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邁靡靡，中心如噎。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詩經·黍離》
這是《詩經》的名篇《黍離》，餘冠英先生對它的解釋是「流浪者訴述他的憂思」。詩歌描述了一個流浪漢來到首都洛邑，但是城裡生活成本太高，他住不起，所以，徘徊在郊區的田野裡。他一直想謀個好生計，但是，從「苗」到「穗」到「實」，一直沒有得著好機會，心中的理想因為屢屢遭受挫折而幾近破滅。其實，他自己可能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麼，所以他只好問老天爺，他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呢——「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如果你也曾在北京「漂」過，就能體會這首詩的感情，也能明白把它放在這裡的原因。我們不談詩歌，只說城市，說說北京城的是是非非。
前面提到「北京無小事」，但是，有小人物。
截至2009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達到1755萬人，這是2010年初北京市政府公佈的官方數字。北京市政協還進行了一項「人口與資源環境協調發展」專題調研並發現：2009年底，北京市實際常住人口已達1972萬人，其中戶籍人口為1246萬人，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動人口達726萬人；且流動人口的飛速增長是導致常住人口上升的主要原因。事實上，由於北京居住證的辦理難度，以及暫住證概念的日益淡化，北京對於這座城市內的流動人口的「底細」是越來越摸不透了，所以相信流動人口的實際數量將遠遠大於官方公佈的數字。
北京無疑是一座移民度很高的城市。她吸引外來人才，吸收外來文化。但北京的吸收是有選擇的，實行的是「優選制」——能不能被接納，要看你進不進得了城。
對此，易中天做了個簡單歸納：「辛亥革命前，北京的移民主要是衝著皇帝來的。他們是新科進士和升遷官員，以及為皇帝和官員們服務的太監、宮女和僕人。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北平的移民主要是衝著大學來的。當時全國最著名的高等學府雲集北平，吸引了天南地北的莘莘學子。新中國成立後，加入北京人行列的主要是兩種人：調進北京的幹部（多半是中高階的）和分進北京的大學畢業生（多半是較優秀的）。總之，北京的移民，總是圍繞著‘政治’這個中心，或‘學術’這個次中心；而北京的吸收，則總是以是否‘優秀’、是不是‘精英’為尺度。」
移民的結果是北京壯大了，豐富了。但是，聊起北京人，你仍然沒有一個清楚的概念。不像上海人，已經在全國人民心目中形成了一個既定的、統一的印象，比如：精明的、市儈的、講究的，等等。總之，移民融入了上海，並與之形成了一體化的海派文化，統統都是「阿拉上海人」。但是，北京不然。
「北京沒有這樣一種一體化的文化，而只有各個不同‘圈子’的文化（皇家官方文化、文人學者文化、市井平民文化等）。移民們也只是進入了不同的‘圈子’，並與各自的「圈子」相認同。」
人人都道上海排外，卻鮮有人指出北京的勢利。其實，北京的勢利，說明白點兒，就是等級觀，說隱晦點兒，就是圈子意識。有了圈子，就有大小、有品類。大小品類，也就是尊卑貴賤遠近親疏。
作為北京的符號之一，四合院完整體現了這種「尊卑有序」的等級觀。
北京正規四合院，大門闢於宅院東南角「巽」位。四合院中間是庭院，院落寬敞，植樹栽花，有的備缸養著金魚，是四合院佈局的中心。在規整的四合院中進了大門還有垂花門、月亮門等等。垂花門是四合院內最華麗的裝飾門，作用是分隔裡外院，門外是客廳、門房等「外宅」，門內是主要起居的臥室「內宅」，體現著在居住環境中的「內外有別」。四合院中住正房（北房）的一定是一家之主，東廂房又因為左為貴，由長子居住。而倒坐房一般是傭人來住。「尊卑有序」在四合院中得以完整地體現。在這樣小小的自我天地中，一家人自成一統。
