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的「以大欺小」、等級觀和人性化欠缺的城市建設，決定了生活在這座城裡的人，都要或多或少地經歷「九九八十一難」。
中國社科院金融所副所長王國剛曾在2007年的中國房地產高峰論壇上說：「你的收入達不到在北京的消費水平，你就不應該進入北京，應該進入下一個層次的城市。」「如果那個層次的城市也不能達到，應該進入再下一個層次，城市本身是多層次的，大家怎麼能往有限的幾個大型城市集中呢？」
這種帶有明顯偏見和歧視的「城市邊界論」引起輿論一片討伐。雖然北京從來沒有嚷嚷過類似的言論，但是她默默地付諸於行動。這座城市用極沉重的生活成本，讓外來者見識了她的勢利與排外。
難以想象，當你分別花上兩個小時堵在上下班的高峰路途中，卻還要遭遇頻頻上漲的油價；當你因為「外地人」的身份，被拒絕接種甲流疫苗，卻還被告知必須得排在所有「北京人」的後面；到了月底，你眼睜睜看著房貸劃去了工資卡的一大半，卻還要為孩子是否能讀上市裡重點學校、是否能排隊交上擇校費而焦急時，你還會信任這座城市嗎？你還會對你的鄰居、每個陌生人微笑以示，還會認為這座城市是宜居的嗎？
1.戶籍是道坎兒
北京戶口，是橫亙在這座城市和絕大多數外來者之間一道難以逾越的坎兒，也是劃在每個外來者心上的一道疤。一個山寨版的北京戶口在黑市被爆炒至15萬元，不為別的，就為這張薄薄的紙，隱藏著的社會利益，遠高於區區15萬。
所以，為了北京戶口，人們想瘋了，搶瘋了，也急瘋了。
儘管各路專家學者為戶籍改革提出新思路，但是這項改革在北京，始終雷聲大，雨點小。因為北京戶口太肥，太重了，一般人搬不動。
「進京人口准入制度」
2005年，張惟英，這個北京人的名字，讓全體中國人「冷」得發抖。作為北京市政協委員的張惟英，在2005年初的北京市地方「兩會」上，提出了一條立法建議——「進京人口准入制度」，限制低素質人口進入北京。
但是，何謂「低素質人口」？誰有能力和權力定下劃分人之優劣的標準？
此新聞一齣，隨即有網友憤慨地表示：「從來，只聽說過豬肉的准入、紡織品的准入、零售業（服務業）的准入，卻第一次聽說還有公民在自己的國土上涉及‘准入’。甚者，此‘准入’將作為法律草案提交北京市政府。」
張女士的理由大致有兩點：「這些人（外地人）素質比較低，長期沒有工作後，往往會鋌而走險，給社會治安帶來不安定因素。北京城市發展並不太需要這些人」；「事實上，北京很多管理混亂的地方就是因為這些人（外地人）造成的，比如說收廢品、惡意乞討的，他們的存在確實損害了北京市民的生活」。
她對這類「北京外來人口」的評價大致可以歸納為「骯髒、貪婪」。巧合的是，歷史上也曾發生過某一類人群對另一類人群的相似評價，而他們採取了更為極端的解決方案——1938年11月9日的「水晶之夜」，希特勒的黨衛軍、衝鋒隊以「貪婪、骯髒」的理由，將猶太人（許多都擁有德國國籍）「准入」到了集中營的焚化爐。當然，這種類比未免激烈了些，但如張惟英這樣看待並試圖限制外來人口進京的北京人，他們的想法難道就不極端了嗎？
2005年8月，北京市就「十一五」規劃向市民問計，前後共收到近萬條出謀劃策的意見。在展現「集體智慧」的11條建議中，大致體現著這樣的民意：對進京戶籍嚴格限制；提高住房等生活成本；第三產業由本市下崗人員承擔；把北京西站、北京站遷到郊區，換乘人員不進市區……諸如此類，竟都步調一致地朝著一個目標努力——提高進京門檻，將低素質人員擋在外面，限制低收入外地人進京。
關於進京人口准入，反對之聲此起彼伏。政府當然也沒有采納。但是，這背後透露的「民意」卻讓不少人震驚和寒心。當北京人一浪高過一浪地試圖將外來人口排擠在首都大門外時，他們肯定忘了，約半個世紀前，正是一個湖南人讓北京成為首都，讓他們成為「皇城子民」。
甲流也認識北京戶口？
雖然，北京市政府沒有同意實行荒唐的「人口准入制度」，且對待外來人口的態度，日漸溫和，《北京晚報》也於2008年報道了北京市發改委副主任、新聞發言人王海平的宣告，明確表示「北京不會採取強制性的行政手段來解決人口增長問題，而是通過推進北京各區縣按照功能定位均衡合理發展，同時加大郊區和新城的建設力度，改善那裡的產業發展條件、基礎設施條件和生活居住條件，引導人口均勻、合理、有秩序地流動和分佈」。這無疑是很大的進步。
但是住在北京城裡的近2000萬人，因為有沒有北京戶口而被區別對待的事實，直至這一刻，仍然存在，而且鋪天蓋地。
最近的一次沸沸揚揚就發生在2009年11月——北京市衛生局網站於11月7日發訊息，「為進一步加強甲型h1n1流感預防控制工作，北京市擬在保證重點人群優先接種的基礎上，將甲型h1n1流感疫苗的接種人群擴大到所有北京市居民。凡具有本市戶籍、3歲以上的北京市民均可在自願、知情同意的原則下，免費接種甲型h1n1流感疫苗」。
第二天，各大媒體就對這則訊息做出了反應。大江網於11月8日發表評論，丟出了一個大大的問句：《甲流疫苗「北京人優先」？》。文章字字句句不無激憤之意：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北京人優先’便成了常態。這不僅表現在經濟上，也表現在其他各種待遇上。幾乎所有的國家部委在京的崗位都要求報考者具有‘北京戶口’，北京戶籍子女更是享有上名牌大學、進國家機關工作等方面的特權。現在，甲流肆虐之下，疫苗的接種竟也要‘北京人優先’了！並且，這個所謂的‘北京人優先’是真正的‘北京人’優先——疫苗是‘憑北京戶口供應’的，不僅北京之外的人民無福消受，即使那些長年在京工作和生活的‘外地人’也與此項‘仁政’無緣！」甚至有人戲謔地反問：「甲流也認識北京戶口？」
已經在北京成家立業的吳女士，大學一畢業就從老家鄭州跑來北京城裡闖蕩，不久就與同是河南老鄉的丈夫相識並於2008年結婚，兩人辛苦經營的愛巢在西區的一套高階公寓內，而這套新房的首付就動用了三代人的積蓄。但用吳女士的話說，「總算是在北京有了個家」。她也是個反應極快的人了，只可惜有點馬虎，新聞看個一知半解，只知道可以免費接種甲流疫苗，第二天就拉著老公興沖沖請了假去接種點打針。卻被醫護人員客氣地告之，暫時不能為他們這樣的「外地人」接種疫苗。這個打擊是空前的，吳女士氣憤地說：「我們為北京添磚加瓦10多年，敢情還是個外人，活該要得病啊！」
儘管北京市衛生局於11月24日宣佈，「即日起，在京工作生活的非北京戶籍3歲以上居民，均可憑身份證及工作單位證明或相關居住證明，如暫住證，前往就近社群接種點，申請接種甲流疫苗」。
但是，這先後順序造成的不平等是顯而易見的。對此，媒體也忍不住大聲抱怨：「接種疫苗也要‘北京人優先’，難免讓人產生北京人金貴、外地人‘不值錢’的感覺，再次折射出當前戶籍管理制度存在的弊病。」
不過這種不公平從未停止過。2009年北京市公務員報考設定了一道高高的門檻，「沒有北京市戶籍的考生請勿報考」；2010年北京市公開選拔241名局處級幹部，明確將外地人才排除在外；2010年5月啟用的新版《北京市中小學校學生學籍管理辦法》，雖然擴大了北京市招收借讀生的範圍，持有七類證明的非京籍學生將與具有北京市戶籍的學生享受同等待遇，但是很多學校收取高額的「擇校費」，把無法承擔這一負擔的外來打工子弟擋在校門之外，儘管這一收費名目沒有得到官方的承認，卻已經有了個統一的稱謂，曰「教育資源補償金」，意思就是說，你外地人到北京這裡來上學是佔用了當地的教育資源，就需要繳納一定的補償金。
我們相信，不管是北京市衛生局刻意安排的優先順序、公務員報考限戶籍，還是外地子女入學的擇校費，背後一定有切實的苦衷。但我們仍舊要問一句：到底有何苦衷？
「北京綠卡」價值連城
要追究這個「苦衷」，就必須回到北京戶籍本身，這個被戲稱為「北京綠卡」的戶口本子，到底意味著什麼？很簡單，兩個字——利益。這張薄薄的戶口卡片與公民的權利分配全面掛鉤，種種限制的背後其實是利益在作祟。
「戶籍制度被利用了。」這是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我國權威戶籍制度研究專家王太元的鮮明觀點。王教授認為，各種所謂與戶籍相關的限制政策，其實是各部門為了儘量減少自己的責任或者保障現有資源分配利益不被「攤薄」。
