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上海都知道上海分「上只角」和「下只角」。「上只角」和「下只角」是上海人獨創的語彙。這對詞盛行在20世紀80年代。據說早在20年代，就有這樣的說法。「上只角」指的是地段繁華、環境幽靜、住宅高檔以及所住居民收入、職業和文化程度較高的地區；與此相反，就是「下只角」。在上海南面比北面好，西面比東面好，「寧要浦西一張床，不要浦東一間房」。是老上海的地域寫照。
實際上在張愛玲、王安憶、陳丹燕和程乃珊筆下的上海，只是上海的「上只角」。兩排茂密的法國梧桐，天空中爬滿的黑色電線杆，搖搖晃晃的有軌電車，電影《色·戒》裡王佳芝一路走過來的都是上海當年最時髦的路和店。南京西路、摩西路、福開森路，平安大戲院，對面的凱司令咖啡館、西伯利亞皮貨店、綠屋夫人時裝店。這就是代表著上海考究精緻又海派的「上只角文化」。「東方巴黎」的摩登只存在於上海極少的地盤之上。
實際上，上海人在自己內部進行地域的劃分，創造出「上只角」和「下只角」，說到底也是一種「消費表演」，他們試圖將自己歸入名牌、名流的聚集地，以顯示自己與之般配的身份。
一對上海新人。新郎住在「上只角」，徐匯區復興中路、烏魯木齊路一帶，原來的法租界。新娘住在「下只角」，南市靠黃浦江邊的一個棚戶區。對於那裡的人口密集度，當地人開玩笑說：張家宅前宅後宅左宅右宅中宅，五個宅子可以徵兵一個師。
來自「下只角」的新娘說：「我一定要尋一個有本領、有地位的愛人，我尋到了。‘上只角’就是地位。」生長在「上只角」的新郎講：「原來是一百個人裡面也不一定有一個能嫁到我們‘上只角’的。‘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打亂了。有些‘下只角’的人和我們結婚，現在又沒有了。」
新郎的父親解放前是銀行的職員，有錢也有地位；而新娘的爸爸是街道運輸合作社的工人，踏黃魚車的。新郎的父親是竭力反對這門婚姻，他們是在老人故世後才結的婚。違抗父命的新郎對我朋友說：因為女的漂亮，而且他比老婆要長得矮一點。這身高的「殘疾」程度，按上海人的戲說，不是二等也是三等。這樣的條件找老婆，尤其是要找個容貌出眾的，的確是有困難的。要說其中的門檻，那就是一有自知之明，二是懂得如何以己之長克己之短。
戲劇大師蕭伯納有句名言，「經濟是充分利用人生的藝術。」這就告訴我們，經濟不僅存在於生活的各個角落，而且是個天性活躍的分子。因而，在結婚這一件人生的大事上，上海人肯定不會讓它袖手旁觀、默默無為，無疑要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讓「下只角」的漂亮新娘提升社會地位，讓「上只角」的醜新郎利用「身份優勢」找到美嬌娘。
陳樂（化名）是新上海移民的代表，她1999年從安徽考入上海某高校，畢業之後留在上海工作至今。陳樂說：「我已經明顯感覺到，自己身上已經越來越多地沾染上了上海文化的氣息，很多東西甚至是我非常不喜歡也很警惕的。」
有一次媽媽走親戚帶回一張表，是上海遠親們的聯絡方式，大概有那麼六七個人。陳樂看了那張表一眼就斷言，混得都不怎麼樣啊。媽媽問，你怎麼知道？
陳樂指著表說：「你看，楊浦的、閘北的、普陀的，沒有靜安、徐匯、黃浦的。你再看住的地方，404，604，沒有高層的，都是老公房。都是04的，說明一梯四戶，一梯四戶的房子都很差啊。」（楊浦、閘北、普陀三區在上海傳統中窮人為多，而靜安、徐匯、黃浦則相反，是上海的「上只角」）那次，陳樂的母親被驚得說不出話來。
「這是標準的上海人的精明。如果不在上海生活這麼多年，我絕對學不會這樣的思維方法。上海的肌理已經深入了我的思維。」陳樂笑得很無奈。
正因為上海人有如此鮮明和強烈的物質和消費表演的慾望，而且自成規矩。所以，如果想在上海灘上混出點名堂，就必須讓上海的肌理滲透進你的思維，讓上海改變你。
上海是灘，灘沒有空間阻隔，它不是圈子，而是一個開放的體系。正如易中天所言，「在這個開放的體系中，差不多每個人都是單獨的、個別的而且是出出進進的人，很難形成圈子。即便形成了，也只是鬆散的圈子，很游移，很脆弱，最終會被‘灘’消解。」