小到民居民宅，大到整座城池的佈局建設，皆是如此。
「作為皇都京城的北京，它的城市規劃最集中地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尊卑有序，等級森嚴。明清的北京是三個一圈套一圈的城，最中心的是宮城即紫禁城，乃天子所居；次為皇城，是政府所在；最外圍是京城，其中緊靠皇城根兒是各部衙門，再外圍則是規劃整齊的街市。清代京城還有內城外城之別。內城是滿人的禁區，外城是漢人的地盤。站在景山俯瞰全城，金碧輝煌的宮殿樓閣與矮小灰暗的民居形成鮮明的對比，所謂‘東富西貴，南貧北賤’，一目瞭然。不同身份地位的各色人等，便在這規劃好了的城區內各居其宅，各守其職。可以說，北京是做好了圈子往裡‘填人’。北京人，當然不可能沒有‘圈子意識’」。
在這個前提下，即便如莫言這樣的大名人，在北京生活了近30年，這條山東漢子也依然把自己當做北京城裡的異鄉客。「多到長安街上走，少到衚衕兒裡面串」這是莫言總結的生活經驗。長安街是北京的舞臺，用來展示首都的風采，自然歡迎所有人前往參觀，那就是一個「客廳」。
衚衕兒則不然，它是更私密的「臥室」，這個圈子屬於「老北京人」——衚衕是北京的市井生活，「它距離鬧市很近，打個醬油，約二斤雞蛋什麼的，很方便，但又似很遠。這裡沒有車水馬龍，總是安安靜靜的。偶爾有剃頭挑子的‘喚頭’（像一個大鑷子，用鐵棒從當中擦過，便發出噌的一聲）、磨剪子磨刀的‘驚閨’（十幾個鐵片穿成一串，搖動作聲）、算命的盲人（現在早沒有了）吹的短笛的聲音。這些聲音不但不顯得喧鬧，倒顯得衚衕裡更加安靜了」；衚衕又代表著一種封閉的文化，「住在衚衕裡的居民大都安土重遷，不大願意搬家。有在一個衚衕裡一住住幾十年的，甚至有住了幾輩子的。衚衕裡的房屋大都很舊了，‘地根兒’房子就不太好，舊房檁，斷磚牆。下雨天常是外面大下，屋裡小下。一到下大雨，總可以聽到房塌的聲音，那是衚衕裡的房子。但是他們捨不得‘挪窩兒’，——‘破家值萬貫’」（《衚衕文化》）。
所以，對於這個圈子，如果你不是「正宗」的北京人，恐怕很難融入。在新作《蛙》裡，莫言就描寫了一段在京生活多年的主人公於衚衕裡被本地人「欺負」的場景，並坦承就是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一段真實經歷。他說，這是北京千餘年來的帝王文化，外地人就好像《沙家浜》裡的阿慶嫂，需要借貴方一塊寶地謀生。
與市井平民圈相對的，就是皇家官方圈。一個外來者有多少機率可以進入這個圈子？途徑只有一種：入仕。說明白點兒，就是考公務員。還不能蒙著腦袋逮哪兒算哪兒，你得去北京。北京有啥好的？就這點兒好，人家是「中央的」，除此以外都是「地方上的」，性質不同。
但是，一個外地人進入北京官場難度有多大？這個沒有專家給出具體的統計數字。不過有兩則新聞可以參考。
其一，2009年北京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公佈了八項公務員報考要求，其中第五點引起了社會各界強烈的關注：「具有北京市常住戶口」。北京政府在公務員的招考中特別強調了對戶籍的限制，沒有北京戶籍地考生被拒之門外。這是事實。
其二，2010年4月底，北京市委常委會討論通過了《北京市2010年公開選拔領導幹部工作意見》，對外公佈將公選241名局處級領導幹部。在四類有資格報名的人員中，外地省市公務員以及企事業管理人員，未納入選才範圍。對此，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凱給出了這樣的解釋——「此舉並不代表北京‘自我封閉’，‘北京跟其他城市不同，國內高階人才集聚，人才優勢突出，沒必要把網撒向全國’」。好個「沒必要」！但這也是你不得不面對的事實。
那麼，另一個文人學者圈，情況又如何呢？