2009年2月13日，新浪網轉載《京華時報》的一篇報道：「短短3年間，由北京市人事局車隊原司機付長利、首都醫科大學招生與就業指導中心原負責人張錫長等4人組成的犯罪團伙，偽造相關手續，先後辦理了92份假北京市戶口，獲利109萬餘元。」而著名導演王小帥妻子的戶口也涉嫌其中。
輿論譁然。但是針對這則新聞，一個北漂女孩發了篇帖子，輕描淡寫地說她不信，她不信那幫「壞人」辦了90多份北京戶口，卻只賺了109萬元，因為據她瞭解，一個北京戶口的報價在黑市上已經被炒至10萬元。而《中國新聞週刊》的一位記者以應屆文科「雙外」（指生源地和院校都不在北京的）碩士畢業生買北京戶口的身份，接觸賣戶口的人群時，得到的最高報價是15萬。
早前，《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與騰訊網教育頻道就於2008年聯合實施了一項調查(有3518人參與，九成以上是青年)，當被問及應屆大學生畢業「年薪是多少才能彌補戶口所帶來的影響」時，67.8%的人認為，年薪超過10萬元以上才能彌補戶口所帶來的損失和影響；甚至，有14.6%的人認為，這個數字應該超過20萬元。如果實在無法落戶，14%的調查參與者會買戶口來解決這個問題，44.9%的人持觀望態度。
這就是北京戶口的真實行情，「一本值萬金」——有多少城外的人能承受得起？而且，說了半天，你可千萬別忘了，那十餘萬換來的不過是一個造假的北京戶口。貨真價實的那本，恐怕對很多人來說，永遠都在天上掛著呢。
《中國青年報》與騰訊網聯合實施的調查還顯示，78.5%的調查參與者認為，戶口承載了太多的社會功能，越是大城市，戶口背後捆綁的各種福利和特殊資源就越多。其中，73.1%的人選擇戶口是因為它和住房公積金、醫療保障、養老保險等諸多社會保障制度掛鉤。62.7%的人是為了解決未來子女的教育平等問題。
2010年5月，北京市終於釋出新規，非京籍學生與京籍學生享受同等入學待遇，但此待遇僅限義務教育階段，不包括高中和高考。歧視與偏見仍然根植於北京人的心中，權貴歧視平民，不願意讓他們的孩子跟普通人的孩子混在一個學校；普通市民歧視外地人，不願讓自己的孩子與外地人為伍。更關鍵的是北京人怕外地人與他們爭奪優質教育資源！
新規無疑將會促進越來越多的外地子女進入北京公立學校接受義務教育。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這些孩子在北京完成義務教育後，該怎麼辦？由於全國各地教材改革、高考改革的程式千差萬別，義務教育完成後，他們無法回到原籍參加高考。如果北京也不為他們開啟高考之門，那麼這些「外來孩子」將會陷入更嚴峻的困境。
但開放高考，意味著從根本上動搖了北京在教育領域享受特權的基礎，在絕大多數北京市民及官方眼裡，這是不可想象的惡果。根據教育部門的統計，2010年北京流動人口適齡入學子女有40萬左右，一旦把所有限制都取消了，這樣一大批學生將會迅速佔據大量學位，老北京人在高考體制下享受了數十年的高錄取率將不復存在。
一直在各種場合疾呼教育公平的北京市政協教文衛體委員會特邀委員王晉堂也認為，高考是萬萬不能放開的：「那樣，外地人就會蜂擁而至，北京的教育優勢將不復存在，教育資源也會嚴重不足。」
2009年碩士研究生畢業、工作單位給解決北京戶口的王博(化名)被朋友戲稱為「既得利益者」，王博說，「最重要的就是以後小孩接受教育的機會。另外，沒有戶口的話，在北京始終是飄著的感覺。」
在這種情勢下，很多爭取北京戶口的人都與王博的體會大致相同，孩子的教育問題成為戶口綁縛的第一選擇。在北京市一家國有企業工作的姜先生，就遭遇了一次孩子落戶難。
大學一畢業就被分到國有企業的姜先生怎麼也想不到，自己成了北京市民之後，給孩子落戶竟然還這麼難。姜先生的戶籍屬於工作單位集體戶口，而工作單位又拒絕為職工子女落戶，其妻子的戶口不在北京。為了給孩子落戶，他們能想到的辦法似乎只剩下一個：在北京買房，將集體戶口遷到房產上成為個人戶，然後再將孩子的戶口落下來。只有這樣，孩子才能在北京上學、參加高考。可問題是，他們夫妻倆的工資收入不足以和北京高昂的房價抗爭。最後，姜先生的一位朋友挺身而出，將自己的房產變更在他名下，這才得以讓他將集體戶轉為個人戶，孩子也才得以落戶。
對此，姜先生頗多感慨：「我的遭遇，周圍很多人都有，也算很普遍，但是解決的辦法卻沒什麼參考性，這樣的朋友不是所有人都能遇到。孩子落戶之後，房屋所有權又恢復成朋友的，但是這是多麼大的一個人情啊。」
正是在這樣的現實背景下，北京理工大學教授胡星斗認為：「一些人花幾萬甚至十幾萬買北京戶口，是理性人經過了大致的成本收益比較分析後的明智之舉。也就是說，有了北京戶口所能享受到的利益將遠遠超過買戶口的費用。」
誰人敢拆這堵牆？
「戶口原本不該帶有任何經濟價值，但北京的一個戶口可以賣到十幾萬元，根源在於各個部門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拿戶籍來設定‘門檻’，導致戶籍登記職能在實施過程中變成了審批制。」王太元教授如是說。
他還曾打過一個比喻：戶口是一個「門衛」，屋子的「主人」讓他把誰攔住，他就得把誰攔住。而「主人」就是住房、福利、就業、入學等資源的短缺與計劃管控。「我們只知道罵‘門衛’，而不去直接找‘主人’，問題永遠也沒辦法解決」。
很多專家學者都提出了戶籍改革的建議，而只有當附加在戶籍上的利益從戶籍憑證上徹底剝離時，戶籍制度的改革才算成功。稀釋戶籍含金量，無疑讓水壩的兩頭逐漸一碗水端平，最終自由而且自然地流動，才不會讓堤壩決堤，城市的未來也才能有新的基因。浙江古時多進士，近代多院士。有學者認為最大的智慧之源來自於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次移民——南宋士族的南遷。當代美國科技睥睨世界，移民更是功不可沒。
甚至，有人呼籲不僅在北京，還要在全國範圍內取消戶籍制度，就像美國那樣，不限人口的自由流動。那麼，美國的「戶籍管理」究竟是何種狀態呢？我們不妨跟著王太元教授一起來做個比較：
首先，馬上普及一下「戶籍管理」的實質：「中國的戶籍管理，是依法蒐集、確認本國住戶居民的個人身份、親屬關係、法定住址等人口基本資訊的行政管理。戶籍管理本來只是為公眾生活、社會生產和國家行政提供廣泛資訊服務，沒有判定對錯、好壞甚至分配社會資源、賦予社會權益的控制功能，也就不應該有管理人口遷移等任務。」
「問題的關鍵在於喧賓奪主：‘管理人口遷移’這一外加給戶籍制度的任務被當成了‘戶籍制度’的基本職能，而其本原的公共資訊管理服務職能反倒被忽視；一些人更泛化甚至轉化地理解和運用‘戶籍制’的說法，將其當成了所有與戶口登記、戶口簿相關的社會不公平的總稱。」
至於美國，每年差不多有四分之一的人遷居，恐怕是世界上人口遷移率最高的國家了。不過，美國並沒有專門的人口遷移管理制度與機構。因為「首先，最早的美國人大多是中世紀從歐洲移居美洲大陸的，從宣佈獨立的那天起，美國人就堅決、徹底、全面地保護自由遷移這種‘用腳投票’的政治權利，是不可能讓國家制定出管理甚至限制人口遷徙的法律制度。其次，美國建國初期的經濟體制就是市場化的，為了最佳而靈活地配置生產要素和市場資源，為了經濟社會的高速發展，他們不可能限制人口遷徙」。
但是，不限制就並不等於說美國社會不調控人口遷移。不過「其調控措施主要是經濟的而非行政的：投資所到之處，自然是就業人口遷居之處；社會福利好的地方，自然是消費人口流入之地；產業轉換大潮，也就是人口遷居大潮……」
沒有一座城市能在與外界斷絕交往的環境中持續發展。一座城市的活力，在於她能夠與周圍的環境相生相容，一座城市的生命力，更在於她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實現「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當一人憑著自己的雙手有尊嚴地勞動，他就有權在這個國家的任何地方自由地生活，這種天然的權利絕不應受到所謂「調控人口」政策的限制。北京今天的建設成就不是一天形成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專家口中要限制進入的「外來人口」。
這是所有人心裡都清楚明白的事實。2008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公安部副部長白景富就表示，戶籍制度肯定是要改的，但大城市與小城市應該有區別。他進一步解釋，北京、上海、天津和其他大小城市肯定不同，省會城市又和其他城市不同。