所以，不同於北京人的「圈子意識」，上海人身上體現的是鮮明的「灘塗意識」。
北京文化是相容的。官方體制文化、知識分子文化和民間民俗文化處於一種多層共生狀態，各拿各的號，各吹各的調。各類圈子，和平共處，相安無事，井水不犯河水，並無統一的社群性。
上海文化則是消融的。「各色人等，自由發展，公平競爭，但最終卻把他們統一於上海的社群性。精英分子固然難免因此而有些‘海派作風’，中小市民卻也會因此而多少有些體面和雅緻。結果，上海人無論職業階層、社會角色如何，都會多少有些‘上海味’。因為他們都生活在這個高度社會化和高度一體化的上海灘上。他們的生活方式大體相仿，他們的價值觀念和審美取向當然也就難免大體一致。甚至上海的街道名稱也沒有北京那麼五花八門，它們往往是真正的‘地名’：東西向的多以城市命名，如南京路、北京路；南北向的則多以省份命名，如福建路、四川路；總弄文弄則標以數字，一看就知道是上海的地名」。
作為一個外來者，融入上海，就意味著放棄從前的生活，甚至是過去的自己，你要學會和上海人一樣思考和生存，有時這種放棄是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潛意識作用，就像陳樂一樣——變得世故和會算計，只是在這座城市裡待久了，勢必要付出的「代價」。而這是好是壞，全無定論。就像有人拼命擠進上海，有人卻揹著行囊悄悄離開，你們只是各自計算了一下得失，做出了不同的選擇。
那些離開的人是覺得這種「消融」的代價太昂貴，就像一塊燒紅的烙鐵，生生在你身上灼燒出一塊屬於它的印痕——這個實在太貴了，他們捨不得那塊單純、完好的皮膚。你呢？
3.膜拜「紅房子」
紅房子西餐館開業於1935年，是上海灘第一家法式西菜館。上世紀40年代，紅房子西菜館重新開設在現在的陝西南路上，店名為喜樂意（chzlouise）飯店，因門面漆成紅色，被當時常去聚會就餐的工商界人士稱作「紅房子」。
在上海，不少人學會吃西餐是從紅房子開始的。聽說當年張愛玲就是紅房子的「粉絲」，有一份張愛玲最愛點的選單：洋蔥湯、烙鱖魚、烙蝸牛、芥末牛排。這幾種紅房子的看家菜，滬上很多名人都十分偏愛，趙丹、黃宗英、白楊、王丹鳳、俞振飛等，都愛點這幾款。
所以，紅房子也成了上海老克勒（「克勒」是外來語，是「color」，彩色的意思，音譯過來解釋的，也有指「class」作等級、階級解釋的，「老克勒」是指老上海有層次、會享受的上流紳士；舊上海的老克勒，是最先受到西方文化的衝擊的一群人，也最先吸收結合西方文化，那時的他們土洋結合，形成了一定時期的海派文化）懷舊的場所之一。
但上海人對西餐、對西方文化的推崇，也是基於其城市性格特徵中的實用主義。如果北京人看到的是西洋貨，那麼上海人看到的是先進文明；如果北京人在意的是「主義」，那麼上海人看重的是「利益」。這就是上海人「崇洋媚外」的實質，注重的是這種行為正在和即將帶來的實際利益。
不重主義，重利益
上海、寧波、廈門、福州和廣州，都是《南京條約》中被迫開放的通商口岸，但沒有哪座城市像上海一樣，將殖民建築林立的外灘作為城市的象徵和對外宣傳的名片。
英國《每日電訊報》2008年發文稱，上海政府耗資2.8億英鎊，「將分割黃浦江與外灘新古典主義建築的高速公路改建為地下通道，同時拆除有礙景觀的立交橋」。這座立交橋就是著名的「外白渡橋」。第一代外白渡橋建於1856年，名為「威爾斯橋」，是座木橋。它是由供職於怡和祥行的英國人威爾斯和寶順祥行的韋韌、霍梅等20人（多為祥行經理或鴉片巨販）湊資組起的「蘇州河橋樑公司」（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家以橋樑建造為主的公司）投資建造的。2008年，外白渡橋被翻新遷移，重新連線浦江兩岸。對此，英國人認為這是個好訊息，因為上海政府「已經意識到與水連線的重要性，這對於任何一個現代城市而言都至關重要」。