事實上，並非每個文人都能如餘秋雨大師般主持個青歌賽，在北京城裡撈點外快的。大部分「文化人」可能多半隻得窩在一間七八平米的小屋裡鼓搗藝術，但是能鼓搗出《活著》這樣堪稱傳奇之作品的只有一個餘華。《活著》火了，隨後的《兄弟》更火，銷量100萬冊。於是，紅紅火火的餘華從北京撤離，定居杭州。
即便是死心塌地宅在北京的「陳冠中們」，也忍不住要牢騷幾句。2002年，陳冠中先生髮表了一篇名為《有一百個理由不該在北京生活》的文章：
「更有些理由直讓你想立即撤，如沙漠化，沙塵暴，髒，空氣不好，幹到觸電，幹壞皮膚，缺水，塞車塞車塞車，開車的人沒有小路讓大路的路權概念，計程車司機不認路但會繞路，計程車特窄特髒（我幹嘛老說計程車），晚上街道暗——就算自稱中央商業區的朝陽區也暗，有悶棍匪，少通宵便利店，東西粗糙，到處都在拆，不該拆也拆，整北京像個大地盤，房價比上海還貴，契稅高，買房政策為難外地人，建築沒意思，沒有像樣的老洋房，舊民房特破，上世紀90年代還戴古裝大帽子，新完成的地標建築又土又大，真不知道容積率怎搞下來——這點京不如滬，甚至不及近年的鵬城和穗。」
說了這麼多北京的「壞話」，北京人會生氣嗎？以陳冠中先生的旁聽經驗來看，那個站在你身邊的北京人，關於北京「反而說得比誰都兇」。為什麼？「一個很大的可能性是，那人也不認自己是北京人，只是住在京，哪怕住了五年、五十年」。「在京的外地人來得久來得不久、活得好活得不好、有三證沒三證，都不自認北京人，並且會強調自己是外地來的、原籍哪裡」。
這段話道出了一個真正的事實：北京歡迎你，但你「來了」，並不表示你就「進來了」，這是一座適合流浪的城市，或者用個時髦的說法，你在這座城裡極有可能「被流浪」；更多的外來者都不得不在皇城根下一遍遍詠歎：「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3.穿著不合身的「洋褲褂」
2010年1月，北京市市長郭金龍在其政府工作報告中表示，「建設世界城市」被定為北京未來的發展方向，而這個目標的具體完成時間被定為2050年。一時間，北京目前到底離「世界城市」有多遠？怎樣全速前進？成為專家、媒體熱議的焦點。而我們這本書更關心的是，當北京拖著1755萬（專家預計到2020年將突破2500萬）常住人口大踏步朝著「世界城市」的目標邁進的時候，作為這1755萬分之一的你，會過得更好嗎？
你或許會好奇，「世界城市」應該是個什麼樣子呢？目前公認的世界城市有紐約、倫敦和東京。「世界城市」代表的是國際大都市的高階形態，對全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等方面有重要的影響力。如果北京立志成為「世界城市」，那她必須在這五個科目上完全達標，也就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決策控制中心、國際活動聚集地、資訊釋出中心和高階人才聚集中心。
由此可見，成為世界城市，對北京而言，無疑是一次內外兼修的考驗。但無論她變成什麼樣子，北京首先都應該是一座「宜居之城」，否則一堆沒有人氣的鋼筋水泥，談何吸引力？即便將來在某些官方數字上，她貌似完成了指標，那也不過是一座冷冰冰的世界城市標本。
在這一點上，美國規劃協會全國政策主任、院士級註冊規劃師蘇解放（jeffreyl．soule），顯然有更「痛楚」的感悟。他是一位長期參與中國城市規劃的美國學者，並自認深愛北京這座城市，但他於2005年重返北京並從市中心區沿著長安街步行至東五環路的城市邊緣後，不由痛心地感嘆北京「穿著一身俗氣的洋褲褂」。
「北京用天壇和紫禁城的形象來包裝自己，但今天這個城市的現實並不令人滿意：機械地規劃出來的道路、地鐵站的設定不考慮與社群、商業和旅遊景點的聯絡，‘光榮地孤立’於人們的需要、價值和日常活動。一座獨具特色的歷史城市，正在有系統地被重置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的城市形態，誠如19世紀末的美國，開發商是自封的新皇帝，公共領域只是事後的想法。也許有些人以為光禿禿的大廣場和符號式的文化機構就足以代表公共事業的建設了。為什麼擁有5000多年文明的北京，卻要像十幾歲的孩子般莽撞行事，還穿上一身俗氣的洋褲褂呢」？