在2010年初的北京市兩會上，北京市副市長劉敬民也做過類似表態，「廢暫住證推居住證」需要一個詳盡的調研過程，如需瞭解北京流動人口的職業、收入等各個方面。
所以，都說要改革，但為了居住證的事情，從2009年初至今，北京已調研了整整將近18個月，可是調研還未完結，居住證的具體服務功能仍然「有待下一步設計」。
「跟其他城市相比，北京居住證難度最大。」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毛壽龍表示，京籍居住證須在人口控制與市民待遇間，找到一個平衡點，這是官方持久調研、難以進入功能設計環節的主要原因。
2020年人口總量不超過1800萬人，這是2010年北京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目標。但截至2009年底，流動人口總量已達509.2萬人，由於部分流動人口未做任何登記，實際數量遠高出這一資料。毛壽龍說，北京集結了全國最好的教育資源、醫療資源，面對強大的人口控制壓力，京籍居住證功能設計稍有閃失，就會引發爆棚效應。
戶籍，無疑是擺在所有即將或已經進入北京城的外來人口面前的一道坎兒。改革、調研、顧慮，種種考量，到處都充斥著關於戶籍的聲音，但至今，誰也沒能讓它騰個地兒，以便讓越來越多被這道門檻隔離的外來者，停止漂泊。
著名詩人羅伯特·弗羅斯特在《修牆》中講述「我」和鄰居一起去修牆，可是「在牆那地方，我們根本不需要牆：他那邊全是松樹，我這邊是蘋果園」。社會公平，從拆牆開始。然而，沒人拆，沒人敢拆——尤其是當「戶籍」兩字前再加個「北京」。
2.社會是個圈兒
北京城內濃重的等級觀和圈子意識，決定了人脈關係、社會背景，以及在這座城裡生存的重要性。沒有這些，你照樣可以在城裡喘氣，但慢慢地你會發現自己上氣不接下氣。
正因為看透到了這點，所以駐京辦在北京城裡盤根錯節地生長，像吸取日月精華的老藤精，終於找到了修煉的福地。
而城裡的這項心照不宣的「潛規則」也在民間大行其道，上學、就業、升官、發財，甚至購買特價票，大家都正兒八經地擠向「後門」。所以「高幹子女佔超億元富豪人數91%」的新聞是假，誤導大眾的「意識」卻是真。
北京城內出現貧富懸殊的階層並不可怕，可怕的是階層板結化，下層向上流動的空間越來越小，甚至被所謂的「潛規則」堵死。
駐京辦的無奈
2010年1月19日北京城患上了重感冒。因為《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加強和規範各地政府駐北京辦事機構管理的意見》出臺了——中央這道「撤銷駐京辦」的猛藥，讓那個原本上下順暢的「交際系統」噎住了。而這個系統的龐大，也讓這道指令尤為引人關注。
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在北京，除52家副省級以上單位的駐京辦之外，還有520家市級單位駐京辦、5000餘家縣級單位駐京辦。如果加上各級（主要是省）政府部門設的聯絡處（或辦事處）各種協會、國有企業和大學的聯絡處，各種駐京機構超過10000家。
不僅數量龐大，駐京辦的能量也是不容小覷。「在一定程度上，駐京辦對北京經濟發展的影響很大。」北京一位學者提出了這樣的觀點，「駐京辦的投資和消費能力驚人，無論是從房產還是到餐飲、娛樂、旅遊，對北京經濟的作用不可忽視。」
一般來說，級別越高或經濟越發達的地方，其駐京辦就越氣派，以各省名字命名的幾乎都是星級大酒店。駐京辦的情況雖各不相同，但一般都有好車、好房，編制和資金也相當充裕。據國管局有關人士介紹，目前僅52家省級駐京辦就有工作人員約8000人，其中機關約1300人，所屬賓館、飯店、招待所約6700人。「再加上各省廳局、地、市縣以及各地企業駐京辦人員，會是一個巨大的數字。」
有關專家算了一筆賬：「如果一個駐京辦每年的經費保守地按100萬元計算，所有駐京辦每年需要的全部經費就在100億元以上。」2006年4月20日在國新辦新聞釋出會上，當記者問到北京房價高位上漲的原因時，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鄭京平說:「除了其他原因外，還有奧運會的影響、總部經濟的影響，還有駐京辦事處的影響等等在裡面。」駐京辦對北京gdp的拉動，可想而知。
華東某省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官員向媒體透露說，從某種意義上講，「駐京辦」已成為地方政府和黨委的駐京「大使館」，其工作人員的「牛氣」，以及他們在京城巨大的活動能量和對派出地經濟發展的影響，一般人根本無法想象。
有這麼一個極端的例子。2002年5月12日下午3時40分左右，北京高富水大爺親身驗證了「駐京辦」的「牛氣」——被一輛車弄翻在地不要緊，還被肇事者一通猛揍。這位「牛氣沖天」的肇事者一邊打人一邊叫囂:「你知道我是幹什麼的嗎？」這位主兒之所以敢這麼「牛氣沖天」，是因為他有一個特殊的身份——某省交通廳駐京辦工作人員。
這個「駐京辦」究竟是何方神聖？為何在北京城裡具有如此威力？它的能量來源是什麼？要回答這一連串問題，就必須想弄清楚駐京辦在「天子腳下」折騰啥。
實際上，「駐京辦」人員類似的優越感，普遍來源於他們的「神通廣大」。他們有自己「聯絡圖」，終日穿梭於國家各部委機關及北京市有關單位之間的駐京機構之間，關係網縱橫交錯。這就是他們的威力——人脈關係。
「跑部」是各地駐京辦的一項重要工作。為了能給家鄉多爭取到一些資金、專案，很多駐京辦派專人負責收集有關部委準備投放專案、資金的資訊，然後迅速開展「公關」，有的甚至進行利益輸送，收買人心。「對於一些專案資金，在條件相當的情況下，給誰都可以。這個時候，就得看哪個駐京辦的能量大了。」四川省某市駐京辦主任說，「我們市長是全國人大代表，一般來說，他來京參加‘兩會’，都要到駐京辦住上一兩天，出行車輛、隨從人員以及往返行程，包括要見上面哪位領導，準備送點啥，都得事先打點好。我不但回不了老家過年，相反比平時更忙碌了。」
各「駐京辦」之所以神通廣大，與其平時苦心經營分不開。每逢年節，各「駐京辦」都要把當地領導請到北京，廣邀有職有位的「家鄉人」，舉辦盛大的「迎春團拜會」、「同鄉會」、「聯誼會」，其目的只有一個:聯絡「老鄉」之間的感情，編織和擴大在京關係網。
對此，山東省某市駐京辦主任分析，「這幾年，儘管國務院要求各部門減少審批手續，把一些不必審批的專案改為稽核、備案制，但實際上，除那些無關緊要、早就過時的審批專案被廢除了之外，那些‘含金量’高的並沒有廢除。在這種情況下，地方政府不‘跑部’就辦不成事。」
要構築這張巨大的「關係網」，就必須「迎來送往」、「溝通上下」，這中間產生的消費佔了我們之前提到的那100多億元「經費」的絕大部分。各種腐敗也就在這個過程中滋生。在一些震驚全國的腐敗案件中，也多有駐京辦工作人員的身影，比如河北省李真案中的河北省駐京辦原主任王福友、成克傑案中廣西駐京辦事處原副主任李一洪、瀋陽「慕馬案」中瀋陽駐京辦原主任崔力。
說了這麼多，其中的利益糾葛，實際上早已大白於天下——「駐京辦」，問題的關鍵一開始就擺在你眼前了，著力點就在那個「京」字。為了哪門子原因，各省市機關都要派遣小分隊潛進北京城來，而且還在城裡「橫衝直撞」？不就是為了這個「京」字嘛！
北京，中央也！
「駐京辦對整頓的牴觸情緒比較大，普遍認為是中央政府的資源配置權力過大才導致了各級駐京辦的激增和腐敗問題層出不窮。」
資料顯示，2005年中央財政安排各類轉移支付補助7330億元，加上稅收返還和一些體制性補助，用於推進地區均衡發展的資金超過1萬億元。審計署審計長李金華作的審計工作報告顯示，目前參與中央轉移支付資金分配的部門多達37個。一些僅10萬元左右的專案也需要到相關部委去審批。相關部委控制著專案資源，在分配時卻缺少以法律為基礎的制度依託，使得轉移支付因缺少科學的法規依據和合理的分配標準而加大了隨意性和盲目性，權力尋租成為可能。
事實上，一些中央部委的目標只在於把這筆錢分下去，對當地實際情況考慮不多，許多地方不管專案最終能否建成，只管向中央爭取到錢，而由此，轉移支付演變成「要錢」和「分錢」兩種行為，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轉移支付固有的功能。