顯然，英國人純粹是從一座橋的功用來看待上海翻新保留舊建築的舉動。但他們同時也「不得不承認，引人目光的建築物輪廓線有著如此的英式味道，如果看照片，我們或許會將它與利物浦默西河濱混淆」。
經常有國人指責上海人「崇洋媚外」，可能看到就是這些殖民建築群的表面。但實際上，上海人崇拜、推崇的，並非西洋貨，而是先進的文明。上海人處理原則的實用主義和功利性，註定了他們更在乎某件事物帶來的實際利益，而非這件事物的屬性或最初進入時的方式。所以，「主義」對上海人沒有意義，「利益」才是他們真正關心的。
比如，餘秋雨眼中的「第一個嚴格意義上的上海人」，明代進士徐光啟，就體現了上海人的「功利心」。《文化苦旅》一書中對此人有非常詳細的描述：
這位聰明的金山衛秀才，南北遊逛，在廣東遇到了義大利傳教士郭居靜，一聊起來，十分融洽，徐光啟開始知道了天主教是怎麼回事。這年他34歲，對以儒學為主幹的中國宗教精神早已沉浸很深，但他並不把剛剛聽說的西方宗教當作西洋鏡一笑了之，也不僅僅作為一種域外知識在哪篇著作中記述一下而已，而是很深入地思考起來。他並不想放棄科舉，4年後赴北京應試，路過南京時專門去拜訪更著名的歐洲傳教士利瑪竇，詢問人生真諦。以後又與另一位傳教士羅如望交往，並接受他的洗禮。
洗禮後第二年，徐光啟考上了進士，成了翰林院庶吉士，這對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來說已跨進了一道很榮耀的門坎，可以安安心心做個京官了。但這個上海人很不安心，老是去找當時正在北京的利瑪竇，探討的話題已遠遠超出宗教，天文、曆法、數學、兵器、軍事、經濟、水利，無所不及。其中，他對數學興趣最大，穿著翰林院的官服，痴痴迷迷地投入了精密的西方數學思維。不久，他居然與利瑪竇一起譯出了一大套《幾何原本》，付諸刊行。當時還是明萬曆年間，離鴉片戰爭的炮火還有漫長的230多年光陰。
這個上海人非常善於處世，並不整天拿著一整套數學思維向封建政治機構尋釁挑戰，而是左右逢源，不斷受到皇帝重用。《幾何原本》刊行20年後，他竟然做了禮部侍郎，不久又成了禮部尚書。獲得了那麼大的官職，他就正兒八經地宣揚天主教，提倡西方科學文明，延聘重用歐籍人士，忙乎了沒幾年，勞累而死。徐光啟死後，崇禎皇帝還「輟朝一日」，以示哀悼，靈柩運回上海安葬。安葬地以後也就是他的家族世代匯居地，開始稱為「徐家匯」。徐光啟至死都是中西文化的一種奇異組合：他死後由朝廷追封加溢，而他的墓前又有教會立的拉丁文碑銘。
開通、好學、隨和、機靈，傳統文化也學得會，社會現實也周旋得開，卻把心靈的門戶向著世界文明洞開，敢將不久前還十分陌生的新知識吸納進來，並自然而然地匯入人生。不像湖北人張居正那樣為興利除弊深謀遠慮，不像廣東人海瑞那樣拼死苦諫，不像江西人湯顯祖那樣摯情吟唱，這便是出現在明代的第一個精明的上海人。
一位日本人這樣形容和介紹上海人：他們口氣誇張，有極度的優越感，喜歡講排場，好面子，慣以領先時代、崇尚時髦而自傲。他們同時還具備實踐能力，並且能夠巧妙地利用他人的財力來實現自己的目的。上海人性格特點是：機敏，行動快，具有中國人所沒有的不拘泥於過去歷史的性格。
不拘泥於過去，這是對上海人最精準的描述。只要這個過去，妨礙了他們獲取現實的利益，上海人就會明智地將其迅速拋棄，所以他們毫不介意、甚至相當自豪地將外灘作為城市的標誌。只因為1930年代，當中國廣大土地上的幾億農民都蹲在炕上啃窩窩頭的時候，上海人正在享受可口可樂。
上海話只是工具
出於功利的目的，拋棄過去，上海人對待自己被殖民的歷史是如此，對待作為自身標誌之一的「上海話」時，也是如此。基於溝通的便利性，上海人自覺自願地拋棄了上海話。
自上世紀50年代國家倡導「說普通話，做文明人」以來，孩子們在學校裡說普通話，父母家人在家中也配合著說普通話，甚至舌頭已不活絡的老人也用「搭僵」（上海話，意為僵硬、糟糕）的普通話哄兒孫輩。「到頭來，他們已經不習慣說上海話了。」上海著名語言學家錢乃榮說。
五星體育的上海話節目主持人、80後小樂也承認：「現在能連續說五分鐘上海話的年輕人越來越少了。」像他這樣從小開始對上海滑稽戲痴迷的年輕人在學校裡已屬異類。
