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告訴我們，資本總是流向成本低而利潤高的地方。申城昂貴的商務成本和勞動力成本，終於讓聯合利華和3m等外資「逃離」上海。但上海考慮的並不是如何降低成本，而是提高效益，高昂的成本反而會成為她需要的「門檻」。
與此同時，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區域聯動日益密切，甚至被認定為未來的世界第六大城市群，而富饒的長三角也確實具備這樣的實力和潛力。國務院於2010年5月批准實施《長江三角洲地區區域規劃》也明確了長三角作為世界級城市群的戰略定位。
長三角是平的。而且，還將越來越平坦，城與城之間的互動將越來越順暢。如今，天時地利俱備。一馬平川，任爾賓士。
1.聯合利華和3m的出走
上海市外經貿委釋出的《2006上海外商投資環境白皮書》顯示，2005年上海甲級辦公樓平均租金為每平方米每天0.84美元，其中浦東小陸家嘴地區價格已經超過每平方米每天1美元，而浦西南京西路平均租金更達每平方米每天1.04美元。上海商務成本過高已經成為外資企業和政府部門共同關注的焦點。
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告訴我們，資本總是流向成本低而利潤高的地方。人又何嘗不是呢？
製造業的尷尬
2004年8月3日，3m公司把它在中國的第五家工廠開到了蘇州。這是一家全球五百強企業，同時也是除開發區和經濟特區內企業以外，中國大陸最早的外商獨資公司。從1984年以來，上海一直是該公司在中國內地的營運中心和製造中心，之前在中國總投資超過3億美元，它的四座工廠就位於上海的漕河涇新興開發區、松江新橋工業區以及浦東和外高橋。
但是，3m開始挪窩了，或者說，由於涉及上海和蘇州兩地之間的敏感關係，3m公司小心翼翼將自己的行為稱作「走出上海進入蘇州」。
蘇州市委副書記王金平親自前往蘇州工業園區迎接3m的到來。在對外商直接投資的爭奪戰中，蘇州已經從上海的後花園角色中走向直接對壘的前臺。這不是蘇州最輝煌的勝利，2003年蘇州工業園區曾經一舉從上海張江高科技園奪下半導體公司英飛凌，其第一期以10億美元加盟園區。
無獨有偶，聯合利華（中國）有限公司方面也表示，公司家庭及個人護理用品生產基地將於2004年底全部由上海等地搬入聯合利華合肥工業園。聯合利華對外關係董事曾錫文宣稱，搬遷會給公司節省48%的生產成本。
事實已經擺在眼前，上海高企的商務成本和勞動力成本，已經讓外資望而卻步。
對於上海來說，3m和聯合利華出走背後更讓人擔心的是：2004年上半年，上海吸引外資的合同金額為61.49億美元，只比去年同期增長1.26%，增幅比去年同期水平有明顯下降，與長三角城市兩位數的增幅更是相去甚遠。同年，上海市統計局總經濟師蔡旭初坦承，上海在吸引外資方面「可以說是處於一個低谷」。
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軍認為，上海的勞動力成本高於長三角的其他地區，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在這種前提下，上海如果繼續發展和投資於可在長三角其他地區加工製造的行業，就意味著在事實上壓制和放慢了上海勞動力成本的上升速度，因為只有這樣才可能保持製造業有一定的贏利增長，但這也同時意味著放慢了人均收入和生活水準的提高速度，因為這樣做等於喪失了可以投資於回報率更高的其他領域的機會。
這裡存在一個矛盾：降低或壓制勞動力成本，保持上海製造業在長三角地區的優勢地位，吸引外資進入，就意味著降低上海地區居民的生活水準，因為物價、地價、房價一直在瘋漲，工資卻不漲？這個後果誰都可以預見，要牛幹活，又不給牛吃草，再溫順的牛也是會發脾氣的。
所以，張軍說：「上海經濟正處於一個尷尬的階段。」2004年，張軍接受訪問時表示，上海實施的是通過架橋、修路、蓋房子的固定資產投資拉動的「起吊機經濟」和「腳手架經濟」。「起吊機經濟」，是說上海的經濟增長主要是外在投資拉動的，而不是像浙江、江蘇那樣內部生成的經濟力量。「腳手架經濟」，是說上海的經濟增長主要通過修橋修路蓋房子的固定資產投資拉動經濟增長。最顯著的例子是上海為世博會投入2000多億資金用於展會場館以及交通建設。
張軍對上海強勢政府主導下的「起吊機經濟」表示擔憂，並提出質疑：「土地批租加上中心城市外移、世博效應等，再增長十年、二十年沒有問題。問題是十年、二十年後怎麼辦？」
3m公司和聯合利華的出走，已經充分說明了製造業在上海的定位面臨尷尬地位。
2009年3月25日，國務院對上海兩個中心政策的《關於率先形成服務經濟為主的產業結構，加快推進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建設的意見》中，唯一提及製造業的部分是：「發揮先進製造業優勢，為服務業發展提供有力支撐，以服務業發展帶動先進製造業的更大發展。」