隨之而來是中央部委審批許可權的增大和各駐京辦不遺餘力的「跑部錢進」。「對於一些專案資金，在條件相當的情況下，給誰都可以。這個時候，就得看哪個駐京辦的能量大了。跑得勤和會暗箱運作的，就能獲得蛋糕中最大的那塊，其背後自然是權與錢的干預與運作。」一位市級駐京辦主任說。
中央有大把的錢要分給地方，但鎮守中央負責分錢的「老子」太多，而且怎麼個分法他們不懂不想懂，也沒人管，於是「小子」們只能各顯神通，票子、車子、房子和女子，大把捧上。
難道一定要採取這種非常規運作模式嗎？前門不能進，非要走後門嗎？
廣東省某市駐京辦主任答曰:「現在地方政府要批專案，拉經費，不與中央相關職能部門建立好關係，怎能有所作為？」
諸位可看明白了？人家主任說得明明白白——在北京辦事，沒有關係，「怎能有所作為」？人脈關係，是北京城裡的巨大暗流，在這座中央之城的「下水管道」裡洶湧澎湃、神出鬼沒。
城裡的「潛規則」
有人總結說，在金庸的小說裡，一個小青年成長為江湖領袖，必須具備三個條件：（1）出身名門或名人之後（例如郭靖是江湖義士郭嘯天之子，而郭嘯天又是梁山泊好漢郭盛之後，張無忌是武當七俠之一張翠山之子，袁承志是抗清名將袁崇煥之子，陳家洛則出身於海寧巨宦陳家）；（2）聯姻（例如郭靖娶妻黃蓉，五大頂尖高手之一東邪之女，張無忌娶妻趙敏，蒙古郡主）；（3）結交高層次的江湖人物，也就是某種意義上的裙帶關係（楊過，他的監護人是武林盟主郭靖，乾爹是西毒歐陽峰，有一段時間還跟金輪法王打得火熱，這幾位可都是一等高手。張無忌就不用說了，罩他的人是幾百年才出一個張三丰）。
也就是說，如果你想在江湖上混出個人樣，就得出身好，即使「先天條件」不佳，也要趕緊後天彌補，趕緊找些出身好的人與己為伴，打入其內部。否則，前途堪憂。這讓人聯想起網上的一則新聞，首先宣告，這事和偉大的北京無關，這種事情怎麼可能發生在北京？新聞大致如下：
「2010年6月13日，江西武寧多名大學畢業生向媒體反映，該縣近期的事業單位招考硬性規定限招正科級幹部家屬，其他人都被排除在外。他們指責有關部門如此設定門檻違背國家用人政策。」
事業單位招考限招「官二代」，普通人群被排除在考錄物件之外，部分不明真相者對此非常的不理解，有人甚至「引經據典」（比如《事業單位公開招聘人員暫行規定》）對此進行批駁。
但是紅網有評論卻指出：「江西武寧此舉不僅不應受到指責，反而應作為先進經驗予以全國推廣！」其中羅列了三大點原因，不過前面兩條，「限招‘官二代’符合中國國情」和「限招‘官二代’符合老百姓的根本利益」，不無調侃之意，略去不說也罷。倒是這第三點，頗有深意：
「限招‘官二代’符合社會公平正義。略諳中國國情者都知道，現在就業領域存在著無數的黑幕與潛規則，尤其是有油水的鐵飯碗，暗箱操作就更多啦。一小撮老百姓不明就裡，天真地認為只要有真本事就能找個好工作，於是傻乎乎地學呀、考呀、託關係呀，到頭來卻往往落得個竹籃打水一場空。這不瞎折騰嘛。人家江西武寧直接把潛規則擺到了桌面上，等於是對那些傻老百姓的善意提醒，免得他們浪費時間、精力和金錢，這才是公平正義的體現呀！」
說得很直接，也很殘酷。但更殘酷的是，這個殘酷的現實成了你我的共識。
2007年，共青團中央學校部、北京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聯合釋出的「2006年中國大學生就業狀況調查」顯示，人際關係網路仍是大學生尋找就業機會的理想途徑。有41.61%的學生認為通過家庭和個人的社會關係、托熟人等，是最有效的求職途徑。在來自大城市的學生中，這一比例更是高達51.29%。
隨著大學統招生逐年增加，就業的壓力也不斷增大，找工作要靠「關係」護駕的說法，在校園裡得到不少學生的贊同。以前人們有句口頭禪「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現在已經變成了「學好數理化，不如有個好爸爸」。找工作要靠關係，尤其是靠父母家人，在大學畢業生的意識裡，已經是一個常識。有人甚至直言：「大學生就業就是比爹！」他們認為，父母社會地位越高，權力越大，社會關係越多，動員和利用這些資源為子女就業服務的能力就越強。天下沒有哪個爹孃不希望自己的兒女在寒窗苦讀十餘年後，找到一份稱心如意的工作，將來有出息，有個好的未來。這就造成了「就業的競爭就是父母能力的競爭」——這種潛規則普遍存在於我們的生活中。
靠父母能力就業，無疑，對那些缺乏家庭背景能力的人來說，是一種傷害。但是，對這種潛規則的存在，許多人並不完全排斥。
畢業生張韻說：「我從小就嚮往在北京生活，但是畢業來北京找工作時，很多單位要的都是名牌大學的畢業生，對於我這個非重點大學的學生，他們連簡歷都不收。最後，家裡人不得不託關係幫我找工作。現在我是一家有名的投資公司的職員，我的同事很多都是名牌大學的畢業生，工作中我們幹著同樣的活，我的能力並不比他們差。當初如果沒有關係，我個人再有能力，也進不了這家公司。」很多人都像張韻這樣，信奉「關係領進門，能力靠個人」的發展原則。
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社會地位體現了一個家庭的資源。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團委副書記宋揚認為，家長們甚至可以「直接通過關係和權力決定子女的就業」，這種「代際傳遞效益」在中國很明顯，在全世界也普遍存在。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北京大學這位書記的話理解成：人際關係可以決定一個人的前途，這事得到了「國際認證」，你有啥不服？
那麼，再問一句：存在就表示合理嗎？
北京分幾層？
若非「官二代」、「富二代」，想要在「天子腳下」魚躍龍門、發財致富，機率有多大？讓我們先來看看北京城裡有多少人富了。
《2009胡潤財富報告》公佈了中國富人們的分佈格局。其中，北京的富裕人士最多，分別有14.3萬個千萬富豪和8800個億萬富豪，也就是說每1萬北京人中就有88人是千萬富豪，每10萬北京人中就有54人身家上億。
這份報告所指的「富裕人士」都擁有1000萬元人民幣以上資產，這其中包括他們創辦企業的價值和自住房產的價值。報告顯示，目前全國千萬富豪人數已達到82.5萬人，每1萬中國人中就有6人是千萬富豪。與此同時，無論從千萬富豪還是從億萬富豪的規模上看，北京都排名第一，廣東、上海和浙江則分列千萬富豪總數的第二、三、四位。
就像「江南出美女」一樣，一方水土養育一方人，北京這塊地兒盛產富翁，自然也有它的道理。但如果你以為這個訊息說明北京遍地是黃金，來一人就富一人，那我只能說，你很幽默。
名叫「北京貓」的網友按照擁有財富量（這裡對財富的理解，包括金錢、權力和聲望三種不同形式的財富）的多少為北京的社會階層搭了個框架，從上到下分為：
（1）國家領導人：中央黨政軍機關的核心；
（2）權貴：中央及北京中高階公務員、大型企業高管、學術界精英、文藝界大腕、資本富豪；
（3）白領：中下級政府公務員、大型企業中層、中小民營企業主、中小食利階層、專業白領；
（4）小市民：各類企事業單位的基層市民員工；
（5）北漂：全國各地到北京來尋求發展的，有一定技能、知識，但生活境遇不好；
（6）農民工：從國內各地到北京謀生的農民，一般沒有知識和技能，生活在最底層。
不管這種分層是否科學，至少它代表了一種民間智慧，是民間對北京社會的整體認識。而民眾對現下社會的認識，還遠不止於此。
2010年6月，在《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針對年輕人進行的一次調查中，88.1%的人表示，身邊存在「炒錢族」，76.8%的人對「單靠踏實工作難以致富」深表認同。而在此之前，北方論壇上一條題為「工作40年不如炒房3年」的帖子引發熱議。發帖人說，當下年輕人通過踏實工作，已很難走上致富道路。「很多長輩辛苦工作一輩子就積攢下幾十萬元。相反地，很多根本不踏實工作的人，僅僅靠炒房、炒股就成了百萬富翁」。