有果必有因，作為一個局外人，蘇解放毫不客氣地指出：「修建被無盡寬闊的高速路串起來的醜陋的、非人性的建築，從根本上說，是自我膨脹和各種利益相互作用的結果。我相信每一位中國市長都想建造一座偉大的城市，但中國的官員大多缺乏城市規劃的訓練，尊重學術的傳統使得這些領導人自然求助於教授和專家們的意見。而這些學者中的很多人，正在以商業承包者的身份開始活動，或與外國公司合作以獲取設計專案，以這樣的方式掙錢。由此產生的利益衝突，使這些人沒有資格做領導們的諮詢顧問。」
另外，「與設計相關的媒體也在逃避告知、批評和提供有判斷力評論的責任，不去告訴大家：城市是為人民建的，而不是為那些在高空中把城市當成幾何玩具的神仙們建的。我懇請城市官員們像市民那樣感知城市，即把自己的雙腳擺到街道上來，而不是坐在直升飛機上、飛馳的豪華汽車中，或是站在昂貴的模型前。」
很顯然，作為首都，北京的城市建設缺乏「北京特色」，以及人性化的公共區域和設施，這個事實讓一個老外痛心疾首。其中，以衚衕為代表的老北京歷史文化建築被大量破壞，更是「一件讓人悲傷的事情」。蘇解放不明白，「一個有著最偉大城市設計遺產的國家，竟如此有系統地否定自己的過去。當歐洲人還在和豬分享著他們陰暗的陋室時，古代長安已成為世界上最大最恢宏的城市了」。
但是，富有北京特色的衚衕正在以每年600條的速度飛快消失。建國初期北京有大小衚衕7000餘條，到20世紀80年代統計只剩下約3900條。根據2005年的資料顯示，在北京約62.5平方公里的舊城裡，舊城四合院傳統建築風貌區以及傳統和現代混合區的面積，僅佔總量的43.7％；已呈現的是完全現代化風貌的區域佔36.67％；已成為道路、現代廣場的面積佔19.63％。這些能反映老北京原汁原味的舊城傳統建築，近年來以年均減少一平方公里的速度在消亡。無怪乎，香港作家和攝影師廖偉棠不得不感慨：「在北京，你找不到北京。」
其實，對於北京城的擴建和改建，早在1950年，梁思成就提出了「舊城唯上」的理念。他堅決主張在北京西區另建新城，讓長安街像一條扁擔，把它們挑在大地的肩上，一頭是現代中國的政治心臟，另一頭是古老中國的城市博物館。「新舊兩立，古今兼顧」，「平衡發展」。
但是，他與陳佔祥等建築學家提出的《中央人民政府中心區位置的建議》被中央否決了。毛澤東說：「從天安門望過去，應該到處是煙囪。」也就是說，北京不僅要成為政治、文化中心，還要成為巨大的工業基地。「工人階級在首都人口中要佔有優勢比重。」北京的重工業指標迅速上漲，終於成為僅次於瀋陽的第二大工業城市。工業給北京帶來巨大的財富，也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地、水、房越來越緊張，汙染越來越重。晚年的周恩來曾感嘆：「什麼時候我再能看到北京的藍天呢。」最重要的是，從窮鄉僻壤走上天安門的政治家們，決心很大，他們要破除一箇舊北京，建設一個新北京。梁思成的方案必然被否定。
那麼，像衚衕這樣一大批代表老北京市井生活的歷史建築被拆了之後，在北京城的中心區域又蓋了些什麼呢？你恐怕得去問問那些賺得盆滿缽滿的房地產開發商了。
截至2005年，北京擁有高爾夫球場約100個，通過衛星影像圖顯示，很多球場都建設在北京城市總體規劃中的公共綠地、耕地等地方。「北京的別墅專案已超過300個，數量過多。大量的城市公共綠地被侵佔，導致其為少數人和部分利益集團服務，這種現象值得警惕。」清華大學建築學院副院長毛其智說。
2005年北京房屋建築面積達到5億平方米，比2000年增加1.5億平方米，且80％的房屋都集中在中心城以及近郊區。這樣的建設速度，勢必讓中心城區膨脹，與居民生活所需要達到的舒適度背道而馳。
之前已經提過，長久以來北京的城市規劃和建設採用的是「攤大餅」的模式，這種單中心的城市發展模式，是20世紀50年代由蘇聯專家以莫斯科規劃為藍本幫助確定的，蘇聯專家在指導北京進行城市規劃的時候，莫斯科以克里姆林宮為中心，向四周輻射發展的城市總體規劃已顯現弊端。為解決城市功能過於複雜而帶來的交通、生活等問題，莫斯科從20世紀60年代起開始制定新規劃，把原有的單中心結構改成多中心結構，並將連線市郊森林的楔形綠帶滲入城市中心。莫斯科的這種轉變，被稱為世界各大城市中規劃得最好的。而直到今天，北京的城市建設卻還在沿著當初蘇聯專家幫助確定的單中心模式發展。
