化苦旅》一書中說，「上海文明的又一心理品性，是對實際效益的精明估算」。所以，「上海的文化沙龍怎麼也搞不起來，因為參加者一估算，賠上那麼多時間得不償失；上海人外出即使有條件也不太樂意住豪華賓館，因為這對哪一方面都沒有實際利益」，諸如此類。
餘秋雨認為，「如果上海人的精明只停留在這些地方，那就不算討厭」，但是，「在這座城市，你也可以處處發現聰明過度的浪費現象」。例如：「不少人若要到市內一個較遠的地方去，會花費不少時間思考和打聽哪一條線路、幾次換車的車票最為省儉，哪怕差三五分錢也要認真對待。這種事有時發生在公共汽車上，車上的旁人會脫口而出提供一條更省儉的路線，取道之精，恰似一位軍事學家在選擇襲擊險徑。車上的這種討論，常常變成一種群體性的投入，讓人更覺悲哀。公共宿舍裡水電、煤氣費的分攤糾紛，發生之頻繁，上海很可能是全國之最」。
上海人不僅喜歡內部「算計」，也樂於把這當做一種良好習慣，與他人分享。若干年前，一位北京教師在上海出差，問路。被問詢的上海老大爺詳細地告訴他，所去之處介於a、b兩站之間，在a站和b站下車均可，但到a站5分，到b站1角，所以還是a站下車為好。
不過，這種實用主義演變至人際關係中，尤其是上海人的親友關係中時，就顯出了「金錢的冷漠」。黃阿姨是安徽來滬打工的鐘點工，她在很多上海家庭工作過，最後得出的結論是「上海人認錢不認人」。她曾經照顧過一位80多歲的老人兩年多，平時兒女親友很少上門，「老爺子一死，要分財產了，該來的不該來的全都來了」。
上海市婦聯曾於2002年選取1006戶上海家庭進行抽樣問卷調查，結果反映了上海親戚關係的弱化趨勢。當詢問受訪者「您家在上海有幾家走動的親戚」時，有二成多的家庭連1戶經常走動的親戚也沒有。調查還揭示，大多數上海家庭平時主要靠電話和親戚保持聯絡，而和親戚經常面對面直接交往的家庭不到一半。
在此同時，上海人的鄰里關係也呈現淡化趨向，「遠親不如近鄰」的古訓被眾多上海人拋在腦後。七成多受訪者表示並非完全不認識鄰居，但多數只是「點頭打招呼」、「偶爾談話」的關係，或僅限於「知道鄰居姓名或職業」。能夠與鄰居保持經常往來的家庭只佔24%，而且主要集中在老城區。引人注目的是，人均月收入1500元以上（2002年上海市人均收入是13250元）的高收入家庭中，只有一成能保持和鄰居經常往來。
保守規矩
上海人日常生活遵循的實用主義，由這一群體趨利、重利的處事態度所演化，而對於實際利益的過度關注，也導致上海人性格中的「保守」和「乖巧」——他們太看重孜孜不倦爭取來的既得利益，不肯輕易撒手，更時刻保持警惕，防止利益意外損失。而這一性格特徵，由來已久。不妨看看19世紀50年代中外人物對上海人的評語：
上海英租界首任總督到滬後發現，「上海人，幾乎是跟廣東人完全不同的種族，……廣東人好勇鬥狠，上海人溫文爾雅；南方人是過激派，吳人是穩健派。自古以來，上海人一直是順從當權的地方政府的，而廣東呢，卻隨時在醞釀著政治陰謀和叛變。」
一則流行的比喻說出了上海人和廣東人不同的行為和心理狀態：廣東人是遇到綠燈趕快走，遇到紅燈繞著走；上海人是遇到綠燈慢慢走，遇到紅燈不敢走，還要指責別人繞著走，呼籲建立更多的紅燈。廣東經驗中註明的「用足政策」，指的是檔案上沒有說不許做的都可以做。上海人執行政策的理解是：只做檔案上規定可以做的，而且執行政策許可範圍內最嚴苛的下限。