儘管自2005年始，針對社會上種種關於「上海話要消失」、「孩子說不來上海話」的擔憂，上海掀起了一股「保衛上海話」的浪潮：上海市教委發起了「上海方言保護性調查研究課題」，上海市語委也策劃了「上海方言地圖」的繪製。在這方面先行的專家如錢乃榮，則積十年之功編出一本《上海話大辭典》，2008年更鼓搗出一套上海話拼音輸入系統。但是在錢乃榮看來，這些措施為時已晚，「是上海人使上海話走向衰落。」
這種從官方、學者自上而下的「方言挽救」法，在《新民晚報》專欄作家李大偉看來，並不契合上海商業社會的契約精神。他認為，「上海話是帶有工具理性的，工作語言和社交語言的分離是上海話發展的大勢所趨，就像香港人那樣，上班不得已說英語，生活中見縫插針地說粵語。」
另一個聲音也在網路上喧囂塵上，「在上海這個不會說上海話完全混得下去，不會說英語卻萬萬不行的城市，不說上海話又能怎麼樣？」
上海市大同中學的幾位中學生，於2005年暑假進行了一次社會調查。他們的調查結論是：「上海話‘處境’不妙」。學生們發現最應該使用上海話的地方，比如城隍廟的商鋪，上海老街，通用語言都是普通話。
上海師範大學語言學博士劉民綱教授說：「上海話從古越語變成漢語的方言，語法和詞彙跟普通話比較接近，而且越來越接近。有些上海話特有的詞彙正在逐漸消失，被北方方言的詞彙所替代。上海語音也越來越接近普通話，很多音正在逐漸消失，很多字的讀音越來越接近普通話。」
同樣的道理，文化學者朱大可認為，從1990年，上海的定位被設計為「國際大都市」開始，「國際化」逐漸蠶食了「地方性」。朱大可感覺最突出的是上海話缺少了造詞能力。眾所周知，上海話中有大量詞彙來自英語的音譯，比如「沙發」的來源是英文單詞「sofa」，上海話使用之後，才被引入了普通話，時至今日，用上海話讀「沙發」，發音和英文單詞非常接近，用普通話發音則相去甚遠。
類似的詞彙還有「嗲」。「這個字是根據英文單詞dear的讀音生造的，造得非常成功，後來也進入了普通話。但近二十年來，上海話的造詞能力嚴重衰退。只出現了一個語式‘不要太……’和‘搗漿糊’等屈指可數的幾個新詞。」
其實，無論是上海話的語音越來越接近普通話，很多古音逐漸消失，還是上海話中引入了許多英語的音譯詞彙，都在說明同一個問題：上海人只把上海話當做一種交流的工具，而非不可替代的母語。
上海語言文字委員會的一位負責人曾經說：「語言的一個特點是嫌貧愛富，廣東的經濟上去了，上海人中也興起過一股學習廣東話的風潮。」而這一特點被上海人貫徹得爐火純青。
與之相對的是廣州民眾對粵語的強烈捍衛。2010年7月5日，廣州市政協建議廣州電視臺增加普通話節目，以方便廣州亞運會期間國內外賓客的收視習慣。但這一建議在網路上卻被解讀為取消粵語節目，「推普廢粵」。於是，自尊感極強的部分廣州人發起了「保衛粵語」的運動，甚至採用時下流行的快閃聚會進行聲援。
相對於廣州民眾對「粵語消失」的巨大焦慮，上海人是少數專家、學者心急火燎地試圖保衛上海話，而廣大民眾卻繼續讓普通話和英語成為這座城市通用的交際語言，響應者寥寥。
「是上海人使上海話走向衰落」，這句話可以被補充得更完整：是上海人的功利心使上海話走向衰落。上海話只是工具，用舊了可以翻新，甚至丟掉。對上海人來說，捨棄並不困難，只要你給出適當的價碼。
結語
上海不像北京，用一個個圈子把你套住、困死。上海是灘，灘是開放的，但也具有消融性，最終個體都會融入這片灘塗，成為她的一部分。易中天用「消融」二字，形容一個外地人成為「上海人」的過程，而並非「融合」。
在這個過程中，勢必發生消解，這座城市要接納你，就需要你捨棄與其不相容的部分，丟掉！丟掉單純，丟掉理想，丟掉信仰，凡此種種，皆有可能。這就是上海這片灘塗、這座魔都的「魅力」。
你一定需要付出代價，正如她發展壯大至現在，也是一個不斷拋棄、蛻變的過程，這中間被她丟掉的可能是這座城市的歷史，也可能是被謂之「母語」的工具，更可能是不肯捨棄某些東西、與之不相匹配的你。要進入這座城市，必抱定犧牲的準備。代價當然會很昂貴，只是看你認為值不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