「勞動難以致富」，那麼，是誰只能主要靠勞動生活呢？農民、農民工、產業工人、一般手工業者、教師、一般辦事人員。對於這些社會中下層人員來說，在現行體制下，辛勤勞動一輩子，最好的結果只是「脫貧」，致富，事實說明，那只是一個傳說。用一個通俗的說法來說，勞動不值錢。在勞動力議價能力明顯弱勢的情況下，一個產業工人想獲得更多的報酬，只能超長時間地「被加班」。即便如此，跨越社會階層的奮鬥理想，在社會分層愈加固化的現實下，可能性幾乎為零。即便是一個意氣風發的大學生，在就業形勢嚴峻的情況下，最大的可能也只能做一名城市裡整日奔波的「蟻族」。
這是一個讓人悲哀的調查結果。
那麼，又是誰佔盡上風，先富了起來呢？《中國青年報》撰文說道：「商人、老闆、大型國企管理者階層、個別領導幹部、一些專家學者。跨越政、商、學三界的先富者階層，有一條清晰的權力、資本、知識精英相互交織、壟斷社會資源、共同分配社會財富的脈絡。對於商人和企業主來說，有清晰的產權和資本致富的快速財富積累途徑；而一些手握行政權力者，可以憑藉灰色收入、完善的社會福利等渠道等完成財富積累；一些專家學者，在知識與資本的聯盟中，實現了知識本身的財富收益。這幾個階層的財富積累過程，都不是本次調查中‘踏實勞動’的範疇。」
北京學者王石川指出了另一個事實：「近年來，畢業生找工作越來越難，‘讀書無用論’已經在一些地方興起，比如一項調查顯示，2010年大學生求職心態更為現實，本科學歷人群中願意接受零月薪的比例達到20%，與去年的1.2%相比大幅攀升。零月薪現象使得一些網友心生感慨，覺得擇業太難。其實，擇業難是對貧二代而言，‘他們有的是背景，我們只有背影’，富二代、權二代則沒有這方面的擔憂。據悉，在北京，一個大學生進入‘國字號’大企業特別是壟斷企業，中間的‘幫忙費’、‘好處費’已飆至十幾萬甚至數十萬元。如此機會，貧二代只能望洋興嘆。」
「麥可思—中國2009屆大學畢業生求職與工作能力調查」專案組從大約50萬人的調查樣本中得出結論：大學生所處的家庭階層對其高等教育准入與結果有著明顯的影響。儘管這一結論其實是不言而喻的生活經驗，並不需要反覆證明，但這並不意味著此項調查絲毫沒有意義——它至少提供了基於調查的統計資料，更加直觀地呈現了「出身」對一個人教育和就業的影響——結果再次佐證了社會分化的「馬太效應」：優勢和劣勢社會階層的代際繼承性明顯增強，兩者間的社會流動障礙日益強化。
有學者坦言：「工薪階層、農民家庭的優秀子弟通過自身努力‘鯉魚躍龍門’、入職高薪管理機構和行業的機會越來越少，這不僅削弱經濟和社會發展中人力資本的效率，也導致收入階層的不斷分化與強化——富者愈加富有，貧窮家庭延續貧窮。」
中國社科院釋出的《當代中國社會結構》指出，綜合各項指標並考慮到中國近年經濟發展態勢等多種因素，中國社會結構滯後經濟結構大約15年左右。這說的雖然是社會結構，但實際上正隱喻著社會階層的固化。
勞動無用，身份佔據主導地位，決定收入，這就是當下的社會現實。正如上一章所述，北京又是一座「圈子意識」濃重的城市，它鮮明的等級觀，表現在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使日漸板結固化的社會階層，雪上加霜。
對此，一位「北漂」在他的部落格中寫道：「如果有一天，我也逃離了北京，不是因為這裡的空氣骯髒和車流擁堵，而是因為北京已不再‘爺們’，缺乏公平的城市，遲早會成為一塊是非之地。」
一個開放的社會，應具備強有力的機制去調校由社會競爭帶來的社會分化，讓「愚智賢不肖」各得其所，處於與自己能力相應的社會地位。這個機制就是建立社會公平，包括教育公平、人才選拔任用的公平和社會分配體制的公平。而這一目標的實現，還任重道遠……
3.蟻族是枚子兒
北京在大踏步朝著「世界城市」邁進的路上，城裡的「優勝劣汰」將一天比一天激烈。面對日益膨脹的城市人口，北京出了一招「棄卒保帥」。而高不成低不就的「蟻族」，就成了這枚被棄的子兒。
儘管北京從不承認這一點，但正如拆除、翻新蟻族們的據點「城中村」，對北京來說，是一項改革，是一種進步，至於對你是否意味著「滅頂之災」，這座城市無意過多追究，因為北京不需要「弱者」。
弱小的強者
被遺忘在世界角落
不是我的錯
雖被埋沒絕不蹉跎
住在洞穴的我
每天忙忙碌碌奔波
不在乎別人怎麼說
螞蟻雖小但胸懷廣闊
堅持做自我
不怕風我不怕風
雨點打溼我的夢
往前衝我往前衝
腳印讓我不懵懂
迎著風我迎著風
向前的路雖然沉重
我會用觸角撐起
雨後那片天空
——《蟻族之歌》
這首原創歌曲是迅速躥紅的「唐家嶺兄弟」——31歲的李立國和22歲的白萬龍的「成名作」。但是，令他們走紅的，並非音樂本身，而是2010年春天，三位全國政協委員的到訪。
當時，李立國和白萬龍正坐在床上唱著這首《蟻族之歌》，經媒體記者介紹前來調查「蟻族」問題的全國政協委員何永智聽著聽著就哭了，讓唱歌的李立國、白萬龍反而覺得不知所措。歌一唱完，兩人也跟著哭了。
李立國，這個31歲的漢子一直認為即使外面打仗，也與己無關，他一頭扎進自己的音樂夢想，在北京一呆就是十年，而這十年自己奮鬥來的就是眼前的所有：不足5平米的租來的沒有窗戶的房子，一個櫃子、一張床是全部家當。幾塊磚壘成的「桌子」上，三個硬邦邦的饅頭胡亂放著，門口地上散落著裹著灰塵的煙盒、食品袋、廢紙，整個屋子裡最值錢的東西就是吉他。
不是沒想過放棄，就跟身邊的親友反覆勸說的那樣，離開北京，回老家「找份正經工作，好好過日子」。但是，夢想，這個虛無縹緲的東西，卻讓他們堅持了下來。白萬龍還能記起，一次他和李立國在西單的地下通道唱歌時，一個女孩拿出一塊錢捐給他們，錢上面寫滿了字：「我剛剛買了離開北京的火車票，身上只有這一塊錢了，你們唱得真好，希望你們能堅持自己的夢想。」
而在唐家嶺，這個北京城西北郊的「城中村」裡，還有一大批和李立國、白萬龍一樣的「尋夢者」。這個因北大博士後廉思的一本書而被大眾統稱為「蟻族」的群體。
《中國人才藍皮書（2010）》對「蟻族」的定義是「高校畢業生低收入聚叢集體」。同時指出，「該群體年齡主要集中在22-29歲之間，是以畢業5年內的大學生為主的‘80後’高知群體」。這一群體的「月均收入為1956元，既大大低於北京市城市職工月均工資（3726元），也低於全國城鎮人均月收入（2435元）」。
正是基於上述低廉的收入水平，「該群體主要聚居於人均月租金377元、人均居住面積不足10平方米的城鄉接合部或城中村，已經形成了一個個聚居區域——‘聚居村’。但‘聚居村’住宿條件簡陋，已經形成了自給自足、自我封閉的低層級衍生經濟圈。無照經營的小餐館、小發廊、小作坊、小診所、小網咖、小成人用品店和低檔娛樂場所等各類經營門店大量集中且無序增加，生活狀態令人擔憂」。
事實上，面對北京城裡的高壓生活，大多數「蟻族」心中都有回家的想法，只是不願兩手空空地回家，看到家裡人失望的眼神。他們具有這樣的共同點:農村出身、讀的是很一般的學校、缺乏社會關係、家中能給予他們的支援很少，但期望又很高。「蟻族」中多數都是懂事、明事理的年輕人，他們認為家裡人砸鍋賣鐵供自己讀書，畢業後就要靠自己的雙手去打拼，養活自己，同時儘可能地回饋因辛勤勞作而未老先衰的父母。於是，他們蝸居在大城市的簡易出租房內，朝出暮歸地奔波於人才市場或薪酬微薄的單位。
失守唐家嶺
唐家嶺的這家月租160元的小屋，是李立國和白萬龍能在北京找到的最便宜的棲身之所。也正是因為相對中心城區而言非常低廉的租金，而使流動人口聚居，成為唐家嶺最明顯的外在特徵。在唐家嶺，外地人的數目大大超過本地人。本地戶籍人口不足3000人，外來人口卻有5萬以上。其中不少居民有過多次輾轉的經歷，有很多人就是剛從新近拆遷北塢、大望京等村莊搬遷過來的。
「北京市大概900多萬的外來人口中，有約100萬人住在地下室，200-300萬選擇群租房，剩下的一大半都住在這樣的城中村。」北京市房協住宅學術委員會委員蔡金水說，北京市閒置的住房已達上億平方米，卻有這麼多人口居住條件惡劣。
2010年6月1日，唐家嶺村的東北角，張貼出了「給客居唐家嶺朋友的一封信」，名為《走出唐家嶺，天地更廣闊》，落款是「西北旺鎮唐家嶺村村民委員會」。內容如下：
客居唐家嶺的朋友：
您好！
唐家嶺是北京市50個掛賬重點村之一，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視，對該地區進行整體改造是市委市政府推進城鄉接合部整體改造，加快城市一體化發展的重要決策。唐家嶺騰退搬遷工作按計劃將於6月份正式啟動。