蘇松太道吳熙說「本地民習刁而不蠻，紳紟亦少巨擘。即二三辦公董事，不過傳令籤答，奉令惟謹而已，亦無傑出人才」。而正宗上海本地文化人秦榮光也自責道，「民情最好唯吾邑，一任官貪吏逞雄。」
上海市政協常委、上海市發展改革研究院研究員鄭韶認為，「究其原因種種，或許是上海僻處海隅，水土豐沃，太平天國之前從無天災兵禍，只要勤勉，即可過溫飽生活，因而無所他求、不想冒險他就」。他舉了個例子：李鴻章建輪船招商局，先是找了上海本地船商朱某兄弟籌辦，兩人不願帶頭掏錢投資，說穿了不敢冒險做「現代航運」，兩年過去，一事無成。結果找到廣東富商徐潤、唐廷樞，兩人說幹就幹，不僅投入自己全部家當，而且動員族人、親朋共同投資，奮鬥數年，終臻於成。結果輪船招商局作為中國第一個現代化民族航運企業存續至今。「每讀至此，不勝欷噓」。
即便是飽讀詩書的文人墨客，只要是「上海人」，也總免不了這份過度專注於得失的「乖巧」。楊東平就在《城市季風》一書中指出「上海作家太‘乖’」：「他們非常理智非常規範非常自覺，少有失誤少有出格少有鋒芒。乖巧和庸俗的結合，形成一個‘甜膩膩、黏稠稠的泥潭，使大家樂於沉湎其中而不思超越，不敢超越’。他們總是期待社會的喝彩而什麼也不損失，或者投入最小而產出最大，這需要精確地探測氣候，‘軋苗頭’的本事和打‘擦邊球’的高超技藝——這是惟一值得冒的風險。」
楊東平說，「才華橫溢的劇作家沙葉新是具有強烈正義感和俠骨的上海知識分子之一」，雖然「他的人格和藝術多少體現了‘海派’所包含的那些正面價值」，但沙葉新「戲謔地為自己設定的原則仍不乏上海人的‘聰明’：標新不立異，崇洋不媚外，離經不叛道，犯上不作亂」。
所以，動什麼也別動上海人的錢，越什麼也不能越過上海人守財的規矩。否則，你就是典型的「拎勿清」（linveqin），就是「不明事理，搞不明白，糊塗」。用周立波的話說：「什麼叫拎勿清？就是在關公面前舞大刀，在飯店門口擺粥攤，在銀行門口數一塊錢，在阿扁面前談‘洗錢’，在周立波面前說‘海派清口’。」
2.凡事上檔次
上海人是典型的「唯物質論」者，而且對貨幣有一種天然的眷戀和情有獨鍾。上海女人寧可每天在家啃鹹菜饅頭也要挎個lv包出門，這是事實。所以，如果當你在上海擁擠的地鐵車廂裡，聽到某女緊張地呼叫：「不要擠我的lv包包！」請相信，那是真的lv。而且她那麼緊張，也是真的啃了太久的鹹菜饅頭。
這就是上海人的「檔次」，他們用消費來彰顯身份。消費最初的意思是「耗盡」、「用光」和「摧毀」，這與上海人的精打細算是不吻合的。所以，上海人的「消費」更多的是一種表演性質，身份的表演。一場場消費的假面舞會，每天都在衡山路、淮海路、南京路和恆隆廣場隆重上演。
消費表演
正因如此，才會出現這樣有趣的現象：據世界奢侈品協會2009年的調查顯示，上海的奢侈品消費額只佔全國總額的9.8％，在城市中僅排名第五。蝶億公關公司董事總經理王陵坦言：「上海就購買力而言，確實不如其他一些城市。我們在北京做推廣時，曾有煤老闆一來就買下價值700萬元的寶格麗珠寶，還有人一次買了500萬元的禮物給太太。」但如此一擲萬金的事在上海很難發生。「上海人通常很務實，這也使得上海人在購買奢侈品時更加精明，不衝動。」王陵說，但上海是最佳展示視窗，各大奢侈品牌爭相湧入，「上海這個城市的開放程度非常高，與國際接軌的程度在國內也是數一數二的，大家接受奢侈品的資訊很快。而上海人的行為方式、辦事風格也非常符合國際慣例。對奢侈品品牌而言，上海是他們最容易進入的城市。」