「有同志說，上海現在只搞服務業不搞製造業，肯定要完蛋。這話對。」2009年5月11日下午，在上海市委、市政府舉行的推進「兩個中心」工作會議上，中共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說，製造業是上海不可缺的一部分，上海並非不搞製造業，製造業的發展是服務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二者是密不可分的，只是「（國務院）單獨就製造業對一個地區下一個檔案，可能性不大。更多的需要我們操作」。
上海市「操作」的結果是，確立高科技產業作為發展先進製造業的核心。
2009年5月30日，上海市政府出臺了《關於加快推進上海市高新技術產業化的實施意見》，明確發展以新能源、民航製造、先進裝備、生物醫藥、電子資訊製造、新能源汽車、海洋工程裝備、新材料、軟體和資訊服務等九大高科技產業的製造業戰略，取代2005年確立的汽車、鋼鐵、石化等六大支柱產業定位。
製造業的升級，相對的，也意味著人才的升級。《上海市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提出，上海市中長期人才發展的目標是：到2020年，培養和集聚一批世界一流人才，充分發揮各類人才在支撐和引領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關鍵作用，把上海建設成為集聚能力強、輻射領域廣的國際人才高地，建設成為世界創新創業最活躍的地區之一，為落實人才強國戰略發揮先導作用。
綱要提出了上海提升人才國際競爭力的主要任務。包括：建立浦東國際人才創新試驗區；進一步完善永久居留制度，積極引進金融、航運及戰略性新興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化等高層次人才。建設一批海外高層次人才創新創業基地；大力集聚海外高層次人才。重點引進2000名能夠促進本市重點行業、重點領域發展的海外高層次人才。提高本土人才國際化程度。
「上海的外來人口素質普遍比北京高」的事實，曾讓首都非常羨慕。但上海顯然不再滿足於現有的外來人才，而衝著更高階的海外和科技創新類人才伸出橄欖枝。
如果將這種變化集中於某個人，不妨舉例說明，假設你現在是滬上某家500強的職員，大學本科，在這家公司也幹了四五年，眼瞅著頂頭上司離職走人，以為自己是最熱門的候補人選，終於守得雲開見月明，不料半路殺出個程咬金，總部高薪聘請了一位海歸，填補了你覬覦的那個位置。情況基本如此。
上海願意為這類高階人才「買單」，提供高薪和各項福利政策，但此消彼長，如果你不屬於這類被照顧的物件，勢必意味著在上海的處境將越來越艱難。
金融之都的艱難轉型
對你來說，煮熟的鴨子飛了，到嘴的肥肉被人搶了。怎麼辦？除了怨自己時運不濟之外，你還可以做兩件事彌補損失：一、充電，將自己的業務水準提升到超過那位「空降」海歸，不過，先不說這個結果需要付出多大的代價和努力，假設你果真實現了，你的本事如今完全可以讓你賺到2萬月薪，又何苦眷戀那個被人搶走的1萬月薪的位子呢？二、離職，轉行，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
如果你還想繼續留在上海，那可以去幹什麼呢？自然是去最有發展潛力和前景的行業。
中國國家經濟交流中心的常務理事、原外經貿部副部長張祥，在2010年8月cciee舉行的第14期經濟每月談上表示，世界經濟的結構是向服務型轉變，是從紐約看到美國，從美國看到全球，整個的發展表明一個進展的過程。
製造業雖然仍被認為是上海經濟高速發展的支柱。但與倫敦、巴黎、紐約等國際大都市相比，上海最大的差距就是，上海的城市功能仍以製造業為主，而倫敦、巴黎、紐約早已不以製造業為主了。
張祥說，美國是典型的服務經濟，紐約是一個服務業的海洋，紐約是不以產品為服務物件的地方，是完全一個服務業。可以從就業結構來看紐約的經濟結構，紐約第三產業是93.4%，再看看北京和上海，北京是首都，第三產業已經佔到75.8%，上海則只有59.4%。
傳統的服務業，包括住宿、商品零售、文化旅遊等等。但今天的服務業有很多定語，像醫療保險、通訊服務、金融服務、醫療保健、專業秘書、會展業務，這些都是服務業。
經濟學裡面數字是很重要的，數字往往是枯燥乏味的，但是數字可以確切有力的論證很多東西。20世紀具有標誌性意義的是什麼呢？也是一個數字，1952年美國白領的人數佔就業總數的50%，換句話說，首次超過藍領。這相當於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里程碑。服務業就業的比重也是上升的，就業增長很快，表示就業比重演變的過程和產值演變的過程是一致的。說明大部分的社會發展近幾年已經到服務經濟社會，已經不再是工業社會。下面可以看一下高收入國家，第三產業佔72%，中等收入國家是55%，低收入國家是51%，世界平均是69%。而中國的gdp中第三產業佔的份額只有40%。
上海要成為紐約、倫敦那樣的國際金融之都，就必須向這兩座城市看齊。
為助力上海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四個中心建設，政府於2009年釋出了《2009-2012年上海服務業發展規劃》，明確了上海發展服務業的14個重點領域及五大重點區域，同時計劃到2012年，推動上海形成國際金融機構和專業服務機構的主要集聚地，上海服務業增加值超過1萬億元，上海服務貿易佔全國比重則從2008年的18.6%達到25%。