也許您在唐家嶺租住多年，對唐家嶺有著故鄉般的感情；也許您來唐家嶺居住剛半年或兩三個月，但您對唐家嶺所做的貢獻，村民永遠感謝您。作為客居唐家嶺的您，面對這樣一個即將改造的大環境，請您積極配合騰退改造工作，儘快搬離唐家嶺，儘快找到您的新居所，儘快開始您的新生活。走出唐家嶺，天地更廣闊。
我們堅信，您來京城打拼，就是在腳踏實地積攢能量，為實現理想而不懈努力，現在的生活只是您人生的一個過程而已。當新唐家嶺建成的時候，我們真誠歡迎您重回唐家嶺……
唐家嶺要拆了，因為這裡擁擠的公交、橫行的「黑車」、坑坑窪窪的路面、林林總總私自加蓋的小房子，與北京這座大都市的形象構成嚴重落差，而城鄉結合部治安混亂、黃賭毒滋生等社會問題，也是「城中村」瀕臨滅絕的關鍵原因。有專家甚至將「城中村」定義為「困擾城市化程式的‘痼疾’」。
天津社會科學院教授陳柳欽對「城中村」，這一城市化程式中特殊的「城市包圍農村」的現象，做了如下歸納：「在城市化過程中，為了擴大城市規模，藉助於城鄉二元結構，低價徵用城郊農村的土地，逐漸將一部分村落包圍在建成區內。這些村落起初還在城市郊區，進而位於城鄉結合部，隨著城市的持續擴張，最終蛻變為‘城中村’……在城區以外的農村看來，它無疑是城市的一部分，就如同是城市中的一個社群；從城市居民看來，它儼然仍是農村，仍是與城市格格不入的特殊的‘鄉巴佬’居住點。在‘城中村’有很多既像農村又像城市的現象，諸如：人們生活方式像城市，但人們的思想意識卻像農村；追求土地產出更高的經濟效率像城市，但無規劃的土地管理仍然像農村等。」
對於這樣一個「鄉巴佬」，拆，是板上釘釘的事情。
根據《新京報》的報道：「2010年，北京將啟動包括海淀區唐家嶺村、豐臺區夏家衚衕村等50個衛生環境髒亂、社會治安秩序較亂的市級掛賬整治督辦重點村改造工程，並限期完成整治。目前已經有33個市級重點掛賬村的整治改造規劃方案通過審查。這33個掛賬村包括朝陽區姚家園村、官莊村，大興區廡殿二村、廡殿三村，海淀區唐家嶺村、振興村、門頭村，豐臺區夏家衚衕村、西局村等。」
2010年6月25日，北京唐家嶺，碩大的拆遷機伸著幾十米長的鋼鉗，摧毀著旁邊一棟已殘破不堪的房屋，旁邊幾個六七層樓的違章住宅，已經被剷平。整體改造完成後，本地村民在宅基地上私搭亂建的「公寓」樓將被拆除。他們將按宅基地面積置換回遷房，集中上樓。騰挪出來的土地，一部分還耕還綠，一部分留作村集體的產業用地。而為數更多、實質上已成為當地居民主體的「低端人口」，只能收拾起行李，搬向更遠的村落。與此同時，北京還表示，將進一步關注新城周邊的村落，「防止城鄉接合部問題向新城轉移」。
就在唐家嶺風風火火地被拆除之時，曾名噪一時的位於海淀區六郎莊五間樓47號樓的「膠囊公寓」——蟻族的另一個棲身之所，也因低於國家規定的群租人均使用面積，於6月26日上午，被拆掉了。
3個七八平方米的房間被隔成8個窄高鐵盒子，「1.0的普通版每間3個，月租250；2.0升級版每間2個，月租350元」，這就是「膠囊」。膠囊公寓於2010年2月初開工。它的設計者是78歲的老人黃日新，這個搞了一輩子火力發電站的動力裝置設計的高階工程師，是2009年在報紙上偶然看到日本的「膠囊旅館」後，萌發了自己建造「膠囊公寓」的想法。他表示建造這樣的公寓不為賺錢，只想找到一種解決剛畢業大學生過渡房問題的辦法。
黃老先生的膠囊公寓3月開始對外出租那會兒，北京市統計局稱北京市房屋銷售價格同比去年上漲12.3％，比2月份提高1.6％。四環內期房均價超過3萬元/平米。樓市的熱度加速了社會焦慮情緒的發酵，三間「膠囊公寓」立刻撓到了社會最敏感的神經。
2010年5月份出臺的《北京房屋租賃管理規定修改草案》對群租問題規定：租住成套樓房住宅的，人均建築面積不得少於10平方米，或者人均使用面積不得少於7.5平方米；租住平房的，人均使用面積不得少於4平方米。但膠囊公寓的人均使用面積只有2.2平方米，沒達到群租人均使用面積的要求。
政府似乎把什麼問題都想好了，惟獨漏了曾將這些地方作為「避風港」的數萬「蟻族」大軍，在「巢穴」被一鍋端之後，下一站該去哪裡？
大約可以有兩種選擇：一種是「搬」，離開聚居地，再次去尋找物美價廉的聚居地，或是忍受高昂的房租，住進城市公寓。選擇前者，只會讓「蟻族」越搬越遠，會讓他們的生活更加動盪。而後一種選擇，也因持續走高的房屋租賃價格而成為泡影（據鏈家地產市場研究部統計，2010年6月份北京市租賃市場的平均價格為2947元/月，比5月份2885元/月環比上漲2.1%，比去年同期2545元/月上漲15.8%。其中大興、昌平、順義的租賃市場價格增長幅度最大，環比平均增幅在10%左右）；另一種是「離」，在現實面前低頭，收拾包裹離開這座城市，但這對懷揣夢想的「蟻族」來說，將是多大的打擊？
雖然，北京市準備大規模建設公共租賃房，尤其是準備鼓勵村集體、企業在非國有建設用地上建設公共租賃房，村民和企業可以入股、投資等方式參與到公租房建設當中。這些「村辦公租房」有望對非京籍人群開放。
但是，你仔細看看這些字眼兒：「準備」、「有望」。也就是說，蟻族們美好的窩，仍處於藍圖階段，而他們被趕出唐家嶺等「城中村」之後，明天晚上睡在哪兒？卻是個非常現實和迫切的問題。
《檢察日報》評論說：「不管是‘搬’還是‘離’，對於‘蟻族’來說都是殘酷的。選擇蝸居，本已不易，再拆掉‘蟻穴’，就目前來講，即便出發點再正確，未來再美好，推進城中村整治，對‘蟻族’而言，難說不是一場災難。」
然而，你怎能期望偉大的北京瞭解這些雞毛蒜皮的苦衷。在不遠的將來，你有可能以比較合理的價格住上乾淨的公租房。至於眼下的困難，請自行克服——這就是北京，北京不干涉夢想，但是光有夢想在北京活不下去，你必須學會咬緊牙關，咬緊再咬緊！
誰在淪落底層？
《人民論壇》曾聯合騰訊網做過一項網路問卷調查，關於「誰在淪落底層」，有2萬多人參與問卷。
其中，在對底層人群的突出特徵的認知上，「低收入，居無定所，為溫飽和生存發愁」（22.9%）、「缺乏各項社會保障，難以獲得各類組織幫助」（18.58%）、「有冤難訴，有事難辦，有苦難言」（18.29%），在眾多選項中位居前三。另外，「不能充分就業的大學生群體，如蟻族」以26.48%的得票率被認為是最有可能成為新底層的人群。92.37%的投票者認為底層公眾有擴大的趨勢，且63.81%的人認為底層公眾向上流動的機會「幾乎沒有」。
但是，民眾對「蟻族」的認知，與專家學者存在巨大分歧。根據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研究」課題組於2010年的最新研究成果顯示，「我國中產階層已達就業人口的23%，北京、上海等大城市40%都是中產，中產階層正以每年一個百分點的速度擴大」。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教授、《當代中國社會結構》一書主編陸學藝更是認為，「蟻族是中產階層的後備軍」。
這一結果自然引發了社會上不小的爭論。爭論的焦點在於，資料和普通人的切身感受不太一致，甚至有網友戲謔自己「被中產」了。
《中國商業評論》資深編輯王孟龍，更是直截了當地表示：中國並不存在一箇中產階層。他的意思是，「中國一直是一個‘中層缺失’的社會，現今亦然，即使完全從經濟層面來講也是如此，因為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完善，使中等收入者隨時面臨跌入下層的可能」。
這個觀點得到了署名「一條菜」的網友的認同，他說：「‘中產’在中國是個偽命題，因為中國只有財富的一極和貧困的一極，他們直接面對面，中間沒有中產階級。」
說到中產，就不得不提美國，因為它是世界上最典型的中產階級國家。早在1940年，《財富》雜誌就在美國做過一項調查，有80%的受訪者認為自己屬於中產階級。但《全球經濟自由化的危機》一書作者理查德·隆沃思同時指出：「這些聲稱自己是中產階級的人不一定擁有相當的財富……餐廳服務員、工廠工人、企業主管、股票經紀人等都坦然以中產階級自居。」
可中國人心目中的「中產階層」，絕對不是「收入一般的人」，「而是一個可望不可及的階層，幾乎是「大款」、「富人」的同義詞。儘管中國國家統計局去年曾把家庭年收入在6萬元到50萬元人民幣之間定為中產階級家庭的標準，但仍有許多中國人，包括收入在這個標準之內的中國人，並不認同這個標準」。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特約撰稿人魏城在《所謂中產》一書中說：「如果85.5%的具有強烈‘中間意識’的中國城市居民，都把‘中產階級’這個詞完全甩給了少數的富豪，那不是一件挺危險的事嗎？」