最佳視窗卻並沒有最佳銷售業績，這就是上海人的「消費演繹身份」。所以，網友們會對那些在星巴克裡端坐一下午只為「凹造型」的上海小白領嗤之以鼻，他們也可被認為是在消費中尋找虛假的身份感，彷彿喝了星巴克就成了紐約人，或者和那些一樣喜歡星巴克的華爾街名流成了同僚。
這就是為什麼上海造就了中國最早的靠賣文為生的職業作家，發展了以大眾趣味和市場導向的市民通俗文學，然而，這一傳統卻並無傳人的原因。「上海的有些作家雖然生長於市民階層，卻不屑於對身邊‘小市民’生活和心態的提煉、把握。誠如鄧雲鄉先生言：一些普通而又十分豐富的生活場景，如乘電車、小菜場、居委會、蕩馬路等等，似乎都未被作家注意到。他們似乎更喜歡抒寫上海西區的幽靜、雅緻，以及他們不太熟悉的新舊上海的‘上層生活’，從而標定自己‘中產階級’的身份和品位。」（《城市季風》）
張檸於2001發表於《南方週末》的評論安妮寶貝的文章中，也提到了類似的觀點。他認為安妮寶貝在《告別薇安》一書中採用了「一種‘市民細讀法’，或者說一種‘症候閱讀法’，就是通過生活細節來解剖你、確認你的身份」。而「上海市民最懂得這種細讀法」。
「比如，儘管是名牌服裝，但搭配不得體；比如，還用電動剃鬚刀，而不是用上等剃鬚膏和剃鬚刨子；比如，香水味兒太濃烈，而不是青草味的，等等等等，都要遭到蔑視。在這種種細讀之下，他們用不著深談，就能知道你是屬於什麼階層、什麼等級、什麼品味；是住在楊樹浦的還是西區的，收入屬於什麼等級，甚至你的家族背景。進而選擇是否嘲弄或蔑視你。不在上海摸爬滾打若干年，你休想弄明白你的身體、行為方式中每一個細節與身份的關係，想打馬虎眼是不成的。也就是說，等級、身份已經進入了日常生活的每一個細節、氣息和動作。馬克思的階級劃分法，法蘭克福學派那種簡單的‘精英/大眾’分類模式，對於上海市民是不完全管用的。」
《告別薇安》在講述林的生活時，有一個重大的省略，那就是隱去了林的辦公室生活：他的勞動方式和勞動環境，他在勞動中被剝奪或剝奪別人的具體境況。這是上海人最忌諱的東西。就像他們喜歡向人展示洋貨，而隱瞞在國外打工的痛苦經歷一樣。
小說中的林過著一種非常精緻的生活，咖啡的牌子，服裝的樣式和色彩，香水的味道等等，都十分講究，像所有的上海市民一樣。正所謂富有富的講究，窮有窮的講究。由於他們對生活的每一個細節的強調，使得外來人很難在短時間內進行模仿，從而使得文化身份長期保持在一種穩定狀態。「這種生活細節的審美化，是文化等級對生活細節的扭曲。這種‘市民完美主義’是與‘市民細讀法’相配套的」。
「‘細讀法’使他們知道該省略什麼、保留什麼。他們將保留的那些高雅的東西，具有精英文化色彩的東西，無限制地完美化、審美化、細節化，並向人炫耀。最後的結果是，‘日常生活審美化’成了一個空殼，裡面沒有人了。也就是說，真實的自我不在場，肉體感受沒有了，被身份的幻覺所取代。於是，在這樣一個偽消費的社會中，消費表演的劇目越是豐富多彩，生活的審美細節越是多種多樣，他們越是找不到自己的身份。身份的假象與生活審美細節的夢幻合而為一。」
「上只角」和「下只角」
時間在流逝，時代在發展，但上海人的這種「消費表演」卻從未落幕。郭敬明的《小時代》系列以上海灘為背景，充斥了各大名牌和高檔消費品，以致被韓寒譏諷為「小時代」寫的不是上海的時代，而是「恆隆時代」。但這套書確實滿足了上海人以消費獲取身份感的表演慾望，因而成為暢銷書，受到年輕人的追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