在城市建設上，不管北京的「表面」功夫做得如何，是好是壞，總之她是做了，而且做足了。那麼，其他的呢？其他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部分，她做得如何呢？
2004年7月10日，北京市區遭遇暴雨，城區數百路段和小區發生積水，有的地區出現交通、電力中斷的情況，門頭溝區還引發了泥石流。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牛有成這樣總結這場事故：「北京城的主要問題是缺水，由於多年乾旱，各部門抗旱很有經驗，但多年未遇洪水。」但溫家寶總理隨後批示，從長期看，要對城市建設進行一些反思，將首都建設得更好。
實際上，這次北京下暴雨造成交通阻塞與城市排水系統有很大關係。溫總理的話很委婉，而媒體就不會這麼客氣了。《中國青年報》於7月13日發表文章《我國城市規劃怪現狀：只建大廣場不修排汙道》。文章指出了中國城市建設中存在的三個毛病：願意建大廣場，不願修排汙道；請專家去搞規劃只是做做樣子；互相攀比著要把城市做大做強。
中國城市規劃協會副會長鄒時萌說：「現在，有大廣場的城市比比皆是，但有真正完善的汙水處理系統的城市卻很少。」這是因為，「廣場是‘形象工程’、‘政績工程’，人人看得見，而汙水處理系統與城市環境建設和市民生活雖然息息相關，但是由於投入大、運營費用高、一般人看不見，所以地方政府領導並不重視」。
在北京，「許多規劃仍然被財富和權力在三維空間上的慾望所驅動。儘管中國的經濟政策自1979年以來已經改變，那種固守成規、機械地把規劃當作工程施工和擺房子把戲的觀念卻在抗拒變革。從長計議，這種狀況必須改變，否則就將是不可持續與不宜居住的後果」。
前後對比，梁思成的話言猶在耳：「城市是一門科學，它像人體一樣有經絡、脈搏、肌理，如果你不科學地對待它，它會生病的。北京城作為一個現代化的首都，它還沒有長大，所以它還不會得心臟病、動脈硬化、高血壓等病。它現在只會得些孩子得的傷風感冒。可是世界上很多城市都長大了，我們不應該走別人走錯的路，現在沒有人相信城市是一門科學，但是一些發達國家的經驗是有案可查的。早晚有一天你們會看到北京的交通、工業汙染、人口等等會有很大的問題。我至今不認為我當初對北京規劃的方案是錯的（指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中心區位置的建議》）。只是在細部上還存在很多有待深入解決的問題。」
面對如今這個穿著一身不合體的「洋褲褂」的北京，你知道問題出在哪兒嗎？或許正如蘇解放感嘆的那樣：「這是一種功能紊亂的體制，置身其中，建築師和評審者在玩著同一個遊戲，而不得不生活在他們選擇的後果中的人們卻被排斥在外。受益的只是評審者和建築師們在銀行的個人賬戶，這談不上任何的公平。」
北京，這座不平凡的城市，或許從來就不屬於平凡的你我他。
結語
北京不是上海，不是深圳，也不是廣州，她是中國最獨一無二的那座城市，她是首都。過去，她聽權的；現在，她既聽權的，又聽錢的。什麼時候，她聽過一個平頭百姓、一個在世代城裡居住的平頭百姓、一個滿懷憧憬、千辛萬苦想要在城裡居住的平頭百姓的話呢？
「與巴黎、紐約、倫敦和東京這樣的世界城市相比較，北京還有不少不足之處。這主要並不在人均gdp、高樓大廈和環形道路方面，而在綠色、協調的生態系統和世界交流的關鍵節點方面。」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中國迴圈經濟研究中心教授、水利部水資源司原司長吳季松說。
要彌補硬體設施的不足，並非難事，但北京需要真正從民生出發，不僅以首都的形象，而是以一座宜居的城市的姿態，來吸納更多的外來力量，卻非一朝一夕可以練成的。因為她當老大太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