實際上，廣大中間階層「中產」身份的丟失，很大程度上，也是在城市生活中「幸福感」的缺失。
中宏保險於2010年3月正式釋出了中國首個以中產階層家庭為研究樣本的《中產家庭幸福白皮書》，根據調查結果，江蘇、四川、福建、重慶四地幸福指數最高，而經濟最為發達的北京、上海、浙江、深圳幸福指數最低，成為中產家庭心中「不夠幸福」的城市，或者稱為「偽幸福」。
從一定程度上講，城市化的程式暗含著「藏富於民」的意味，但是在大城市中，「一套房消滅一箇中產階層」的尷尬困境卻愈發明顯。房屋、醫療、教育等方面保障的不足，降低了中產階層的文化消費能力，在這樣的保障壓力下，幸福自然也就打了折扣。
但是，泛議「幸福指數」，遠沒有解決生存的實際困難來得更加重要。托爾斯泰早就說過，幸福的家庭大體相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況且，在中國現在的環境下，壓力無處不在，誰都無處可逃，只是困難不同、壓力有異罷了。如果我們的公權機關，能從上述調查中讀懂白領以及藍領、灰領、金領生存的艱難境遇，採取更具人性化的政策措施，實實在在地解決一些困難，比如「生不起，剖腹一刀五千幾；讀不起，上個學校三萬起；住不起，一萬多元一平米；病不起，藥費暴利嚇死你……」在這些「x不起」上提供幫助，那才真正體現出「幸福白皮書」的價值所在。
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助理研究員張真理認為，城市人口規模的變遷實際上是城市社會經濟發展的一部分，一些城市流動人口規模控制目標屢設屢破的事實說明，對流動人口實施「排斥」的政策需要進行調整，一旦流動人口成為了城市邊緣人，將導致新的城市貧困人口增加，形成城市化的新矛盾。
讓我們再次回到陸學藝的觀點，他說：「現在大家經常談到‘蟻族’。我要說那些人也是中產，肯定會有人罵我，但那些人確實是中產的後備軍。他們現在的處境只是臨時的。還有很多人覺得自己碩士畢業也買不起房子、車子，就說自己不是中產。其實國外的碩士、博士畢業後，要掙一套房子也得二三十年，哪有畢業後馬上買得起房子的？但我帶的2004年前畢業的大多數博士生，都已經有房有車了。所以，大學是培養中產階層的搖籃。大部分本科畢業生後來都做了‘白領’。」
專家讓廣大「蟻族」要看到希望。但是，一不小心成了北京城裡的「蟻族」之後，我們的希望到底在哪裡？
蟻族的最大問題就是「蝸居」，眼下公租房是在規劃中，在這個戶籍制度森嚴的城市裡，「非京籍」人員能否順利住上還是個大問號，而即便住進去了，租金也一定不可能比「唐家嶺」廉價。然而，「蟻族」的生活要求難道只能限於一間遙不可及的「公租房」嗎？
根據《中國人才發展報告（2010）》的資料顯示：「將‘蟻族’各方面的生活狀況，與同齡人進行比較後發現，‘蟻族’中71.29%的人認為自己的生活狀況不如同齡人，84%的人對自己的工作感到不滿意。‘蟻族’的相對剝奪感較強，存在巨大的心理落差，在強迫、抑鬱、敵對、焦慮、偏執等心理特徵上，均明顯高於常人，心理狀況呈現出亞健康水平。」
蟻族中很多人，都常常會發出潘曉式的「人生的路為什麼越走越窄」的疑問和感嘆。而你確定自己可以在北京城裡找到解決答案嗎？
楊彤楠找到了，不過那是在他離開了北京城之後的事了。他收拾包裹走人那會兒，有關「蟻族」的說法還沒有流行；如今回憶起那段日子，他很自覺地給自己貼上了這個標籤。2006年大學畢業之後，他進入一家保險公司成了銷售員；在離開北京之前，這份工作他幹了一年半左右，直到有一天，他「覺得自己快活不下去了」。
有兩件事情成了促使他離開北京的直接原因。一是因為房租的問題，他與房東發生了口角，打得不可開交。「就是那段時間，我生平第一次撥打了110，後來又生平第一次進法院打官司」。另外一件事，是公司裡兩個上級發生矛盾，波及到了下面的員工。「我本來只是想憑本事吃飯，沒想到稀裡糊塗地捲進了‘辦公室戰爭’」。他到現在都覺得自己很委屈。2008年1月春節前，身心俱疲的他辭去工作，收拾起全部家當回了老家浙江慈谿。
憑藉自己名校畢業的資歷，楊彤楠很快便當上了大學生村官。和在北京忙碌的日子相比，村裡慢節奏的生活讓他感覺閒適了許多：「每天工作三四個小時也就夠了，住在家裡又不用為房租發愁。」村官的工資每月只有2000元錢，「但是小地方消費水平不高，我有一多半的錢都能存下來。」「逃離」北京之後，他的人生髮生的最為重大的變化，是自己很快便結婚了。
這是楊彤楠的故事。而你自己的故事要如何繼續，請仔細斟酌。
4.樓高有個限兒
北京皇城保護區的樓高被限定在9米以下，但這座城市對房價卻沒有開闢出相應的「保護區」，反而任其在城內肆無忌憚地瘋漲。於是，在北京城裡——拆，百姓苦；建，百姓苦。
北京市的「住房痛苦指數」遠高於號稱「地球上房價最貴的城市」東京。在這種情況下，國務院再次出臺政策調控房價。但是，「總理說了不算，總經理說了才算」。北京的房價進入了一個怪圈。經濟學家吳敬璉反覆強調要嚴重注意防止中國走上權貴市場經濟，此話的現實意義日益凸顯。
連溫總理都不得不感慨「亦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可見這場戰役的嚴峻性。
究竟誰有權住在城裡？
去北京旅遊，踩著人力車的北京爺們，領著你在大小衚衕裡轉悠時口若懸河，同時會頗有意味地告訴你：北京可真不是一般的地兒，皇城根下有哪棟樓房不長眼敢超過天安門？沒有。至少在皇城保護區內是真沒有。
人爺們沒瞎掰。根據2003年4月7日正式實施的《北京皇城保護規劃》的規定：「在皇城內，對現狀為1-2層的傳統平房四合院建築，在改造新建時，建築高度應按照原貌保護的要求進行，禁止超過原有建築的高度；對現狀為3層以上的建築，在改造新建時，新的建築高度必須低於9米。」同時規定，「皇城的規劃範圍為東至東黃（皇）城根，南至東、西長安街，西至西黃（皇）城根、靈境衚衕、府右街，北至平安大街。規劃佔地面積約68平方公里，皇城行政區劃分屬東城、西城兩區。」
實際上，北京市的樓高，因為這座城市特殊的政治和歷史文化地位，而整體呈現出有趣的階梯狀。
根據北京市文物局局長孔繁峙先生的介紹，北京對高大建築的控制，前後經歷過兩個階段：2004年之前，舊城裡不限制樓房，但是限制高度；2004年之後，限制現代化的樓房在舊城裡再有新的建設；限制樓房高度具體方法是以故宮為核心，故宮四周越往外它的建築高度可以比較高，離故宮越近限制得越低；就是故宮外面是平房四合院，再往外可以建6米，再往外可以建12米、18米，一直到舊城邊上建45米，是採取這樣的限高方法。2004年之後，北京舊城裡建築採取了嚴格限制，是整體保護的措施，舊城的62.5平方公里之內要體現保護，舊城之外1000多平方公里的位置上要體現發展。
其實，早在1999年11月，北京市規劃院就在市政府的批准下，做出了「北京市區中心地區控制性詳細規劃」。「該詳規考慮到北京舊城區平緩開闊的特點，以及古都名城的特色風貌，從城市空間的形態、尺度上規定，整個城市以故宮為中心，建築高度向外分為7個層次逐步升高，構成一個內低外高，平緩的城市天際線。按照該規定，故宮、後海一帶為原貌保護區，長安街、王府井大街、前門大街一帶為30米控制區，東二環、西二環一帶為45米控制區。由於規劃在前，這些年來北京城市建築的基本形象呈現為，城裡的房子略低，城外的房子比較高」。
然而，更有意思的是，整個北京城存在兩個相映成趣的「階梯」，除了上述的樓高階梯之外，就是人口密度的分佈。
2005年6月1日北京市統計局的資料顯示，當時北京將近1500萬的常住人口，以每平方公里888人的密度分佈，且近一半的常住人口集中在朝陽、海淀、大興、石景山4個近郊區。近郊區的人口密度已是10個遠郊區縣的15倍。
據《北京日報》同期的報道：北京市常住人口密度地區分佈呈梯度變化，即城區人口密度最高，為23008人/平方公里；近郊區次之，為5669人/平方公里；遠郊區縣最低，每平方公里只有366人。城區的人口密度是近郊區的4倍，遠郊區縣的63倍。常住人口地區分佈差異大已經成為北京人口發展的新特點，人口密度也呈現鮮明的階梯性變化。