上海市發改委副主任、市發展改革研究院院長肖林表示，上海的戰略定位就是建設「四個中心」，這個定位要求上海的結構調整方向是形成服務經濟為主的產業結構，加快發展金融、航運、資訊、創意、文化、旅遊等服務業。
今天，即使上海經濟的快速增長難以撼動，但張軍仍對上海未來感到擔憂。他說：「儘管上海經濟發展這麼好，但上海的未來，坦率講，並不清楚。」張軍難以判斷上海的未來，原因並非個別領導人的因素，而在於上海這樣的城市，它在中國未來經濟中扮演的角色並不明確。雖然上海在不同階段提出四個中心、四個率先，但總體上，張軍覺得上海經濟在定位上仍需要尋找，並大膽提出，中國需要更多的香港，上海可以作為選擇之一，讓上海借鑑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模式，走在前面將是明智的選擇。
張軍認為，「中國作為一個經濟整體，需要經過工業化的階段，需要靠投資推動，靠工業化來拉動經濟的成長，在現有的發展體系中，上海不可能離開這樣的發展模式而走得太遠。以這個思路，上海不可能成為第二個香港，從經濟上完全脫離，再回過來提供服務。所以，在二十年時間，尤其是浦東開放開發以後，經濟增長非常好，和整個中國經濟增長的步子是一齊繁榮、一齊增長，只是增長集中在上海的這個地方，變得更為有效應，但在增長模式上，沒有擺脫整個中國經濟增長依賴工業化的階段。」
「我相信大家都希望上海可以成為像香港和新加坡那樣在亞太地區經濟發展中充分發揮影響力，成為貿易、航運、資訊等中心，對中國有更好的服務和輻射功能。但我們要思考的是，在達到這個目標的過程中，上海究竟能走多遠？」
作為行政特區，香港在向國際金融之都邁進的路上，自有他的優勢。正如香港特首曾蔭權所說：「我們相信，如果是任何企業，包括hsbc，其他企業，他們需要的是人民幣做生意的，他一定跑去上海上市。但如果他們需要外資的話，不論是hsbc，還有內地的企業，都跑什麼地方去呢？選擇一定去香港。」
香港最大的優勢是法治，人才，金融監理為亞洲翹楚，還有貨幣自由兌換，這些上海短期內都追不上。
上海要形成服務經濟為主的產業結構，併成為國際金融機構和專業服務機構的主要集聚地。這一過程中，面臨一個巨大挑戰——人民幣不可自由兌換的侷限性。這也暴露了上海建立國際金融中心過程中，所面臨的一系列僅憑一己之力難以解決的問題。
事實上，這個問題又回到了一直以來對「上海模式」的利弊之爭。
所謂「上海模式」，是指政府作為發展的主體，對城市的各種資源進行儘可能的有效配置，推動上海的經濟發展。這種模式最為典型的特徵，是以政府性公司的形式來承擔政府經濟發展主體的功能。
張軍關於上海效仿香港成為「特別行政區」的大膽建議，言下之意也是在說上海要儘快擺脫「上海模式」。否則，建設成為國際金融之都的道路將十分坎坷。
政府主導經濟、投資驅動的模式，其優點顯而易見。政府利用信用，聚合大量的資本，強勢發展某一產業，效果當然立竿見影；但由政府主導之下的經濟，其主體往往以國有企業為多，手段以行政性或半行政性為主，效率不高，道德風險也較大。更重要的一點，是上海一旦以國有資本和行政手段進行資源配置，市場化的力量往往受到抑制。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員易憲容認為，上海離國際金融中心的差距還很大：「現代國際金融中心的確立，政府作用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從現代市場演進與發展的情況來看，任何市場的建立都是一個自然演進的過程。如果一個市場的形成更多是政府為主導，是人為因素，特別是政府因素所促成，那麼這個市場要得到健康的發展是不可能的。」
然而，「從目前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來看，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形成更希望體現國家干預、政府主導的新模式，如中央大力支援上海金融改革先行先試，甚至於要進一步把政府主導作用和干預效果的重點，放在國家層面的組織保障、中央政府的立法支援和政策傾斜上。」
如果上海繼續維持「上海模式」，能否在2020年順利成為國際金融中心，與紐約、倫敦並駕齊驅？這個結果，誰都不敢預測，就像誰都不會當著新生兒父母的面，說這個孩子將來可能成為廢物一樣，大家都習慣說吉利話，說我們要有信心。即便有人敏銳地看到孩子的缺陷，也不會直接說這孩子沒有希望。
同樣的，當你被上海的豪言壯志感染，義無反顧地投身於她向金融中心轉型的建設大潮中，結果卻因為種種限制和「不公平」而導致事業受阻，前途未卜。這時候，你該怎麼辦？或許，上海直到2020年才會承認強勢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確實過多，建設國際金融中心需要更自由的市場經濟。當然，這只是或許。而且，諸如「人民幣不可自由兌換」這樣的重大侷限，也不是上海憑一己之力就能解決的問題。