你可以跳出來，居高臨下地想象一下北京城裡的人居狀況——這座城市，以故宮為中心向外擴散，樓房越蓋越高，房子越建越多，但喘氣的人卻越來越少；正如西川在《想象我居住的城市》一文中所言，北京的「中心地帶卻是空的。它的核心部分，即紫禁城裡那九千九百九十九間半房屋全然寂寞無聲」；而整個中心城區，圍繞著這個「核心」，人滿為患。
有著千年歷史的北京城，在過去50年中，經歷過三次重大的改造浪潮。第一次，是在上世紀的50年代新中國成立以後；第二次，是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危舊房改造」；第三次，是2000年至2003年的大拆改。這些改造帶來的結果，是北京舊城歷史性建築損毀過半。
截至2005年，北京城中保留較完整的歷史風貌空間已不足15平方公里，在1949年舊城原有的2000萬平方米歷史建築（包括1300萬平方米平房四合院）中，保留下來的不足四分之一。原來北京的3050條衚衕，至2003年，道路寬度在20米以下的衚衕（包括街巷）僅有1600條，舊城內被直接稱為衚衕的，只剩下400多條。
很顯然，這剩下的老北京舊城，確實需要得到基本的儲存。但是，在保護舊城，清空保護區內的「多餘人口」時，北京仍未改變其一貫的「先拆後補、先大後小」的行事原則。
舊城保護為大，個人安居事小。
2005年初春一個普通的日子，71歲的李秀春坐在自家的板凳上發愁。屋外，是已拆毀房屋的殘垣碎瓦，屋裡，是滿地的家當什物。電視機洗衣機，帶走；沙發和大衣櫃，扔下；舊衣服，挑出不用的捆成捆，賣掉。她已經這樣收拾了好幾個月。
北京大柵欄甘井衚衕29號，這個小小的四合院裡大約住了六七戶人家。現在它被劈成兩半，有三戶人家的房子被劃入煤市街道路拓寬工程的範圍，他們的房子必須要拆掉。自從2004年12月31日煤市街改造工程宣佈動工，到2月17日，這三家搬遷戶已經走了兩家，房子也已變成碎瓦礫，只剩下李秀春家的房子未動。拆遷辦和街道的人每天都來詢問她什麼時候搬家，她不是不想搬，是沒有合適的地方去。
鼓勵舊城人口疏散，逐步減少舊城人口數量，是2005年《北京城市總體規劃》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在1983年版的總體規劃中，曾確定了一個將北京185萬人口減少到120萬的目標。可是到了2003年，北京舊城的實際人口仍有不低於165萬人。
人太多，在重點保護的舊城區裡，充斥著各式舊樓危房，一大家子人就在裡面吃喝拉撒，肯定不利於舊城的維護，所以拆遷是必然，也是北京市政府能想到的最直接、有效的方式。
2007年公佈的《北京市十一五期間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提出：「‘十一五’期間，北京將逐步疏解舊城部分職能，降低舊城人口密度。按照北京城市總體規劃要求，到2020年北京舊城人口從180萬降低到110萬，平均每年疏解4萬人，以此推算，‘十一五’時期將疏解人口20萬左右。」
根據《中國新聞週刊》的報道：「所有搬遷的居民戶都會得到一筆補償。這裡的標準按北京市的87號檔案執行，有一套複雜的計算公式。以李秀春家為例：李秀春和她的老伴及一個女兒，一共住有一大一小兩間平房共28.8平方米，按每方米8020元補償，再加上其他的補貼，她家一共可以拿到30萬元出頭。同時，政府提供了供拆遷戶們購買的低價房，位置都在北京三環以內，比如，李秀春就可以選擇永定門外沙子口的宣祥家園，房價是每平米4000多元。
「但是，李秀春說，宣祥家園的房子一居室有40平米，他們三口人沒法住，只能買兩居室，要80平米，全算下來要40萬元，她差了10萬元，買不起。即使是可以搬到那裡去，李秀春說，本來她看病只要走上200米就可以，現在要乘車倒車，就成了巨大的難事；原來用煤氣罐，一個月花40元，以後燒天然氣，一個月至少要花到60元；還有物業費，每月又得100多元。這一筆一筆看來都是小錢，但對李秀春就不小：她和老伴的經濟來源只有每月數百元的退休金。」
面對這樣的矛盾，北京大柵欄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作為大柵欄地區改造規劃的主要執行者，其總經理張東承認，他也沒辦法。「解決不了。這也是困惑我們的問題，而且這還不是少數戶。這是個社會問題，不應該說要我改造這個區域，就我來承擔呀。」
北京要發展，必然得進行改造，改造往往就意味著推翻和重建。對於「發展」，學者吳祚來有這樣的評價：「發展二個字，成為城市的神靈，但有多少人分享了發展帶來的福祉與利益？發展是一位財神，只垂愛權貴，而不是太陽神，不能普照所有的人。」
北京利用拆遷的手段，將中心城區的原住民搬走，然後對土地進行重新開發。這些人可以再搬回去，但那塊地兒已今非昔比。北京西城區人大代表、城建環保委員會主任關國香2005年的調查報告裡，提到這樣一個數字：在西城區，回遷房價一般在7000元/平方米左右，買兩居室（70平方米）需要人民幣50萬元左右，而居民拆遷補償一般在30萬元/戶左右，所以，多數拆遷戶是承擔不了的。
不管李秀春們願不願遷、能遷到這座城市的哪個位置，他們終究無法抵擋城市滾滾向前的車輪。不過，又有一個問題隨之產生：究竟誰有權住在城市裡、住在中心城區？
清華大學建築學院的吳唯佳闡述了這樣一個觀點：在一個城市中，有大戶、高收入的人群，也應有一部分收入比較低的，如管家、保姆、司機，為高收入者服務。這樣的社群才是完整的，可以良性迴圈的，不可能只住著有錢人。
「京城居，大不易」
事實卻並不能如專家所言，進入一個良性迴圈。「高房價」在北京城早已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但是打了這麼多年，它反而越來越「健壯」。
在王雲飛撰寫的《同核城市》一書中，讓我們羨慕地見識了歐美城市的平行格局：「舊金山本身只有120平方公里，75萬人。但是通過軌道交通，只需30分鐘即可抵達另外一個大城市奧克蘭。同樣，也只需10分鐘即可到達著名的伯克利大學所在地——伯克利城。這樣，在宣傳冊上所出現的人口660萬的大城市舊金山即是由上述舊金山市、奧克蘭市、伯克利市等城市組合而成。」
而北京的城市格局卻伴隨著權力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系，由一箇中心向四周越攤越大，行政機構、科研機構、教育設施、商業設施，無不集中在中心的四周，而不是分散向其他更遠的區域。這使得人們義無反顧地湧向中心。
北京的「首位」效應，也讓外來者面對居高不下的房價，依然趨之若鶩。據衛生部一位工作人員透露：「全國共有三級甲等醫院594家，在北京有37家，就數量方面來說並不是特別高，但是北京的醫療水平在全國來說是非常高的。」而北京教育實力在中國城市中排名第一已是不爭的事實。根據教育部提供的資訊，列入國家「211」工程計劃的學校，包括2005年9月8日起新增的211高校，北京共有23所，數量居全國第一。
正是在這樣的「中心」和「首位」效應的誘惑下，28歲的楊剛（化名）和27歲的丁莉（化名）成了傳說中的「房奴」。
楊剛是河北邢臺人，丁莉則是原汁原味的北京大妞，倆人屬於「辦公室戀情」。如今，小兩口住在海淀區世紀城一套100多平米的公寓內，最好的樓層，最好的朝向，理所當然的最貴的價格。290萬總價，首付116萬，爹媽抖空家底拿90萬、奶奶出20萬，姑姑出零頭，等待楊剛和丁莉的是30年，每月1萬元月供；他倆加一塊兒每月13000元的工資，刨去房子的月供1萬，僅餘3000元生活費。
眼下，小倆口最大的願望就是攢錢買傢俱，平時最大的娛樂活動，就是對著各種家居論壇，暢想著把家填滿，然後無比激動地入睡，醒來又是家徒四壁——楊剛說，家徒四壁還是有些誇張，窗簾是有的，廚衛設施是幾個死黨湊的份子錢，但也只敢買不入流的，電視機是從丁莉閨房搬過來的，咬牙新買的床，規格也從計劃中的1.8米縮到了1.2米。楊剛頗為無奈地說：「搬家一年多了，一直沒請人到家玩，客人來了連個坐的沙發都沒有。」
專家說月供佔收入的三分之一是安全的，可現在月供佔去大半江山，兩人守著3000元戰兢兢地過日子：「生活就像走鋼絲，不能跟領導發飆、不能辭職、不能生病，過馬路要小心不能出意外……一套房子就把我生活軌跡劃定了，只能向前、向錢。」