一座城市，可以更換不同的領導班子或者戰略政策；上海，可以猶豫，可以犯錯，因為她有一個堅強的後盾，就是中央——1991年的春天，鄧小平視察上海，就給上海定出了金融中心的發展目標。鄧小平用了一個形象的比喻說，「金融很重要，是現代化經濟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著棋活，全盤皆活。」他還說，「上海過去是金融中心，是貨幣自由兌換的地方，今後也要這樣搞。中國在金融方面取得國際地位，首先要靠上海。」
上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這麼重要的棋子，中央自然不會輕易鬆手，讓別人攥在手裡。這樣當然有利有弊。只是，不得不提醒你，上海可以犯錯，但你不能。如果你想順應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大潮，在這座城市裡搏擊一番，就必須認識到中途可能遇到的變數，以及你會為此付出的代價——遠的不說了，在這座城市裡，你最可能遭遇的「犧牲」，就是拼命賺錢，到頭來卻都給了房產商。
都給了房地產
張軍將上海近些年來經濟保持兩位數的增長的主要原因歸於外資和房地產業的貢獻，這一看法雖被上海市一些官員視為「偏激」，但是從2000年開始，上海市政府已將房地產作為上海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
根據《經濟觀察報》的相關報道：「房地產業對於上海經濟的重要貢獻始自1990年代。統計資料表明，在90年代中期，外資在房地產領域的投入曾一度佔去上海全年引資比例的四成以上。這一輪的投資過熱，導致上海房地產業全面步入1996到1998年的衰退期，市場上的大量空置商品房難以消化。此後，從1999年開始，上海房地產業迎來恢復性增長，並於2000年被納入上海‘十五’規劃中的六大支柱產業之一。自此，房地產業對上海gdp的貢獻逐年提高，已從1995年的3.71%猛增到2003年末的7.4%。」
在上海市政府原定的「十五」計劃中，預計到2005年房地產業增加值對gdp的貢獻將達到7%以上，但房價的飛速上漲，已經讓這個產業提前兩年超額完成了「十五」計劃中定下的目標。
上海社會科學院部門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市政府決策諮詢專家楊建文於2004年表示，當前上海經濟的支撐點主要有兩塊：汽車和房地產，但這兩個產業都已進入了風險期。
人們對於上海房地產業的質疑從未停止。從2003年1月開始，上海房地產價格開始瘋狂上漲，年漲幅超過20%。而在此前的三年，房價年上漲率分別為3%、8%和13%。「如果房價高到任何人都無法接盤；空置房的供給達到最大，根本無法消化；人們對房產的投入也達到最高，無法繼續投入，到了如此‘三高’境地，就是房地產業崩潰的時候了。」上海社科院房地產業研究中心副理事長張泓銘教授「預測」了這樣一天，這一天會到來嗎？
上海市政府確實沒有坐視現狀的發展。
2004年4月，上海市房屋土地資源管理局局長蔡育天宣佈，房地局等相關部門將出臺三項政策平抑上海房價，其中包括降低商品房預售標準。5月份，房地局副局長龐元表示，降低普通商品房預售標準政策的相關調查摸底已完成，如果政策出臺，這部分提前上市的普通住宅商品房供應量將達到500萬平方米，加上今年竣工供應的300萬平方米配套商品房，市場將大大放量。
但是隨後的一些跡象表明，上海市政府部門對於調控房地產市場頗費躊躇。龐元在《今年上半年上海房地產市場形勢分析報告》中表示，「由於上半年上海出臺的一系列調控措施的效應正在逐步顯現過程之中，再加上國家宏觀調控政策，尤其是信貸政策，對房地產市場的影響程度還需後評估，希望信貸調控政策平穩落地，實現軟著陸……下半年，上海將以深化、細化、完善已出臺的各項政策為主，保持產業政策的穩定性。」
業內人士認為，這樣的表態表明，在前期調控政策產生效果並對人們的心理預期產生影響之後，上海市政府部門將會「低調、慎重」地處理將對房價產生影響的調控政策。
2010年4月17日，國務院發出通知指出，商品住房價格過高、上漲過快、供應緊張的地區，商業銀行可根據風險狀況，暫停發放購買第三套及以上住房貸款；對不能提供1年以上當地納稅證明或社會保險繳納證明的非本地居民暫停發放購買住房貸款。
通知要求，嚴格限制各種名目的炒房和投機性購房。地方人民政府可根據實際情況，採取臨時性措施，在一定時期內限定購房套數。
新政釋出近一個月後，北京、深圳等一線城市實施細則已經亮相，但市場一直在等待上海細則的「靴子」落地。雖然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相關負責人於2010年5月13日向新華社記者表示，上海將堅決落實國務院關於堅決遏制部分城市房價過快上漲的一系列措施，在調控中「從嚴掌握」。
但這「從嚴掌握」的結果，就是國務院的「新政」出臺百日後，上海商品住宅成交均價達到了23242元/平方米，環比前周再度上漲10%，這一均價甚至大大高於房產新政前的水平（佑威及樓市專評網聯合提供的資料）。
中國新聞網於2010年8月30日轉載《上海青年報》的報道：「最近一段時間，搖號、排隊、扎堆，這些久違的現象在上海樓市再次出現。在前期調控新政陸續出臺後，樓市成交量一度陷於低迷。但還沒等房價出現明顯回撥，近期部分樓盤再度出現熱銷。」
開發商一定樂壞了，在中央的連環重拳下，上海房價不跌，購買熱情不減。不管是剛性需求也好，投資客重新活躍也罷，上海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光明前景，讓有錢沒錢的都樂意為這塊風水寶地揮灑金錢和熱血。
早在2003年底，上海市房地局官員就表示，上海投資型購房逼近20%國際警戒線。「投機使得房產市場看似很活躍，需求很強烈，但投機者手中的房子並不代表需求，而仍然是供給。」復旦大學房地產研究中心副主任華偉說，「和其他資源不同，土地不具有持續生產性，一棟房子的價格不論被炒到多高，它本身的價值並沒有提升。」
一些研究表明，上海市居民的消費能力已經因為繁榮的樓市而捉襟見肘。面對畸高的房價，很多高科技人才望「房」興嘆，有的跳槽離開，有的無奈揮別上海。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副院長朱志遠在2010年3月接受採訪時透露，因為住房壓力，這兩年至少「嚇」跑了30%的青年科研精英。
「現在，三四十歲已成為科研的中堅力量。如果按照現在的房價作為參照系，幾乎都屬於貧困人口，沒有人買得起商品房。」朱志遠代表嘆息道，哪怕從海外引進的「百人計劃」人才，單位能給予的補貼僅30萬，「這拿到市場上，根本是不夠的。」
2.流動，讓生活更美好
美國經濟學家威廉·阿瑟·路易斯於1954年建立了發展經濟學的一種經濟模型，即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二元結構特徵：以古代村落為載體的農業部門和以城市為載體的現代工業部門並存。它認為農村剩餘勞動力向工業部門的轉移是可能和必須的，是這種經濟結構發展的關鍵之一。
「中國前30年的發展卻似乎不足以印證這一理論：農村的剩餘勞動力不僅未能向工業部門轉移，而且通過戶籍制度、教育制度、醫療制度、養老保險制度、勞動保護制度、婚姻制度等等，強化了這種二元結構特徵。中國社會被分割為涇渭分明、難以流動的兩大板塊——城市和農村。城市人的後代天然享有城裡人的各種待遇，而農民及其後代則被固定在土地上和村落中。其顯見的效用是將農村的大量剩餘勞動力強制留在農村，從而避免了他們轉換為城市中公開的失業人群所造成的各種社會問題。這一政策的負面效應影響極為深遠。」（《城市季風》）
其實，這個道理很淺顯：一潭死水和一渠活水，你說哪個好？而在上海居高不下的生活成本的重壓之下，「逃離」無疑是勇敢且明智的選擇。
《新民晚報》曾與新民網合作，於2010年3月推出一項民調：申城房價和其他生活費用居高不下，新上海人能否承受？當生活和工作的壓力越來越大，他們的幸福感有沒有降低？留，還是不留，這是一個問題。共有2481人次網友參與這項調查。
「有沒有在未來1-3年內，放棄上海去其他城市或回家鄉發展的打算？」414人次新上海人參與調查，其中316人次承認，曾經動過離開上海的念頭，佔總人數的76.3%。這意味著，每4個受訪者中，就有3個人考慮過離開上海。
參與調查的新上海人當中，不乏白領、金領。406人次網友透露了自己的文化程度，本科及本科以上學歷的，有304人次，高達74.9%。關於「月收入」的問題，688人次網友作答，371人次選擇最高檔「8000元以上」，超過了總人數的一半。由此可見，上海這座國際大都市，在吸引全球精英紛至沓來的同時，也面臨著人才流失的危機。
人才流失，原因多樣。調查中給出了4個主因：「買不起房或在上海做房奴太累」「生活成本高、工作壓力大」「競爭激烈，自己的發展空間有限」「獨在異鄉，照顧不到家人」。
結果，499人次網友參與調查，224票投給了「買不起房，不願做房奴」，佔總投票數的44.9%。
湖南小夥洪宇的經歷，是這224票的一個縮影。名牌大學一畢業就到上海的他，從找工作到找女朋友，還算順風順水，只是在談婚論嫁的節骨眼上，被上海的房價卡死了。
「在上海工作，每月收入穩定，徘徊在四五千元；房價卻總是那麼不穩定——節節攀升，越拉越高。」洪宇感慨道，「上海房子太貴了，我家的條件在老家還算不錯，也實在買不起。如果回去發展，今年就能買房。」
洪宇回憶說，2003年剛來上海時，像浦東金橋一帶的房子，一平方米不過3000元，現在已經2萬多元。2007年洪宇開始看房準備結婚，看的都是浦東的二手房。他印象最深就是2007年4月之後，上海樓市一路高歌猛進。「當時股市太好了，房子狂漲。房齡近十年的房子，2008年年中時分的單價是1.5萬多元，現在漲到2.4萬元。現在上海傳統9個區市中心的新樓盤，內環中環的一手樓開價都是每平方米三四萬元。」
洪宇坦言，自己在上一輪股市利好，是賺到了錢，但還是買不起。「存款是逐漸增長，相比於漲得更為迅速的房價，我存的錢似乎永遠不夠那筆首付。」沒有房子，洪宇與女友的婚事就被耽擱了下來。僵持之下，兩人終於在2009年秋正式分手。過年回老家郴州，洪宇鐵了心只買下單程票。
2010年春節剛過，他就在當地的捲菸廠順利再就業，薪資和福利待遇不比上海的時候差。緊接著洪宇就開始找房源。「郴州市重點發展的區域，每平方米房價約5000元。即使最好的地段，每平方米在8000—9000元。父母幫忙解決首付，50萬元的新房，能承受。」
洪宇的生活重新步入正軌，老家的親友一大堆，都幫忙給他介紹女朋友。對於洪宇來說，家鄉安定的生活比重壓之下讓人喘不過氣的上海更有幸福感。
上海的昂貴，對個人而言，是高昂的生活成本；而對上海自身來說，就是巨大的「社保窟窿」、需要投入大量財力的交通等城市建設，以及收支嚴重不平衡的財政情況。所以，上海急需有錢人，和能夠迅速為這座城市創造財富的企業。
所以，馬雲離開了上海。
在2008年1月27日舉行的上海市政協十一屆一次會議上，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要求反思「上海為何留不住馬雲」，並表示「為上海失去這樣一個由小企業發展而成的巨型企業感到相當遺憾」。
其實，早在2006年8月18日在上海舉行的「中國企業領袖年會·2006上海論壇」上，受邀參加的馬雲就已經回答了這個疑問：上海為什麼留不住馬雲？
馬雲說：「我是杭州人，杭州人跟上海人永遠是對在一起的，在上海人眼裡我們都是鄉下人。五六年以前我先把總部放在上海，當時在淮海路租了一個很大的辦公室，裝扮得漂漂亮亮的，結果一年以內特別累心，招人招不到。他們說阿里巴巴是哪兒的公司，幾乎沒有人理我們。」當初，「我們決定從北京撤到上海，先選定北京，最後覺得還是回杭州去。當時我自己安慰了一下，我說在北京和上海我們是500個孩子中的一個，在杭州我們是杭州的唯一的孩子，所以至少我們在杭州能夠受到更多的關注和重視，因為那時候還小。」
也可能由於公司小的緣故，馬雲說，感覺當時上海「怕我們這樣的創新公司」，「因為上海比較喜歡跨國公司，上海喜歡世界500強，只要是世界500強就有發展，但是如果是民營企業剛剛開始創業，最好別來上海」。
讓馬雲感受比較深刻的是，在上海人看來「我們都是鄉下人」。「作為一個大都市，不應該比哪裡的樓高、哪裡的路寬，而應該看一個城市的胸懷有多大，應該考慮怎麼包容外地人來創業。」
1999年，離開上海之後，馬雲和另外17人的團隊在杭州創辦了阿里巴巴網站，為小型製造商提供了一個銷售產品的貿易平臺。其後，阿里巴巴茁壯成長，成為了主要的網上交易市場，讓全球的小企業透過網際網路尋求潛在貿易伙伴，並且彼此溝通和達成交易。阿里巴巴於2007年11月6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集資額達17億美元，在當時僅次於2004年在美國納斯特克上市的網際網路股份谷歌所創下的首次公開發售紀錄。
所以，馬雲總結經驗，說：「創辦一個企業，搞出一個企業，在全國各地，只要有商機，只要有人，只要有資源都能做出來，但是做大做好一定需要一個規範的城市，一定需要一個各種各樣資源、環境都配置的非常好的城市，上海是可以把你搞大，其它地方是可以把你搞出來。」
言下之意，上海更願意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
根據一份調查顯示，曾經被很多民營企業看好的上海，商業成本正變得越來越高，截至2007年6月，有7000多家的浙江民營企業撤離上海，而把總部或重要部門遷往杭州、寧波和香港等地。
流動，說的就是人在城市與城市、城市與農村、農村與農村之間的自由流動，不限地域地流動。這種流動將讓你腳下的土地和周圍的鋼筋水泥真正活起來。解放初期，上海資本家攜帶資金和技術逃難到香港，但是香港並沒有因此而空前發展，直到上世紀五十年代末期，大量移民湧入，才帶動了香港輕工業的發展，才使得香港經濟開始起飛。也就是說，一座城市光有資本無法興盛，真正讓城市生機盎然的是人，永遠都是自由穿梭、來來往往的人。
從20世紀末開始，美國的外來移民人數逐年攀升，2005年已經達到3520萬人，佔美國總人口的12.1%。這些移民主要定居在大城市，他們對美國的城市人口、勞動力市場和城市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最直接的就是大量勞動力的進入，補充了勞動力的短缺，繁榮了城市的經濟。
「1994年，美國本土出生者的年齡中位數是32歲，2004年是35歲，人口老齡化的結果是造成將來勞動力不足，尤其是有體力要求的行業更是形勢嚴峻。人口老化的同時，美國本土人的生育率走低，現在每個婦女平均生育2.0-2.1個孩子，據預計，在2015-2020年，將下降為1.9個。因此，靠人口的自然增長很難填補勞動力的不足。在這個背景下，移民的到來就補充了這個不足。目前，美國的外來勞動力約有2100萬人，佔全部勞動力的14.5%，而且這些人中有一半是1990年以後入境的。1994-2004年，美國的外來勞動力增加了66%，而本土的勞動力只增加了7%」（《美國當代移民潮對城市的影響》）。
由於外來人口比本土人更喜歡選擇在大都市生活，43%的外來勞動力集中在城市，而本土勞動力只有25%，因此，外來人口對城市勞動力市場的影響更大。目前，邁阿密60%的勞動力是外來人口，而洛杉磯的外來勞動力有320萬人，佔了全國外來勞動力總數的約16%。移民進入城市勞動力市場，承擔了本土人不願承擔的工作。
移民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城市化上，英國的曼徹斯特，從工業革命開始，大批勞動者從農村走進城市，才造就了曼徹斯特這個紡織城。美國的底特律，也是因為城市化，吸引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前往，成為汽車城。
一個國家的戶籍制度不應該是以一個城市、某個區域為單位，即便象美國這樣各州享有充分自治的國家，各種法律各異甚至互相牴觸，但全國的戶籍制度也是基本統一的，因為戶籍制度牽扯到憲法賦予民眾的最基本的自由權。中國的《憲法》也有這個規定。
所以，我們說戶籍改革，改的就是這個。根據國外特別是世界上幾乎所有先進國家的經驗，戶籍改革就是要消除這種戶籍特權，消除戶籍制度造成的不自由，就是要把戶籍制度改革得更加適應市場經濟，讓戶籍制度的運作符合「以人為本」的精神，讓《憲法》裡規定的「公民有遷徙的自由」不被戶籍制度弄得形同虛設。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2010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有如是表述：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放寬中小城市和小城鎮落戶條件。有計劃有步驟地解決好農民工在城鎮的就業和生活問題，逐步實現農民工在勞動報酬、子女就學、公共衛生、住房租購以及社會保障方面與城鎮居民享有同等待遇。這被外界解讀為中國戶籍制度改革的啟動。
不管遭遇多大阻礙，中國戶籍制度改革始終是大勢所趨，也是民心所向。在這一大趨勢下，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這個高處，當然不是像上海這樣生活成本高昂的地方，而是利潤高、幸福感強的所在。如果你不能得到正確的回報，為何還要強留下來繼續被盤剝？
3.長三角的機遇
2010年5月24日，國務院正式批准實施《長江三角洲地區區域規劃》，將長三角地區定位為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世界級城市群。上海社科院城市化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鬱鴻勝說，長三角規劃落地，意味著中國經濟的1/5終於定位了。「而且，這還不是單單數量上的意義，是國家總體戰略中的一個重要戰略步驟終於邁出去了」。
顯然，長三角的時代已經到來。而且未來長三角城市格局的變化，不再僅僅意味著大城市的發展，同時也是一批很有特色的中小城市的崛起。走出上海這片灘塗，富饒的長三角地區有眾多的二三線城市，等著你「回心轉意」、安居樂業。
最強的「金三角」
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堤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
重湖疊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蕭鼓，吟賞煙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
——柳永《望海潮》
北宋詞人柳永年少時，從家鄉福建崇安到開封應試。在杭州勾留些許時日，曾揮筆寫下這闕《望海潮》。宋代文人羅大經在《鶴林玉露》裡說，因為柳永在詞裡描寫了富裕繁華的江南，而引起金主完顏亮對宋朝的覬覦。「此詞流播，金主亮聞歌，欣然有慕於‘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羅大經此說，尚難有史實佐證，只可聊備一說。但江南之繁華和肥沃，由此可見一斑。
從戰國時期起算，此後大約經過1000年，到西元400年寧波築城，加上之前的蘇州、揚州、越城（南京），長三角城市群的最初格局大體形成。
一些專家認為，長三角從一個純地域概念躍升為區域經濟體，濫觴於20世紀80年代初。1982年12月22日，國務院發出《關於成立上海經濟區和山西能源基地規劃辦公室的通知》，決定由上海、蘇州、無錫、常州、南通、杭州、嘉興、湖州、寧波、紹興等10個城市組成上海經濟區，以上海為中心，地域範圍為長江三角洲，成為以地理空間為特徵的長三角經濟區概念的最早雛形。
2010年5月24日，國家發改委在其網站上釋出訊息，《長江三角洲地區區域規劃》（下稱區域規劃）已由國務院正式批准實施。這是我國首個跨省級行政區的區域發展規劃，也是繼《關於進一步推進長江三角洲地區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意見》後，國務院批准實施的第二份事關長三角發展藍圖的里程碑式檔案。
長江三角洲地區包括上海市、江蘇省和浙江省，區域面積21.07萬平方公里。區域規劃明確了長江三角洲地區發展的戰略定位，即亞太地區重要的國際門戶、全球重要的現代服務業和先進製造業中心、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世界級城市群；到2015年，長三角地區率先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到2020年，力爭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
上海社科院城市化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鬱鴻勝說，長三角的經濟在中國經濟總量中佔到20%左右，是國內其他任何區域都無法比擬的。長三角規劃落地，意味著中國經濟的1/5終於定位了。「而且，這還不是單單數量上的意義，是國家總體戰略中的一個重要戰略步驟終於邁出去了。」
國際經驗表明，當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達到50%時，就會進入城市群為主導的發展階段。2000年，世界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已達到50%，世界經濟發展已跨過這個「轉折點」，城市群在全世界興起。
隨著高速公路和資訊化的快速發展，一些相鄰的城市群形成了更加緊密的經濟、技術和文化聯絡，產業分工合作逐步密切，城市之間形成「同城化」、一體化的發展格局，城市群的界限很難分清，逐步形成了由若干個城市群組成的大型或巨型城市群，其經濟發展已超過了國界，對世界經濟發展會產生重要影響，這些大型或巨型城市群，被稱之為世界級城市群。
目前，被全世界公認的世界城市群有5個：一是美國波士華城市群，以紐約為核心，北至波士頓，南至華盛頓，分佈於美國大西洋沿岸平原；二是北美五大湖城市群，跨美國與加拿大，以芝加哥、多倫多為核心，分佈於北美五大湖沿岸；三是日本東海道城市群，以東京、大阪、名古屋為核心，橫貫日本最大的本州島；四是英國中南部城市群，以倫敦為核心，覆蓋南大不列顛島；五是歐洲西北部城市群，橫跨西北歐大陸。
自2000年以來，許多人認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應該在中國，而且就是長三角城市群。
長三角城市群，位於中國沿江沿海「t」字帶，是中國最大的城市群，它由沿江城市帶和杭州灣城市群構成，以上海市為中心，包含浙江的杭州、嘉興、湖州、紹興、寧波、舟山等六個城市，江蘇的南京、揚州、常州、泰州、鎮江、無錫、南通、蘇州等八個城市。其輻射區涵蓋了浙江金華和衢州兩市。
長三角仍不失為中國綜合實力最強的「金三角」。江蘇省城市發展研究院的報告顯示，2009年長三角25個城市實現gdp達到71794.1億元，佔全國gdp的比重為21.4%。上海市gdp比上年增長8.2%。江蘇13市中，增速最快的宿遷市增長14.2%，最慢的南京、蘇州兩市，均增長11.5%。
整個長三角，有6個城市財政收入超過300億元。2009年財政收入前五位城市分別是：上海（2540.3億元）、蘇州（745.18億元）、杭州（520.79億元）、南京（434.51億元）、寧波（432.77億元）。
2008年全國城市化率為45.68%，已逼近50%的「轉折點」，而早在2000年，沿海區域性地區的城市化率已超過50%。在城市化快速發展的形勢下，全國已形成10多個地區性的城市群。可以說，中國是全球城市群發展最快的國家。
而自1997年以來，長三角地區16個城市的政府就建立了聯席會議制度，自覺地推動城市群的發展，地區經濟發展很快，國土面積只佔全國的1%，人口只佔全國的11%，但卻創造出佔全國21%的經濟總量、25%的地方財政收入、24%的技術市場成交額和30%以上的進出口總額，是全國經濟最發達、技術最先進的地區，具有成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的條件和可能。
同城化時代
上海市政府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周振華鮮明地提出，由於時空距離的縮短，長三角城市群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同城化時代。從世界城市發展的歷史看，目前已經進入了一個更高的層面，即凸顯「城市區域」這一概念。同城化效應放大，勢必會對長三角這麼一個密集的城市群內部的聯絡產生非常重大的影響，各個城市之間的經濟聯絡會更加緊密。
上海財經大學科研處處長幹春暉借用《世界是平的》書名來描述同城化：「長三角更平」。由高鐵、動車、高速鐵路網，以及虹橋交通樞紐這些基礎設施為代表的一些交通設施的改善，使長三角變得更加平了，它給長三角的城市帶來了一種新的時空觀，同城化的時代，我們開始考慮可以在不同城市間生活、學習。同城化給長三角城市的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結構升級帶來了新的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